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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疫情虽会对香港及亚洲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应该能更快的恢复过来
时下，弄得整个香港，甚至全世界沸沸扬扬的，莫过于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各国的态度，由轻视，到自扫门前雪，再到变得充分重视，乃至采取强制性隔离及拒绝入境的极端措施，经历过一个重大的渐进式转变过程。但疫情却仍然失控，而资本市场也由“早已身经百战千锤百练”，无可无不可，到目前的江河日下，已变成惊弓之鸟之势了。而港岛一半的经营性机构已经歇业；一些重要的服务机构，如金融，也有两班轮流或分立作业避免感染造成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非常时期，在保卫自身安全避免感染之余，要在市场中有所作为，离不开我们对此次疫情的判断，而清晰的判断可能会从历史中受益。
首先，我们需要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冲击，还是永久性的伤害和一个系统性的冲击。要做出有效的推断，我们需要翻看一下历史。最广为人知的近代疫情可算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当年死亡人数高达2~5千万；接下来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其死亡人数高达1~2百万人。1968年的“香港流感”死亡人数70万人，虽然数字有下降，但当时对香港社会所造成伤害却非常大。纵览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全世界，还是亚洲，或者小到香港，都能从很大打击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另外，医疗设备和科学的发达及全球卫生防疫系统等均与历史情形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应该相信，这次疫情虽会对香港及亚洲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应该能更快的恢复过来。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最大化地估计这次疫情造成的影响。我们同样以史为鉴。根据世卫组织（WHO）的资料，1994年印度西部有一小镇Surat发现有鼠疫短期内大面积感染的病例，而且以几何级数上升。当时，印度有两种选择：可以过一两个星期，待深入的化验结果出来后再公布；或根据当时情况紧急公布疫情。印度选择了后者。她向世卫组织及全世界及时公布了疫情。结果，短短的几星期内，高达50万人民逃离。各国纷纷采取自保措施，意大利马上取消所有来往的货船；大部分中东国家均停止一切由印度进口的食品及货物；瑞士停止所有纺织品入口；欧美国家，如加拿大、法国、德国及英国等全面发出对其国民警告：不要前往印度、亚洲；地中海多国均停止一切飞往印度的航班。当时，疫情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因国际间的果断但自保的措施而加剧，由此对出口贸易的极度影响也非常之大。眼下，世界各地对香港地区、中国以及亚洲所采取的措施与印度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但论其范围和程度，则又非常克制，仍然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在短短的几星期内，由疫情爆发到世卫的介入，到多方面的努力，印度鼠疫全面得到控制，结果造成58人死亡，有将近900个感染病例。当年，印度全年的经济损失，表面上，其贸易赤字翻了一番，其资本市场受害却极轻，指数只下降了5%。论及影响的深广，却以旅游业为最，可估计的损失为20亿美金，不可估计的损失可能更高。
亚洲近年来亦有不少疫情出现：1998年初，香港“禽流感”，导致6人死亡，而恒生指数则下滑8.4%；同年台湾出现“口蹄疫”，死亡人数为38人，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下跌12.2%。这一连串的数字说明，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疫情发生，但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往往较少反映在GDP增长上，恒生指数下跌的影响主要是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行业。而纵观历史，我估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应该在5—12%的范围内。然而，环顾中国各主要股票指数，都曾在3月份表现为上行。这反映内地市场可能过于乐观。
这都是一些表面的、可恢复的经济创伤。比较深广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假如各国采取激进措施，进一步停止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那么对经济的伤害可能非常深。我国经济的三个火车头中，假如外商直接投资受损的话，则反过来会影响到出口，进而三者损其二（另一个是内需），会对经济增长目标造成影响。因为投资者作重新的评估造成的滞后效应伤害远比当年经济放慢来得重。幸而在中国政府4月1日起加入世卫组织疫情通报，转眼已过一月，除了世卫组织对旅游者前往中国发出警告、马来西亚拒绝中国人入境外，并没有十分过激的措施。可谓不幸中大幸。如此类推，除非非典型疫情急转直下，更大面积的扩散，否则，我相信各国间应不会将行动升级，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结构改革。
