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王彬彬：书生正当年
◎雷电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一直很想念一个人。这人既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又有对历史的不懈追问，纵观他的文章和著作，再看他的主张和行动，可一言以蔽之：“吾道一以贯之。”但他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低调从不插标自卖，更不自我炒作盗名欺世。他就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
在研究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沪宁线上的鼾声》、《皆起于此夜之会》中，从“五四”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被捕后的从容和凛然写起，追本溯源，让读者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一切为了祖国复兴的精神追求和已经远去的“五四”先贤精神风骨。作为研究者，王彬彬无意维护笔下的那些人物，而是要让后来者明白，人类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和人性局限，哪怕一小步的前进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有时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一定会前进，甚至会倒退。
有句说俗了的话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彬彬的历史研究绰具现实意义，他的研究对象都是今天所谓的公众人物，也是历史已经解密的人物，斯人远去，影响依旧。他们是作为类的代表存在甚至会一直存在的一种符号。王彬彬认为：“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不具备这种精神特征的人，哪怕知识再渊博，也不能算作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重在人文关怀，一旦失去人文关怀，那些追逐名利的文人无论学养多么深厚，知识多么渊博，都可能在顷刻间斯文扫地，甚至沦为丧失人格的御用工具。
王彬彬说自己从小读书杂，什么书都看，迄今为止也没有框就看书写文章的范围，他写文章或做研究都有即兴性。比如对历史、文化、政治人物的研究兴趣就是这样，这些和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专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王彬彬可谓成果骄人，先后出版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等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尤其近年面世的《文坛三户》，针对一段时期内弥漫于当代文坛的媚俗、恶俗和低俗风气与代表人物，王彬彬没有滞留于貌似繁华喧煊赫的表象，而是从根源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评和剖析，以其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乃至该书涉及的几个批评对象坐卧不宁，个别人甚至忍不住跳出来诋毁王彬彬是靠“骂”文坛大家成名的“黑驹”。这些年，文学批评的名人不少，但文学批评的名作太少，《文坛三户》这样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无愧地为文学批评争得一席之地，获取独立的生命力，正得益于王彬彬始终如一的主张：直面现实，独立思想，传承学术，低调做人。
不要以为王彬彬是个只会金刚怒目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间的一些恶习和劣根性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警觉和批判。和某些只著文研究文学批评本身、而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不著一字的人不同，王彬彬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样做当然会很辛苦，会失去许多现实的物质利益，甚至生活环境周围的许多人也对他敬而远之。但王彬彬不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推崇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做人原则。一次，我问他是否会因为说话得罪人而有所改变时，他说：我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还当我的教授。
