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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本文整理了敦煌遗书中的汉文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对全部文献梳理后发现，现存敦煌遗书中此经有两个汉译本。其中，汉文甲本为玄奘译本，与传世本内容一致；乙本译者不详，是根据藏译本译出，与玄奘本出入较大。而敦煌遗书中的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亦存两个版本，通过与现行的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比较，现行德格本可能是在这两个版本的基础上修订而成。也就是说，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中的汉译本存在传世本没有收录的新版本，古藏文的两个版本亦与传世本存在差别。
关键词：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吐蕃
中图分类号：G256.1；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5-0077-08
A Study o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Liumen Tuoluoni Jing
——Researches of Middle Tang Esoteric Buddhist Texts（IV）
ZHAO Xiaoxing KANCUO Ji WANMA Xiangjie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exams all the documents about the Liumen Tuoluoni Jing in both Chinese and ancient Tibetan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and it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is sutra. On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Xuanzang，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The other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ased on a Tibetan version， but the translator is unclear. As a result， it differs greatly with the one Xuanzang’s version. There are also two versions of this sutra in ancient Tibetan scripts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versions with extant Derge version indicates that the Derge version might be a revision based on the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Liumen Tuoluoni Jing from Dunhuang might contains a new version that has not been recorded in the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The two Tibetan versions also differ from the extant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Liumen Tuoluoni Jing； Tibe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問题的提出
《六门陀罗尼经》又作《佛说六门陀罗尼经》、《六门经》，传世汉译本为唐玄奘译，一卷，藏译名为《圣六门陀罗尼》，藏译本译者为吐蕃译师伯哲。《六门陀罗尼经》全文不到五百字，是释迦牟尼于净居天中，为了使众生免去生死流转之苦、受富贵世乐、消除一切业障、最终证得解脱而说。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六门陀罗尼经》有两种基本抄写形式，一种是单独抄写的《六门陀罗尼经》，另一种是在《六门陀罗尼经》后又抄写了《六门陀罗尼经论》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等内容。《大正藏》第21册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为传世本，其中《六门陀罗尼经论》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则是P.2404V的录文。此外，敦煌文献中还存有《大正藏》未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六门陀罗尼经》、《论》及《广释》，均有汉文和古藏文两种文字的写卷或写本。这些文献中，从有年代题记者来看，确定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曾经流行，汉藏两种文字写本的存在说明其在当时是无论汉人或吐蕃人都尊奉的经典。P.2046《佛学字书》记录的汉藏经名中也有《六门陀罗尼经》，说明其在中唐敦煌密教经典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关于《六门陀罗尼经》，日本学者御牧克巳La ɑmukhī-dhārɑī ou“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经量部文本〈六门陀罗尼经〉》）有专门的研究，文中上篇除了分析《六门陀罗尼经》经文结构和各种文本之外，还提到了敦煌文献的《六门陀罗尼经》
