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划于城市而言，是大脑，是脑神经中枢。成功的城市规划，犹如一个运作有力的指挥部，能让城市在正确的轨道上有条不紊前行。反之，一个偏颇或者不切实际、超越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城市规划，就像一个没能及时更新的导航仪，会向城镇化的列车提供不准确的引导信息，甚至开往一个错误的发展方向，后果难以预料。
　　由于规划对城市发展的龙头作用，所以当城市发展出现各种乱象时，规划也遭到众多非议和批判。
　　我们需要明确：规划的科学性要建立在对我国城市发展阶段的正确把握和判断上。
　　从总体发展来看，我国处在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但是我们的城镇化与机动化、工业化、现代化同时叠加，其复杂性几无现成的模式可参考。
　　如何把历史经验和国际经验与我国当下的实际结合起来，是摆在规划研究者面前的重要课题。我们的规划既要满足每年1000多万进城人口的城镇化，又要满足已在城市生活多年的4.5亿城市居民的现代化。过高标准的规划无形中会抬高农民进城的门槛，过低标准的规划则无法满足城市居民的现代化需求，均不能适应甚至可能背离我国城市发展的要求。
　　从个体发展来看，我国有661个城市和19881个小城镇，其中既有人口超过千万的超大城市，又有人口不足千的小城镇。
　　从区域看，城镇化水平差距较大：东部的一些小城镇，无论在人口规模、用地规模，还是经济实力方面，甚至比中西部的县城和地级市高出不少。
　　正是由于我们的城市发展存在区域差别，且发展水平也参差不齐，所以在城市规划标准、规划指标设计上，不能一刀切，需因地制宜，综合考虑，统筹规划，分类指导。
　　从发展方式来看，我国经历了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的高速发展，但不足之处是，这种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建立在廉价的劳动力、土地、资源和环境的基础上，以做大增量为主的发展模式，存在着大量的以工业园区、开发区、项目建设为重点的粗放型规划。
　　随着我国劳动力、土地、环境成本的升高，低成本增长的红利逐渐消失，需要转变为以优化存量为主的发展模式。这就要求精细化规划，需要调整规划的思路、方法和技术，以适应这种转变。
　　规划要转向中心城区的改造，提高中心城区的土地利用效率；要更多考虑到城市中生活的人的实际需要。城市不等于建筑，城市等于居民。规划不仅要为城市经济发展服务，更要为城市社会、文化、生态等服务。
　　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转变还残存的计划经济时代的规划思维方式。
　　由于我国受计划经济的影响时间较长，导致有些规划沦为按计划分配指标或目标的工具，如土地、项目、资金等指标，发展速度、GDP总量等目标。在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要逐步改变规划由政府主导，改变自上而下的规划思维方式，改变按计划分配为主的规划方法，改变将规划作为一种向上级争取资源的手段，转向依靠市场来配置资源。
　　其中首要的，在于改变“长官意识”，发挥规划师的主观能动性。
　　在现实中，规划师的话语权较弱，容易受决策者左右或影响，导致有些规划只唯上不唯实，忽视了经济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沦为领导决策的工具，如许多地方领导提出的生态城、新城新区等都有相关机构提供了规划服务。同时，务必杜绝规划的随意性，杜绝一届政府一套规划的乱象。
　　在相关法律法规的执行方面，坚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等原则。
　　据有关统计，我国法律体系中涉及各类规划的现行有效的法律共72部，分别规定了各类规划共113种，这些规划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种类繁多，实际操作中协调起来也非常困难，耗费大量的时间和技术成本，造成规划的时效性降低。
　　唯有结合不同城市具体的情况和特点，科学判断城市发展的趋势，遵循城市规划基本原则，切实保证城市规划的科学性、严肃性、持续性，才能将城市发展的美妙蓝图变为现实场景。这，才是城市规划的题中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