不知不觉，做了多年教师的王彬彬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他的课堂上和讲座里，不乏学生的尊敬乃至仰视。朋友们也说他身上自有一种劲道，使人无法小看。日常生活中一起小聚时，几杯酒下肚，王彬彬的另一面便很容易显现出来：厚道，仗义，书生气浓，甚至不乏几分腼腆和柔情。
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走在路上的王彬彬并没有什么特别醒目之处，他背着大大的包，留着寸头，步子不紧不慢却很有力道。望着他的背影，一种钦佩之情会忍不住油然而生。
谢泳：浊世舞翩翩
◎朱竞
谢泳当教授有一年了。报纸、电视也许早已忘记了曾经热炒一时的“没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被
破格聘为名校教授”的事件，新闻已变旧闻，一个人被遗忘是多么地容易。何况历史！
前一阵我去厦门大学看谢泳时，他似乎完全适应了大学的模式，连说话也开始像教授：“我今天有课。”
谢泳个子很高，肤色较黑，嘴唇略厚，戴眼镜。发型永远不变，是那种既不时髦也不过时的平头。谢泳喜欢穿中式的立领上衣，看上去更显仙风道骨。他说话语速很快，喜欢加手势。在他面前你要集中精力去听，一不留神就会跟不上他的思维。他喜欢在很小的便签纸上写很小的字。
遥想教授当年，差不多是十年前，我与谢泳在上海交大开会，夏中义教授打电话来，请我们去看达利的画展。当年上海的地铁就已很先进，地铁票不是那种薄纸片，而是“卡”，这张卡可让谢泳出了笑话。在地铁站，我们每人买一张卡，朝地铁的入口处走去。顺着长长的队伍，我与夏教授很快就进去了，当我们回头找谢泳时，看见他还在那里看那张卡，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卡送进去，送了几次，都被吐了出来。卡送不进去，铁栏杆就不会打开。我在一旁有些幸灾乐祸地笑着看谢泳那既着急又害怕别人看他的样子。这时有工作人员走过来指导，他才顺利通过。我问：“是卡的毛病？”他说：“不是卡的毛病，是我笨。”那一路上，我们就拿谢泳的“笨”当了话题。而他总是憨憨地笑。
谢泳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为别人的事可以投入全部身心，他为人处事更是宽宏大量。山西的朋友说谢泳很可爱，这可爱表现在他的大气上。他曾将自己多年搜集到的全套《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捐赠给一家图书馆，我并不为他有这样的举动而惊讶。我知道，他为搜集这两套书刊，费了多少苦心，旧书市上淘，旧书网上搜购，还有几本是朋友辗转相赠才凑齐，之后，他说捐就捐了。自然，有人会因此说他：“也太大方了吧？”这种事，他做过不知多少次，有的是给了图书馆，更多的是给了用得着的朋友。这时的谢泳，每每会不在乎地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我这次见到谢泳，让他为我供职的《文艺争鸣》杂志写篇长文章，他却说：“现在是叹息越来越长，文章越写越短！”记得在1997年，我曾编发过谢泳的《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当时对他研究的这个选题就十分感兴趣。后又读过他的很多文章，被他那种对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关怀所感动。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稳舒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风格，自成一派，其巨大的感性魅力和理性力量催人深思。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信手写成学术随笔，一一展示给我们——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自由知识分子都在他笔下活灵活现，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均跃然纸上。谢泳所做的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更是让人敬佩的。他已出版的著作有《禁锢下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书生私见》、《逝去的年代》、《教育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后来我还有幸把他的《杂书过眼录》收到了自己主编的“枭鸣”丛书中。
谢泳说，以前他不知道核心期刊的位置有多高用处有多大，他发文章从来不看重刊物是不是核心。而现在，谢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了，他也会为完成学科的科研项目去了解核心期刊，也要为自己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而推荐文章。大学教育首先教会了谢泳在此生存的一些潜规则。
下边这一段话是朵鱼《送谢泳先生至厦门》的最后一段：
一，走路的时候，头抬起来，腰板挺直，别老那么弓着，再这样，年纪大了，就会像厦大校园里立着的鲁迅石膏雕像一样的高了。人家那么矮，不光是本事大也是有人捧着，你要那么矮了，本事再大也不行。
二，再买下你只是看看而不愿保存的书，要随手送人的时候，记着山西还有这么个没大出息的老朋友，其人虽贱且辱，向学之心可是老而弥坚啊。我喜欢什么书，你是知道的。邮资嘛，就免了吧，这点小钱，在我是一回事，在你该不算什么。
