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我国经历了百家争鸣的黄金时代，随后儒、道二家脱颖而出，交替占据中国思想文化的主流。至两汉之际，佛教由古印度传入我国，于魏晋南北朝时期趋于兴盛。至隋唐时期，我国佛教已宗派林立，蔚为大观。然而，唐代中后期的武宗灭佛运动（史称“会昌法难”）却给了佛教以致命性的打击，在那次遍及全国的灭法运动中，中国佛教几乎所有宗派都全军覆没。这些宗派——包括唯识、三论、天台、华严、律宗、密宗等等失去了寺庙、寺庙经济和经典文化的支撑，从此便一蹶不振，有的甚至永远地消失了。堪称奇迹的是，唯有由菩提达摩创始、由六祖慧能推向巅峰的禅宗一派，不仅安然度过这一劫难，之后更是如雨后春笋一般蓬勃发展，在灭法运动后的几十年间遍布全国，进而一举取得了中国佛教的主导地位。
　　诸宗消沉，禅宗独盛。原因何在？答案或许就在禅宗的十六字箴言：“教外别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在如今的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着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的热潮，人类文明存在着空前的机遇，也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来自禅宗的古老智慧无疑为我们更好地克服时代的弊端提供了诸种法门，其中尤以静定与专注最为切中时弊，正如一百多年前的西方哲人尼采的警语：在自己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静定：创造的源泉

　　在功利主义和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浮躁与不安成了现代人最常见的两种心理状态，这对于求学、创业乃至人生的种种追求都是不利的。对于这一点，禅宗一派无疑是喧嚣扰攘的现代社会的一剂解药，其所倡导的静定修行之法——静坐与禅定，是禅宗乃至整个佛教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消融了二元论的壁垒，从而使主客合一，使人的生理和心理状态达到中国文化所谓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按照现代心理学的解释，这种主客泯灭的状态乃意识功能尚存但没有运用的心理状态，佛教称此境界为“空”。这种空的境界不间断地继续修行，就可以进入一种“言即不中”的意识状态。佛教极为尊崇这种状态，能修行达到此境界的人被称之为“佛”。
　　不难发现，禅宗的静定作为一种方法论，背后蕴含着典型的东方哲学思想，与儒家和道家的许多观点不谋而合，这也是佛教尤其是禅宗思想得以在中华大地上蔓延生长的关键。如儒家经典《大学》有言：“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止生定，定生静，静生安，安生虑，虑生得，一切由“止”而生，由此构建了君子修身求道的总纲领，而佛教主张“因定生慧”，而定慧又称作“止观”。又如道家经典《道德经》有言：“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佛家言“空”，正如道家言“无”，“无中生有”，亦可视作“空不异色”的某种变形。道家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庄子所推崇的“坐忘”和“心斋”亦包含着鲜明的定慧思想。
　　即便大多数人都无法在静定的修行中体验到上述的最高境界，但保有静定的习惯对于现代人而言极为重要。这看似很难做到，其实也并非那么难，只要让自己从各种忙碌中停下来（亦即“知止”），独自（盘腿）静坐一会儿，将自我渐次放空，任由各种杂念在脑海中一闪而过，细细体味当下的瞬间与时间的流逝，慢慢进入一种物我两忘的境界。渐渐地，我们从静定中收获到一种无中生有的力量，一种空寂之后的充盈，一种安宁之后的狂喜，一种静观之后的憬悟。深谙禅宗三昧的台湾散文大师林清玄先生在其名作《白鹭立雪》中有一首意味深长的禅诗，诗曰：“白鹭立雪，愚人看鹭，聪明见雪，智者观白。”
　　世俗的人看见了雪中的白鹭，便会忘记雪的存在；看见了追逐，忘失了平静；追求小的价值，忽略了纯净如雪的本质。聪明的人知道白鹭伫于雪中，只是一时的、短暂的，因此常常会提醒自己，不要丢失了可贵的纯净。有智慧的人，只是静观，不起分别。禅宗的智慧告诉我们，这种看似“不做任何事”的静定修为是一种极为珍贵而重要的能力，对于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们尤其如此，而对于那些热爱禅宗的天才及其所开创的伟大事业而言，静定之法可视作他们的创造之源。
　　美国著名作家苏珊·凯恩在其著作《安静：内向性格的竞争力》中极富洞见地指出：“如果你在后院的一棵树下坐着，而其他人在院子里举杯畅饮，那你就更有可能成为被苹果砸中的人。”为此，她举了一个反例，即大名鼎鼎的“头脑风暴法”，这种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兴起的群体决策法一度风靡全球，但之后长达四十年的持续研究却得出了一个令人吃惊的结论：以小组形式开展的头脑风暴并不利于产生创造性想法。伦敦大学组织心理学家艾德里安·弗恩海姆坦言：“科学研究表明，商业人士采用头脑风暴的方法是极其愚蠢的。”这种集体思维所固有的局限性，被埃默里大学神经科学家格雷戈里·伯恩斯称为“群体工作缺陷”。对此，苏珊·凯恩进一步指出：“当个人在群体中工作时，他很难意识到自己真正的想法。作为社交动物的我们总会无意识的效仿别人。而当我们有意反对这些意见时，我们会承担精神上的不安。”
　　毫无疑问，静定的前提是独处，亦即保持孤独的状态。可以说，一个人安静时所产生的孤独场域是创新的催化剂。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坚定地说：“我单枪匹马，不成群也不结对……因为我知道，要达到既定的目标，必须要由一个人来思考、来指挥。”是的，许多真正意义上的创造——不是微小的改进，而是从0到1，从无到有的纯创造，都是一个人在夜深人静时想出来的，和那些所谓的“头脑风暴”毫无关系，正如苏珊·凯恩所指出的：“独处是创造力的关键（也是被低估的）原料。”因此，对于个人创造力而言，那种可以随时从纷繁纠缠的社会网络（包括虚拟空间网络）中抽身而出的能力，在当今的互联网时代——一个基于移动终端将人们空前紧密地联结在一起的时代——无疑显得更加珍贵和重要，而禅宗的静定之法给现代人的启发是巨大的，无论是修身还是创造。

