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崇德：中南海讲宪法第一人

　　作为新中国宪政的亲历者，许崇德和中南海结缘已久，早在1954年初，他就住进中南海，从事“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工作。
　　许公如今居住在北京世纪城时雨园——隐于繁华的中关村地带。“1954年初，我研究生毕业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中央是在1953年1月启动了《宪法》起草工作，专门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他语气舒缓，娓娓道来，相比照片，本人清瘦许多，背微驼，满头银发。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我当时是被调到委员会下面的一个办公室，这个办公室由秘书处领导，下面再分小组，我被分派到资料组。当时资料组除了我还有来自北大、中央政法干校和北京政法学院的同事，我们的主要任务是收集资料。”
　　工作结束后，又转到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的秘书处工作，见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全国人大的召开。时至今日，许崇德依然清晰记得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并欢呼新中国第一部《宪法》胜利通过的动人场面。1929年1月，许崇德出生于上海青浦，1951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法律系。后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宪法）专业研究生学习，毕业后留校任教。
　　2002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许崇德是主讲人之一。讲课开始，他十分感慨：“当年，就是在这间屋子后面的怀仁堂，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当年正值“82宪法”颁布20周年，胡锦涛在纪念宪法施行20周年大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强调了尊重宪法、依法治国的重要性，引起了各界一致好评。和许崇德当时同为主讲人的周叶中回忆称，“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12月9日早上9点，我接到电话让我下午两点半到司法部开会。于是我马上往机场赶，下午按时赶到那儿开会。当时没跟我说要讲课，就说是有课题，让我们研究准备。”
　　许崇德较早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点。许崇德认为，我国的法律成千上百，每一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部一样。治国最直接、最根本的应当首推宪法。 2003年，他穷尽毕生所学，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成为宪法规范史的空谷足音。
　　许公至今在中国人民大学已执教50余载，独著、主编、参著的学术著作和教材共57种之多。是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许崇德还兼任中国法学会理事，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许崇德参与制定了在我国有重大影响的四部法律——1954年《宪法》、1982年《宪法》、《香港特区基本法》、《澳门特区基本法》。
　　再往前追溯，1998年6月16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开办法制讲座的第一课，就是许崇德主讲《我国宪法与宪法的实施》。2002年，许崇德又再度受邀，与周叶中一起讲授宪法。回顾这两次讲课，许崇德由衷感慨：“中央政治局的学习会、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制讲座，都把宪法作为第一课、第一讲，体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法治观念和推进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

陈雪薇：从中央党校到中南海

　　前往中南海讲课的学者中，陈学薇是为数不多的女教授之一。1935年出生于广州的她，是著名党史理论研究专家，历任华南师范大学历史系教师、政治历史系副主任，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党史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当年，这些中南海“学生”的学习热情，给陈雪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2004年12月1日，她和同校教授刘海涛前往中南海讲述了“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的课程。“温总理11月30日晚上刚从老挝出访归来，转天上午出席政治局会议后，下午就参加了这次集体学习。在学习中途，吴邦国委员长还出去接见了英国的副首相。”
　　刘海涛回忆起当天的学习情景说：“这些领导人的时间是这么紧张，但他们尽最大可能挤出时间进行学习，这确实让我们非常感动。”而作为女性的陈雪薇，更注意到一些细节。
　　“可能是我们的讲解引起了中央领导同志的共鸣，他们不时地在讲稿上勾勾画画，现场气氛非常之好，大家就有关问题讨论了75分钟。”
　　陈雪薇和刘海涛走进红墙论道“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第17次集体学习，自然成为他们一生之中最值得珍藏的记忆。“政治局集体学习请专家学者讲课，表明中央领导虚怀若谷、认真敬业，向人民群众学习，向知识分子学习，集思广益，开拓思路，也反映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民主精神。”陈雪薇体会最深的是，中南海的这种鲜明的学风，体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鲜明政风。
　　数易其稿，两次试讲。连语调高低、语速快慢、语言风格都有建议或要求。老教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能带着讲稿步入中南海。2004年9月1日下午2：30时，中共中央党校会议室里专家学者济济一堂。该校常务副校长虞云耀宣布由陈雪薇教授与刘海涛教授将为中央政治局讲授“中国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的历史考察”课题。
　　中央党校领导极为重视这次讲课，力求反映中央党校的教学和研究水平，为此在中央党校专门成立了由l4人组成的备课小组。备课小组讨论确定讲课提纲后，陈雪薇和刘海涛着手分工撰写讲稿。
　　陈雪薇回忆称：“讲稿提纲差不多先后讨论了五次，花了近一个月时间，国庆期间我与海涛同志拿出了第一稿。”初稿提交上去后，备课小组又进行了讨论，做了较大的修改，先后改了三次。
　　“第二次试讲时，现场听讲的领导同志很细致，连语速如何把握都做了交代，對我们完成讲课任务很有帮助。这次试讲后，讲稿内容基本定板，我们只是就有关建议做了些技术性处理。”紧接着，虞云耀还要安排《学习时报》社社长与总编协助对讲稿在文字、标点符号等方面仔细地核校一遍。 　　集体学习结束后，有位领导同志对陈雪薇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么概括挺清晰、挺公允，每段什么是主要贡献，什么是主要成果，有一个很好的交代。我们走过的路是很不容易的”。

