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首批支边青年的西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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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来自河南,人数大约有1200多名,很多人刚刚初中毕业:他们身穿军装,但不是现役军人,而是军垦战士:他们分布于西藏拉萨、山南、林芝等地农场,成了工人、医生、牧马人;他们大部分人在西藏干了16年,但也有人干了一辈子——
  
  从1966年7月开始,河南1200多名初、高中应届毕业生在半年时间里陆续踏上了漫漫进藏路。他们大部分在西藏工作了16年后,才根据国家政策调回内地。
  45年过去了,当年赴藏时的青春少女和懵懂少年,如今已变成儿孙绕膝的花甲老人。尽管他们已离藏多年,但在西藏高原战天斗地的那段独特经历,足以让他们品味一生。
  
  争相报名去西藏
  
  1966年5月的一天,家住河南省襄城县城关公社的田翠芝从街道办事处得知,西藏军区404部队要在襄城县招兵。听到这个消息,年仅17岁的田翠芝热血沸腾。
  那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席卷全国,在县城里随处可见“听党的话,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需要的地方去”这样的宣传口号。
  和田翠芝一样,襄城县还500多名知识青年也踊跃报了名,但不是谁都可以去参军的,要求是商品粮户口,年龄在16岁和22岁之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至于到西藏去干什么,接兵的一位军官说的很含糊,说是后勤兵,要在西藏参军3年。”田翠芝回忆说。
  经过笔试、体检和极其严格的政审后,田翠芝被录取了。她和襄城县其他46名青年被集中在一起进行军训。47人中,男女比例基本相等,年龄最大的19岁,最小的还不到16岁,绝大多数是初中毕业生。
  这年7月25日,襄城县的领导为他们欢送,群众敲锣打鼓,非常隆重。到了许昌后,田翠芝他们和来自许昌地区许昌市、漯河市的青年共145人集中在一起。
  接兵的为他们每人发了军装和棉被,除了单衣外,还有棉衣和皮靴。从许昌坐火车到郑州前,许昌地区的领导也为他们举行了欢送仪式。7月31日上午,他们在郑州火车站受到了省领导的接见。
  当天,他们坐上了开往青海西宁的火车。在洛阳和三门峡火车站,田翠芝看到站台上挂着“欢迎河南首批支边青年赴藏”的标语,站台上的群众也在敲锣打鼓地欢送他们。
  这些年轻人高唱《革命青年志在四方》、《边疆处处赛江南》等歌曲,一路西行。他们为能够去遥远的西藏实现革命理想激动不已。
  8月1日晚上,田翠芝他们到达总后勤部西宁兵站。兵站也有欢迎他们的红色标语,但内容是“扎根西藏,边疆为家”。“欢迎晚会上,兵站的老兵也让我们有个思想准备,说一去可能是十几年,也可能是一辈子。”田翠芝说。
  
  穿越三个“鬼门关”
  
  在西宁休整了一个星期后。他们换乘汽车继续前行。越往前走,越是荒凉,看不到树和人烟,他们的情绪开始低落,也不再唱歌了。
  进入青藏高原后,海拔越来越高,由于缺氧和紫外线的照射,大家感到胸闷头疼,身上也被晒得起了黑泡。但接下来,他们还要闯过被称为“鬼门关”的昆仑山口、五道梁和唐古拉山。
  当地谚语有“登上昆仑山,进了鬼门关;过了五道梁,难见爹和娘”之说。海拔4767米的昆仑山口,空气中的氧含量只有内地的50%,大多数人都在车上吐成一片。而到了海拔5000多米的五道梁,氧气更加稀薄。因為公路被洪水冲垮,他们在这里停了9天。
  “大家高原反应异常厉害,头晕脑胀的,感觉太阳穴像是要爆炸了,后脑勺跟挨了闷棍一样。”田翠芝回忆说,到了晚上,很多女青年因为高原反应,再加上想家,忍不住哭了。
  田翠芝也病倒了,她浑身发烧,头疼、恶心,吃不下东西。她吃起了病号饭,所谓“病号饭”就是开水煮面条,里边加一点酱油。
  汽车在翻越海拔5230米的唐古拉山后,就进入到西藏境内的羌塘高原。在这里,可以看到成群的牛羊。
  8月25日,经过近一个月的艰难跋涉,河南首批支边青年到达拉萨。
  大家被分到了位于拉萨西郊的西藏军区八一农场。田翠芝他们这才知道,西藏军区404部队又名生产建设部,是管理援藏建设工作的。
  当时,西藏军区生产建设部在拉萨、山南、林芝和澎波等地都设有农场,农场按部队建制,生产单位是队,也称连,任命有连长、指导员,场以上领导大都由现役军人担任。这些河南支边青年成为了按部队建制管理,身穿军装,但不是现役军人的军垦战士。
  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进藏之后不到半年时间,来自河南郑州、洛阳、新乡、安阳、开封等地的1000多名青年也先后赴藏。
  
