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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引言 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以及不同群体之间均存在着不平衡问题。尤其是关系民生的收入分配，其差距的拉大不仅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而且导致仇富心态的产生、官民对立，严重危及和谐社会关系的构建。因此，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的重要体现，是事关我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内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战略问题。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在今后10年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将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讨论我们究竟应该往哪里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均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对于分配制度实行了大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至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录得了这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所形成的投资拉动，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这是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滑，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财政“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增加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政府支出，或者是同时压缩给予双方的财政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或者是大量印钞票，但所有这些做法都会导致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尤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问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形成。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曾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已成了大热门，这是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现在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受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且还在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擴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是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大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目前，初次分配的问题已经很大，二次分配的问题就更大了，三次分配暂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二次分配严重不公，而其集中表现就是国富民穷。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对于诸如收入分配制度严重不公、腐败现象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逐步形成、改革道路日趋艰难、地方政府严重失信于民、社会不满日益加深、干群矛盾日益深化、党群关系也已愈益疏离等等危险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些现象表明，深化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改革措施及时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话，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就将对于社会稳定构成致命伤。
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会产生一系列后果
记者：未来10年，中国发展将面临的最严峻的挑战可能是什么?
王占阳：在今后10年的发展中，最大的问题将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讨论今后10年的问题要比讨论今后30年的问题实在得多。中国现在正处在一个至关紧要的十字路口上，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要讨论我们究竟应该往哪里走。
从经济角度讲，最大的问题就是收入分配制度问题。收入分配问题不解决就会产生一系列的致命后果。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国际金融危机和世界市场发生重大变化后，仍然依靠国际市场维系年均10％以上的超高增长已经不可能了。但我国的经济发展空间仍然非常大，我们仍然能够争取年均6％–8％的经济增长率。然而，历史和现实均表明，这种增长率也不是能够自然实现的。二战后，西方各国对于分配制度实行了大改革，内需随之大幅扩大，以至从原先70％依靠外需转变为了70％依靠内需，这才录得了这种相对较高的经济增长率。现在我们能够保八，主要依靠的是超强力度的财政、信贷所形成的投资拉动，但这种特殊的反危机措施终究是不可持续的。今后的发展必然要转向大幅度地扩大内需，而这又只有依靠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才能实现。如果没有收入分配制度的重大改革的话，中国经济就会在若干年后再次严重失速，即使是年均6％–8％左右的增长率，也将无法保证。
从政治角度看，按照我们现有的分配格局，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5％，就会影响到稳定。这是因为，在我国的财政分配中，政府行政支出所占份额非常大，而老百姓要求增加民生支出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在这样一个大盘子里面，如果经济增长率严重下滑，财政收入随之大幅减少，财政“蛋糕”也就小了许多，再要同时照顾到这两个方面，还要拿出巨资维稳，那就不可能了。在这种情况下，或者是仍然保持政府的高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民生支出，或者是继续保持以至增加民生支出，同时大幅压缩政府支出，或者是同时压缩给予双方的财政支出，或者是实行重税政策，或者是大量印钞票，但所有这些做法都会导致诸多严重问题，特别是使官民矛盾越来越尖锐。
经济增长严重下滑后，还会出现另外一个影响稳定的因素，这就是人心向背。低增长意味着经济状况很不好，政权的合法性就会受到质疑。如果坚持依靠投资拉动，以至出现严重的生产过剩危机和恶性通货膨胀，那就更危险了。
所以，今后10年内，特别是今后数年内，如果不在分配制度上实施重大改革的话，经济增长速度就将大幅下滑，社会稳定和政权合法性尤将开始受到严重威胁。分配制度改革已经不能再是小打小闹、不痛不痒了，而是到了必须动真格的时候了。否则，经济、政治都会出现大问题。
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
记者：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一直在积极稳妥地推进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在您看来，目前这一领域还存在哪些突出问题?
王占阳：从总体上看，大部分人的收入都程度不同地增加了，分配制度改革也是导致这种现象的一种重要因素。但这种增加只是绝对值的增加，并不等于收入分配格局有了改善。有限的分配制度改革未能扭转整个分配格局继续恶化的危险趋势，只是在这种恶化中百姓收入的绝对值还在增加，公共财政还是给老百姓花了一些钱。基尼系数最能反映收入分配格局。我国的基尼系数现在已经高达0.5以上。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上基尼系数最高的国家之一，这显然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这个趋势不仅没有得到遏制，而且还在继续扩大中。
这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特殊利益集团在过去10年间迅速形成。作为这种过程的一种社会表现，10年前，党政机关干部下海经商还曾是一个热潮，而现在考公务员却已成了大热门，这是因为，权力可以变成钱，现在已经完全是公开的秘密了。
所以，目前突出的问题是，分配制度弊端丛生，收入差距持续扩大，贫富分化异常严重，中产阶级遭受掠夺(特别是在股市、房市中)，官民矛盾、劳资矛盾急剧上升，所有这些，不仅已经导致了大量恶性事件和群体性事件，而且还在孕育着更大的危险和危机。
记者：深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需要统筹兼顾，配套进行。您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措施有哪些?
王占阳：我们都知道，擴大内需是保持经济持续较快增长的中心环节，因而也是保持社会稳定的中心环节。但扩大内需不能依靠增加高收入阶层的高消费，而只能是依靠提高中低收入阶层的消费能力。这就要做两件大事，一是大幅度地增加中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使之有钱花;二是大幅度地提高他们的社会保障水平，从而使之敢于把增加的收入花出去。要做到这两件大事，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分配制度问题，特别是解决国富民穷的问题。
目前，初次分配的问题已经很大，二次分配的问题就更大了，三次分配暂时还提不到日程上来。二次分配严重不公，而其集中表现就是国富民穷。导致国富民穷的根本原因就是分配制度改革不到位，其中最突出的就是公共财政制度还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我们现在确实应该对于诸如收入分配制度严重不公、腐败现象广泛蔓延、特殊利益集团逐步形成、改革道路日趋艰难、地方政府严重失信于民、社会不满日益加深、干群矛盾日益深化、党群关系也已愈益疏离等等危险现象引起高度重视了。这些现象表明，深化改革已经是当务之急，今后10年已是决定中国改革命运的关键期。如果没有关键性的改革措施及时遏制和扭转这种恶化趋势的话，特殊利益集团的强化和人心的流失就将对于社会稳定构成致命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