但是，另外有一个重大的变数是，到底会否出现系统风险。我国因于4月1日前并不参与世卫组织的通报系统，所以在传达信息方面有不规范和不及时的地方。新感染病例虽速度有所减慢，但并没有停止，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加。由此，外界对中国提供的数字开始怀疑起来，而且对中国能否处理这个问题亦开始置疑。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仍茫然无绪的话，那么，忧虑的情绪会不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将是一个疑问。进一步，今年的投资计划以及其他合作项目是否会押后，就将会变成一个需要重新评估的系统风险。一旦到这个地步，其损害将最深，更要花长时间去重新说服投资者。
我认为这个系统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拖延而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定数，唯一可以观察的，是全世界科学家是否能破解疫情症状及病原。有鉴于此，则能理解为何对付此疫情的规格，已经由地方政府转至中央政府，并且由总理及副总理亲自坐镇对付。正是因问题的复杂性，如何评价这一系统性风险，我们只能耐心观察。
非典型肺炎疫情，对内地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系，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小型经济体来说，可想而知，必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打击。
据香港政府较早前的发言，说此次非典型肺炎所带来的经济损害已超越1998年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损害。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假。在短短一个月当中，经济学家们已把香港本来微弱的3%经济增长，一下子就下调到1.5%的水平，砍掉一半。
最明显的影响是从香港为基地的国泰航空及港龙航空。他们已经大幅减少航班，乘客上坐率只达到20%，直破收益平衡点。他们已经同时发出盈利警告。如果情况在预见的将来未能改善，大幅裁员将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关联效应更是痛苦。香港一般的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已只剩10%，亏本看来已无可避免。虽然我们可以想像，寒冬过后，其反弹定必骄人，可惜过冷的冬天实在太冷。各项经济命脉已是雪上加霜，现在香港的老百姓都希望政府能作圣诞老人，大发福利，大减费用，以期渡过此一经济寒冬。最要命的可能是，本已下降七成的楼价再往下跳水，那么，负资产将只能破产，由此对银行体系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将可能产生极大震荡和冲击。
从亚太区来看，非典型肺炎疫情除了对各国自身消费有影响外，其余最直接的莫过于对其旅游业的打击。按旅游业占GDP百分比来说，最受打击的当属马来西亚，占到7.2%，跟着是泰国，而香港则排第三，占5 %，中国内地则只1.8%。可想而知，撇开疫情带来的投资下降，单就旅游占GDP的比重来看也是直接的。就是事件过后，其负面的形象也要起码几个月的恢复期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以今年第三季作为复苏的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对一个疫区解除警告，需要在双倍于潜伏期内没有新的感染个案发生才可以。按“非典”的7-10天潜伏期来看，假设到四月底一切受到控制，最快也要到五月下旬一切才能恢复。到那时，整个第二季度刚好结束，第一季的增长也可能饱受影响。因此，非典型肺炎影响之深是要远超大家当初所估计的。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
时下，弄得整个香港，甚至全世界沸沸扬扬的，莫过于非典型肺炎的蔓延。各国的态度，由轻视，到自扫门前雪，再到变得充分重视，乃至采取强制性隔离及拒绝入境的极端措施，经历过一个重大的渐进式转变过程。但疫情却仍然失控，而资本市场也由“早已身经百战千锤百练”，无可无不可，到目前的江河日下，已变成惊弓之鸟之势了。而港岛一半的经营性机构已经歇业；一些重要的服务机构，如金融，也有两班轮流或分立作业避免感染造成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非常时期，在保卫自身安全避免感染之余，要在市场中有所作为，离不开我们对此次疫情的判断，而清晰的判断可能会从历史中受益。
首先，我们需要判断此次疫情对经济的影响，是暂时的冲击，还是永久性的伤害和一个系统性的冲击。要做出有效的推断，我们需要翻看一下历史。最广为人知的近代疫情可算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当年死亡人数高达2~5千万；接下来是1957年的“亚洲流感”，其死亡人数高达1~2百万人。1968年的“香港流感”死亡人数70万人，虽然数字有下降，但当时对香港社会所造成伤害却非常大。纵览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不管是全世界，还是亚洲，或者小到香港，都能从很大打击中慢慢的恢复过来；另外，医疗设备和科学的发达及全球卫生防疫系统等均与历史情形有天壤之别。因此，我们应该相信，这次疫情虽会对香港及亚洲经济造成一定影响，但应该能更快的恢复过来。