三，你那个著名的说话手势，就是我在文章里几次说到的那个手势，一定要保留下去且发扬光大。我的远近朋友里，还没有一个人有你这样有特色，见个性，又优雅得体的手势呢。当然，要改进也行，有空儿和妻子女儿在一起切磋切磋，看怎么改进更优雅些。但其基本动作要领不能改，改了就不那么著名了。
我想，这位叫“朵鱼”的老兄，很可能就是著名的韩石山先生吧。
吴功正：孤独的行者
◎徐宗文
我和美学家吴功正先生交往二十余年，自以为相知甚深，不料当我因写这篇文章正式采访他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竟让我惊奇不已：“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寂寞感，有时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感……”印象里的吴功正是个极豪爽极坦诚的人，怎能和“孤独”、“寂寞”乃至“悲壮”联系起来呢？但一想到太史公说过的话——诸凡在学术事业上大有作为、成就斐然的人，都是经受逆境的磨砺，都是在困厄孤寂中修炼而成的，文王、仲尼、屈原、左丘、孙膑、韩非……莫不如此——就豁然开朗了。
吴功正先生是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以社长兼总编辑身份长期主持《江海学刊》工作。作为美学家，他总是视学术为生命，时刻都有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对于人生、社会、审美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他常常说：“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有一种站在‘第一排’的自我追求。”如果我们把吴先生十几部“砖头”般的著作垒叠起来，用“等身”形容庶几为客观描述。《小说美学》、《中国文学美学》、《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宋代美学史》、《六朝园林》、《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吴先生的每一部美学著作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毫无疑问地站在了“第一排”，有时甚至还成了“领跑者”。
从事学术研究，比较现实且理想的做法应该在坚持专业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甚至有所转化，力争做一个“通才”，从而走出一条又宽又长的学术道路。我好奇地问吴先生：“您的十多部作品，哪一部最好？”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下一部。”在具体实践上，他把自己的这种不断追寻“下一部”的意识，转化为他自己所概括的“横征远取，水纹扩散”八字治学方法。
所谓“横征远取”，就是指从横向方面说，各学科融会贯通；从纵向方面说，古今一体、上下贯通。比如，我们读吴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就强烈地感受到其借用古典文学的笔法，使语言显得凝练优美，进而涵茹其作品中的古典文化的学理和修养；读其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则鲜明地觉察出他吸收现代文论意识和话语系统的努力，文笔显得比较前卫和新潮。再如打开《小说美学》，感到他在著作中融化了哲学、历史学、思想史、心理史、中西方美学等知识，而阅读《中国文学美学》，则知道他在书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比较美学等知识，《六朝美学史》又运用了文学、音乐学、舞蹈学、雕塑学、绘画学、书法学、园林学等知识。
所谓“水纹扩散”，即重点突破，扩大成果，犹如石投潭水，形成波纹扩散，涟漪荡漾。比如从《小说美学》到《文学美学》是一次由点到面的横向水纹扩散，从《六朝美学史》到《唐代美学史》再到《宋代美学史》，是一次由点到线的纵向水纹扩散，而由写成六朝园林美学的论文，到写成《六朝园林》专著，到写成《图文版明清园林美学》，再到写成《中国园林美学史》，则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双向水纹扩散。
吴先生并非“日拭万言，倚马可待”的天才和快手，他那近千万字的著作，都是他争分夺秒一个字一个字地累积起来的，所谓聚沙成塔，积跬步而至千里。生活中的他并无多少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消闲娱乐。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在完成一部新著后，往往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从学术界“销声匿迹”，此间他不仅拒绝一切人事应酬，也很少参加学术活动，甚至不见多少单篇论文发表。可每当他沉寂三年五载甚或更长一段时间，就会有“下一部”出现，而这些相继出现的“下一部”又都如“砖头”一般，往往让学术界为之侧目，为之震惊。他这中间若干年表象上的“寂寞”、“孤独”，并非真的悠闲放松，而是自己的一种积累，一种蓄势，一种修炼，是在为下一次的“弹跳”做准备。《宋代美学史》“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刻苦勤奋，于我，已成习惯。心无旁骛，闭影不交外物，惟以学术为务，披星星，戴月亮，每天都像赶考的高三年级学生和做功课、写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学生那样，至今仍是如此。前不久，万里海天外的四岁小孙女在跟我通电话时说:‘爷爷，你怎么现在还在写作业呀！’”这一段话是真实风趣的，同时也带有一点悲壮的意味，正可见出吴先生的坚忍不拔矢志如一。
