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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革命导师恩格斯诞辰200周年，深入推进自然辩证法思想研究和生态文明建设，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主办，环境哲学专业委员会、青年工作委员会、北京自然辩证法研究会共同承办的“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学术研讨会，于2020年10月10—11日在北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两场主论坛和一场青年论坛组成，来自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共150余人出席研讨会。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鸿研究员致辞。何鸣鸿在致辞中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已经开始求助哲学思维来解决。他希望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和专家们立足于社会实践，着眼于问题，坚持以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为导向，推进自然辩证法理论服务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此次会议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分别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之重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探讨”“世界环境哲学之反思”等方面进行研討。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之重温
恩格斯将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与自然哲学联系起来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自然观、自然科学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观的重大变革，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近百年来，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争论从未停止。重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感悟自然辩证之哲理，明确、坚定我们的理论立场，是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应有之义。
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切入点和理论基础，探讨了生态文明的研究视角及其转换。他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①的论述，是当前研究生态文明，从自然的角度明确人与自然是统一性、同一性的定位和出发点，而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便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是在物种的层面重新发现人类。据此，他给生态文明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认为生态文明就是把对地球上的生物、生命、物种造成命运影响和破坏的人类行为纳入文明考量，从而创造绿色知识、重整社会结构。他还从工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列举了中国几项工业绿色转型的先进技术，特别阐明了中国在低碳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认为中国必将在绿色技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定自然具有辩证法，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就此探讨了如何以自然辨证之道对待辩证自然之身。他向与会者抛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自然有没有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生态学是什么关系，二者能否相互替代？人类该如何对待自然？他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表明：自然界是存在辩证法真理的，这种真理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揭示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万事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真理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揭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反对的辩证存在，与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单独研究个别领域、个别现象、个别过程有着本质差别。他强调，人类绝不能蔑视自然辩证法，否则必遭自然反扑;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辨证之道、善待自然，正确使用科学技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历经了漫长的过程，是其对自然界、自然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看法集大成的著作。而在此之前，恩格斯早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哈尔滨工业大学解保军教授探讨了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及当代感悟。他指出，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恩格斯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生态思想家。他系统梳理了与恩格斯生态思想密切相关的5个文本：《伍珀河谷来信》表达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现象和原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展开生态调查的开山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了“两个和解”，是恩格斯生态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反杜林论》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生态辩证法、消灭城乡差别等生态观点;《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生态智慧的范本。最后，他总结认为，恩格斯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睿智和先见，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也为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视域。②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包括辨证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对二者的混用十分常见，然而两种观点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凸显辩证自然观的内涵底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徐海红教授通过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辩证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进行了辨析。她指出，辩证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科学、自然界内在关系的认识，生态自然观则是以劳动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她认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强调自然对人类具有关系价值;二者的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理论建构上，一个是“辩证法三规律”，一个是“生态学四法则”;目标指向上，一个追求“两个和解”，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路径上，一个侧重制度批判，一个侧重全民行动。同时在实践上，辩证自然观对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机制具有方法论意义，生态自然观则是帮助人们建立绿色发展价值观的基础。