  在拉萨的第一个冬季
  
  到拉萨时间不长,从许昌地区来的支边青年就被分到各基层连队,投入到紧张的秋收中去。秋收结束后,田翠芝他们被集中在八一农场三队。
  三队坐落在距拉萨市区十多公里的一个小岛上。因为人多,房子不够住,田翠芝和几个女青年就住进了新修建的猪圈里。猪圈和当地的民房差不多,只是矮小一些,当时还没养猪。她们在猪圈里打上地铺,每间可住4个人。
  在三队,田翠芝他们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正面教育。所谓“正面教育”,就是参加学习、训练和劳动。
  第一个月,田翠芝领到了31.2元的工资。闲暇时,她和大家就一起到拉萨市买东西。
  田翠芝对拉萨的第一印象是,到处是破旧的帐篷和低矮的藏式平房,连内地的县城都不如。当时拉萨只有人民路一条街道。大家戏称:点根火柴,就能从这头亮到那头。
  尽管城市显得萧条,但白墙金顶、富丽堂皇的布达拉宫,却让他们大开眼界。
  “正面教育”结束后,145人被分到不同的工作岗位。
  西藏的冬天寒冷而又漫长,每年11月份到来年的4月份,是这里最冷的季节。
  进藏之初,女青年们脸上都不抹润肤品,冷风一吹,脸上就起皮流血。后来,大家只得买来搽脸油搽上。由于西藏高原紫外线强,没过多长时间,大家都被晒得黑不溜秋的。
  进藏的第一个春节到了,连队领导让大家都到食堂里包饺子,不知谁说了一句:“在家这活儿哪还用我插手!”结果,引来大家的思乡情绪,一人开始落泪,接着大家都哭了起来。
  为了使青年们进藏的第一个春节能过得丰富多采,连队组织大家举办了春节联欢晚会,班班出节目,人人上场演。刚刚还哭鼻子的她们,这会儿又变得调皮活泼了。
  这是他们离开家乡后在外过的第一个春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值得回味的一个春节。
  
  走向不同岗位
  
  一年后,组织上对145名支边青年的工作进行了调整。
  田翠芝被分到了八一农场卫生所。她告诉笔者,卫生所所长是个大学毕业生,有深厚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临床经验。为了提高医疗技能,她白天诊疗,晚上看书,逼着自己钻研业务,慢慢掌握了一些医疗知识,能处理一些常见病了。
  1974年,西藏军区在澎波农场组建 一所医院,勤奋好学的田翠芝被调了过去。那里距拉萨100多公里,比拉萨海拔高,条件艰苦,田翠芝在那里一直干到1982年。
  尽管当时西藏自治区实行的是免费医疗,但由于高山阻隔,澎波农场方圆一二百里没有医院,老百姓看病难。澎波农场医院的院址还没有选好,病人就蜂拥而至。田翠芝和同事们只好先在一所废弃的小学校里救治病人,几间教室分别成了内、外、妇、儿、五官科的病房,几张旧课桌就是手术台。有限的几张病床留给手术后的重症病人及产妇使用,其他病人就睡地铺。每天查房或诊疗,田翠芝她们都要蹲在地上甚至跪在地上。
  1967年10月,因为表现突出,来自襄城县的王云霞和其她14人被分到了林芝毛纺厂,王云霞当了一名挡车工。远离拉萨400多公里的林芝,山清水秀,被称为“西藏的江南”。和其他人相比,王云霞的工作环境最好。
  1969年,来自许昌市的寇开元被分到羊八井牧场管理仓库。地处羌塘高原上的羊八井是一个高山牧场,这里有十几个藏族职工。寇开元经常带着翻译骑马到下边的放牧点去。
  在这里,寇开元感受到了藏族老乡的质朴。一次,他到一户藏民家去做客,藏族老乡从箱底里拿出了舍不得用的新毛巾和香皂。晚餐时,主人为了表达对客人的尊敬,手端酒杯给客人唱歌,如果客人不喝下这杯酒,主人就一直唱下去。晚上,客人和主人一家围成一圈,头朝火塘睡下。
  随着一个一个支边青年的离去,八一农场三队驻地变得冷冷清清。最后,这里仅剩下蒋郾城等两个人。
  蒋郾城是漯河人,他是那批支边青年中吃苦受罪最多的一个。他在三队赶过马车养过猪,因为下水救猪受伤,右脚险些被锯掉。
  后来,蒋郾城被分到斯布牧场,搞了一个月土改后,开始放牧。他放牧的地方离牧场驻地有150公里远,一人放着170多匹马。他自己有两匹马,一匹骑着放牧用,一匹驮帐篷等物品。因为这里野兽经常出没,他还配备了两杆枪。
  隔一段时间,牧场就派人把一些粮食放到固定的地方,让蒋郾城去取。一次下大雪,道路不通,没法去取粮食,一星期没有吃饭,每天只能喝点盐水。最后,有藏族牧民送给他一些生羊肉充饥。后来,他也习惯了吃生羊肉。回到平顶山工作后,他一个月最少还要吃两次。
  蒋郾城告诉笔者,在斯布放牧的一年多时间里,他最忍受不了的是孤独。放牧的地方几乎与世隔绝,有时半个月碰不到一个人,碰到了也是藏族牧民,因为语言不通,和人家无法交流。憋得难受时,他就站在山上吼几声。
  