吴功正先生是江苏如皋人，今年实足六十五岁。四十多年来的学术长旅，他一直埋头拉车，成果丰硕，在海内外美学同行中无人不知。这样的成果，大多数学人都会产生解甲归田放马南山的想法，有一段时期吴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是，他的雄厚的学术研究根基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他的坚定的学术使命感使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意识，他的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性格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爱读《离骚》，屈子的那种戒粟恐惧的精神气质也一直刺激着他，使得他把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看成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曾告诉我生活中的一个细节：都市里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实在不易，可他偏偏每年都能在暮春时节的拂晓听到它清脆的叫声，而且每一次谛听，感觉上并不是用耳听而是用心听，听来立刻肃然而起。由是，他从不消遣时光，游戏人生，不管创造了多少新成果，总是准备着“下一部”。由是，我们也可窥见吴先生成功的奥秘。
李新宇：温暖的青灯
◎赵化鲁
和新宇先生相识要追溯到十多年前。
师专毕业回高中母校执教三年后，我匆忙间抓住了一次赴省城脱产进修的机会，于1992年的一个秋日，来到山西省教育学院报到。开学伊始，和舍友深夜卧谈，豪情满怀，踌躇满志地准备考研。但这念头起初昂扬，不几日便懈怠了。那时的我整日埋头于写作，并兼职院报和《德育报》的编辑。直到毕业留校借调于学报编辑部后，考研的念头才又强烈起来。
当时已经二十五六岁的我，家未成，业难就，视考研为人生的重要转机。我没怎么复习就走进了1995年的硕士研究生考场，报的是曲阜师范大学，专业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导师是李新宇教授。不曾想，我从此踏上了一条漫漫考研路，其间艰辛备尝，往事可堪回首！
知道新宇先生，源于1989年某期《当代文坛》杂志上一篇文章，是关于人类危机感和自审意识的。酷爱文学的我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方向，似乎契合了李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他看到与自己同时代的北岛、舒婷们掀起了声势不小的朦胧诗潮，同样沉湎于诗歌的他感叹自我诗歌写作的不济，于是退而观潮——开始写作《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这样说，可能是先生的自谦与调侃，而我把自己的考研意趣和先生的话扯作一团，应该是文人自负的心理在作祟吧。
首次冲刺未果，在意料之中。再考，我更加努力，贸然去函向新宇先生求教。他很快回复，并以“赵化鲁弟”相称：“在此经商之风日盛，知识和知识分子急剧贬值的时候，你却仍然坚持要考研究生，从事最没有用的文学研究，这种精神应该说很令搞文学研究的人感动。”先生接着介绍了当年的招生情况，提供了刊载他论文的杂志名称，供我参看。最后他以“祝你成功”勖勉。信为打印稿，落款是先生的亲笔签名，认真，隽永。时间：1995年10月14日。
1996年的第二次考试，我再次因英语分数不够败北。沮丧万分的我，内心深觉愧对先生。父亲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我三度考研，说已经考过两次了，就再试一次吧。
1996年11月3日，我又欣喜地收到了新宇先生第二封回信。他得知我专门跑到山西师大复习功课，很是高兴，谈及过去的失利则对我多有安慰：“考研究生和做其他一些事一样，其中也有不少偶然性。比如基础并不太好的考生可能考上了，基础比较好的考生可能会连连失利。今年的招生数比去年少，大概最多只能录取六人。你完全可以根据去年的简章做准备……”
接着先生对我的复习提出了诚恳可行的建议，要我学习一下好的短篇评论文章的写法。他最后说：“因为距离和各种限制，我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衷心地希望你能考上。”信末依然是先生手写的亲笔签名，隽永，认真。目睹熟悉的字迹，有一丝沉甸甸的亲切。我当时情不能抑，附数语于信上：欣受师函，如坐春风。自应尽全力，更当凌绝顶。王侯本无种，男儿须自强！
考试结束，在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雨天，我从老家辗转抵达曲阜，找见师大，立于师门等候。一个十岁大的男孩过来，好奇地看我。原来他是新宇先生的公子，正上初中。他说爸妈出去办事了，很快就回来。