（S.609、S.1513、S.4925、S.5503、S.6317、P.2404V）、《六门陀罗尼经论》《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S.230、S.848、S.2709、S.t.430）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并于下篇抄录了梵文、法文、藏文和中文的《六门陀罗尼经》全文[1，2]。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師法成の人と業績”中亦有相关论述，同样提到了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S.609、S.1513、S.4925、S.5503、S.6317、P.2404V、官003、官064）、《六门陀罗尼经论》（S.1513、P.2404V）、《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S.230、S.848、S.2709、结061）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P.2165、P.2556V、P.2861V），并重点探讨了这些经典与法成的关系，认为后两种文献由法成集译的可能性非常大[3]。以上两位学者的成果，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汉藏两个文本关系方面贡献突出。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做全面的整理，且两位学者都认为敦煌本汉文《六门陀罗尼经》均为玄奘译本，这与敦煌文献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在他们的基础上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及其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 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版本
敦煌现存《六门陀罗尼经》汉文文献16件，即P.2404v0a、S.0609（2）、S.1513V（2）、S.4925？譹？訛、S.55033？譺？訛、S.6317？譻？訛、P.3919Cb、BD07328V（B.2947V，鸟028背）？譼？訛、BD07403（北7458，官003）、BD07464（B.7459，官064）、ДX.00735、ДX.01984、ДX.11176、ДX.17711？譽？訛、羽178-1、羽421；古藏文写本6件，即P.T.77、 P.T.414、 P.T.415、P.T.0416、I.T.J.32、I.T.J.17。其中，除有以古藏文书写的6件文献外，P.2404V末有题记“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故记之也”，可确定其时代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公元833年；S.0609（2）、
S.1513V（2）、BD07328V、BD07403、BD07464（1、2）均被认为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写本[4-7]，可见此经在蕃占敦煌时期的影响。
（一）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
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汉译本共包括16件文献，除S.6317仅存尾题、ДX.17711太过残破外，其余14件根据经文内容可分为甲、乙两类。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甲本为玄奘译本，包括S.0609（2）、 S.4925、 S.5503、 P.3919Cb、BD07328V、
BD07403、 BD07464、 ДX .00735、ДX .01984、ДX .11176、
羽178-1、羽421，共12件。其中，S.5503首全尾缺、后部不存，ДX.01984首缺尾全、残损较多，ДX.11176前部、羽421前部和羽178-1中部略缺数字外，其他均首尾俱全，比较完整；除S.5503和P.3919Cb为册页装外，其他均为卷轴装；除ДX.00735、ДX.01984、羽421三件外，其他文献首题后均书“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字样。这些文献，经文内容与《大正藏》所收《六门陀罗尼经》无太大出入，现以《大正藏》本为底本[8]，校录如下：
六门陀罗尼经
从以上对敦煌汉文甲本《六门陀罗尼经》的校录情况来看，甲本与《大正藏》本经文文字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别仅为经文最后一段首句，《大正藏》本中的“清信”一词甲本全作“净信”，并成为此经敦煌甲本区别于《大正藏》本的主要特征；另外最后一段在“此人所有一切业障皆悉消减”一语中，敦煌甲本也多数没有“所有”一词。除去敦煌甲本中部分文献缺损和抄写疏漏错误等情况外，敦煌甲本与《大正藏》本在陀罗尼部分差别最多，不仅在抄写时有使用异体字、同声字、相似字的情况，在陀罗尼的断句和字数上，也有差别，这可能是因为陀罗尼部分主要是用来诵读的，因实际师徒相授时诵读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别。但是，敦煌甲本中多数文献作者题名均书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字样，说明其与《大正藏》本采用的均为玄奘汉译本无疑。
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乙本的译者不详，包括S.1513V、P.2404Va，共2件，均首尾俱全，保存完好。两件文献均为卷轴装，文献都没有题录译者姓名。这些文献，经文内容与《大正藏》所收《六门陀罗尼经》在第一段有较大出入，现以P.2404Va为底本，校录如下：
六门陀罗尼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净居天上依空而住，众妙七宝庄严道场，与无央数菩萨众俱。尔时世尊告诸菩薩，善男子若欲利益安乐有情，汝当受此六门陀罗尼法。谓我流转于生死中诸所受苦，于诸有情愿证平等；我有所受富贵世乐，愿诸有情同受斯乐。我所作恶若先未悔，以无上忏悔愿忏悔之；我诸所有众魔之业若未先觉，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我诸所有波罗蜜多所摄，一切世及出世广大善根。愿诸有情皆当速证无上智果，我证解脱亦愿有情皆得解脱，勿令住着生死涅槃。陀罗尼曰：
