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城乡关系是关键。从目前的状况看，要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追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农村同样实现了富裕和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才有可能建立。
9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告诉当地百姓：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0月12日下午三时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经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如期出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提法。
《决定》用“三个极大”高度概括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即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中国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30年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
自古以来，民众莫不以生为本，以食为天。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满足“吃饭”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谋划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尝试之举，恰是攻入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结束了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日子，生产积极性进发，一场全国性的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实践从此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一批社队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肯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的85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1982年12月，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写入宪法。1988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正如此《组织法》有关参与人员所言：“8亿农民实行自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中国新的乡村治理结构从此逐步形成。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农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风起云涌。有“三农”专家表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是对农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组，它的惊人能量将进一步地显露出来。”
2006年，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民政优抚费、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办交通费等相继全部取消。
到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
总会有新的问题与改革和发展相互伴生。农村改革，30年间成就巨大，而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大潮中，“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
如何实现包括广大农村和农民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农村劳动力该怎样转移?城乡统筹的根本矛盾和解决思路在哪里?
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有关“三农”问题改革发展的新的纲领性文件。
除去明确今后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之外，《决定》在加快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制定了四个时间表：
首先，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翻了将近5番。新的目标将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12年内达到约8300元。
其次，我国现有62万个行政村、3万多个乡镇将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三，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2010年底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确保 “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的目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由此将大幅改善，为现代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发展奠定重要物质基础。
另外，《决定》提出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的目标，为农民提供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正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所指出，此《决定》并非年度性工作部署，也不同于往年农村工作会议上发出的普通文件，而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做出的一项发展改革重大决定。到2020年，国家将在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等方面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和高度制定农村发展改革新主题，一是为了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二是贯彻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深化农村改革，最终走向中国社会全面小康。”
中国报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农村改革制定了新的路线圈。此《决定》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宋洪远：《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着重指出新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第二个板块提出未来12年内，也就是到2020年，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总体部署和总体要求；第三个板块，也即《决定》的第3－6部分，是对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第一是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第二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第三是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第四是加强党的领导。
《决定》最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要求和三个任务：
总体要求就是《决定》的第2部分，明确了推进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和重大原则，三大任务就是《决定》的第3－5部分，包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这三点之所以是《决定》的核心内容，首先，要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改革；其次，要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第三，侧重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既是中央对城乡整体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前段时间在河南所讲的“三大突破”，也就是指今后12年的农村发展要在这三方面取得突破。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农村发展和“三农”问题。与之前有关“三农”问题的各项决策相比，此次《决定》有何特色?其对中国农村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何在?
宋洪远：此《决定》并非一个年度性工作部署，也与往年农村工作会议发出的普通文件不同，而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做出的关于未来一段时期，具体地说就是到2020年，这12年问的一个发展改革重大决定。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时对于“全面小康”的概念有个解释，也就是要覆盖十几亿人口，覆盖城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建设，这样的“小康”才叫“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能否实现，核心问题是看城乡关系，看城乡发展是否协调，城乡关系是否协调，城乡差距是否能够减少。
城乡关系是关键。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关键是农村。从目前看，要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追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农村同样实现了富裕和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才有可能建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这个《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第一个实践期限也是到2020年。到那时，能否实现这20个字的要求，需要体制机制、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多方面都能够获得发展，彼此协调，而这之后，实际上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
中国报道：《决定》用三个“进入”对农村发展阶段进行了判断，指出破除城乡二元时期已经到来。您认为，做出如此判断的主要背景是什么?中央为何在此时提出新的农村改革目标和规划?
