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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如何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任督二脉?“温州悖论”折射的恰恰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
欢迎来到温州。这里或许是中国本土最具实验价值与实践精神的
一块“草皮”，亦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风向标。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起，跑路、破产、自杀、索债，屡屡成为它见诸媒体的由头，人们不禁叩问，温州怎么了?伤到什么程度?乃至，中国民营经济伤到了什么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溺水的是民营企业，受伤的却是整个中国经济。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如何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任督二脉?“温州悖论”折射的恰恰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这尴尬说到底，还是身份的尴尬。
正因为此，此次温州被设立为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意义可谓重大。
一家打火机企业的成本账
在百度百科里查找“李中坚”，结果显示竟然是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一见面，方才发现搜索结果并没错。李中坚演过《延安颂》，还演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说做特型演员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只是今天，这位曾经的“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真正的业余爱好，反而变作了生产打火机。
作为温州第一批生产打火机的企业，李中坚的东方打火机的起伏贯穿于整个温州打火机产业的风流云散。照他说法，“十来年时间，打火机价格降了一半，成本却上涨了10倍，由此导致打火机行业利润从高峰期40％～50％降到现在的3％左右。”市场开始洗牌，目前温州打火机厂家已经由最高峰时的3000多家降至数百家。
李中坚给记者算了他去年一年的企业成本账：原材料成本占60％，员工工资外加水电以及税收占30％，除此之外，银行利息还占了10％。
这不仅仅是打火机产业的困境。以温州典型产业鞋业为例，温州鞋业出口金额2012年第一季度高达15.3％的下降幅度，为“历年来所没有的现象”。
一方面是人工、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则是银行和民间资金同时收紧，再加上2012年罕见的“订单荒”，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几十年来未遇的困境。在此大背景下，“哪个老板还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实业呢?”
事实上，李中坚对过去四年贷款利率的变化颇有微词。2008年经济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宏观金融政策带来了什么微观后果?
“那时候，银行天天追着你去贷款，利息优惠到4厘。”很多人为了贷款去征地，然后再转手卖出去，赚了不少钱。殊不知，仅仅两年多后，银行就不断收紧银根，并开始向企业“抽贷”。
“一会儿猛踩油门，一会儿又急刹车，谁受得了?”李中坚周围不少人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寻求短期过渡。“短期过渡的借贷利息都比较高，一旦套牢，年利率就会达到30％甚至更高。还不起钱，只能跑路。”
只能跑路的典型，是跑出去后来又跑回来了的胡福林。在李中坚们看来，胡老板的信泰集团其实经营得不错，作为当地最大眼镜生产商也一直是温州的标杆企业。然而，标杆企业的老板竟然跑路了。
——温州经济怎么了?
被逼出来的“试验区”
“如果中央不马上批准在温州改革，让民间资金搞活，温州会死定的。”曾开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的杨嘉兴如是说。
这并非危言耸听。民间借贷向来是温州企业发展的血管之一。然而伴随持续不断的跑路潮，温州的民间信贷链条已濒临崩溃。
试以跑路典型胡福林为例。关于胡福林，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为我们还原了比见诸媒体报端更多的细节——
“2008年的时候银行追着给他贷款，明星企业嘛。当然，企业家都是有虚荣心的，拿到钱后的胡福林开始扩张。”怎么扩张?做眼镜的胡福林宣布进军光伏产业。
几乎一夜之间，胡福林砸下了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是自有资金，一半是向朋友筹集的。据说胡福林这种气吞山河的气魄，来自当时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承诺。
好景不长，到2010年年底，宏观层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各大银行开始收紧银根提高利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活跃在一线城市的温州炒房资本相继套牢，时至2011年4月，温州竟然开始出现钱荒，朋友之间的资金拆借越来越困难。
彼时，胡福林的光伏梦正如婴儿般嗷嗷待哺。进退皆难，万般无奈，他只得借助民间高利贷来维系整个公司的运行。
胡福林所借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月息4分。
借来的高利贷其中有一部分被用来“还后续贷”。这是温州企业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新贷款再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简言之，拆了东墙补西墙。
殊不知就在此时，温州许多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已经开始采取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的办法一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
有业内人士“马后炮”说，“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绝对不适合银行的短期贷款，最好是股权投资。”
然而无奈的胡福林身上的定时炸弹越绑越多。最困窘时，他甚至一个月要承担25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一年的利息就是3亿元，试问哪个企业能坚守下去?