山东建筑大学刘海霞教授通过再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探讨了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职业健康思想及其国际影响与中国实践。她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创了从社会整体视角考察和研究工人阶级职业健康的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通过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和身体普遍衰弱状况的考察，揭示了工人健康恶化的直接原因，及其背后存在的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因素。最后，她总结认为，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职业健康思想不管是对当下社会主义中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加强健康立法、保障工人利益，还是在国际社会上促进职业卫生立法和监管，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山西财经大学郭俊立副教授探讨了恩格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他首先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思想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基础上，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接着，他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先在性;自然的系统整体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实践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最后他认为，恩格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在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对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的本质，构建合理的发展方式，创新生态保障制度，以整体性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陈建国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路明灯。他由古溯今、贯通中西，指出自然辩证法思想最古老的根源应该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并认为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他认为，20世纪西方由自然辩证法思想发展出的系統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中国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又是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化。他将生态问题与政治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生态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因而有必要建设生态政治。他同时还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必将照耀未来的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已不可阻挡，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北京林业大学杨哲讲师探讨了恩格斯早期经济学研究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她指出，恩格斯从未使用过“生态”一词，生态问题一直作为一种隐形在场的问题出现在他的各种论述中。她重点关注了恩格斯的三个文本：《伍珀河谷来信》在揭示宗教生活虚无性时，从阶级关系视角关注生态冲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借助马尔萨斯人口论，深入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重点聚焦并剖析了英国社会生态危机的形成、演变与本质，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主体性被剥削的事实。她认为，恩格斯从事实批判和价值规范双重向度提出人类新型文明应具有生态意蕴，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依据。
福建中医药大学陈思敏讲师认为，多维度探索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全面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必然要求。他从四个维度探讨了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内涵：自然哲学维度上包含自然整体辩证法、人与自然间性辩证法以及主体间性辩证法;生命伦理维度上包含对人民大众生存、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的伦理关怀;环境正义维度上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非正义批判和正义主张;政治经济学维度上包含对资本家狭隘财富观和自然财富论的批判。她强调，四个维度紧密联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具有启迪作用。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艺文基于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探讨了恩格斯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她指出，恩格斯早期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同时说明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伪善与压迫特征，刻画了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生态危机;更剖析了城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前景，从而完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空间结构、危机隐患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恩格斯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启示我们，在当前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正义双向促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自然科学与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一起，二者从最初的“一家人”逐渐分成两个学科体系，但仍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科学是哲学的思想基础，哲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从哲学上反思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大尝试。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修慧爽基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视角，依据《自然辩证法》一书，概括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自然观上存在的三点分歧：一是哲学先于自然科学掌握了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二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到保守的曲折发展道路;三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还原了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她强调，现代科学面临着哲学丧失的危险，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加强哲学反思，才能保持正确的自然观，并正确审视人与自然关系。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探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中国的引领作用已日益彰显。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驻会副会长王春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他首先指出，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是生态文明。随后他论述了儒、释、道等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蕴含的生态理念，认为生态文明最早应源于此，并列举了西方一些强调生命、有机整体和环境伦理的学说，认为中国生态文明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在“用生态思维看待生物圈”的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最后他强调，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方案。①