宋洪远：当前形势下，召开中央全会，制定农村发展改革主题，有着深刻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共有九次中央全会涉及农村改革问题。其中，有四次全会的主题直接和“三农”问题有关，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并完成有关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讨论稿；第二次是十一届四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三中全会提交的讨论稿，作出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三次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也就是在农村改革20年时对农村问题进行研讨；第四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
同时，从1982年开始，中央陆续下发过10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些都显示了中央一直很重视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从当前形势来看，重提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中央是基于两个考虑：
首先，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总结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第二，就是研讨下一步的农村改革将往何处走，规划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深化改革。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三个具体背景：这是十七大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关注经济改革发展的全会，其主体精神自然要围绕贯彻十七大精神，也即深入贯彻学习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第二，从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式与问题来看，农村发展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挑战众多，也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第三，当前，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已经进入新阶段，要实现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同样需要促进农村发展。
中国报道：在这个《决定》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很大的亮点。《决定》指出，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国，稳定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宋洪远：这就涉及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制度的基石，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方针，但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三个要点：第一，经营制度的框架是统分结合。统和分是两个经营层次，一个是分散经营层次，其实践形式是家庭承包经营；另一个是统一经营，其形式具有多样性，十七大提出还要继续探索。从目前来看，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第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逻辑结构是双层经营层次，但家庭承包经营是基础，是根本，统一经营是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的经营形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核心，就是土地承包关系和土地承包制度。土地承包关系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期；稳定的同时，还要引导流转，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坚持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下，允许流转，但不得改变农地用途，可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关于稳定和流转，是目前被误读最多的内容。强调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有条件地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政策早在1993年，第一轮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时，就被提出来了。
中国报道：这次强调，和以往有什么变化?特殊强调了什么?
宋洪远：与过去相比，在稳定问题上，有两点不同。第一是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承包权。过去我们提的是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次则针对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不充分，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侵害农民土地经营承包权等现象，要给农民充分赋权。第二，更加充分明确了要把这几个权力都给农民。《决定》指出，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这些都要交给农民。
第二个不同，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长久不变，主要变化是“长久”，过去是“长期不变”，现在变成“长久不变”，政策取向变得不一样。目前，经营承包期已经走了两轮，下面开始第三轮，第一轮是15年，叫做相对短期，第二轮是30年，叫做相对长期，现在，要从长期到长久，也就是给农民吃了_一个更加稳定的定心丸，“稳定”的内涵就包括这两个方面：赋权更加充允承包期长久不变。
再说流转。按《决定》所指，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这六字原则早就提出，但到十七大报告里，把六个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过去我们一直讲依法、有偿、自愿，现在改为依法、自愿、有偿，因为流转的前提是尊重法律，核心是尊重农民流转的意愿，然后转让双方谈判，改动后，更强调农民意愿。
所以，允许流转，不论是方式还是主体，都是允许农民依托这个形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是流转土地的主导者；同时，不能改变土地用途和所有者权属，不能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利，不能把用于承包的农地用于房地产，发展规模经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不是房地产的规模经营。
并非像众多媒体热炒的那般，似乎中国土地制度将要“放开”，在《决定》里，对土地依旧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中国报道：关于土地制度本身。是否也有很多误读呢?