手机每天响个不停：银行五六帮、私底下高利贷的十几帮。胡福林崩溃了。
2011年9月15日，一笔14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成为压垮胡福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9月20日，胡福林跑路美国。
——和胡福林一起跑出去的，正是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的消息。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各方金融机构因此更加“惜贷”。2012年1～3月，温州又跑了60多人，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不断。据说接下来的4～6月，随着新一轮还贷高峰的来临，“跑路的或许就是银行行长了”。
温州银监局资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连续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十年来的历史高位。其中，一家国有大行温州分行的不良贷款达到20.9亿元，居各家银行之首。
一个电话就能筹资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业内人士称，现在温州的银行一听到“永强”(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就怕，而全国的银行一听到“温州”就怕。“外地商家一听到是温州的，都要求先交钱再发货。”
——温州民间金融系统真出问题了。换言之，40万家温州民企危矣。
方法论
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场2011年下半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倒逼此次国家层面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前所未有的仅5个月的时间迅速获批。
“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这条简短微博发布于3月28日11时57分。
几小时后，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
从高层角度来说，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规模大概在8000～10000亿元之间，这笔庞大资金如何从地下走到地上，与实体经济连接，正是此次金融改革的着力点。
而对温州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试验区能否真正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毕竟整个温州就那么几十家银行，而当地有40多万家企业，很多时候他们根本贷不到款，而另一边，国有银行依靠垄断地位获利实在太容易了。以至于消息一出，很多温州人甚至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研读、推敲具体细则。
看来，关键就在于怎么落地。
此时温州在金融创新领域里，早已比不上拥有新三板市场的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甚至连“效仿者”台州、宁波等城市都赶不上，没有本地的信托基金，屈指可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都没有投本地企业。如何创新?
就在试验区获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韫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家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被外界视作“让温州地下借贷阳光化”的方法之一。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当于放贷方和借贷方的一个中介平台，“现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带有公益色彩的纯服务机构。至于运营费用，则是依靠向入场的各种服务公司收取场地租赁费。”
一位知情人士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本来是政府要办，但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政府办，完全不可能办起来的。“因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临借贷双方需要缴税的问题。”该人士说，“另外，政府担心一旦有借款不还的情况，出资人会找政府算账。但其实投资总是存在风险的”。
除此之外，真正要让借贷双方从以前的地下状态变成主动到服务中心登记，尚有许多难题。比如，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往往害怕露富，特别是公务员和官员。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据国家法律还要缴纳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而原来民间借贷因为是地下，所以没有纳税。
其次，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也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现在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就怕被银行知道，列为“关注”对象，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
第一单背后的声音
尽管困难很多，登记中心的成立好歹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开业。记者在现场看到，人人贷、速贷邦、宜信和攀远四家贷款服务公司也正式入驻登记中心并开门迎客。
8点30分左右，24岁的胡家强(化名)在速贷邦拿到了5万元的借款。他也是登记中心开业后完成的第一笔个人借贷。刚刚毕业的胡家强准备开一家实体数码店，5万元的借款用来做启动资金。从登记到拿到钱，他只用了2天时间。借期1月，利息1.6％，抵押物是一辆两厢轿车。
温州民间借贷中心负责人徐智潜在接受采访时说，民间资本的阳光化，一方面遏制了高利贷，降低了借款人的成本；另一方面，放贷人的隐私也面临阳光化的风险。个人隐私能否得到保护，必然是放贷人在跨进登记中心前的一大疑虑。
那么，如果隐私得到保护，风险得到控制，登记中心就能红红火火办下去吗?东方打火机的李中坚说，登记中心对一些新生的小企业融资或许有用，但要解决整个温州实体经济的问题，无疑需要一个过程。“简单说，我们做企业的就两个愿望，一是降息，二是减税，这才是猛药。”
显然，李中坚的想法并非只有他一个有。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温州民间资本代言人”的周德文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既然国家承认民间借贷合法，企业民间借贷的利息就应计入企业经营成本。一旦利息成本计入企业经营成本那么税收自然就降了下来，企业自然就愿意去登记。当然，周德文的这一建议目前还未得到温州政府的回应，会不会有回应，没人能够预料。
无论如何，成为试验区的温州火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抛开国内媒体和地方政府，来自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的媒体或相关机构也都纷纷前来考察，甚至埃塞俄比亚都派人前来参观……显然，事隔十年，温州，再次颤巍巍地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温州就成为了金融改革试验区。
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到温州调研5天，随即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的方案，不仅提到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表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
为什么是温州?