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方案越来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华理工大学华启和教授探讨了中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路。他指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了突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国必须着力增强综合国力，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精炼话语内容并提升话语质量，强化话语平台和队伍建设，丰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而归根结底是要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来作支撑，还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要凝练和清晰传递中华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断提升软实力。②
生态文明建设要兼顾城市和农村，而城市又是重点。北京林业大学林震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要敬畏城市、敬畏自然。他认为，城市建造在自然基础之上，运转于自然循环之中，遵循在自然规律之下，基于城市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敬畏城市首先需要敬畏自然，城市建设应当尊重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自然之物;建设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自然城市，应将敬畏自然的理念落实到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和文明城市的建设之中;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中，城市应该运行于自然之下，城市应当融入自然之中。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福建师范大学陈永森教授由此探讨了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他指出，工业文明需要生态化、绿色化的转型，农业文明问题需要在工业文明中解决，工业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科学技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应当学会利用工业文明来建设生态文明，而非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应以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综合看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自觉的辩证法，即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法。云南大学孙越副教授探讨了自觉的辩证法与社会主义建设生态自觉的关系。他指出，自觉的辩证法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用生态学范式、有机论自然观和社会变革，自觉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由“浅绿”向“深绿”轉变;要用联系的观点来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物种和事物，以及这些物种、事物和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一体化关系;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并处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尽可能将生态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加剧;要用实践即生产方式来考察环境破坏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并从社会变革入手彻底解决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辩证法，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尝试从“浅绿”走向“深绿”指明了方向。
内蒙古师范大学王娅副教授通过探讨工业文明向生态生成的人本路径，对生态人本价值观进行了阐释。她指出，生态人本价值观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与自然，主体建构是人（社会）与自然界本质上统一，主体困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与生态危机，实践路径是生态劳动实践，价值追求是人的生命辩证法与共产主义;马克思生态人本价值观实质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前提、观念本质，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生态人本价值观之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理论建构和实质展现。
在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有不少国外环境伦理学者的思想可以成为助攻的他山之石。福建师范大学陈云副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阿伦·盖尔（Arran Gare）对生态文明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盖尔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未来，他从哲学的维度展开了对生态文明未来出路的探索，认为只有走激进的启蒙之路，方可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但这条激进启蒙之路却陷入了对生态危机根源作哲学抽象化诠释的不恰当性，对人文主义的倡导过于抬高了伦理的地位，致使这条路最后很可能陷入宗教神学泥潭的困境。盖尔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有着明显社会主义特质的中国关键词，在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下很难讲清楚或行得通，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制度优势进行诠释和推进。
中国提出和建设小康社会的40年，也是中国人民对生态环境不断深化认识和日益加强保护的40年。台州学院黄翠新副教授探讨了小康社会建设背景下“两山”理论生成发展的辩证逻辑。他围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探究“两山论”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两山论”经历了牺牲换取、谋求平衡、辩证统一三个阶段。他强调，剖析“两山”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逻辑，挖掘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更好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与世界范围的绿色革新浪潮具有同步性，同时又因具体国情而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北京林业大学樊阳程副教授运用充分的数据和生动的图表，比较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状况，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她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协调程度的提升方面还面临较大的挑战，在政策借鉴方面应避免四个误区：生态文明水平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自动提升;生态文明水平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对立;生态活力强就是生态文明水平高;抓环境质量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她强调，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利用好这个机遇，注意把握好两个面向和两个坚持，即：面向国情，面向世界，坚持以绿色经济发展为基本路径，坚持多方参与的建设机制。
北京大学鞠传国讲师在报告中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性，兼论推进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他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坚持”，八个部分相互作用、紧密关联，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政府部门在构建推进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而提高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北京林业大学蔡紫薇讲师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她指出，作为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它是面对21世纪世界环境问题之下的中国方案，是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真实举措;它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和发展性，同时还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局部发展与全局发展等多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以期实现多方面的共赢和合力驱动。
