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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再到如今的网络传播，传播技术的发展引领着传播方式的一次次飞跃。技术的不断革新，也使得传播主体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多的公众加入到向海外推广中国形象的传播活动中。中国武术借助影视流传世界，中华餐饮在全球遍地开花，这些传播活动大多依靠的是公众力量。
关键词：媒体融合;国际传播;公众力量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1]
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升级，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交往互动的重要平台和世界。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向外界展示自己，表达诉求，进行沟通和交流。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单一交往的物理空间，对整个世界传播格局的改变和影响意义深远。它使国际传播工作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群众活动，不受地理和空间的制约，每个公民都成为国际传播力量的一份子，成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参与者和传播者。[2]
一、国际传播中的个人
个人作为国际传播行为体参与国际传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人。一是政府官员，即所谓的“舆论领袖”，他们是外交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制定者，在国际传播中应加强政府官员在公共外交上的应对能力，对受众国由清晰的认知，培养外交官的媒介素养，作为一名外交官，其能力素质不仅体现在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上，更体现在其处理与媒介关系上。应对得当，就会为外交加分;应对失当，不仅事倍功半，往往还带来外交上的被动。一名高明的外交官，必然是一名善于处理与媒体关系、善于利用媒体的外交官。
二是相关学者，即所谓的“舆论精英”，他们的意见会对公众产生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应充分发挥舆论精英的作用，利用微信微博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普通大众所具有的外交意识、国家意识较为薄弱，通过舆论精英的教育，使公众对国际政治有一定了解，在西方媒体的冲击下，具有一定抵抗能力，可以避免为西方社会所利用。国际政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播客、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领域，寻找可以利用的方式。只有不断创新渠道，紧跟新型传播技术的步伐，中国的观点和声音才能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知晓。
三是青年网民。青年网民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成长于相对开放、自由、分享、互动的互联网环境下，具有明显的互联网世代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网络行为特征。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主体之一，青年网民群体积极主动配合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活跃于海外社交媒体场，参与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了较高的自组织性和自觉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泛娱乐化和社交化的方式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参与一些流行文化、亚文化、情绪诉求与消费方式等方面的话题讨论。青年网民所开展的国际交流与形象展示，与全球化媒介生活场景中的青年网民，具有较好的互动性和对话性。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平台化与内容行业运营的产业化，青年群体中崛起了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海外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民众的关注与喜爱，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全球“网红”拥有比较稳定、优质内容的持续生产能力，具有显著的商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特点。[3]中国“网红”和各行各业意见领袖通过专业公司运作，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助力文化出海，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新方式。这一群体独特的内容形态与符号表达所具备的跨文化可交流性和共情性促成了其传播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走红，这种相对通达的对外传播方式，从自身视角和生活视角出发传递丰富多元的中国形象，其表达更为真切、诚实、易懂，与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的国际传播形成较好的互补。
四是普通大众，普通大众由于条件受限，很难去接觸到事件的真实面目，很容易被西方媒体所利用，以伊朗twitter革命为例，为了伊朗反对势力能够及时传递国内信息，增强反对派影响力，借此削弱内贾德阵营，美国要求Twitter延迟原计划中的网络维护服务。因为这将中断服务，使伊朗人无法利用twitter交换有关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的消息。[4]从这点来看，新媒体平台俨然已经成为某些势力进行革命的重要工具，冷战时期，美国利用“美国之音”等媒体进行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而当今时代，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其新一轮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
二、国家仍然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
从国际传播的特征来看，国家仍将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主体变得更为多元，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播的成本变得更为低廉。看似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实不然，即使现有信息的传播非常低廉，新信息的收集和生产常常需要巨额投资。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处于前沿的新信息的成本高于所有信息的平均成本。就国家之间的权力而言，成为初创者往往比第一个追随者好得多。
在新媒体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散布信息。这就导致信息的过于丰富。充足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关注成为稀缺资源，那些能够从白噪音中辨别出有价值信号的人将获得权力。编辑、信息鉴定者和信息提供者变得供不应求，这就是权力之源。
在信息时代，信任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信息的传递成本的下降，使得获取信息变得很容易，筛选信息的能力得到重视。在这样一个信息充足的年代，名声也变得日益重要，大众较为信任拥有较高名声的信息传播者。
信息资源充足意味着，软权力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物质资源的一个功能。当生产或传播信息的能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其限制性因素包括对印刷业、广播电台、新闻纸的控制。硬权力将产生软权力。而在信息时代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硬权利与软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许会遭到削弱。但是即使如此，今日的软权力也可以是昔日硬权力的遗产。
三、结语
在信息时代，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力量，促进传统传播形式和新兴传播形式的多元融合，公众力量应与官方力量形成良性互动，重视公众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民间组织和个人等层面对国外受众进行引导和宣传，修正我国国际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郭金峰.浅谈我国民间对外传播[J].对外传播，2020（5）：11-13.