终于见到新宇先生。他的形象亲切得如同我久违了的某个亲朋，浓须，高个，语调细软，豪爽中蕴含着柔和。他嘱咐师母不要做饭了，出去吃。满腹心事的我没什么食欲，但先生点了丰盛的菜肴，记得其中有一道米线，据说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以前我不曾吃过的。临行，先生以专著《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赠我作纪念，他在书的扉页工整地题上了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次考研，还是恼人的英语拉了分。辅导我英语的那个外语系大眼睛女生，意外地成为了我现在的妻子。在山西师大半年，我品尝了第三次考研的失利，却收获了难得的爱情——不幸中的万幸。
无缘成为新宇先生的入室弟子，也失去了进一步亲近其人的勇气。随后的十年间，繁忙的教书之余，每每想起和先生交往的点滴，心中便有温馨和愧意涌动。我偶尔也会向学生提到先生，自嘲自己是先生的“私淑弟子”；依然关注着先生的行踪，见到先生的文字还是要如饥似渴地捧读一番；依稀了解到先生离开曲阜，去了吉林大学，后来又受聘南开，继续担任博导……
2007年秋，供职的学校要整理校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传统名校丛书——山西省曲沃中学卷，领导让我专职协助山西大学张恒教授组稿编书。从教学一线暂离，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网上冲浪，舞文弄墨。用校长的话说，是更好地发挥我的特长。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和新宇先生网上重逢了！
他新浪开博——经营“学者庄园”，我步其后尘——“天地一蓑翁”孤舟垂钓。我的文章不断在新华网、中国诗歌网、中华杂文网、中华语文网及省市报刊露面，部分诗文被权威机构和大型出版社收录成书。我重新鼓起了和先生联系的勇气，希望一如既往地得到先生的扶掖指导。在网上我小心探问，先生竟然热情回应。我冒昧地提出芯诗文网端午节笔会征文想邀先生参评，他慨然应允，并立即着手，在繁忙的学术活动和教学工作之余对复审作品进行了认真审读评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的来函还是那么谦和，他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见解还是那样独到而精辟。因了新宇先生襄助，我操持的这个民间文学论坛在起步之初就赢得了同道的赞许和关注。
尽管没有机会成为新宇先生的正式学生，但在心灵深处，我始终奉先生为自己尊崇的恩师。学生的不堪，不知是否有辱先生盛名，可内心里以先生“私淑弟子”自许的念头是如此强烈：我们的交往秉承古道遗风，摒弃了世俗的功利，我的文学苦旅之所以绵延着些许诗意，我颠沛的人生之所以能够常常沉淀慰藉，正是因为“一路上有你”——新宇先生，犹如我茫茫心宇里的一盏青灯，您柔和的光芒成就了自身的洁雅，也明亮了我的前行！
◎雷电
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了，一直很想念一个人。这人既有对现实的强烈关怀，又有对历史的不懈追问，纵观他的文章和著作，再看他的主张和行动，可一言以蔽之：“吾道一以贯之。”但他在日常生活中行事低调从不插标自卖，更不自我炒作盗名欺世。他就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王彬彬。
在研究陈独秀的两篇文章《沪宁线上的鼾声》、《皆起于此夜之会》中，从“五四”先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被捕后的从容和凛然写起，追本溯源，让读者看到了一代知识分子一切为了祖国复兴的精神追求和已经远去的“五四”先贤精神风骨。作为研究者，王彬彬无意维护笔下的那些人物，而是要让后来者明白，人类无法超越自己的历史局限和人性局限，哪怕一小步的前进都要付出惨重代价，有时付出再大的代价，也不一定会前进，甚至会倒退。
有句说俗了的话叫做：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王彬彬的历史研究绰具现实意义，他的研究对象都是今天所谓的公众人物，也是历史已经解密的人物，斯人远去，影响依旧。他们是作为类的代表存在甚至会一直存在的一种符号。王彬彬认为：“人文精神，是人文知识分子应有的一种品格，一种情怀，是这个阶层的精神特征。不具备这种精神特征的人，哪怕知识再渊博，也不能算作合格的知识分子。”人文精神重在人文关怀，一旦失去人文关怀，那些追逐名利的文人无论学养多么深厚，知识多么渊博，都可能在顷刻间斯文扫地，甚至沦为丧失人格的御用工具。