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边培瑞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生态公民的培育。他指出，生态公民是在大自然中孕育的绿色群体，是环境伦理洗礼下的生态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唤起人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倒逼学界反思现代公民的生态行为;从环境伦理视角向内发力，以生态道德教育塑造公民价值，以绿色实践理念扭转公民行为，以生态幸福理念协调公民步调，培育新时代生态公民，是助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荣格局实现的应然之路。
三、世界环境哲学之反思
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探讨了剧变世界中的环境哲学如何成为一种启迪全球社会未来走向的可能。他以最令人关注的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为例，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着剧变，在此过程之中要思考环境哲学能否成为保全人类生命健康、追求幸福的哲学思维;百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命题，也促生新时代环境哲学再上新境界;环境哲学作为生态问题意识和环境现实感相碰触的哲学，在传承的基础上要赋予自身新的时代精神，以人文主义为指导锻造完整、和谐、稳定、共生和美丽的环境伦理及其价值观，努力塑造为每一位中国人健康发展和全地球人可持续生存的绿色思想。 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研究应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思想为源泉，这就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环境伦理思想的问题。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要思考以下三个重点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环境伦理思想？如果有，都有哪些基本观点，有何理论特质，是否反自然？今天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有何指导意义？他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存在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两位革命导师早就论证过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并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
“生态”虽是外来词，但是中国传统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人民大学王小伟副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探讨了儒家宇宙生命观的生态哲学意蕴。他首先介绍了康德哲学在提出“理性生命”的时候过分强调人是价值之源，其他万物只有工具价值，因而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相比之下，儒家的宇宙生命观则是把人放在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中考量，强调存在论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了包括儒家在内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生态价值。
当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今天的生产生活中，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就不能忽视技术因素的作用。大连理工大学艾丽娟副教授探讨了技术跃迁下的环境伦理困境。她指出，科学技术在获得跃迁式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陷入了新的环境伦理困境，其根源在于人类认知的文化堕距、经验主义欠缺和环境规制的滞后;在全球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必须进一步协调人类环境行為，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
环境伦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引申出了关怀伦理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路强研究员由敬畏自然谈到环境关怀，探讨了关怀伦理的生态智慧启示。他指出，发源于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诠释视角独特，其中很多理论和反思方式适用于很多现实问题;关怀伦理在理论上为人类关爱环境提供了基础，在实践中为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提供了原则。他强调，关怀伦理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智慧。①
中国人民大学滕菲讲师探讨了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应对与道德主体的转型。她指出，许多学者已然意识到，与传统的区域性的或短时性的环境问题相比，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波环境危机为道德责任的论证和实践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她引用贾米森（Dale Jamieson）和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观点，认为必须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范式来应对这类在空间和时间上跨度更加广泛的道德问题，而这一范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转型，即从传统的、理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主体转向富有情感的、整体主义特征的道德主体。
北京化工大学田英讲师从四个方面归纳了世界环境哲学发展应具有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一个根本共识，即环境保护;两种并存立场，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三层有机维度，即自然、人、观念;多元化的方法论基础，即神秘主义和规范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她指出，虽然环境哲学在两种并存立场上存在对立与争论，但并不能掩盖其环境保护的共识;不同方法论的差异也并非不能融合，这正是未来世界环境哲学发展的方向。
丽水学院郑海友讲师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思想嬗变演进的四个阶段：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自然观、人口发展观、经济资源观，这是理论滥觞阶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综合发展观，这是萌芽阶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提出了协调发展，这是绿色发展思想逐渐成熟阶段;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绿色发展思想，绘制了生态文明的蓝图，绿色发展进入新境界。
任何哲学问题都离不开本体意义上的思考。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余怀龙基于黑格尔的绝对同一性思想，对语言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进行梳理与阐释。他认为，绝对同一的结构就是本体与认识同一的统一体。他在绝对同一的内在结构上阐述了世界与语言同一的统一体，又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感性确定性的内容论述了语言、普遍性、个别性的关系，认为黑格尔哲学可以为环境哲学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也完全可以从环境维度去理解本体论。