姑且让我们回溯至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建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两年后，温州人杨嘉兴又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以致《纽约时报》曾对此评价：“雀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正因为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早已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并实际上执行着利率市场化。然而紧随方培林、杨嘉兴之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在温州相继诞生。混乱也随之而来。
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壑之间，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元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殴绑架，甚至凶杀事件，严重冲击了温州社会的安定。
更为疯狂的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当年还出现了所谓的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元、5万元、1万元三种，视干部职务大小而定。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人来入会。
失去理智的金融乱局，必然带来整顿。
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
接下来就是2002年那一次改革。而那一次改革却在是与非的种种争论中，无疾而终。温州金融创新改革至此积下十年沉疴。
欢迎来到温州。这里或许是中国本土最具实验价值与实践精神的
一块“草皮”，亦是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风向标。然而自2011年下半年起，跑路、破产、自杀、索债，屡屡成为它见诸媒体的由头，人们不禁叩问，温州怎么了?伤到什么程度?乃至，中国民营经济伤到了什么程度?
从某种程度上说，2011年下半年温州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溺水的是民营企业，受伤的却是整个中国经济。一边是有钱无处投，一边是有项目缺钱——如何打通民间资本与实体经济之间的任督二脉?“温州悖论”折射的恰恰是整个中国民营经济的尴尬。这尴尬说到底，还是身份的尴尬。
正因为此，此次温州被设立为国家层面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意义可谓重大。
一家打火机企业的成本账
在百度百科里查找“李中坚”，结果显示竟然是扮演邓小平的特型演员。一见面，方才发现搜索结果并没错。李中坚演过《延安颂》，还演过《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他说做特型演员只是他的业余爱好。只是今天，这位曾经的“中国反倾销第一人”，真正的业余爱好，反而变作了生产打火机。
作为温州第一批生产打火机的企业，李中坚的东方打火机的起伏贯穿于整个温州打火机产业的风流云散。照他说法，“十来年时间，打火机价格降了一半，成本却上涨了10倍，由此导致打火机行业利润从高峰期40％～50％降到现在的3％左右。”市场开始洗牌，目前温州打火机厂家已经由最高峰时的3000多家降至数百家。
李中坚给记者算了他去年一年的企业成本账：原材料成本占60％，员工工资外加水电以及税收占30％，除此之外，银行利息还占了10％。
这不仅仅是打火机产业的困境。以温州典型产业鞋业为例，温州鞋业出口金额2012年第一季度高达15.3％的下降幅度，为“历年来所没有的现象”。
一方面是人工、能源等成本持续上涨，另一方面则是银行和民间资金同时收紧，再加上2012年罕见的“订单荒”，温州经济正在遭遇几十年来未遇的困境。在此大背景下，“哪个老板还愿意踏踏实实地做实业呢?”
事实上，李中坚对过去四年贷款利率的变化颇有微词。2008年经济危机，政府出台了4万亿元的救市计划——宏观金融政策带来了什么微观后果?
“那时候，银行天天追着你去贷款，利息优惠到4厘。”很多人为了贷款去征地，然后再转手卖出去，赚了不少钱。殊不知，仅仅两年多后，银行就不断收紧银根，并开始向企业“抽贷”。
“一会儿猛踩油门，一会儿又急刹车，谁受得了?”李中坚周围不少人不得不通过民间借贷寻求短期过渡。“短期过渡的借贷利息都比较高，一旦套牢，年利率就会达到30％甚至更高。还不起钱，只能跑路。”
只能跑路的典型，是跑出去后来又跑回来了的胡福林。在李中坚们看来，胡老板的信泰集团其实经营得不错，作为当地最大眼镜生产商也一直是温州的标杆企业。然而，标杆企业的老板竟然跑路了。
——温州经济怎么了?