专注：人生的境界

　　中国思想文化在魏晋以前以儒家和道家作为主流，其中儒家偏于入世，道家偏于出世，佛教尤其是禅宗经过本土化之后，顯示出了强大的生命力，乃是由于其很好地融合了儒、道思想，禅宗作为中国佛教的精华，其精神可以概括为“以出世之精神做入世之事业”。可以说，禅宗早已成为中华文化一个独特的精神标识，千百年来对社会、人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力。禅宗精神看似教人学会放下，实则教人专注当下，认真观照和把握生命中的每时每刻，去创造崭新的人生境界，这可以从著名的“禅宗三境界”说起。 　　宋代禅宗在总结了魏晋至隋唐的禅宗思想的基础上，从浩如烟海的唐宋佳句名联中选取三句，提出了“禅宗三境界”说。“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此第一境。句出唐代诗人韦应物名作《寄全椒山中道士》：“今朝郡斋冷，忽念山中客。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欲持一瓢酒，远慰风雨夕。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
　　诗人独坐滁州郡斋，孤寂清冷，不由念及住在全椒县深山中与世隔绝的道人，在这寒冷肃杀的深秋，想送一瓢暖酒给山中苦寂的友人，但又怕满山落叶，寻不到他的踪迹。“落叶满空山，何处寻行迹”，是诗人的寂寞心灵寻不到慰藉的孤独与彷徨。当然，此一境界虽离至境尚有距离，但毕竟已入禅宗境界，较之诸种无境界的人生依然高出不少。苏轼晚年贬谪惠州，曾次韵作《寄邓道士并引》，诗云：“一杯罗浮春，远饷采薇客。遥知独酌罢，醉卧松下石。幽人不可见，清啸闻月夕。聊戏庵中人，空飞本无迹。”清代著名诗人、评论家施补华在《岘佣说诗》中将韦、苏二诗作了比较：“《寄全椒山中道士》一作，东坡刻意学之而终不似。盖东坡用力，韦公不用力；东坡尚意，韦公不尚意，微妙之旨也。”意、力二字，一语道破，堪为的评，盖以东坡之才气，亦有棋逢对手之时。
　　“空山无人，水流花开”，此第二境。句出苏东坡《十八大阿罗汉颂》，其中赞颂第九尊者诗文：“饭食已毕，璞钵而坐。童子著供，吹禽发火。我作佛事，渊乎妙哉。空山无人，水流花开。”
　　东坡寥寥数语，已将尊者神游世外、观心自在的神态刻画得惟妙惟肖。如前所述，佛家推崇“空”的境界，意即脱离七情六欲之苦，六根清净。空山无人，便是指自身不再受人生的俗世苦难煎熬，得以解脱。水流花开是顺承，意念皆空，一切当自在兴现，心旷神怡。达到这个境界，大概要经受些磨难，才能达到真正的物我合一。
　　苏东坡是学佛参禅之人，他在艰难困苦的险恶境遇中——从黄州到惠州再到儋州的一贬再贬——反而实现了人生境界的升华，创作出了中国文学史上最光辉灿烂的诗文，禅宗对他的帮助和影响不可谓不大。尤其是东坡诗词中表现出的种种人生境界与禅宗的影响密不可分，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的随遇而安，“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的修心为上，“暂借好诗消永夜，每逢佳处辄参禅”的诗禅一味，“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悲喜两忘，“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自嘲释怀，“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的超迈放达，无不体现着将人生苦难蒸馏升华的禅意境界。
　　“万古长空，一朝风月”，此第三境。语出《五灯会元》卷二之“天柱崇慧禪师”篇：
　　（僧）问：“达摩未来此土时，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未来且置，即今事作么生？”曰：“某甲不会，乞师指示。”师曰：“万古长空，一朝风月。”
　　某日，有僧人问崇慧禅师：“达摩祖师尚未来中国时，中国有没有佛法？”禅师说：“尚未来时的事暂且不论，如今的事怎么做？”僧人不解，又问：“我实在不领会，请大师指点。”禅师意味深长地说：“万古长空，一朝风月。”一朝风月是当下的刹那，万古长空是遥远的未来。也可以说，一朝风月是短暂的，万古长空则是虚幻的永恒。既然虚幻不真切，又何必牵挂，我们只需要做好眼前便可。无论以后怎么样，专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把握眼下，摒弃虚无，这个境界应比什么都抛却和放下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