“生命政治”与“生态政治”是21世纪以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两个理论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有着紧密关联。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赵睿夫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生命政治”与“生态政治”的词源与系谱、理论内涵和逻辑基础，指出二者在以下三点上的相遇：对自然生命的关注;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发展。同时，他在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的理论互构中展望未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资本主义生命控制、生态剥削的实质，为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研究提供了理论规范;对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的研究推动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考量，也促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传播。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璐探讨了奥康纳（James O'Conner）的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她指出，奥康纳生态观诞生于世界生态危机频发、社会主义与绿色运动结合的现实浪潮中，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肩膀之上，创新之处是提出了自然、文化、劳动三位一体的思想，核心要点是双重危机理论，解决之道是构建生态社会主义。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翰玉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宗旨。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环境伦理思想;他们的环境伦理思想基于科学自然观的事实基础，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基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其宗旨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解，最终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
“社会加速”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关于社会状态的新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一切科学技术、时空、社会步调都被加速了。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郭德钊探讨了社会加速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他认为，社会加速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加速驱使着大量的资金进入环境治理领域，加快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关，促进环保企业的发展，加快现有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社会加速让环保行业成为资本的乐园，多数企业把环保行业当成奶牛，只顾疯狂挤奶、疯狂放牧，全然不顾草原的承载能力，这又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中国的环境治理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当下社会加速的时空背景。
四、结语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打破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当下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过分掠夺的态度，建设生态文明，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是世界环境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根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环境哲学问题进行研讨，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与地位，使我们更加坚定理想信仰，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助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进入新境界。
责任编辑：安 吉 孙飞行
会议开幕式由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主持，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何鸣鸿研究员致辞。何鸣鸿在致辞中指出，生态环境问题是当今全世界、全人类共同关心的问题，已经开始求助哲学思维来解决。他希望中国自然辩证法学者和专家们立足于社会实践，着眼于问题，坚持以国际前沿和国家需求为导向，推进自然辩证法理论服务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此次会议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分别从“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之重温”“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探讨”“世界环境哲学之反思”等方面进行研討。
一、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之重温
恩格斯将19世纪自然科学领域的新进展与自然哲学联系起来创立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自然观、自然科学观以及人与自然关系观的重大变革，在整个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作用。近百年来，关于自然辩证法思想的争论从未停止。重温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感悟自然辩证之哲理，明确、坚定我们的理论立场，是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的应有之义。
哈尔滨工业大学叶平教授以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为切入点和理论基础，探讨了生态文明的研究视角及其转换。他认为，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中“我们决不像征服者统治异族人那样支配自然界，决不像站在自然界之外的人似的去支配自然界——相反，我们连同我们的肉、血和头脑都属于自然界和存在于自然界之中”①的论述，是当前研究生态文明，从自然的角度明确人与自然是统一性、同一性的定位和出发点，而这种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和同一性便是生态文明理论研究的新视角，是在物种的层面重新发现人类。据此，他给生态文明下了一个全新的定义，认为生态文明就是把对地球上的生物、生命、物种造成命运影响和破坏的人类行为纳入文明考量，从而创造绿色知识、重整社会结构。他还从工程技术发展史的角度，列举了中国几项工业绿色转型的先进技术，特别阐明了中国在低碳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认为中国必将在绿色技术、生态文明建设方面走在世界前列。
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学界，有相当一部分学者否定自然具有辩证法，南京师范大学曹孟勤教授就此探讨了如何以自然辨证之道对待辩证自然之身。他向与会者抛出了三个值得深思的问题：自然有没有辩证法？自然辩证法和生态学是什么关系，二者能否相互替代？人类该如何对待自然？他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表明：自然界是存在辩证法真理的，这种真理以整个自然界为对象，揭示自然界作为一个有机整体，其中万事万物存在与发展的普遍规律;这种真理是站在哲学的高度上揭示自然界中万事万物既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又相互反对的辩证存在，与生态学等自然科学单独研究个别领域、个别现象、个别过程有着本质差别。他强调，人类绝不能蔑视自然辩证法，否则必遭自然反扑;人类必须遵循自然辨证之道、善待自然，正确使用科学技术，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①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历经了漫长的过程，是其对自然界、自然科学、人与自然关系看法集大成的著作。而在此之前，恩格斯早就对人与自然的关系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哈尔滨工业大学解保军教授探讨了恩格斯的生态智慧及当代感悟。他指出，在人类生态思想史上，恩格斯可以说是一个有着大智慧的生态思想家。他系统梳理了与恩格斯生态思想密切相关的5个文本：《伍珀河谷来信》表达了恩格斯对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生态环境问题的关注，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现象和原因;《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是恩格斯展开生态调查的开山之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提出了“两个和解”，是恩格斯生态智慧最集中的体现;《反杜林论》提出了生态唯物主义、生态辩证法、消灭城乡差别等生态观点;《自然辩证法》是恩格斯生态智慧的范本。最后，他总结认为，恩格斯在生态环境问题上的睿智和先见，是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支撑，也为学者们研究马克思主义开辟了新的视域。②