被逼出来的“试验区”
“如果中央不马上批准在温州改革，让民间资金搞活，温州会死定的。”曾开办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的杨嘉兴如是说。
这并非危言耸听。民间借贷向来是温州企业发展的血管之一。然而伴随持续不断的跑路潮，温州的民间信贷链条已濒临崩溃。
试以跑路典型胡福林为例。关于胡福林，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为我们还原了比见诸媒体报端更多的细节——
“2008年的时候银行追着给他贷款，明星企业嘛。当然，企业家都是有虚荣心的，拿到钱后的胡福林开始扩张。”怎么扩张?做眼镜的胡福林宣布进军光伏产业。
几乎一夜之间，胡福林砸下了3亿多元人民币。其中一半是自有资金，一半是向朋友筹集的。据说胡福林这种气吞山河的气魄，来自当时一家国有银行的贷款承诺。
好景不长，到2010年年底，宏观层面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束，各大银行开始收紧银根提高利率。与此同时，随着房地产市场降温，活跃在一线城市的温州炒房资本相继套牢，时至2011年4月，温州竟然开始出现钱荒，朋友之间的资金拆借越来越困难。
彼时，胡福林的光伏梦正如婴儿般嗷嗷待哺。进退皆难，万般无奈，他只得借助民间高利贷来维系整个公司的运行。
胡福林所借高利贷高到什么程度?最高的时候，月息4分。
借来的高利贷其中有一部分被用来“还后续贷”。这是温州企业常用的资金腾挪方式，即银行贷款到期，企业利用民间借贷搭桥，在偿还贷款后数日，企业可以获得银行新贷款再用于偿还民间借贷。简言之，拆了东墙补西墙。
殊不知就在此时，温州许多商业银行为了防范风险，已经开始采取抽资、不续贷或者提高利率的办法一所谓“还后续贷”已无可能。
有业内人士“马后炮”说，“实际上他的融资方式不恰当，绝对不适合银行的短期贷款，最好是股权投资。”
然而无奈的胡福林身上的定时炸弹越绑越多。最困窘时，他甚至一个月要承担25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利息。一年的利息就是3亿元，试问哪个企业能坚守下去?
手机每天响个不停：银行五六帮、私底下高利贷的十几帮。胡福林崩溃了。
2011年9月15日，一笔1400万元的银行贷款到期，成为压垮胡福林的最后一根稻草，他的资金链彻底断裂。9月20日，胡福林跑路美国。
——和胡福林一起跑出去的，正是支撑温州民间信用的担保体系崩塌的消息。
这无异于雪上加霜。各方金融机构因此更加“惜贷”。2012年1～3月，温州又跑了60多人，因信贷压力而自杀的事件不断。据说接下来的4～6月，随着新一轮还贷高峰的来临，“跑路的或许就是银行行长了”。
温州银监局资料显示，2012年2月末温州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为1.74％，连续8个月呈现上升态势，比2011年6月末最低时的0.37％飙涨了370.27％，达到十年来的历史高位。其中，一家国有大行温州分行的不良贷款达到20.9亿元，居各家银行之首。
一个电话就能筹资几百万上千万元的日子一去不返了。业内人士称，现在温州的银行一听到“永强”(温州民间信贷危机的重灾区之一)就怕，而全国的银行一听到“温州”就怕。“外地商家一听到是温州的，都要求先交钱再发货。”
——温州民间金融系统真出问题了。换言之，40万家温州民企危矣。
方法论
或许唯一值得庆幸的是，正是这场2011年下半年爆发的民间借贷危机，倒逼此次国家层面的温州“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以前所未有的仅5个月的时间迅速获批。
“今天，北京确实是一个艳阳天，或许预示温州金融改革的春天就要来临。”温州市金融办主任张震宇的这条简短微博发布于3月28日11时57分。
几小时后，改革的大幕正式拉开。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设立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 验区。
从高层角度来说，温州民间流动资本规模大概在8000～10000亿元之间，这笔庞大资金如何从地下走到地上，与实体经济连接，正是此次金融改革的着力点。
而对温州的中小企业主而言，试验区能否真正解决民营资本进入金融领域的问题，更是他们最关心的话题。毕竟整个温州就那么几十家银行，而当地有40多万家企业，很多时候他们根本贷不到款，而另一边，国有银行依靠垄断地位获利实在太容易了。以至于消息一出，很多温州人甚至拿着放大镜一字一字地研读、推敲具体细则。
看来，关键就在于怎么落地。
此时温州在金融创新领域里，早已比不上拥有新三板市场的北京中关村和上海张江高科技园，甚至连“效仿者”台州、宁波等城市都赶不上，没有本地的信托基金，屈指可数的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几乎都没有投本地企业。如何创新?