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日夜六时，读诵如是六门陀罗尼者。此人一切业障悉皆消灭，疾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薄伽梵说是经，一切菩萨摩诃萨净居天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从以上对敦煌汉文乙本《六门陀罗尼经》的校录情况来看，现存乙本的两件文献差别很小，只有陀罗尼里的“提”和“谛”、“筏”和“伐”的差别。与《大正藏》本和甲本相比较， 最主要的差别出现在第一段及个别词语的翻译上，从对照表（表1）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了“众生”和“有情”等仅仅是同义不同词的情况外，玄奘译本（《大正藏本》、敦煌甲本）与乙本最大的差别是对第一段中三句话的表述，玄奘译本“勿令众生同受斯苦”、“终不发言称无上法”、“终不举心缘无上法”在乙本中为“于诸有情愿证平等”、“以无上忏悔愿悔之”“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与玄奘所译内容完全不同，这也是我们认定敦煌本汉文《六门陀罗尼经》存在不同于玄奘译本的另一译本的根据。现存文献中并没有记载乙本的译者，但乙本还有一个突出特征，两件文献在《六门陀罗尼经》之后都抄写了《论》、《广释》等经典注疏，而甲本除S.1513V外全部为单独抄写的《六门陀罗尼经》。在传世的各种佛经目录中，仅记录了玄奘译《六门陀罗尼经》，并没有关于此经疏释经典的记载，考虑到P.2404V的时间，敦煌乙本是否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翻译、有没有可能是根据藏文本翻译成汉文，都值得考虑。
（二）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
敦煌现存《六门陀罗尼经》古藏文写本有6件，即P.T.77、P.T.414、P.T.415、P.T.0416、I.T.J.32、I.T.J.17。其中，经过对I.T.J.17 与P.T.0416之间的帧装形式 、佛经内容、行款格式以及字体等进行比较后，确定这两件文献可缀合为一件完整的写本。另外， P.T.414，原卷共有3页，现缺中页，末有题记“狗年夏四月二日”。I.T.J.32，只存1页，有两部分内容，1页为《六门陀罗尼经》的后半部分，另1页为《吉祥偈》，P.T.77、P.T.415皆完整。将全部写本对比后发现，P.T.414、P.T.415、I.T.J.32、I.T.J.17+P.T.0416内容相同，而P.T.77与其他写本存在较大差别，说明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写本亦有两种版本。现将敦煌古藏文文献《六门陀罗尼经》的两件文献P.T.415和P.T.77，与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收录本（以下简称“德格本”）进行比较，见表2。 从上表显示的经文内容来看，3个版本在正文主体上的差别不大，最主要的差别在经首和经尾。在经首的礼敬语上，敦煌本是向“一切佛菩萨”敬礼，德格本是向“文殊菩萨”敬礼；在经尾的回向功德部分，德格本和P.T.77均有“能及回想七世之轮回”一语，这是P.T.415所没有的；经末的信受奉行部分两件敦煌文献中都特意提到了“净居之诸天子”，这是德格本中没有的。经过对3种版本的对比可以看出，P.T.415与德格本之间的陀罗尼经正文、词汇部分较为接近，而P.T.77与德格本之间正文的广略、陈述句的范式上较为接近。因此，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与敦煌古藏文的两个版本都互相关联。由此得出，现行的德格本《六门陀罗尼经》很有可能是以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为基础进行了修订，纂成了新的版本。
最为重要的是，敦煌汉文乙本应与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都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P.T.77文本中（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三句与敦煌汉文乙本经义完全一样，其他敦煌古藏文写本在这三句的内容上也与敦煌汉文乙本的内容一致，证明了敦煌汉文乙本应是从古藏文本翻译而来的。
由此，可以确定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六门陀罗尼经》共4个版本，敦煌汉文甲本为玄奘译本，敦煌汉文乙本为从古藏文本译出的新版本，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也是不同于现行德格本的新版本。
三 翻 译
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甲本的译者为玄奘，乙本的译者不详。现存德格版《西藏大藏经》中没有记录《六门陀罗尼经》（No.141、No.525、No.916）藏译者名字[9]，御牧克巳和上山大峻的成果中都提到了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记录了藏译者为Dharmapāla、Praj？觡āvarman和Ye shes sde，可以补充《西藏大藏经》中藏译者不详的问题。
实际上，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记录了《六门陀罗尼经》（计18颂）的藏译者为伯哲（吉祥积）[10]。伯哲，即噶瓦拜则，是活跃于9世纪初至中叶的西藏著名翻译家，是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的大译师之一。他的主要译作有《律本事》《比丘尼律分别》《般若摄颂》《法句经》《亲友书》《大乘经庄严论颂、释》《十地经论》《俱舍论》《入菩萨行论》《回诤论颂、释》《因滴论》《成他相续论》《中观明论》《现观庄严论明义释》等。御牧克巳和上山大峻提到的藏译者Dharmapāla、Praj？觡āvarman和Ye shessde（耶喜德，又译作智军），在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在敦煌古藏文文献《六门陀罗尼经解说》和《六门陀罗尼经广释》题记里多次出现。《六门陀罗尼解说》和《六门陀罗尼广释》的藏译者不一定是《六门陀罗尼经》的藏译者，也就是说，无法确定上述三译师是藏文本《六门陀罗尼经》的译者。但是，藏文本《六门陀罗尼经》存在德格本及两种敦煌本的事实，说明除了伯哲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译师翻译或整理过此经。
敦煌汉文乙本的译者，上山大峻认为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的情况与法成集《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非常相似，所以前者也是法成集的可能性非常大。P.2404V末有题记“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故记之也”，说明当时不仅在永康寺集成了《六门陀罗尼经》及《论》、《广释》等，还有翻译的工作。正如上山大峻指出的， P.2794和P.2404V同为癸丑年，前者在八月后者在十月，时间非常接近，因此怀疑前者也为法成所集，那么敦煌汉文乙本译者也是法成的可能性非常大。作为译经地点的永康寺，“敦煌僧寺。遗书中又简称‘康’。寺址待考。此寺始见于吐蕃统治敦煌末期癸丑年（833），P.2794《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一卷》经题下款云‘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集’，卷末题：‘癸丑年八月下旬九日于沙州永康寺集毕记’。此寺名见于P. 2284、2794、3167，S. 6829，北新1558等。据P.2727《永康、龙兴、报恩三寺缺经目》，推知该寺亦有藏经室。张议潮大中起义后，此寺不复见，推测或改额为他名而存在。”[7]