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包括辨证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对二者的混用十分常见，然而两种观点存在本质上的差别，因此有必要厘清二者的关系，凸显辩证自然观的内涵底蕴。南京信息工程大学徐海红教授通过重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对辩证自然观与生态自然观进行了辨析。她指出，辩证自然观是对人与自然科学、自然界内在关系的认识，生态自然观则是以劳动为基础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她认为，二者的共同点在于都主张用普遍联系的观点看待人与自然，强调自然对人类具有关系价值;二者的不同点分为三个方面：理论建构上，一个是“辩证法三规律”，一个是“生态学四法则”;目标指向上，一个追求“两个和解”，一个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现路径上，一个侧重制度批判，一个侧重全民行动。同时在实践上，辩证自然观对建构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共赢机制具有方法论意义，生态自然观则是帮助人们建立绿色发展价值观的基础。
山东建筑大学刘海霞教授通过再读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探讨了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职业健康思想及其国际影响与中国实践。她认为，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开创了从社会整体视角考察和研究工人阶级职业健康的先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恩格斯通过对工人阶级形成过程和身体普遍衰弱状况的考察，揭示了工人健康恶化的直接原因，及其背后存在的根本性的社会制度因素。最后，她总结认为，恩格斯的工人阶级职业健康思想不管是对当下社会主义中国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加强健康立法、保障工人利益，还是在国际社会上促进职业卫生立法和监管，都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山西财经大学郭俊立副教授探讨了恩格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及其对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他首先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辨证思想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在扬弃黑格尔和费尔巴哈自然观的基础上，科学论述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接着，他将恩格斯关于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归纳为五个方面，即：自然的客观先在性;自然的系统整体性;人与自然的统一性;实践是人与自然相统一的基础;人与自然的关系就是人与自己的关系。最后他认为，恩格斯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思想在生态环境问题日趋严重的今天，对人们正确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刻反思生态问题的本质，构建合理的发展方式，创新生态保障制度，以整体性思维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均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陈建国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是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指路明灯。他由古溯今、贯通中西，指出自然辩证法思想最古老的根源应该是中国道家的“天人合一”观念，并认为二者存在着一定的精神联系。他认为，20世纪西方由自然辩证法思想发展出的系統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是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的深化和具体化，中国提出“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又是系统论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中国化。他将生态问题与政治和党的建设联系起来，认为生态问题是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因而有必要建设生态政治。他同时还指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必将照耀未来的世界，生态文明建设的步伐已不可阻挡，中国已成为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引领者。
北京林业大学杨哲讲师探讨了恩格斯早期经济学研究对生态危机的批判。她指出，恩格斯从未使用过“生态”一词，生态问题一直作为一种隐形在场的问题出现在他的各种论述中。她重点关注了恩格斯的三个文本：《伍珀河谷来信》在揭示宗教生活虚无性时，从阶级关系视角关注生态冲突;《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借助马尔萨斯人口论，深入探究生态危机的根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重点聚焦并剖析了英国社会生态危机的形成、演变与本质，展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工人主体性被剥削的事实。她认为，恩格斯从事实批判和价值规范双重向度提出人类新型文明应具有生态意蕴，为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价值取向和方法论依据。
福建中医药大学陈思敏讲师认为，多维度探索恩格斯生态思想是全面理解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理论的必然要求。他从四个维度探讨了恩格斯生态思想的内涵：自然哲学维度上包含自然整体辩证法、人与自然间性辩证法以及主体间性辩证法;生命伦理维度上包含对人民大众生存、生活环境和生命健康的伦理关怀;环境正义维度上包含对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的非正义批判和正义主张;政治经济学维度上包含对资本家狭隘财富观和自然财富论的批判。她强调，四个维度紧密联系，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生态文明建设与绿色发展具有启迪作用。
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陈艺文基于对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分析，探讨了恩格斯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及其当代启示。她指出，恩格斯早期重要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不仅描述了英国工业城市兴起的历史过程，展现了工业生产方式及其发展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生态变革;同时说明了英国工业城市的伪善与压迫特征，刻画了以自然生态环境恶化与工人阶级贫困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城市生态危机;更剖析了城市生态问题的政治经济根源，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与社会制度的内在矛盾与变革前景，从而完成了对现代城市生态关系的历史生成、空间结构、危机隐患和发展趋势的深刻分析。恩格斯的城市生态学思想启示我们，在当前的城市生态文明建设中必须坚持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生态可持续与社会公平正义双向促进的新型城市化发展模式。
自然科学与哲学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纠缠在一起，二者从最初的“一家人”逐渐分成两个学科体系，但仍旧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自然科学是哲学的思想基础，哲学为自然科学的发展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就是从哲学上反思自然科学发展的一大尝试。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修慧爽基于自然科学发展的视角，依据《自然辩证法》一书，概括了哲学与自然科学在自然观上存在的三点分歧：一是哲学先于自然科学掌握了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二是自然科学对自然的认识经历了从革命到保守的曲折发展道路;三是《自然辩证法》的写作还原了自然界的“辩证图景”，为自然科学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基础。她强调，现代科学面临着哲学丧失的危险，只有在现代科学研究中加强哲学反思，才能保持正确的自然观，并正确审视人与自然关系。
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之探讨
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中国的引领作用已日益彰显。中国生态文明研究与促进会驻会副会长王春益在报告中明确指出，生态文明源于中国、属于世界。他首先指出，生态文明的本质是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是生态文明。随后他论述了儒、释、道等中国古代传统哲学中蕴含的生态理念，认为生态文明最早应源于此，并列举了西方一些强调生命、有机整体和环境伦理的学说，认为中国生态文明与国际社会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在“用生态思维看待生物圈”的理念上是一脉相承的。最后他强调，中国的生态文明理念和建设实践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解决全球性生态环境问题提供方案。①