王彬彬说自己从小读书杂，什么书都看，迄今为止也没有框就看书写文章的范围，他写文章或做研究都有即兴性。比如对历史、文化、政治人物的研究兴趣就是这样，这些和他的文艺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专业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在自己的专业领域，王彬彬可谓成果骄人，先后出版了《在功利与唯美之间》、《为批评正名》、《文坛三户》、《城墙下的夜游者》等多部影响深远的著作。尤其近年面世的《文坛三户》，针对一段时期内弥漫于当代文坛的媚俗、恶俗和低俗风气与代表人物，王彬彬没有滞留于貌似繁华喧煊赫的表象，而是从根源上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批评和剖析，以其切中肯綮、一针见血，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坛引起强烈反响，乃至该书涉及的几个批评对象坐卧不宁，个别人甚至忍不住跳出来诋毁王彬彬是靠“骂”文坛大家成名的“黑驹”。这些年，文学批评的名人不少，但文学批评的名作太少，《文坛三户》这样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无愧地为文学批评争得一席之地，获取独立的生命力，正得益于王彬彬始终如一的主张：直面现实，独立思想，传承学术，低调做人。
不要以为王彬彬是个只会金刚怒目的人，他对知识分子和文化人中间的一些恶习和劣根性始终保持着必要的警觉和批判。和某些只著文研究文学批评本身、而对社会生活中存在的种种不公正现象不著一字的人不同，王彬彬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这样做当然会很辛苦，会失去许多现实的物质利益，甚至生活环境周围的许多人也对他敬而远之。但王彬彬不是这个时代很多人推崇的道德虚无主义者，他有着自己的道德标准和做人原则。一次，我问他是否会因为说话得罪人而有所改变时，他说：我有什么好怕的？大不了还当我的教授。
不知不觉，做了多年教师的王彬彬如今已是桃李满天下。在他的课堂上和讲座里，不乏学生的尊敬乃至仰视。朋友们也说他身上自有一种劲道，使人无法小看。日常生活中一起小聚时，几杯酒下肚，王彬彬的另一面便很容易显现出来：厚道，仗义，书生气浓，甚至不乏几分腼腆和柔情。
在南京大学的校园里，走在路上的王彬彬并没有什么特别醒目之处，他背着大大的包，留着寸头，步子不紧不慢却很有力道。望着他的背影，一种钦佩之情会忍不住油然而生。
谢泳：浊世舞翩翩
◎朱竞
谢泳当教授有一年了。报纸、电视也许早已忘记了曾经热炒一时的“没有硕士、博士学历的人，被
破格聘为名校教授”的事件，新闻已变旧闻，一个人被遗忘是多么地容易。何况历史！
前一阵我去厦门大学看谢泳时，他似乎完全适应了大学的模式，连说话也开始像教授：“我今天有课。”
谢泳个子很高，肤色较黑，嘴唇略厚，戴眼镜。发型永远不变，是那种既不时髦也不过时的平头。谢泳喜欢穿中式的立领上衣，看上去更显仙风道骨。他说话语速很快，喜欢加手势。在他面前你要集中精力去听，一不留神就会跟不上他的思维。他喜欢在很小的便签纸上写很小的字。
遥想教授当年，差不多是十年前，我与谢泳在上海交大开会，夏中义教授打电话来，请我们去看达利的画展。当年上海的地铁就已很先进，地铁票不是那种薄纸片，而是“卡”，这张卡可让谢泳出了笑话。在地铁站，我们每人买一张卡，朝地铁的入口处走去。顺着长长的队伍，我与夏教授很快就进去了，当我们回头找谢泳时，看见他还在那里看那张卡，不知道如何才能把卡送进去，送了几次，都被吐了出来。卡送不进去，铁栏杆就不会打开。我在一旁有些幸灾乐祸地笑着看谢泳那既着急又害怕别人看他的样子。这时有工作人员走过来指导，他才顺利通过。我问：“是卡的毛病？”他说：“不是卡的毛病，是我笨。”那一路上，我们就拿谢泳的“笨”当了话题。而他总是憨憨地笑。
谢泳是非常善良的人，他为别人的事可以投入全部身心，他为人处事更是宽宏大量。山西的朋友说谢泳很可爱，这可爱表现在他的大气上。他曾将自己多年搜集到的全套《朝霞》杂志和《朝霞》丛书捐赠给一家图书馆，我并不为他有这样的举动而惊讶。我知道，他为搜集这两套书刊，费了多少苦心，旧书市上淘，旧书网上搜购，还有几本是朋友辗转相赠才凑齐，之后，他说捐就捐了。自然，有人会因此说他：“也太大方了吧？”这种事，他做过不知多少次，有的是给了图书馆，更多的是给了用得着的朋友。这时的谢泳，每每会不在乎地说：学术乃天下之公器。
我这次见到谢泳，让他为我供职的《文艺争鸣》杂志写篇长文章，他却说：“现在是叹息越来越长，文章越写越短！”记得在1997年，我曾编发过谢泳的《西南联大与汪曾祺、穆旦的文学道路》，当时对他研究的这个选题就十分感兴趣。后又读过他的很多文章，被他那种对现当代知识分子的关怀所感动。谢泳的文章是平稳舒缓的，但在平稳舒缓的背后却隐藏着深厚的思想功底和个人风格，自成一派，其巨大的感性魅力和理性力量催人深思。他从故纸堆中淘出那么多学人的倜傥丰采和悲惨命运，信手写成学术随笔，一一展示给我们——胡适、冯友兰、张东荪、金岳霖、傅斯年、梁思成、王瑶、舒芜等上百位自由知识分子都在他笔下活灵活现，他们的伟大与卑微均跃然纸上。谢泳所做的这些是非常有价值的，更是让人敬佩的。他已出版的著作有《禁锢下的呐喊》、《中国现代文学的微观研究》、《旧人旧事》、《学人今昔》、《教授当年》、《书生私见》、《逝去的年代》、《教育在清华》、《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等，后来我还有幸把他的《杂书过眼录》收到了自己主编的“枭鸣”丛书中。
谢泳说，以前他不知道核心期刊的位置有多高用处有多大，他发文章从来不看重刊物是不是核心。而现在，谢泳已成为名副其实的教授了，他也会为完成学科的科研项目去了解核心期刊，也要为自己的学生能够顺利毕业而推荐文章。大学教育首先教会了谢泳在此生存的一些潜规则。
下边这一段话是朵鱼《送谢泳先生至厦门》的最后一段：
一，走路的时候，头抬起来，腰板挺直，别老那么弓着，再这样，年纪大了，就会像厦大校园里立着的鲁迅石膏雕像一样的高了。人家那么矮，不光是本事大也是有人捧着，你要那么矮了，本事再大也不行。