宋洪远：是的。要搞清楚土地制度，首先要清楚目前农村土地属性，因为国家对不同属性的农村土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
目前农村土地按照属性分为四类：一类是集体所有的，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户使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称为承包地；第二类是集体所有的，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严格控制面积，无偿分配给农户使用的宅基地；第三类是集体建设用地，比如乡政府或者村庄规划的建设用地；第四类是，前三类土地都依国家公益性工程建设需要而被征用的部分，叫做国家建设用地。
对这四类不同的土地，国家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但不论哪里的土地，《决定》的第三部分第二条都清楚指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当前，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是关键。
9月30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胡锦涛专程前往安徽省，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
在滁州市凤阳县小岗村，胡锦涛总书记明确告诉当地百姓：
“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不仅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还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根据农民的意愿，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发展适度规模经营。”
10月12日下午三时许，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经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充分讨论、认真审议、并一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如期出现“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允许农民以多种形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等提法。
《决定》用“三个极大”高度概括了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成就，即农村改革发展的伟大实践，极大调动了亿万农民积极性，极大解放和发展了农村社会生产力，极大改善了广大农民物质文化生活。
中国广大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在30年间经历了数次重大变化。
自古以来，民众莫不以生为本，以食为天。1978年，在安徽省凤阳县这块土地上，人们为了满足“吃饭”这个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而谋划生产方式的变革与尝试之举，恰是攻入旧体制最薄弱的环节，农民结束了挣“工分”吃大锅饭的日子，生产积极性进发，一场全国性的解放和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的变革实践从此开始。
上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经商，一批社队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起来。1984年，党中央、国务院发布文件，社队企业正式更名为“乡镇企业”，并肯定它是国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到1987年，全国乡镇企业从业人数超过8000万，产值达到4764亿元，第一次超过了农业总产值。
1980年2月，广西壮族自治区宜山县三岔公社合寨村的85户农民，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产生了我国第一个村民委员会，实行村民自治、自我管理。1982年12月，村民委员会作为农村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被写入宪法。1988年初，《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开始试行。正如此《组织法》有关参与人员所言：“8亿农民实行自治，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是国家政治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
中国新的乡村治理结构从此逐步形成。
本世纪初以来，随着农民经济活动的组织化程度快速提高，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开始风起云涌。有“三农”专家表示：“市场经济环境中的农民合作组织，建立在自愿、民主管理的基础上，是对农村要素的一次大重组，它的惊人能量将进一步地显露出来。”
2006年，在中国延续两千余年之久的农业税退出历史舞台，民政优抚费、教育附加费、民兵训练费、计划生育费、民办交通费等相继全部取消。
到2007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140元，比1978年增加了近30倍；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数量由2.5亿人减少到1500万人；粮食总产量由改革开放前的3000亿公斤增加到5000亿公斤。
总会有新的问题与改革和发展相互伴生。农村改革，30年间成就巨大，而在中国经济社会的工业化大潮中，“三农”问题也日益突出：
如何实现包括广大农村和农民在内的全面现代化?农村劳动力该怎样转移?城乡统筹的根本矛盾和解决思路在哪里?
此次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内有关“三农”问题改革发展的新的纲领性文件。
除去明确今后我国农村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重大原则之外，《决定》在加快农业发展、改善农民生活、创新体制机制等方面制定了四个时间表：
首先，着眼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要求，提出了到2020年的农村改革发展的基本目标任务。其中，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消费水平大幅提升，绝对贫困现象基本消除。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农民人均年纯收入从134元增加到4140元，翻了将近5番。新的目标将使农民人均年纯收入在12年内达到约8300元。
其次，我国现有62万个行政村、3万多个乡镇将继续推进农村综合改革，到2012年，基本完成乡镇机构改革任务，着力增强乡镇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