《六门陀罗尼经》现在虽被归入密教类，但一直作为玄奘翻译的代表经典存在，这使我们不得不注意此经的唯识学倾向。从文献内容来看，《六门陀罗尼经》非常简短，与吐蕃时期流行的大多数陀罗尼经典具有共同点。但它的独特性在于，除了经典本身之外，还有《论》及《广释》流行，特别是不见于传世经典的《广释疏》和《开决记》的流行，说明当时信徒对《六门陀罗尼经》不是单纯的信奉，而是有深入的研究。而可能翻译此经的僧人法成，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唯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他对这一经典的重视与相关注疏的集译，也说明了中唐晚期唯识学复兴的历史事实。所以，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六门陀罗尼经》与同时期流行的《无量寿宗要经》等虽同为陀罗尼密典，但后者信众广泛，突出延寿的世间利益。相比之下，《六门陀罗尼经》及其疏释带有更深的佛教义理内容，很可能是佛教界中学问僧留下的写本，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汉蕃佛教学问僧众在陀罗尼信仰方面的倾向。
参考文獻：
[1]K.Mimaki，La ɑmukhī-dhārɑī ou “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Ⅰ），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Vol.XXV-2，
1977，pp.965-972.
[2]K.Mimaki，La ɑmukhī-dhārɑīou “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Ⅱ），Report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No.23，1977，pp.9-13.
[3]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M].京都：法藏馆，1990：195-203.
[4]方广锠，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方广锠，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96）[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97）[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8]玄奘.六门陀罗尼经[M]//大正藏：第1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28：878.
[9]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等.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M].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31，93，153.
[10]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M].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29.
[1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31.
关键词：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吐蕃
中图分类号：G256.1；B94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106（2017）05-0077-08
A Study on the Dunhuang Version of Liumen Tuoluoni Jing
——Researches of Middle Tang Esoteric Buddhist Texts（IV）
ZHAO Xiaoxing KANCUO Ji WANMA Xiangjie
（Dunhuang Textual Research Institute， Dunhuang Academy， Lanzhou， Gansu 730000）
Abstract： This paper sorts out and exams all the documents about the Liumen Tuoluoni Jing in both Chinese and ancient Tibetan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and it suggests that there are two Chinese versions of this sutra. One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y Xuanzang， which is consistent with the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The other version was translated based on a Tibetan version， but the translator is unclear. As a result， it differs greatly with the one Xuanzang’s version. There are also two versions of this sutra in ancient Tibetan scripts among Dunhuang documents. A comparison of the two versions with extant Derge version indicates that the Derge version might be a revision based on the two versions. Namely， the Chinese versions of Liumen Tuoluoni Jing from Dunhuang might contains a new version that has not been recorded in the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The two Tibetan versions also differ from the extant version handed down from ancient time.