余永定：社科院智库的影响力

　　余永定并不是第一次到中南海讲课，他已经连续去了两次。“当时我是跟社科院科研局学术委员汪小涓一起讲的。我还很清晰地记得讲课时的情景，领导们听得都很专注，不停地记笔记。”
　　2003年1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二次集体学习。此次集体学习安排的内容是“世界经济形势和我国经濟发展”。时任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江小涓就当前世界经济形势、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若干新趋势和新特点以及中国经济的发展做了讲解，并提出了有关建议。
　　北京建国门内大街5号，从这里往西不到十分钟车程即可到中南海。这个地址的重要性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作为中央直接领导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最高研究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自建院在此32年，一直担负着党和国家“思想库”、“智囊团”的重任。
　　在美国“全球智库影响力研究”日前发布的报告中，中国社会科学院排名亚洲最顶尖智库第一名，排名“非美国”最顶尖智库第二十五名，再次体现了其在全球智库研究领域的影响力。
　　纵观这些主讲人所代表的机构，中国社会科学院有21次，占16.8%；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以10次居第二；中国人民大学和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均为8次，紧随其后。“作为国家智库，可能是社科院跟中南海的关系本来就比较近一些吧。”
　　余永定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和世界经济。主要学术专长是西方现代经济理论。被海外媒体誉为“美元杀手”，对国际资本市场深具影响力。多年来一直呼吁央行减持外汇储备中的美元资产，并因此多次导致国际市场上美元汇率走弱。是受到政策界、经济界和学术界尊敬的中国经济学家之一，也是中国政府在国际经济政策领域的重要智囊。
　　2003年10月20日，国务院在中南海召开第三次座谈会。为时一天的座谈会上，周正庆、吴敬琏、余永定、吕政、贺铿、韩俊、刘世锦、陈东琪、高培勇、谢平、张燕生等就该年以来经济运行情况、取得的成绩、存在的问题，以及加强农业、扩大就业，搞好宏观调控，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做好金融、财税工作，制止低水准重复建设、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和扩大开放等问题发表了意见，并对做好今年第四季度和明年经济工作提出了建议。

高培勇：中南海里多次讲税法

　　在为“中南海学员”讲过课的学者中，有好几位有过重复授课的经历。其中，社科院的高培勇教授早在1997年就为中央决策层作过税法讲座，2010年他又两次为中央政治局讲解“世界主要国家财税体制和深化我国财税体制改革”以及“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
　　第一次讲课时，国家税务总局为了以防万一，派了两辆车去接高培勇。一行人早上7点50就进了中南海。“因为时间太早，会议室还没开门，我们只好站在会议室外说话。虽然包括我在内的好几位同志都是第一次进中南海，但大家都未敢走开。”一直等到8点40分服务人员将会议室的门打开，他们才进去。
　　主持人宣布讲座开始后，高培勇还没有开口，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插话：“高培勇同志，是不是先把讲稿发给我们呀？”“对不起，朱副总理，我还没有写讲稿。”“那有没有印好的提纲给我们啊？”高培勇摇了摇头。“那你讲吧。看来今天我们要做笔记了。”朱镕基严肃了起来。
　　讲座结束后，朱镕基充分肯定了高培勇提出的观点。高培勇心中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2010年1月8日，高培勇第二次去中南海为领导人讲财税体制改革时，集体学习制度已经有了一套成熟的程序。高培勇说：“我们开着社科院自己的车就去了，到了门口报车牌号，就直接‘进海’了。”
　　那次讲课，胡锦涛听得特别认真。结束后，所有人都离开了，胡锦涛又留下来和两位老师就财税制度进行了更深一步的交流。“大概谈了10多分钟，主要还是讨论我国财税体制运行当中的一些难点和重点问题。后来，胡锦涛突然提出要合张影，这在以前可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此后，高培勇通过财政部领导拿到这张珍贵的合影，一直珍藏至今。
　　备课并非易事。高培勇与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房宁联合讲授的“正确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研究”，则准备了3年。“2007年，社科院就接到了这个课题的研究任务， 我与房宁教授还有多位社科院的领导反复调研、开座谈会，甚至去信访局了解工作，数易其稿，改了十几次，才有了最终的成果。”
　　高培勇认为，学者影响政治决策主要有4种形式：一是发文章，二是写研究报告，三是参加相关部门组织的座谈会，四是在决策层集体学习时讲课。“最后一种是最直接、最近距离，也是最完整而系统地阐释自己思想主张的途径。学者把自己的研究成果通过集体学习的形式传递给决策层，是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最高追求。同时，给领导人讲课也是一个锻炼和提升自己的好机会。”高培勇说，“欧美国家的研究者很难想象有这样一种学习形式，他们的智库都是上赶着递交自己的研究成果，而中国的决策层却主动集中在一起专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