第三，力争到2020年，基本完成大型灌区续建配套和节水改造任务，加快病险水库除险加固，确保2010年底完成大中型和重点小型水库除险加固任务，确保 “十一五”期末基本实现乡镇通油(水泥)路。进而普遍实现行政村通油(水泥)路的目标。农民生产生活条件由此将大幅改善，为现代农业和农村进一步发展奠定重要物质基础。
另外，《决定》提出加强农业公共服务能力建设，创新管理体制，力争三年内在全国普遍健全乡镇或区域性农业技术推广、动植物疫病防控、农产品质量监管等公共服务机构，逐步建立村级服务站点的目标，为农民提供覆盖全程、综合配套、便捷高效的社会化服务体系。
正如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宋洪远所指出，此《决定》并非年度性工作部署，也不同于往年农村工作会议上发出的普通文件，而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做出的一项发展改革重大决定。到2020年，国家将在加强农业基础、增加农民收入、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和谐等方面继续深化农村改革：
“改革开放30年之际，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和高度制定农村发展改革新主题，一是为了总结30年来农村改革发展的成就和经验，二是贯彻十七大精神，在新的发展起点上深化农村改革，最终走向中国社会全面小康。”
中国报道：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为中国农村改革制定了新的路线圈。此《决定》中最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宋洪远：《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为三大板块：第一板块着重指出新农村改革的重大意义；第二个板块提出未来12年内，也就是到2020年，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的总体思路、总体部署和总体要求；第三个板块，也即《决定》的第3－6部分，是对四个方面进行了部署：第一是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第二是积极发展现代农业，第三是发展农村公共事业，第四是加强党的领导。
《决定》最主要的内容可以概括为总体要求和三个任务：
总体要求就是《决定》的第2部分，明确了推进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 和重大原则，三大任务就是《决定》的第3－5部分，包括加强农村制度建设，积极发展现代农业，和发展农村公共事业。
这三点之所以是《决定》的核心内容，首先，要推进体制机制的创新与改革；其次，要从农村发展的角度，推进现代农业建设；第三，侧重发展农村公共事业。这既是中央对城乡整体协调发展的总体部署，也是推进新农村建设的实际要求。胡锦涛总书记前段时间在河南所讲的“三大突破”，也就是指今后12年的农村发展要在这三方面取得突破。
中国报道：改革开放30年来，中央一直高度关注农村发展和“三农”问题。与之前有关“三农”问题的各项决策相比，此次《决定》有何特色?其对中国农村及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何在?
宋洪远：此《决定》并非一个年度性工作部署，也与往年农村工作会议发出的普通文件不同，而是以中央全会的形式做出的关于未来一段时期，具体地说就是到2020年，这12年问的一个发展改革重大决定。
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当时对于“全面小康”的概念有个解释，也就是要覆盖十几亿人口，覆盖城乡，包括经济政治社会全面建设，这样的“小康”才叫“全面小康”。而“全面小康”能否实现，核心问题是看城乡关系，看城乡发展是否协调，城乡关系是否协调，城乡差距是否能够减少。
城乡关系是关键。能否实现协调发展，关键是农村。从目前看，要加快农村经济社会发展，才能追上城市经济社会发展。只有农村同样实现了富裕和现代化，整个国家的小康社会才有可能建立。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这个《建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战略任务。这项惠及亿万农民、关系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举措，包括二十字的基本要求：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其第一个实践期限也是到2020年。到那时，能否实现这20个字的要求，需要体制机制、现代农业建设和农村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公共服务等多方面都能够获得发展，彼此协调，而这之后，实际上也就实现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战略任务。
中国报道：《决定》用三个“进入”对农村发展阶段进行了判断，指出破除城乡二元时期已经到来。您认为，做出如此判断的主要背景是什么?中央为何在此时提出新的农村改革目标和规划?
宋洪远：当前形势下，召开中央全会，制定农村发展改革主题，有着深刻的背景和重要意义。
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共有九次中央全会涉及农村改革问题。其中，有四次全会的主题直接和“三农”问题有关，第一次是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解放思想，并完成有关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讨论稿；第二次是十一届四中全会，会上讨论通过了三中全会提交的讨论稿，作出加快农业发展的决定；第三次是十五届三中全会，也就是在农村改革20年时对农村问题进行研讨；第四就是十七届三中全会。
同时，从1982年开始，中央陆续下发过10个关于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这些都显示了中央一直很重视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从当前形势来看，重提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中央是基于两个考虑：
首先，为了纪念改革开放30年，总结农村改革发展成就和经验；第二，就是研讨下一步的农村改革将往何处走，规划新形势下的农村工作，在新的起点上深化改革。
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有三个具体背景：这是十七大之后召开的第一个关注经济改革发展的全会，其主体精神自然要围绕贯彻十七大精神，也即深入贯彻学习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推进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胜利。
第二，从当前农村改革发展的阶段和面临的形式与问题来看，农村发展处于变革的关键时期，挑战众多，也面临很多深层次矛盾和问题；
第三，当前，我国整个经济社会发展也已经进入新阶段，要实现新时期的社会发展目标和任务，同样需要促进农村发展。
中国报道：在这个《决定》里，土地制度的改革是很大的亮点。《决定》指出，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中国，稳定农民土地所有权的核心要素是什么?