就在试验区获批的第二天，一家全新的公司——韫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有限公司注册成立。这家由14家法人、8个自然人投资设立的公司，被外界视作“让温州地下借贷阳光化”的方法之一。
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相当于放贷方和借贷方的一个中介平台，“现阶段不以盈利为目的，而是带有公益色彩的纯服务机构。至于运营费用，则是依靠向入场的各种服务公司收取场地租赁费。”
一位知情人士称，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本来是政府要办，但专家讨论的结果是，如果政府办，完全不可能办起来的。“因为一旦政府直接介入，就面临借贷双方需要缴税的问题。”该人士说，“另外，政府担心一旦有借款不还的情况，出资人会找政府算账。但其实投资总是存在风险的”。
除此之外，真正要让借贷双方从以前的地下状态变成主动到服务中心登记，尚有许多难题。比如，作为放贷方的个人往往害怕露富，特别是公务员和官员。而且一旦有利息收入，根据国家法律还要缴纳高达20％的个人所得税。而原来民间借贷因为是地下，所以没有纳税。
其次，小微企业如果要来这里登记借款，也相当于把企业的财务状况曝光。现在温州很多出现财务危机的中小企业，即使政府有资助资金都不敢用，就怕被银行知道，列为“关注”对象，断了今后从银行贷款的路。
第一单背后的声音
尽管困难很多，登记中心的成立好歹总算迈出了第一步。
4月26日，温州民间借贷登记服务中心正式揭牌开业。记者在现场看到，人人贷、速贷邦、宜信和攀远四家贷款服务公司也正式入驻登记中心并开门迎客。
8点30分左右，24岁的胡家强(化名)在速贷邦拿到了5万元的借款。他也是登记中心开业后完成的第一笔个人借贷。刚刚毕业的胡家强准备开一家实体数码店，5万元的借款用来做启动资金。从登记到拿到钱，他只用了2天时间。借期1月，利息1.6％，抵押物是一辆两厢轿车。
温州民间借贷中心负责人徐智潜在接受采访时说，民间资本的阳光化，一方面遏制了高利贷，降低了借款人的成本；另一方面，放贷人的隐私也面临阳光化的风险。个人隐私能否得到保护，必然是放贷人在跨进登记中心前的一大疑虑。
那么，如果隐私得到保护，风险得到控制，登记中心就能红红火火办下去吗?东方打火机的李中坚说，登记中心对一些新生的小企业融资或许有用，但要解决整个温州实体经济的问题，无疑需要一个过程。“简单说，我们做企业的就两个愿望，一是降息，二是减税，这才是猛药。”
显然，李中坚的想法并非只有他一个有。被温家宝总理称为“温州民间资本代言人”的周德文甚至提出了一个更大胆的设想：既然国家承认民间借贷合法，企业民间借贷的利息就应计入企业经营成本。一旦利息成本计入企业经营成本那么税收自然就降了下来，企业自然就愿意去登记。当然，周德文的这一建议目前还未得到温州政府的回应，会不会有回应，没人能够预料。
无论如何，成为试验区的温州火了。短短一个月时间，抛开国内媒体和地方政府，来自德国、韩国、澳大利亚的媒体或相关机构也都纷纷前来考察，甚至埃塞俄比亚都派人前来参观……显然，事隔十年，温州，再次颤巍巍地站到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早在十年前，温州就成为了金融改革试验区。
2002年8月，时任央行行长的戴相龙到温州调研5天，随即提出温州金融体制改革的设想。当时的方案，不仅提到了这次改革没有提及的利率市场化，还明确表示允许民间资本成立民营银行等。
为什么是温州?
姑且让我们回溯至1984年，方培林在温州建立了国内第一家私人钱庄方兴钱庄。两年后，温州人杨嘉兴又开办了国内第一家股份制私营银行温州鹿城城市信用社，以致《纽约时报》曾对此评价：“雀温州，中国国营银行的垄断地位被打破。”
正因为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温州早已存在真正意义上的民营银行，并实际上执行着利率市场化。然而紧随方培林、杨嘉兴之后，几十家类似金融机构在温州相继诞生。混乱也随之而来。
1985年秋天到1987年冬天，温州全境爆发了至今仍让人不寒而栗的“金融抬会大灾难”。
抬会，一开始只是一种民间的融资信贷，有些抬会会主原本也是想学方培林搞私人钱庄。可是常规的信贷效益毕竟太低，马上有人想到了高息融资。先是小心尝试，再是大胆扩展，在滚滚而来的金钱与永远填不满的欲壑之间，一种近乎疯狂的金钱游戏开始了。
“在温州市的乐清、平阳一带出现的‘抬会’事件，涉及两亿多元资金，波及周围十来个县。这次事件曾引起一系列的斗殴绑架，甚至凶杀事件，严重冲击了温州社会的安定。
更为疯狂的是，为了获得政治上的庇护，当年还出现了所谓的官会：专为官员而设，入会不必交款，而是先领款，三个月后再少量返回。这种会分10万元、5万元、1万元三种，视干部职务大小而定。一个干部入会，可以带动无数人来入会。
失去理智的金融乱局，必然带来整顿。
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
接下来就是2002年那一次改革。而那一次改革却在是与非的种种争论中，无疾而终。温州金融创新改革至此积下十年沉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