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据我所知您大学就读于南开大学生理生化系微生物专门化专业，大学毕业后曾在食品行业工作23年之久，以后到国家科委管理星火计划，食品行业的技术管理也是您工作的一部分。您有50多年的经验、体会再加近一个时期的多方调查与感受，对食品安全问题一定会有很多深刻见解。首先，请问您，当前食品安全管理方面存在些什么问题？
　　任玉岭：当前食品安全工作中，有一种认识上的误区，正在对我们某些管理不到位、不尽责起着障目作用。
　　这种认识误区是：中国食品安全难搞，主要是食品企业过多、过散所造成。这种认识强调，若不关停中小食品企业，食品安全就难以保证。在这种理论引导下，社会上已经出现了“百姓不要买小商家的食品”、“不要在小饭店就餐”的宣传到处蔓延。由于这种观点出于食品安全方面的较高层领导，而且扩散面积较大，所以对食品安全工作的影响不能低估。
　　认为只有大量关停中小食品企业，支持大企业发展，食品安全才能有保障的说法，不仅严重的忽视了中国人口多、就业难的实际，看轻了中小企业发展对百姓致富的重要作用，而且也错怪了小企业的所作所为。其实小企业并不是食品安全发生的必然原因。孙中山先生曾在上世纪二十年代讲过，中国任何一个地方，哪怕是只有三户家庭的村子里，都会有一个豆腐坊。数以千万计的豆腐坊虽小，但它并没有带出食品安全问题。而相反，这几年发生的严重影响食品安全的三聚氰胺事件、抗菌素用于牛奶防腐事件、瘦肉精事件都是巨型的名牌企业之所为。
　　出现这种认识误区的原因，说穿了是“四种危险”导致的，胡锦涛总书记在共产党90周年庆祝大会上讲：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的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的食品安全问题除了与社会道德下滑有关外，重要的还在于管理的混乱和管理的不作为。例如，最近媒体报道的天津市对虾注胶问题，记者找到城管部门，城管说是工商的事，到工商部门，则说是农业部门的事，农业部门又说是质检部门的事，到质检部门又说这是工商部门的事，结果是大家都负责，大家都不管。试问，这样怎样会有食品的标准化呢？怎样会有食品的安全呢？我們某些管理者看到中国小企业多，而且不可能大量减少，于是把食品安全问题推到小企业多这上面，显然就可以为能力不足、精神懈怠找托辞，为不愿作为和不作为找借口。这是需要我们注意的。
　　因此，为了增强信心，搞好食品安全，一定要实事求是，从国情出发，必须防止那种只有取消中小企业才能搞好食品安全的理论蔓延，防止这种理论障碍食品安全工作的推进和把食品安全工作引向歧途。
　　记者：无公害绿色食品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然而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市场由于收益高、监管体系不健全，导致许多不法商贩涌入，各种身份不明的认证机构遍地开花，一些地方出现了花钱买认证的现象，请问您如何看待这种情况，又该怎样进行管理？
　　任玉岭：食品安全应是所有人的事，作为国家管理部门应对所有的百姓负责任。决不能形成有钱有权的人才可以享受安全食品，钱少的人只能吃不安全食品。
　　我们现在核定绿色食品基地、绿色食品企业、绿色食品市场、绿色食品商标的做法并不符合以人为本的精神，而且不是对绝大多数人负责任。据我调查，大多数商场、菜场和果品店是几乎见不到绿色标牌的。因此，有关方面着力进行的“绿色认证”，质优价高的食品，只能是服务少数人群的。而且这种“绿色认证”，不仅使有关管理部门忙于同“绿色认证”对接，而影响了面上的标准化推进，并且极易造成官商勾结、出现寻租和腐败行为。
　　事实证明，有些基地和企业被授予绿色证书后，弄虚作假的事是明显存在的。因此，有必要把管理工作的着力点进行必要的调整，要全视野、全领域的重视食品安全，应把主要精力放在重视食品标准化的建设和推进上。要对那些严重分散管理者精力，而且易造成寻租的“绿色认证”等给予叫停。
　　记者：媒体曾经报道某地少数权力部门和单位搞“食品特供”，在食品安全不断恶化的背景下，引起了舆论反响。很多人质疑，当官员尤其是监管者通过权力能够享受无毒无害食品后，还会尽心尽力打击各种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吗？
　　任玉岭：正如南阳内乡县衙中一幅对联指出的那样：“得一官不荣，失不一官不辱，勿说一官无用，地方全靠一官”。食品安全能否确保，归根结缔还取决于政府部门的工作，取决于管理食品安全的官员是否有责任心和使命感。