二，再买下你只是看看而不愿保存的书，要随手送人的时候，记着山西还有这么个没大出息的老朋友，其人虽贱且辱，向学之心可是老而弥坚啊。我喜欢什么书，你是知道的。邮资嘛，就免了吧，这点小钱，在我是一回事，在你该不算什么。
三，你那个著名的说话手势，就是我在文章里几次说到的那个手势，一定要保留下去且发扬光大。我的远近朋友里，还没有一个人有你这样有特色，见个性，又优雅得体的手势呢。当然，要改进也行，有空儿和妻子女儿在一起切磋切磋，看怎么改进更优雅些。但其基本动作要领不能改，改了就不那么著名了。
我想，这位叫“朵鱼”的老兄，很可能就是著名的韩石山先生吧。
吴功正：孤独的行者
◎徐宗文
我和美学家吴功正先生交往二十余年，自以为相知甚深，不料当我因写这篇文章正式采访他时，他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竟让我惊奇不已：“我有一种深深的孤独感、寂寞感，有时甚至还有一点儿悲壮感……”印象里的吴功正是个极豪爽极坦诚的人，怎能和“孤独”、“寂寞”乃至“悲壮”联系起来呢？但一想到太史公说过的话——诸凡在学术事业上大有作为、成就斐然的人，都是经受逆境的磨砺，都是在困厄孤寂中修炼而成的，文王、仲尼、屈原、左丘、孙膑、韩非……莫不如此——就豁然开朗了。
吴功正先生是江苏省社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曾以社长兼总编辑身份长期主持《江海学刊》工作。作为美学家，他总是视学术为生命，时刻都有一种进取精神，一种对于人生、社会、审美理想的追求和坚持。他常常说：“我在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始终有一种站在‘第一排’的自我追求。”如果我们把吴先生十几部“砖头”般的著作垒叠起来，用“等身”形容庶几为客观描述。《小说美学》、《中国文学美学》、《六朝美学史》、《唐代美学史》、《宋代美学史》、《六朝园林》、《郭沫若历史剧研究》……吴先生的每一部美学著作都具有开创性意义，在美学研究的道路上毫无疑问地站在了“第一排”，有时甚至还成了“领跑者”。
从事学术研究，比较现实且理想的做法应该在坚持专业的基础上不断拓展，甚至有所转化，力争做一个“通才”，从而走出一条又宽又长的学术道路。我好奇地问吴先生：“您的十多部作品，哪一部最好？”他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下一部。”在具体实践上，他把自己的这种不断追寻“下一部”的意识，转化为他自己所概括的“横征远取，水纹扩散”八字治学方法。
所谓“横征远取”，就是指从横向方面说，各学科融会贯通；从纵向方面说，古今一体、上下贯通。比如，我们读吴先生的现代文学研究著作，就强烈地感受到其借用古典文学的笔法，使语言显得凝练优美，进而涵茹其作品中的古典文化的学理和修养；读其古典文学研究论文，则鲜明地觉察出他吸收现代文论意识和话语系统的努力，文笔显得比较前卫和新潮。再如打开《小说美学》，感到他在著作中融化了哲学、历史学、思想史、心理史、中西方美学等知识，而阅读《中国文学美学》，则知道他在书中运用了文化人类学、神话学、民俗学、宗教学、比较美学等知识，《六朝美学史》又运用了文学、音乐学、舞蹈学、雕塑学、绘画学、书法学、园林学等知识。
所谓“水纹扩散”，即重点突破，扩大成果，犹如石投潭水，形成波纹扩散，涟漪荡漾。比如从《小说美学》到《文学美学》是一次由点到面的横向水纹扩散，从《六朝美学史》到《唐代美学史》再到《宋代美学史》，是一次由点到线的纵向水纹扩散，而由写成六朝园林美学的论文，到写成《六朝园林》专著，到写成《图文版明清园林美学》，再到写成《中国园林美学史》，则是由点到线、再到面的双向水纹扩散。
吴先生并非“日拭万言，倚马可待”的天才和快手，他那近千万字的著作，都是他争分夺秒一个字一个字地累积起来的，所谓聚沙成塔，积跬步而至千里。生活中的他并无多少业余爱好，也没有什么消闲娱乐。值得一提的，是吴先生在完成一部新著后，往往会有相当一段时间从学术界“销声匿迹”，此间他不仅拒绝一切人事应酬，也很少参加学术活动，甚至不见多少单篇论文发表。可每当他沉寂三年五载甚或更长一段时间，就会有“下一部”出现，而这些相继出现的“下一部”又都如“砖头”一般，往往让学术界为之侧目，为之震惊。他这中间若干年表象上的“寂寞”、“孤独”，并非真的悠闲放松，而是自己的一种积累，一种蓄势，一种修炼，是在为下一次的“弹跳”做准备。《宋代美学史》“后记”中有这样一段话：“刻苦勤奋，于我，已成习惯。心无旁骛，闭影不交外物，惟以学术为务，披星星，戴月亮，每天都像赶考的高三年级学生和做功课、写作业的小学一年级学生那样，至今仍是如此。前不久，万里海天外的四岁小孙女在跟我通电话时说:‘爷爷，你怎么现在还在写作业呀！’”这一段话是真实风趣的，同时也带有一点悲壮的意味，正可见出吴先生的坚忍不拔矢志如一。
吴功正先生是江苏如皋人，今年实足六十五岁。四十多年来的学术长旅，他一直埋头拉车，成果丰硕，在海内外美学同行中无人不知。这样的成果，大多数学人都会产生解甲归田放马南山的想法，有一段时期吴先生也曾有过这样的念头。可是，他的雄厚的学术研究根基使他产生了一种危机意识，他的坚定的学术使命感使他产生了一种紧迫意识，他的永不退缩永不放弃的性格使他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时间意识和生命意识。他爱读《离骚》，屈子的那种戒粟恐惧的精神气质也一直刺激着他，使得他把自己活着的每一天都看成是生命的最后一天。他曾告诉我生活中的一个细节：都市里能听到布谷鸟的叫声实在不易，可他偏偏每年都能在暮春时节的拂晓听到它清脆的叫声，而且每一次谛听，感觉上并不是用耳听而是用心听，听来立刻肃然而起。由是，他从不消遣时光，游戏人生，不管创造了多少新成果，总是准备着“下一部”。由是，我们也可窥见吴先生成功的奥秘。