Keywords： Dunhuang documents； Liumen Tuoluoni Jing； Tibet
（Translated by WANG Pingxian）
一 問题的提出
《六门陀罗尼经》又作《佛说六门陀罗尼经》、《六门经》，传世汉译本为唐玄奘译，一卷，藏译名为《圣六门陀罗尼》，藏译本译者为吐蕃译师伯哲。《六门陀罗尼经》全文不到五百字，是释迦牟尼于净居天中，为了使众生免去生死流转之苦、受富贵世乐、消除一切业障、最终证得解脱而说。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六门陀罗尼经》有两种基本抄写形式，一种是单独抄写的《六门陀罗尼经》，另一种是在《六门陀罗尼经》后又抄写了《六门陀罗尼经论》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等内容。《大正藏》第21册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为传世本，其中《六门陀罗尼经论》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则是P.2404V的录文。此外，敦煌文献中还存有《大正藏》未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六门陀罗尼经》、《论》及《广释》，均有汉文和古藏文两种文字的写卷或写本。这些文献中，从有年代题记者来看，确定在吐蕃统治时期的敦煌曾经流行，汉藏两种文字写本的存在说明其在当时是无论汉人或吐蕃人都尊奉的经典。P.2046《佛学字书》记录的汉藏经名中也有《六门陀罗尼经》，说明其在中唐敦煌密教经典中具有相当的代表性。
关于《六门陀罗尼经》，日本学者御牧克巳La ɑmukhī-dhārɑī ou“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经量部文本〈六门陀罗尼经〉》）有专门的研究，文中上篇除了分析《六门陀罗尼经》经文结构和各种文本之外，还提到了敦煌文献的《六门陀罗尼经》
（S.609、S.1513、S.4925、S.5503、S.6317、P.2404V）、《六门陀罗尼经论》《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S.230、S.848、S.2709、S.t.430）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并于下篇抄录了梵文、法文、藏文和中文的《六门陀罗尼经》全文[1，2]。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第二章“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師法成の人と業績”中亦有相关论述，同样提到了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S.609、S.1513、S.4925、S.5503、S.6317、P.2404V、官003、官064）、《六门陀罗尼经论》（S.1513、P.2404V）、《六门陀罗尼经论广释》（S.230、S.848、S.2709、结061）和《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P.2165、P.2556V、P.2861V），并重点探讨了这些经典与法成的关系，认为后两种文献由法成集译的可能性非常大[3]。以上两位学者的成果，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及相关文献的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特别是在汉藏两个文本关系方面贡献突出。但限于当时的条件，并未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做全面的整理，且两位学者都认为敦煌本汉文《六门陀罗尼经》均为玄奘译本，这与敦煌文献的实际情况也不相符，因此笔者不揣冒昧，在他们的基础上对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及其相关文献做进一步的讨论。 二 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版本
敦煌现存《六门陀罗尼经》汉文文献16件，即P.2404v0a、S.0609（2）、S.1513V（2）、S.4925？譹？訛、S.55033？譺？訛、S.6317？譻？訛、P.3919Cb、BD07328V（B.2947V，鸟028背）？譼？訛、BD07403（北7458，官003）、BD07464（B.7459，官064）、ДX.00735、ДX.01984、ДX.11176、ДX.17711？譽？訛、羽178-1、羽421；古藏文写本6件，即P.T.77、 P.T.414、 P.T.415、P.T.0416、I.T.J.32、I.T.J.17。其中，除有以古藏文书写的6件文献外，P.2404V末有题记“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故记之也”，可确定其时代为吐蕃统治敦煌后期的公元833年；S.0609（2）、