　　但是，现在一些部门和单位的做法，不仅不利于增强责任心和使命感，而且将会削弱管理食品安全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这就是对“特供方式”的泛滥。对中南海党中央搞一些特供，保首长安全，是全国人民的心愿，应予支持和保证。但是现在一些部门和地方，甚至搞环保的部门也搞起了自己的特供食品基地。不仅粮食特供、蔬菜特供、油要特供、烟要特供、酒也要特供。如此，管钱、管物者所吃食品安全了，他们就会放松对食品安全的管理，百姓就要遭殃。所以很有必要限制管钱管物的部门，特别是要限制与食品安全管理相关的部门专设自己的绿色食品基地。只有这样，才有利于增加管理者的责任心和把食品安全工作做的更深入。
　　记者：食品研发工作处于食品安全的源头，您认为食品研发工作应注意解决哪些问题？
　　任玉岭：我们的研发工作为科技创新做出了很大贡献，成绩应予肯定。但是，也有一些研究工作者唯利是图，为了钱做出了不该做的事情。例如三聚氰胺事件中，对向牛奶中添加三聚氰胺的农民处以极刑是十分必要的。但是这些农民怎么会知道三聚氰胺加入牛奶后就可以从表面上提高牛奶的氮含量，而不能增加其蛋白质水准呢？显然作出这个发明的一定是研发人员，而且还得是很有点水平的研发人员。我们在打击三聚氰胺肇事人时，只抓了农民，而不查处案发的真正源头，这才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的典型。
　　其实，很多化学制品在食品中的乱添加或在农产品生产中的乱使用，大多都与研发人员和管理人员有关系。就像当年国家医药局郑筱萸那样，为了钱，一年可批上万种新药。这种混乱局面，批准者有责任，研发者同样有责任。因此，为了从源头上管好食品和确保食品安全，我们十分需要重视研发工作和做把关的管理工作给食品安全带来的破坏作用。在查处食品安全案件中，需要认真查找问题的源头，并给予严厉打击，以发挥警示作用。
　　记者：当前我国一些地方食品安全检测设施落后、检测范围较窄、检测水平不高、检测时效不强、检测费用过高，造成了食品安全监管不力，对此您有何看法和建议？
　　任玉岭：我们国家食品技术的检测能力，这十几年有了很大进展，检测队伍和检测设备都已上升了一个新台阶。但是，很多食品安全问题往往不是发生在应检项目范围内，例如三聚氰胺、苏丹红、瘦肉精，还有一些剧毒农药等造成的食品安全问题并不是常规的检测内容。正因为这样，三聚氰胺事件发生时，食品行业并没有对它进行检测。
　　去年，在湖南生产的菜油中发现了大量致癌性很强的3.4苯并芘后，有关方面却说我们还没有把3.4苯并芘列入检测范围。一般检测单位也没有这种检测手段。其实3.4苯并芘于40年前就已经在国外给予了关注和检验。再有二恶因问题，日本已发现垃圾焚烧场附近居民生癌率高出一般好几倍，经检测发现是粮食蔬菜污染了垃圾焚烧场排除的二恶因所造成。而我们国家至今对3.4苯并芘和二恶因的检测都较少提上日程。据我所知炸油条反复使用的油品中是较易生成3.4苯并芘致癌物质的，而我们不论大城市、小城市很多炸油条的油都变成酱油一样的浓黑了，可又有谁对它进行检测呢？因此，为了食品安全，我们还要加大投入，健全检测手段，扩大检查范围。
　　记者：有人说，食品生产是个知识活，也是个良心活。您认为该如何加强食品安全教育？在道德层面又如何加强企业自律？
　　任玉岭：食品安全涉及到全社会的男女老少，首先是只有让广大百姓懂得食品安全，才能做好食品安全。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社会上对食品安全的知识普及甚少。我国食品工业虽然在GDP中占比重较大，但这方面在三年前连一个两院院士都没有。要解决好食品安全问题，必须要重视食品行业的发展和投入，加强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和普及，要在央视及各地方电视台广为传播食品安全的诸多知识，并防止对食品安全的误判和误导在媒体发生和蔓延。尤其要重视对农民普及食品安全知识，保障食品安全。
　　基于现在出现的很多食品安全与道德缺失有关系。因此，还要进一步加强道德教育。要使广大食品生产者、研发者、销售者知道食品安全人命关天。要进行良知、良心的教育，确立“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价值理念。做到重善行、思利他，敬天爱人。尤其是学校教育，一定要重视道德建设，要坚决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寓道德教育于文化、知识教育之中，要把提高学生道德修养，作为每一位教师的责任，努力提高全民族的道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