在全球生态治理中，中国方案越来越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东华理工大学华启和教授探讨了中国提升生态文明建设国际话语权的基本理路。他指出，国际话语权是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力。为了突破“西强我弱”的国际话语格局，中国必须着力增强综合国力，构筑良好的外部环境，精炼话语内容并提升话语质量，强化话语平台和队伍建设，丰富话语表达方式，从而提升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话语权，而归根结底是要以生态文明建设的成就来作支撑，还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关键是要凝练和清晰传递中华生态文化的核心价值，不断提升软实力。②
生态文明建设要兼顾城市和农村，而城市又是重点。北京林业大学林震教授在报告中指出，要敬畏城市、敬畏自然。他认为，城市建造在自然基础之上，运转于自然循环之中，遵循在自然规律之下，基于城市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敬畏城市首先需要敬畏自然，城市建设应当尊重自然之道、顺应自然之势、保护自然之物;建设城市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亲自然城市，应将敬畏自然的理念落实到生态城市、森林城市、海绵城市、韧性城市、智慧城市和文明城市的建设之中;在城市与自然的关系中，城市应该运行于自然之下，城市应当融入自然之中。
生态文明与工业文明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福建师范大学陈永森教授由此探讨了工业文明对生态文明建设的作用。他指出，工业文明需要生态化、绿色化的转型，农业文明问题需要在工业文明中解决，工业文明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物质基础，而科学技术为其提供技术支持。我们应当学会利用工业文明来建设生态文明，而非割裂二者之间的联系与发展;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工业文明与生态文明，应以相辅相成、结合在一起的方式来综合看待。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辩证法是自觉的辩证法，即联系与发展的辩证法。云南大学孙越副教授探讨了自觉的辩证法与社会主义建设生态自觉的关系。他指出，自觉的辩证法要求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用生态学范式、有机论自然观和社会变革，自觉实现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实践由“浅绿”向“深绿”轉变;要用联系的观点来对待自然界中的一切物种和事物，以及这些物种、事物和人类对象性活动的一体化关系;要用动态、发展的观点看待并处理自然界中的一切事物，尽可能将生态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防止人与自然紧张关系的进一步加剧;要用实践即生产方式来考察环境破坏的社会根源与历史根源，并从社会变革入手彻底解决环境问题;马克思主义的自觉的辩证法，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尝试从“浅绿”走向“深绿”指明了方向。
内蒙古师范大学王娅副教授通过探讨工业文明向生态生成的人本路径，对生态人本价值观进行了阐释。她指出，生态人本价值观的逻辑起点是现实的人与自然，主体建构是人（社会）与自然界本质上统一，主体困境是人的本质的异化与生态危机，实践路径是生态劳动实践，价值追求是人的生命辩证法与共产主义;马克思生态人本价值观实质上构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理论形成与发展的思想前提、观念本质，而当代中国生态文明理论体系则是马克思生态人本价值观之历史发展和时代变迁的理论建构和实质展现。
在生态文明建设之路上，有不少国外环境伦理学者的思想可以成为助攻的他山之石。福建师范大学陈云副教授介绍了澳大利亚生态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阿伦·盖尔（Arran Gare）对生态文明所进行的哲学研究。盖尔认为生态文明是人类文明的未来，他从哲学的维度展开了对生态文明未来出路的探索，认为只有走激进的启蒙之路，方可创造生态文明的未来，但这条激进启蒙之路却陷入了对生态危机根源作哲学抽象化诠释的不恰当性，对人文主义的倡导过于抬高了伦理的地位，致使这条路最后很可能陷入宗教神学泥潭的困境。盖尔指出，生态文明作为一个有着明显社会主义特质的中国关键词，在资本主义的话语体系和制度框架下很难讲清楚或行得通，必须立足于中国的学术话语与制度优势进行诠释和推进。
中国提出和建设小康社会的40年，也是中国人民对生态环境不断深化认识和日益加强保护的40年。台州学院黄翠新副教授探讨了小康社会建设背景下“两山”理论生成发展的辩证逻辑。他围绕“绿水青山”与“金山银山”的关系，探究“两山论”的历史演进过程，认为“两山论”经历了牺牲换取、谋求平衡、辩证统一三个阶段。他强调，剖析“两山”理论形成和发展的辩证逻辑，挖掘建设小康社会的内在动力，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地把握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关系，更好地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发展与世界范围的绿色革新浪潮具有同步性，同时又因具体国情而有着自身发展的特点。北京林业大学樊阳程副教授运用充分的数据和生动的图表，比较了世界大部分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的状况，认为大部分国家的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具有一致性。她指出，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在环境质量的改善和协调程度的提升方面还面临较大的挑战，在政策借鉴方面应避免四个误区：生态文明水平会随着经济水平的提升而自动提升;生态文明水平提升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对立;生态活力强就是生态文明水平高;抓环境质量就是生态文明建设。她强调，未来一段时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中国整体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要利用好这个机遇，注意把握好两个面向和两个坚持，即：面向国情，面向世界，坚持以绿色经济发展为基本路径，坚持多方参与的建设机制。
北京大学鞠传国讲师在报告中探讨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系统性，兼论推进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他指出，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可以概括为“八个坚持”，八个部分相互作用、紧密关联，构成不可分割的整体。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政府部门在构建推进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系统工程时要坚持党的领导，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到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的各方面和全过程，坚持深化改革，坚持全民行动，坚持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从而提高中国生态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国际竞争力，推动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能力和生态文明建设成果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北京林业大学蔡紫薇讲师论述了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理论价值。她指出，作为21世纪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思想，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观点，以人民为中心的基本立场，以及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法论;它是面对21世纪世界环境问题之下的中国方案，是回应新时代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态环境向往的真实举措;它秉承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人民性、实践性、科学性、革命性和发展性，同时还将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当下发展与可持续发展，局部发展与全局发展等多个方面有机统一起来，以期实现多方面的共赢和合力驱动。
东华理工大学硕士研究生边培瑞探讨了后疫情时代生态公民的培育。他指出，生态公民是在大自然中孕育的绿色群体，是环境伦理洗礼下的生态人;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再次唤起人们关注人与自然的关系，倒逼学界反思现代公民的生态行为;从环境伦理视角向内发力，以生态道德教育塑造公民价值，以绿色实践理念扭转公民行为，以生态幸福理念协调公民步调，培育新时代生态公民，是助益人与自然、人与人和谐共荣格局实现的应然之路。
三、世界环境哲学之反思