  无悔的青春
  
  慢慢地,这些支边青年都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
  回家探亲时,亲友们给田翠芝介绍了几个对象,但她没有同意。田翠芝考虑到,婚后,自己要调回内地遥遥无期,男方调去西藏工作也不可能。
  1974年9月,经人介绍,田翠芝和李荣欣相识了。二人见面一聊,李荣欣的老家是河南叶县的,离襄城县很近。
  李荣欣的经历也不平凡。1970年,李荣欣被部队保送到北京大学学习,是第一批进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学员”。1971年8月,他被分到了西藏军区教导队。1974年春天,他被调到日喀则军分区,任新闻干事。
  1977年2月2日,田翠芝和李荣欣举行了简朴的婚礼。他们也没有添置什么东西,买了一点喜糖和两瓶白酒,让大家热闹了一下。第二年3月,他们的女儿降生了。
  1982年,按照政策,田翠芝调回到了襄城县人民医院,1987年又调到平顶山市职业病防治所。1980年,李荣欣转业到平顶山市广播电台。2004年,夫妻俩退休。
  到1982年,除了两个因病死亡的,按照国家政策,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的143人陆续调回内地。而当年的河南支边青年中,有的在西藏一直工作到现在,有的走上了领导岗位。
  进藏后,来自开封市的张静璞考取了西藏新闻干部学校,曾任拉萨晚报副总编。今年3月份,他从拉萨市委宣传部退休,举家回到开封居住。在西藏工作了45年的他,患有高原红细胞增多症、慢性阻塞性肺炎、糖尿病等多种疾病。
  来自新乡的吴毓萍是支边青年中的佼佼者,她是山南农场赫赫有名的“铁姑娘”和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后来她因政绩突出而走上领导岗位,先后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团委书记,山南地区行署专员和自治区宣传部、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等职务。现任中纪委常委、中直机关工委副书记、纪检工委书记。
  不管身在何处,西藏的那段岁月,都成为他们心中难以磨灭的印记。
  199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举办赴藏30周年纪念活动。田翠芝、王云霞、寇开元和蒋郾城等76人参加了活动,很多人见面后抱头痛哭。
  同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组織部和人事厅向河南赴藏支边的同志发来贺电。贺电中说:“1966年,1200多名刚走出校门的初、高中毕业生,响应党的号召,放弃了优越的城市生活,奔赴条件艰苦的西藏高原,参加到建设社会主义新西藏的行列中来,你们继承和发扬了‘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忍耐,特别能奉献,特别能战斗’的老西藏精神,为西藏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你们把青春留在了雪域高原,西藏人民不会忘记你们!”
  2006年7月30日,原许昌地区的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又举办了赴藏40周年纪念活动,有60多人参加。
  寇开元是原许昌地区赴藏支边青年联谊会负责人之一。他告诉笔者,今年7月底,是原许昌地区支边青年赴藏45周年纪念日,他们准备从今年开始,改为每5年聚一次。
  “我们年龄越来越大,有的人已等不了十年一次的聚会,现在已有16人去世了。”寇开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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