S.1513V（2）、BD07328V、BD07403、BD07464（1、2）均被认为是吐蕃统治时期的写本[4-7]，可见此经在蕃占敦煌时期的影响。
（一）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
敦煌本《六门陀罗尼经》汉译本共包括16件文献，除S.6317仅存尾题、ДX.17711太过残破外，其余14件根据经文内容可分为甲、乙两类。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甲本为玄奘译本，包括S.0609（2）、 S.4925、 S.5503、 P.3919Cb、BD07328V、
BD07403、 BD07464、 ДX .00735、ДX .01984、ДX .11176、
羽178-1、羽421，共12件。其中，S.5503首全尾缺、后部不存，ДX.01984首缺尾全、残损较多，ДX.11176前部、羽421前部和羽178-1中部略缺数字外，其他均首尾俱全，比较完整；除S.5503和P.3919Cb为册页装外，其他均为卷轴装；除ДX.00735、ДX.01984、羽421三件外，其他文献首题后均书“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字样。这些文献，经文内容与《大正藏》所收《六门陀罗尼经》无太大出入，现以《大正藏》本为底本[8]，校录如下：
六门陀罗尼经
从以上对敦煌汉文甲本《六门陀罗尼经》的校录情况来看，甲本与《大正藏》本经文文字基本一致。最大的差别仅为经文最后一段首句，《大正藏》本中的“清信”一词甲本全作“净信”，并成为此经敦煌甲本区别于《大正藏》本的主要特征；另外最后一段在“此人所有一切业障皆悉消减”一语中，敦煌甲本也多数没有“所有”一词。除去敦煌甲本中部分文献缺损和抄写疏漏错误等情况外，敦煌甲本与《大正藏》本在陀罗尼部分差别最多，不仅在抄写时有使用异体字、同声字、相似字的情况，在陀罗尼的断句和字数上，也有差别，这可能是因为陀罗尼部分主要是用来诵读的，因实际师徒相授时诵读方法的不同而产生了差别。但是，敦煌甲本中多数文献作者题名均书有“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字样，说明其与《大正藏》本采用的均为玄奘汉译本无疑。
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乙本的译者不详，包括S.1513V、P.2404Va，共2件，均首尾俱全，保存完好。两件文献均为卷轴装，文献都没有题录译者姓名。这些文献，经文内容与《大正藏》所收《六门陀罗尼经》在第一段有较大出入，现以P.2404Va为底本，校录如下：
六门陀罗尼经
如是我闻。一时薄伽梵，在净居天上依空而住，众妙七宝庄严道场，与无央数菩萨众俱。尔时世尊告诸菩薩，善男子若欲利益安乐有情，汝当受此六门陀罗尼法。谓我流转于生死中诸所受苦，于诸有情愿证平等；我有所受富贵世乐，愿诸有情同受斯乐。我所作恶若先未悔，以无上忏悔愿忏悔之；我诸所有众魔之业若未先觉，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我诸所有波罗蜜多所摄，一切世及出世广大善根。愿诸有情皆当速证无上智果，我证解脱亦愿有情皆得解脱，勿令住着生死涅槃。陀罗尼曰：
诸善男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能于日夜六时，读诵如是六门陀罗尼者。此人一切业障悉皆消灭，疾悟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时薄伽梵说是经，一切菩萨摩诃萨净居天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
六门陀罗尼经一卷
从以上对敦煌汉文乙本《六门陀罗尼经》的校录情况来看，现存乙本的两件文献差别很小，只有陀罗尼里的“提”和“谛”、“筏”和“伐”的差别。与《大正藏》本和甲本相比较， 最主要的差别出现在第一段及个别词语的翻译上，从对照表（表1）所反映的情况来看，除了“众生”和“有情”等仅仅是同义不同词的情况外，玄奘译本（《大正藏本》、敦煌甲本）与乙本最大的差别是对第一段中三句话的表述，玄奘译本“勿令众生同受斯苦”、“终不发言称无上法”、“终不举心缘无上法”在乙本中为“于诸有情愿证平等”、“以无上忏悔愿悔之”“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与玄奘所译内容完全不同，这也是我们认定敦煌本汉文《六门陀罗尼经》存在不同于玄奘译本的另一译本的根据。现存文献中并没有记载乙本的译者，但乙本还有一个突出特征，两件文献在《六门陀罗尼经》之后都抄写了《论》、《广释》等经典注疏，而甲本除S.1513V外全部为单独抄写的《六门陀罗尼经》。在传世的各种佛经目录中，仅记录了玄奘译《六门陀罗尼经》，并没有关于此经疏释经典的记载，考虑到P.2404V的时间，敦煌乙本是否在吐蕃统治敦煌时期翻译、有没有可能是根据藏文本翻译成汉文，都值得考虑。