真正的哲学都是时代精神的精华。北京林业大学周国文教授探讨了剧变世界中的环境哲学如何成为一种启迪全球社会未来走向的可能。他以最令人关注的新冠疫情和世界经济领域的激烈竞争为例，指出世界正在经历着剧变，在此过程之中要思考环境哲学能否成为保全人类生命健康、追求幸福的哲学思维;百年未有之变局给中国社会持续发展提供了新命题，也促生新时代环境哲学再上新境界;环境哲学作为生态问题意识和环境现实感相碰触的哲学，在传承的基础上要赋予自身新的时代精神，以人文主义为指导锻造完整、和谐、稳定、共生和美丽的环境伦理及其价值观，努力塑造为每一位中国人健康发展和全地球人可持续生存的绿色思想。 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研究应首先以马克思主义环境伦理思想为源泉，这就涉及经典马克思主义到底有没有环境伦理思想的问题。北京林业大学杨志华教授认为，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研究要思考以下三个重点问题，即：马克思恩格斯有没有环境伦理思想？如果有，都有哪些基本观点，有何理论特质，是否反自然？今天研究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对我们建设生态文明有何指导意义？他肯定了马克思恩格斯思想体系中存在环境伦理思想，认为两位革命导师早就论证过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的关系，并强调要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是我们今天建设生态文明必须遵循的理论依据。
“生态”虽是外来词，但是中国传统哲学自古以来就有着丰富的生态智慧。中国人民大学王小伟副教授在主题报告中，探讨了儒家宇宙生命观的生态哲学意蕴。他首先介绍了康德哲学在提出“理性生命”的时候过分强调人是价值之源，其他万物只有工具价值，因而导致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后果。相比之下，儒家的宇宙生命观则是把人放在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中考量，强调存在论意义上人与自然的和谐，突出了包括儒家在内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进一步挖掘的生态价值。
当科学技术日益渗透到今天的生产生活中，对环境问题的思考就不能忽视技术因素的作用。大连理工大学艾丽娟副教授探讨了技术跃迁下的环境伦理困境。她指出，科学技术在获得跃迁式发展的同时，人与自然陷入了新的环境伦理困境，其根源在于人类认知的文化堕距、经验主义欠缺和环境规制的滞后;在全球环境日益严峻的今天，必须进一步协调人类环境行為，实现人与自然良性互动。
环境伦理强调人类对自然的关怀，由此引申出了关怀伦理的问题。四川师范大学路强研究员由敬畏自然谈到环境关怀，探讨了关怀伦理的生态智慧启示。他指出，发源于女性主义的关怀伦理对现实问题的理解和诠释视角独特，其中很多理论和反思方式适用于很多现实问题;关怀伦理在理论上为人类关爱环境提供了基础，在实践中为人们尊重自然、敬畏自然提供了原则。他强调，关怀伦理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上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智慧。①
中国人民大学滕菲讲师探讨了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应对与道德主体的转型。她指出，许多学者已然意识到，与传统的区域性的或短时性的环境问题相比，具有全球性特征的第二波环境危机为道德责任的论证和实践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她引用贾米森（Dale Jamieson）和克利考特（J. Baird Callicott）的观点，认为必须要建立一种全新的范式来应对这类在空间和时间上跨度更加广泛的道德问题，而这一范式的转变主要体现在道德主体在本体论意义上的转型，即从传统的、理性的、个人主义的道德主体转向富有情感的、整体主义特征的道德主体。
北京化工大学田英讲师从四个方面归纳了世界环境哲学发展应具有的一般性指导原则：一个根本共识，即环境保护;两种并存立场，即人类中心主义与非人类中心主义;三层有机维度，即自然、人、观念;多元化的方法论基础，即神秘主义和规范主义方法论，整体主义和个人主义方法论。她指出，虽然环境哲学在两种并存立场上存在对立与争论，但并不能掩盖其环境保护的共识;不同方法论的差异也并非不能融合，这正是未来世界环境哲学发展的方向。
丽水学院郑海友讲师在报告中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绿色发展思想嬗变演进的四个阶段：先驱陈独秀、李大钊等人译介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自然观、人口发展观、经济资源观，这是理论滥觞阶段;毛泽东、周恩来等人提出综合发展观，这是萌芽阶段;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人提出了协调发展，这是绿色发展思想逐渐成熟阶段;新时代以习近平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人提出了绿色发展思想，绘制了生态文明的蓝图，绿色发展进入新境界。
任何哲学问题都离不开本体意义上的思考。清华大学博士研究生余怀龙基于黑格尔的绝对同一性思想，对语言与世界的统一性关系进行梳理与阐释。他认为，绝对同一的结构就是本体与认识同一的统一体。他在绝对同一的内在结构上阐述了世界与语言同一的统一体，又以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感性确定性的内容论述了语言、普遍性、个别性的关系，认为黑格尔哲学可以为环境哲学提供本体论意义上的思考，也完全可以从环境维度去理解本体论。
“生命政治”与“生态政治”是21世纪以来引起学界广泛关注的两个理论概念，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建构有着紧密关联。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赵睿夫分别探讨了马克思主义视域中“生命政治”与“生态政治”的词源与系谱、理论内涵和逻辑基础，指出二者在以下三点上的相遇：对自然生命的关注;与现代性的复杂关系;对马克思主义的阐释与发展。同时，他在马克思主义与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的理论互构中展望未来，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批判了资本主义生命控制、生态剥削的实质，为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研究提供了理论规范;对生命政治、生态政治的研究推动了对生态社会主义的考量，也促进了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传播。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璐探讨了奥康纳（James O'Conner）的生态观及其当代启示。她指出，奥康纳生态观诞生于世界生态危机频发、社会主义与绿色运动结合的现实浪潮中，建立在马克思恩格斯人与自然关系理论和早期西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肩膀之上，创新之处是提出了自然、文化、劳动三位一体的思想，核心要点是双重危机理论，解决之道是构建生态社会主义。
北京林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张翰玉探讨了马克思恩格斯环境伦理思想的基本特点及宗旨。她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有着丰富的探讨人与自然环境之间伦理关系的环境伦理思想;他们的环境伦理思想基于科学自然观的事实基础，基于唯物史观的研究视域，基于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相统一的价值取向，其宗旨在于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的和解，最终使人类获得真正的自由。
“社会加速”是德国社会学家罗萨（Hartmut Rosa）提出的关于社会状态的新概念，认为在现代社会一切科学技术、时空、社会步调都被加速了。陕西师范大学硕士研究生郭德钊探讨了社会加速背景下的环境治理。他认为，社会加速对于环境污染治理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社会加速驱使着大量的资金进入环境治理领域，加快重大技术难题的攻关，促进环保企业的发展，加快现有污染的治理;另一方面，社会加速让环保行业成为资本的乐园，多数企业把环保行业当成奶牛，只顾疯狂挤奶、疯狂放牧，全然不顾草原的承载能力，这又加剧了环境污染问题。因此，中国的环境治理在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经验的同时，绝不能忽视当下社会加速的时空背景。
四、结语
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思想打破了人与自然对立的传统观念，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辩证统一关系，对当下仍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人们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从根本上转变人对自然过分掠夺的态度，建设生态文明，解决全球生态危机，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作用。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是世界环境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理论根基。与会学者一致认为，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思想与环境哲学问题进行研讨，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理解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创立和发展过程中的突出贡献与地位，使我们更加坚定理想信仰，从而推动新时代中国环境哲学的发展，助推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迈向新高度、进入新境界。
责任编辑：安 吉 孙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