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吕叔湘同志不久前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批评含糊其词地提“有人”、“某报”的做法，主张指名道姓、注明出处，提倡实事求是的文风。我很赞成这个提议。
　　过去流行一种只对论点，不指名道姓的批评。这种手法看上去似乎风格很高，其实很低劣。你去核对一下，被批的论点往往是断章取义的，捕风捉影的，甚至是凭空捏造的，是一种假想敌。他想出了这种假想敌之后就可以为所欲为，任意攻击，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目的是打击一大片，造成恐怖气氛。这种现象在“四人帮”猖獗时期是司空见惯的。现在是否余毒全消，还是个问题，这就需要我们睁开眼睛看看，开动脑筋想想。
　　
　　二
　　
　　文艺理论批评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其中有的已经解决，例如文艺的社会属性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出发，文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当然必须从社会存在去解释。这已是常识问题，谁也不会提异议。但是关于文艺的特殊规律是什么，谁也说不清楚，连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的著作中也找不到完整明确的答案。现在有些年轻的文艺理论工作者开动脑筋，摆脱传统的思想束缚，敢于以破旧创新的开拓精神，不仅从文艺的外部规律，而且从文艺的内部规律，即从心理学、伦理学、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乃至从自然科学和边缘科学去探索文艺创作的特殊规律。不论这种探索能否成功，这种辛勤努力的精神首先就值得赞许。但是有的人不是这样，他不仅不予鼓励，而且把它看作异端邪说，棍棒交加。
　　陈涌同志在《红旗》今年第八期上发表的批评刘再复同志的文章就是一例。刘再复的观点未必全都正确，是可以讨论的，但陈文一开始就把问题提到“直接关系到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关系到社会主义文艺的命运。”言外之音很明白，只有同意他的观点才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只有执行他的观点社会主义文艺才有繁荣的前途，否则就是宣扬异端邪说，社会主义文艺就会枯萎和死亡。这还了得，一个态度，一个命运，真叫人胆战心惊。举起这两条棍棒的目的无非迫使你缴械投降。使用这套战法在十年以前可能有点作用，可是现在不行了。
　　自封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讨论问题时举起棍棒打人其实是色厉内荏的表现。有理不在声高，辩不过人家便求诉于棍棒，这是一种不可取的作法。
　　百家争鸣需要一种和谐融洽的气氛，要求摆事实、讲道理，你可以不同意别人的意见，但不允许你随便给人家打棍子，扣帽子。
　　
　　一九八六年六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