（二）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
敦煌现存《六门陀罗尼经》古藏文写本有6件，即P.T.77、P.T.414、P.T.415、P.T.0416、I.T.J.32、I.T.J.17。其中，经过对I.T.J.17 与P.T.0416之间的帧装形式 、佛经内容、行款格式以及字体等进行比较后，确定这两件文献可缀合为一件完整的写本。另外， P.T.414，原卷共有3页，现缺中页，末有题记“狗年夏四月二日”。I.T.J.32，只存1页，有两部分内容，1页为《六门陀罗尼经》的后半部分，另1页为《吉祥偈》，P.T.77、P.T.415皆完整。将全部写本对比后发现，P.T.414、P.T.415、I.T.J.32、I.T.J.17+P.T.0416内容相同，而P.T.77与其他写本存在较大差别，说明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写本亦有两种版本。现将敦煌古藏文文献《六门陀罗尼经》的两件文献P.T.415和P.T.77，与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收录本（以下简称“德格本”）进行比较，见表2。 从上表显示的经文内容来看，3个版本在正文主体上的差别不大，最主要的差别在经首和经尾。在经首的礼敬语上，敦煌本是向“一切佛菩萨”敬礼，德格本是向“文殊菩萨”敬礼；在经尾的回向功德部分，德格本和P.T.77均有“能及回想七世之轮回”一语，这是P.T.415所没有的；经末的信受奉行部分两件敦煌文献中都特意提到了“净居之诸天子”，这是德格本中没有的。经过对3种版本的对比可以看出，P.T.415与德格本之间的陀罗尼经正文、词汇部分较为接近，而P.T.77与德格本之间正文的广略、陈述句的范式上较为接近。因此，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收录的《六门陀罗尼经》与敦煌古藏文的两个版本都互相关联。由此得出，现行的德格本《六门陀罗尼经》很有可能是以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为基础进行了修订，纂成了新的版本。
最为重要的是，敦煌汉文乙本应与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都有密切关系的，特别是P.T.77文本中（以无上觉知愿令觉悟）三句与敦煌汉文乙本经义完全一样，其他敦煌古藏文写本在这三句的内容上也与敦煌汉文乙本的内容一致，证明了敦煌汉文乙本应是从古藏文本翻译而来的。
由此，可以确定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六门陀罗尼经》共4个版本，敦煌汉文甲本为玄奘译本，敦煌汉文乙本为从古藏文本译出的新版本，敦煌古藏文两个版本也是不同于现行德格本的新版本。
三 翻 译
敦煌汉文《六门陀罗尼经》甲本的译者为玄奘，乙本的译者不详。现存德格版《西藏大藏经》中没有记录《六门陀罗尼经》（No.141、No.525、No.916）藏译者名字[9]，御牧克巳和上山大峻的成果中都提到了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记录了藏译者为Dharmapāla、Praj？觡āvarman和Ye shes sde，可以补充《西藏大藏经》中藏译者不详的问题。
实际上，布顿的《佛教史大宝藏论》中记录了《六门陀罗尼经》（计18颂）的藏译者为伯哲（吉祥积）[10]。伯哲，即噶瓦拜则，是活跃于9世纪初至中叶的西藏著名翻译家，是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期的大译师之一。他的主要译作有《律本事》《比丘尼律分别》《般若摄颂》《法句经》《亲友书》《大乘经庄严论颂、释》《十地经论》《俱舍论》《入菩萨行论》《回诤论颂、释》《因滴论》《成他相续论》《中观明论》《现观庄严论明义释》等。御牧克巳和上山大峻提到的藏译者Dharmapāla、Praj？觡āvarman和Ye shessde（耶喜德，又译作智军），在敦煌古藏文《六门陀罗尼经》中并没有出现，而是在敦煌古藏文文献《六门陀罗尼经解说》和《六门陀罗尼经广释》题记里多次出现。《六门陀罗尼解说》和《六门陀罗尼广释》的藏译者不一定是《六门陀罗尼经》的藏译者，也就是说，无法确定上述三译师是藏文本《六门陀罗尼经》的译者。但是，藏文本《六门陀罗尼经》存在德格本及两种敦煌本的事实，说明除了伯哲之外应该还有其他的译师翻译或整理过此经。