[2]张志安，李辉.海外社交媒体中的公众传播主体、特征及其影响[J].对外传播，2020（5）：7-10.
[3]任孟山，朱振明.试论伊朗“Twitter革命”中社会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J].国际新闻界，2009（9）：24-28.
作者简介：
刘洋，中国外文局。
关键词：媒体融合;国际传播;公众力量
2019年1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媒体时代和媒体融合发展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总书记指出推动媒体融合发展、建设全媒体成为我们面临的一项紧迫课题。要运用信息革命成果，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做大做强主流舆论，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舆论支持。[1]
随着传播技术的快速发展与升级，网络空间也成为人类交往互动的重要平台和世界。通过互联网和社交媒体，个体可以随时随地向外界展示自己，表达诉求，进行沟通和交流。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单一交往的物理空间，对整个世界传播格局的改变和影响意义深远。它使国际传播工作变成了一个全民参与的群众活动，不受地理和空间的制约，每个公民都成为国际传播力量的一份子，成为了向世界展示中国形象、传播中国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参与者和传播者。[2]
一、国际传播中的个人
个人作为国际传播行为体参与国际传播，主要可以分为以下几类人。一是政府官员，即所谓的“舆论领袖”，他们是外交决策的直接参与者和制定者，在国际传播中应加强政府官员在公共外交上的应对能力，对受众国由清晰的认知，培养外交官的媒介素养，作为一名外交官，其能力素质不仅体现在其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上，更体现在其处理与媒介关系上。应对得当，就会为外交加分;应对失当，不仅事倍功半，往往还带来外交上的被动。一名高明的外交官，必然是一名善于处理与媒体关系、善于利用媒体的外交官。
二是相关学者，即所谓的“舆论精英”，他们的意见会对公众产生影响，在新媒体时代，应充分发挥舆论精英的作用，利用微信微博等相关新媒体平台，对公众进行宣传教育，普通大众所具有的外交意识、国家意识较为薄弱，通过舆论精英的教育，使公众对国际政治有一定了解，在西方媒体的冲击下，具有一定抵抗能力，可以避免为西方社会所利用。国际政治学者应该充分利用播客、博客、微博等社交媒体领域，寻找可以利用的方式。只有不断创新渠道，紧跟新型传播技术的步伐，中国的观点和声音才能被世界上更多的人知晓。
三是青年网民。青年网民群体作为“数字原住民”，成长于相对开放、自由、分享、互动的互联网环境下，具有明显的互联网世代群体的社会心态和网络行为特征。作为国际传播的实践主体之一，青年网民群体积极主动配合我国主流价值观的对外传播，活跃于海外社交媒体场，参与意识形态斗争，表现出了较高的自组织性和自觉性。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泛娱乐化和社交化的方式活跃在海外社交媒体平台上，参与一些流行文化、亚文化、情绪诉求与消费方式等方面的话题讨论。青年网民所开展的国际交流与形象展示，与全球化媒介生活场景中的青年网民，具有较好的互动性和对话性。