宋洪远：这就涉及到了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是党的农村制度的基石，也是需要长期坚持的政策方针，但首先需要清楚，什么是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也就是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
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涉及三个要点：第一，经营制度的框架是统分结合。统和分是两个经营层次，一个是分散经营层次，其实践形式是家庭承包经营；另一个是统一经营，其形式具有多样性，十七大提出还要继续探索。从目前来看，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发展农业专业合作组织，支持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龙头企业发展，都是农村集体经济的实现形式。第二，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逻辑结构是双层经营层次，但家庭承包经营是基础，是根本，统一经营是为家庭承包经营提供服务的经营形式。第三，家庭联产承包经营的核心，就是土地承包关系和土地承包制度。土地承包关系有两层意思，首先是要稳定土地承包关系、土地承包关系权和土地承包经营期；稳定的同时，还要引导流转，第二个层次就是在坚持依法、自愿和有偿的原则下，允许流转，但不得改变农地用途，可以发展农业适度规模经营。
关于稳定和流转，是目前被误读最多的内容。强调稳定土地承包经营权，同时要有条件地促进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这个政策早在1993年，第一轮承包到期，再延长30年时，就被提出来了。
中国报道：这次强调，和以往有什么变化?特殊强调了什么?
宋洪远：与过去相比，在稳定问题上，有两点不同。第一是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和有保障的土地经营承包权。过去我们提的是赋予农民“长期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这次则针对对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赋予不充分，导致在某些地方，出现侵害农民土地经营承包权等现象，要给农民充分赋权。第二，更加充分明确了要把这几个权力都给农民。《决定》指出，要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保证农民对承包土地的占有、使用、收益等权利，这些都要交给农民。
第二个不同，提出现有土地承包关系要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长久不变，主要变化是“长久”，过去是“长期不变”，现在变成“长久不变”，政策取向变得不一样。目前，经营承包期已经走了两轮，下面开始第三轮，第一轮是15年，叫做相对短期，第二轮是30年，叫做相对长期，现在，要从长期到长久，也就是给农民吃了_一个更加稳定的定心丸，“稳定”的内涵就包括这两个方面：赋权更加充允承包期长久不变。
再说流转。按《决定》所指，土地经营承包权流转，必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这六字原则早就提出，但到十七大报告里，把六个字的顺序进行了调整。过去我们一直讲依法、有偿、自愿，现在改为依法、自愿、有偿，因为流转的前提是尊重法律，核心是尊重农民流转的意愿，然后转让双方谈判，改动后，更强调农民意愿。
所以，允许流转，不论是方式还是主体，都是允许农民依托这个形式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是流转土地的主导者；同时，不能改变土地用途和所有者权属，不能损害农民土地承包权利，不能把用于承包的农地用于房地产，发展规模经营，是发展农业生产的适度规模经营，而不是房地产的规模经营。
并非像众多媒体热炒的那般，似乎中国土地制度将要“放开”，在《决定》里，对土地依旧要“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中国报道：关于土地制度本身。是否也有很多误读呢?
宋洪远：是的。要搞清楚土地制度，首先要清楚目前农村土地属性，因为国家对不同属性的农村土地实行不同的管理政策。
目前农村土地按照属性分为四类：一类是集体所有的，用于农业生产经营的土地，承包给农户使用，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称为承包地；第二类是集体所有的，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严格控制面积，无偿分配给农户使用的宅基地；第三类是集体建设用地，比如乡政府或者村庄规划的建设用地；第四类是，前三类土地都依国家公益性工程建设需要而被征用的部分，叫做国家建设用地。
对这四类不同的土地，国家实行不同的管理措施。但不论哪里的土地，《决定》的第三部分第二条都清楚指出：土地制度是农村的基础制度。按照产权明晰、用途管制、节约集约、严格管理的原则，进一步完善农村土地管理制度。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实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规范推进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改革。
当前，抓紧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和配套政策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