敦煌汉文乙本的译者，上山大峻认为敦煌文献《六门陀罗尼经论并广释开决记》的情况与法成集《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非常相似，所以前者也是法成集的可能性非常大。P.2404V末有题记“癸丑年十月上旬八日，于沙州永康寺集译讫故记之也”，说明当时不仅在永康寺集成了《六门陀罗尼经》及《论》、《广释》等，还有翻译的工作。正如上山大峻指出的， P.2794和P.2404V同为癸丑年，前者在八月后者在十月，时间非常接近，因此怀疑前者也为法成所集，那么敦煌汉文乙本译者也是法成的可能性非常大。作为译经地点的永康寺，“敦煌僧寺。遗书中又简称‘康’。寺址待考。此寺始见于吐蕃统治敦煌末期癸丑年（833），P.2794《大乘四法经论及广释开决记一卷》经题下款云‘大蕃国大德三藏法师沙门法成集’，卷末题：‘癸丑年八月下旬九日于沙州永康寺集毕记’。此寺名见于P. 2284、2794、3167，S. 6829，北新1558等。据P.2727《永康、龙兴、报恩三寺缺经目》，推知该寺亦有藏经室。张议潮大中起义后，此寺不复见，推测或改额为他名而存在。”[7]
《六门陀罗尼经》现在虽被归入密教类，但一直作为玄奘翻译的代表经典存在，这使我们不得不注意此经的唯识学倾向。从文献内容来看，《六门陀罗尼经》非常简短，与吐蕃时期流行的大多数陀罗尼经典具有共同点。但它的独特性在于，除了经典本身之外，还有《论》及《广释》流行，特别是不见于传世经典的《广释疏》和《开决记》的流行，说明当时信徒对《六门陀罗尼经》不是单纯的信奉，而是有深入的研究。而可能翻译此经的僧人法成，是吐蕃统治敦煌后期唯识学复兴的代表人物，他对这一经典的重视与相关注疏的集译，也说明了中唐晚期唯识学复兴的历史事实。所以，吐蕃时期敦煌地区《六门陀罗尼经》与同时期流行的《无量寿宗要经》等虽同为陀罗尼密典，但后者信众广泛，突出延寿的世间利益。相比之下，《六门陀罗尼经》及其疏释带有更深的佛教义理内容，很可能是佛教界中学问僧留下的写本，带有一定的研究性质，同时也体现了当时汉蕃佛教学问僧众在陀罗尼信仰方面的倾向。
参考文獻：
[1]K.Mimaki，La ɑmukhī-dhārɑī ou “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Ⅰ），Journal of Indian and Buddhist Studies，Vol.XXV-2，
1977，pp.965-972.
[2]K.Mimaki，La ɑmukhī-dhārɑīou “Incantation des SIX PORTES”，texte attribué aux Sautrāntika（Ⅱ），Report of the Japanese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No.23，1977，pp.9-13.
[3]上山大峻.敦煌佛教の研究[M].京都：法藏馆，1990：195-203.
[4]方广锠，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10）[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5]方广锠，吴芳思.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23）[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6]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96）[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7]任继愈.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97）[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8.
[8]玄奘.六门陀罗尼经[M]//大正藏：第19册.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28：878.
[9]宇井伯寿，铃木宗忠，金仓圆照，等.德格版·西藏大藏经总目录[M].台北：华宇出版社，1986：31，93，153.
[10]布顿大师.佛教史大宝藏论[M].郭和卿，译.北京：民族出版社，1986：229.
[11]季羡林.敦煌学大辞典[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8：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