李新宇：温暖的青灯
◎赵化鲁
和新宇先生相识要追溯到十多年前。
师专毕业回高中母校执教三年后，我匆忙间抓住了一次赴省城脱产进修的机会，于1992年的一个秋日，来到山西省教育学院报到。开学伊始，和舍友深夜卧谈，豪情满怀，踌躇满志地准备考研。但这念头起初昂扬，不几日便懈怠了。那时的我整日埋头于写作，并兼职院报和《德育报》的编辑。直到毕业留校借调于学报编辑部后，考研的念头才又强烈起来。
当时已经二十五六岁的我，家未成，业难就，视考研为人生的重要转机。我没怎么复习就走进了1995年的硕士研究生考场，报的是曲阜师范大学，专业方向是中国现当代文学，导师是李新宇教授。不曾想，我从此踏上了一条漫漫考研路，其间艰辛备尝，往事可堪回首！
知道新宇先生，源于1989年某期《当代文坛》杂志上一篇文章，是关于人类危机感和自审意识的。酷爱文学的我选择中国现当代文学为研究方向，似乎契合了李先生曾经说过的一句话，大意是：他看到与自己同时代的北岛、舒婷们掀起了声势不小的朦胧诗潮，同样沉湎于诗歌的他感叹自我诗歌写作的不济，于是退而观潮——开始写作《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这样说，可能是先生的自谦与调侃，而我把自己的考研意趣和先生的话扯作一团，应该是文人自负的心理在作祟吧。
首次冲刺未果，在意料之中。再考，我更加努力，贸然去函向新宇先生求教。他很快回复，并以“赵化鲁弟”相称：“在此经商之风日盛，知识和知识分子急剧贬值的时候，你却仍然坚持要考研究生，从事最没有用的文学研究，这种精神应该说很令搞文学研究的人感动。”先生接着介绍了当年的招生情况，提供了刊载他论文的杂志名称，供我参看。最后他以“祝你成功”勖勉。信为打印稿，落款是先生的亲笔签名，认真，隽永。时间：1995年10月14日。
1996年的第二次考试，我再次因英语分数不够败北。沮丧万分的我，内心深觉愧对先生。父亲力排众议，全力支持我三度考研，说已经考过两次了，就再试一次吧。
1996年11月3日，我又欣喜地收到了新宇先生第二封回信。他得知我专门跑到山西师大复习功课，很是高兴，谈及过去的失利则对我多有安慰：“考研究生和做其他一些事一样，其中也有不少偶然性。比如基础并不太好的考生可能考上了，基础比较好的考生可能会连连失利。今年的招生数比去年少，大概最多只能录取六人。你完全可以根据去年的简章做准备……”
接着先生对我的复习提出了诚恳可行的建议，要我学习一下好的短篇评论文章的写法。他最后说：“因为距离和各种限制，我没有能力为你提供更多的帮助，但我衷心地希望你能考上。”信末依然是先生手写的亲笔签名，隽永，认真。目睹熟悉的字迹，有一丝沉甸甸的亲切。我当时情不能抑，附数语于信上：欣受师函，如坐春风。自应尽全力，更当凌绝顶。王侯本无种，男儿须自强！
考试结束，在春节过后不久的一个雨天，我从老家辗转抵达曲阜，找见师大，立于师门等候。一个十岁大的男孩过来，好奇地看我。原来他是新宇先生的公子，正上初中。他说爸妈出去办事了，很快就回来。
终于见到新宇先生。他的形象亲切得如同我久违了的某个亲朋，浓须，高个，语调细软，豪爽中蕴含着柔和。他嘱咐师母不要做饭了，出去吃。满腹心事的我没什么食欲，但先生点了丰盛的菜肴，记得其中有一道米线，据说是当地的特色小吃，以前我不曾吃过的。临行，先生以专著《中国当代诗歌潮流》赠我作纪念，他在书的扉页工整地题上了自己的名字。
最后一次考研，还是恼人的英语拉了分。辅导我英语的那个外语系大眼睛女生，意外地成为了我现在的妻子。在山西师大半年，我品尝了第三次考研的失利，却收获了难得的爱情——不幸中的万幸。
无缘成为新宇先生的入室弟子，也失去了进一步亲近其人的勇气。随后的十年间，繁忙的教书之余，每每想起和先生交往的点滴，心中便有温馨和愧意涌动。我偶尔也会向学生提到先生，自嘲自己是先生的“私淑弟子”；依然关注着先生的行踪，见到先生的文字还是要如饥似渴地捧读一番；依稀了解到先生离开曲阜，去了吉林大学，后来又受聘南开，继续担任博导……
2007年秋，供职的学校要整理校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决定出版中国传统名校丛书——山西省曲沃中学卷，领导让我专职协助山西大学张恒教授组稿编书。从教学一线暂离，我有了充裕的时间网上冲浪，舞文弄墨。用校长的话说，是更好地发挥我的特长。令我惊喜不已的是，和新宇先生网上重逢了！
他新浪开博——经营“学者庄园”，我步其后尘——“天地一蓑翁”孤舟垂钓。我的文章不断在新华网、中国诗歌网、中华杂文网、中华语文网及省市报刊露面，部分诗文被权威机构和大型出版社收录成书。我重新鼓起了和先生联系的勇气，希望一如既往地得到先生的扶掖指导。在网上我小心探问，先生竟然热情回应。我冒昧地提出芯诗文网端午节笔会征文想邀先生参评，他慨然应允，并立即着手，在繁忙的学术活动和教学工作之余对复审作品进行了认真审读评点，提出了具体意见。他的来函还是那么谦和，他对当下诗歌创作的见解还是那样独到而精辟。因了新宇先生襄助，我操持的这个民间文学论坛在起步之初就赢得了同道的赞许和关注。
尽管没有机会成为新宇先生的正式学生，但在心灵深处，我始终奉先生为自己尊崇的恩师。学生的不堪，不知是否有辱先生盛名，可内心里以先生“私淑弟子”自许的念头是如此强烈：我们的交往秉承古道遗风，摒弃了世俗的功利，我的文学苦旅之所以绵延着些许诗意，我颠沛的人生之所以能够常常沉淀慰藉，正是因为“一路上有你”——新宇先生，犹如我茫茫心宇里的一盏青灯，您柔和的光芒成就了自身的洁雅，也明亮了我的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