进一步，我们还可以最大化地估计这次疫情造成的影响。我们同样以史为鉴。根据世卫组织（WHO）的资料，1994年印度西部有一小镇Surat发现有鼠疫短期内大面积感染的病例，而且以几何级数上升。当时，印度有两种选择：可以过一两个星期，待深入的化验结果出来后再公布；或根据当时情况紧急公布疫情。印度选择了后者。她向世卫组织及全世界及时公布了疫情。结果，短短的几星期内，高达50万人民逃离。各国纷纷采取自保措施，意大利马上取消所有来往的货船；大部分中东国家均停止一切由印度进口的食品及货物；瑞士停止所有纺织品入口；欧美国家，如加拿大、法国、德国及英国等全面发出对其国民警告：不要前往印度、亚洲；地中海多国均停止一切飞往印度的航班。当时，疫情对社会造成的恐慌，因国际间的果断但自保的措施而加剧，由此对出口贸易的极度影响也非常之大。眼下，世界各地对香港地区、中国以及亚洲所采取的措施与印度当年的情形非常相似，但论其范围和程度，则又非常克制，仍然不能与当年相提并论。在短短的几星期内，由疫情爆发到世卫的介入，到多方面的努力，印度鼠疫全面得到控制，结果造成58人死亡，有将近900个感染病例。当年，印度全年的经济损失，表面上，其贸易赤字翻了一番，其资本市场受害却极轻，指数只下降了5%。论及影响的深广，却以旅游业为最，可估计的损失为20亿美金，不可估计的损失可能更高。
亚洲近年来亦有不少疫情出现：1998年初，香港“禽流感”，导致6人死亡，而恒生指数则下滑8.4%；同年台湾出现“口蹄疫”，死亡人数为38人，台湾加权平均指数下跌12.2%。这一连串的数字说明，虽然历史上也曾有疫情发生，但对当地的经济影响往往较少反映在GDP增长上，恒生指数下跌的影响主要是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行业。而纵观历史，我估计对资本市场的影响应该在5—12%的范围内。然而，环顾中国各主要股票指数，都曾在3月份表现为上行。这反映内地市场可能过于乐观。
这都是一些表面的、可恢复的经济创伤。比较深广的影响主要有两方面：一、假如各国采取激进措施，进一步停止对我国的直接投资，那么对经济的伤害可能非常深。我国经济的三个火车头中，假如外商直接投资受损的话，则反过来会影响到出口，进而三者损其二（另一个是内需），会对经济增长目标造成影响。因为投资者作重新的评估造成的滞后效应伤害远比当年经济放慢来得重。幸而在中国政府4月1日起加入世卫组织疫情通报，转眼已过一月，除了世卫组织对旅游者前往中国发出警告、马来西亚拒绝中国人入境外，并没有十分过激的措施。可谓不幸中大幸。如此类推，除非非典型疫情急转直下，更大面积的扩散，否则，我相信各国间应不会将行动升级，从而影响中国的经济增长目标和经济结构改革。
但是，另外有一个重大的变数是，到底会否出现系统风险。我国因于4月1日前并不参与世卫组织的通报系统，所以在传达信息方面有不规范和不及时的地方。新感染病例虽速度有所减慢，但并没有停止，死亡人数也不断增加。由此，外界对中国提供的数字开始怀疑起来，而且对中国能否处理这个问题亦开始置疑。如果在一段时间内我国政府仍茫然无绪的话，那么，忧虑的情绪会不会以几何级数增加，将是一个疑问。进一步，今年的投资计划以及其他合作项目是否会押后，就将会变成一个需要重新评估的系统风险。一旦到这个地步，其损害将最深，更要花长时间去重新说服投资者。
我认为这个系统风险会随着时间的拖延而变得越来越高。但是，并不存在一个定数，唯一可以观察的，是全世界科学家是否能破解疫情症状及病原。有鉴于此，则能理解为何对付此疫情的规格，已经由地方政府转至中央政府，并且由总理及副总理亲自坐镇对付。正是因问题的复杂性，如何评价这一系统性风险，我们只能耐心观察。
非典型肺炎疫情，对内地这样一个大型的经济体系，已经产生巨大影响，对于香港这样一个小型经济体来说，可想而知，必将是一次极为重要的打击。
据香港政府较早前的发言，说此次非典型肺炎所带来的经济损害已超越1998年金融风暴所造成的损害。这种说法一点都不假。在短短一个月当中，经济学家们已把香港本来微弱的3%经济增长，一下子就下调到1.5%的水平，砍掉一半。
最明显的影响是从香港为基地的国泰航空及港龙航空。他们已经大幅减少航班，乘客上坐率只达到20%，直破收益平衡点。他们已经同时发出盈利警告。如果情况在预见的将来未能改善，大幅裁员将不可避免。由此引发的关联效应更是痛苦。香港一般的五星级酒店入住率已只剩10%，亏本看来已无可避免。虽然我们可以想像，寒冬过后，其反弹定必骄人，可惜过冷的冬天实在太冷。各项经济命脉已是雪上加霜，现在香港的老百姓都希望政府能作圣诞老人，大发福利，大减费用，以期渡过此一经济寒冬。最要命的可能是，本已下降七成的楼价再往下跳水，那么，负资产将只能破产，由此对银行体系以及经济增长动力将可能产生极大震荡和冲击。
从亚太区来看，非典型肺炎疫情除了对各国自身消费有影响外，其余最直接的莫过于对其旅游业的打击。按旅游业占GDP百分比来说，最受打击的当属马来西亚，占到7.2%，跟着是泰国，而香港则排第三，占5 %，中国内地则只1.8%。可想而知，撇开疫情带来的投资下降，单就旅游占GDP的比重来看也是直接的。就是事件过后，其负面的形象也要起码几个月的恢复期才能恢复过来。所以，以今年第三季作为复苏的时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根据世卫组织的标准，对一个疫区解除警告，需要在双倍于潜伏期内没有新的感染个案发生才可以。按“非典”的7-10天潜伏期来看，假设到四月底一切受到控制，最快也要到五月下旬一切才能恢复。到那时，整个第二季度刚好结束，第一季的增长也可能饱受影响。因此，非典型肺炎影响之深是要远超大家当初所估计的。
（作者为摩根大通中国研究部主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