伴随着社会生活的平台化与内容行业运营的产业化，青年群体中崛起了一支重要力量，他们在海外社交媒体受到越来越多海外民众的关注与喜爱，以李子柒为代表的全球“网红”拥有比较稳定、优质内容的持续生产能力，具有显著的商业化、专业性和独立性特点。[3]中国“网红”和各行各业意见领袖通过专业公司运作，借助海外社交媒体平台助力文化出海，成为了国际传播的新方式。这一群体独特的内容形态与符号表达所具备的跨文化可交流性和共情性促成了其传播内容在海外社交媒体上走红，这种相对通达的对外传播方式，从自身视角和生活视角出发传递丰富多元的中国形象，其表达更为真切、诚实、易懂，与主流媒体和官方机构的国际传播形成较好的互补。
四是普通大众，普通大众由于条件受限，很难去接觸到事件的真实面目，很容易被西方媒体所利用，以伊朗twitter革命为例，为了伊朗反对势力能够及时传递国内信息，增强反对派影响力，借此削弱内贾德阵营，美国要求Twitter延迟原计划中的网络维护服务。因为这将中断服务，使伊朗人无法利用twitter交换有关伊朗首都德黑兰示威的消息。[4]从这点来看，新媒体平台俨然已经成为某些势力进行革命的重要工具，冷战时期，美国利用“美国之音”等媒体进行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的进程;而当今时代，新媒体正在逐渐成为其新一轮和平演变的重要工具。
二、国家仍然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
从国际传播的特征来看，国家仍将是国际传播的重要主体。新媒体环境下，传播的主体变得更为多元，每一个公民都可以成为传播的主体。互联网的发展，使得传播的成本变得更为低廉。看似国家在国际传播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其实不然，即使现有信息的传播非常低廉，新信息的收集和生产常常需要巨额投资。在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处于前沿的新信息的成本高于所有信息的平均成本。就国家之间的权力而言，成为初创者往往比第一个追随者好得多。
在新媒体条件下，人人都可以发布消息，散布信息。这就导致信息的过于丰富。充足的信息导致关注的贫乏。关注成为稀缺资源，那些能够从白噪音中辨别出有价值信号的人将获得权力。编辑、信息鉴定者和信息提供者变得供不应求，这就是权力之源。
在信息时代，信任是一种关键性的资源。信息的传递成本的下降，使得获取信息变得很容易，筛选信息的能力得到重视。在这样一个信息充足的年代，名声也变得日益重要，大众较为信任拥有较高名声的信息传播者。
信息资源充足意味着，软权力将不再像过去那样仅仅是物质资源的一个功能。当生产或传播信息的能力成为一种稀缺资源，其限制性因素包括对印刷业、广播电台、新闻纸的控制。硬权力将产生软权力。而在信息时代复合相互依赖的条件下，硬权利与软权力之间的密切联系或许会遭到削弱。但是即使如此，今日的软权力也可以是昔日硬权力的遗产。
三、结语
在信息时代，我国在国际传播中应充分利用公众力量，促进传统传播形式和新兴传播形式的多元融合，公众力量应与官方力量形成良性互动，重视公众在新媒体时代的重要作用，通过国家、民间组织和个人等层面对国外受众进行引导和宣传，修正我国国际形象，在国际传播中拥有自己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1]郭金峰.浅谈我国民间对外传播[J].对外传播，2020（5）：11-13.
[2]张志安，李辉.海外社交媒体中的公众传播主体、特征及其影响[J].对外传播，2020（5）：7-10.
[3]任孟山，朱振明.试论伊朗“Twitter革命”中社会媒体的政治传播功能[J].国际新闻界，2009（9）：24-28.
作者简介：
刘洋，中国外文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