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政改方案破冰,被认为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新里程,也是开启中央政府与香港反对派良性互动的政治决定。
　　
　　香港特区立法会6月24日和25日均以超过2/3的多数赞成票,先后通过了2012年行政长官和立法会产生办法的修订议案,从而通过了2012年政改方案。
　　根据议案,2012年行政长官选举将作如下修改: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人增至1200人,该委员会由工商、金融界,专业界,劳工、社会服务、宗教等界,特区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的代表、乡议局的代表、港区全国人大代表、港区全国政协委员的代表,共四大界别人士组成,每个界别300人,不少于150名的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委员可联合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等。
　　关于2012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特区政府提出的议案将现有议席由60增至70个,新增的其中5席为分区直选,另5席为功能界别选举。而针对后者,行政长官曾荫权在6月21日已宣布接纳“一人两票”的建议方案:由直选区议员提名、再由原来不具有功能组别投票权的登记选民投票选出。如此,在新增的各5席议席选举中,每名选民都有两票,一票投分区直选的议席,一票投功能界别的议席。
　　此次政改方案破冰,被认为是香港民主发展的新里程,也是开启中央政府与香港反对派良性互动的政治决定,更对未来两岸政治谈判以及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都有积极的示范作用。
　　
　　政改路径
　　
　　香港政改方案获得突破,可谓历经曲折。200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否决2007年、2008年实行特首和立法会“双普选”,2005年特区政府提出的政改方案未获通过,香港民主前景就此陷入停滞。
　　2007年1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又决定,香港可以于2017年普选产生行政长官,于2020年普选立法会。但该决定并没有交代“普选路线图”,亦没有明确“普选”的定义。其后更引发了“普选也可以保留功能界别”的争议。
　　今年1月,民主党与一批温和派民主人士组成终极普选联盟,敦促特区政府就特首和立法会选举提出改革方案。而泛民主派的另两个政党社民连和公民党的5名立法会议员则在1月底辞职再选,以激进议会手段吸纳民意压力,要求废除功能界别,实现2012“双普选”。因为在他们看来,由功能界别选出的议员多是亲政府的建制派,立法会中分区直选和功能界别现为五五开的格局,加上直选产生的亲政府议员,其选票确保了大多数议题都能体现港府和为其撑腰的中央政府的意志。他们打出“五区公投”口号,直接挑战中央底线。5月16日举行的五区补选,5名辞职议员全部重新当选,但投票率只有17.1%,创下新低。
　　4月14日,特区政府公布经过三个月咨询的政改方案,与此前无任何让步,主要内容仍是立法会新增5席直选议席和5席由区议员互选的区议会功能议席,同时将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人数由800增至1200。
　　特区政府为推动政改方案通过,6月17日,特首曾荫权邀请公民党党魁、五区“公投”负责人余若薇就政改进行了电视辩论。虽然他只获得15%的支持率,但在政府可能接纳民主党改良方案的消息经媒体大范围报道后,民调显示,反对政改方案的民众正在下降。
　　与此同时,就在五区补选结束8天后的5月24日,中联办副主任李刚会见了民主党主席何俊仁。民主党提出,在普选过渡期实行“一人两票”方案,即包括分区直选一票、功能界别一票,新增的区议会功能席由区议员提名、全港合格选民选出。这一意见既满足了中央增加功能议席的要求,同时也扩大了立法会的民主成分,拉近了普选目标。
　　另两项谈判条件是:每名选民均有权按其职业成为相关功能界别的选民,以扩大功能界别的选民基础,若未能归入相关的功能界别,则自动成为新增区议会功能界别的选民;2012年及2016年每届各增加10席区议会功能议席。也就是说,民主党希望新增议席不管是否属于功能界别,都能以直选的方式选出,从而渐进过渡到2020年立法会全部直选。
　　功能界别循序渐退,民主普选循序渐进,这一温和的民主理念正符合基本法和人大释法循序渐进普选的要求,也符合中央政治稳定的诉求。
　　两天后,李刚又会见了终极普选联盟的代表。6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香港基本法委员会主任乔晓阳再度就香港政改和未来普选问题发表谈话。13日,民主党表明让步,将谈判条件由三项减少至一项,只要求接纳“一人两票”方案。21日,中联办表态,“一人两票”不抵触人大常委会决定精神,涉及的是立法会内区议会界别议员的产生方式问题,是香港本地立法层面解决的问题。
　　这直接促成了港府宣布接纳“一人两票”方案和政改方案的最终获得通过。
　　
　　治港新思维
　　
　　分析指,中央此番向变相普选让步,日后可能很难再保住大部分由建制派占据的功能界别议席。循序渐退,令立法会功能议席淡出历史舞台,已是大势所趋。
　　而中南海的考虑是什么?
　　北京港澳战略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蒯辙元表示,中央接受民主党政改意见的决策,其实是早在曾荫权与余若薇电视辩论前就已确定的。这一决策显示,主管港澳事务的新一代领导人、中央港澳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开启了未来治港的新思维,并获得国家主席胡锦涛支持。而国务委员、中央港澳领导小组副组长刘延东、统战部长杜青林等,都是主张香港政改往前走的开明派。
　　习近平2008年起担任国家副主席,并分管港澳事务。近几年,中央有更多渠道倾听香港社会各界的声音,同时慢慢放开与民主派的接触与沟通,逐步改变原先只把沟通局限于建制派范围内的状况,主动吸纳香港社会温和派的民主力量,表现出更加开明、灵活的态度。习近平的治港新思维有两方面的重要考虑,一是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施要考虑台湾问题,二是现任特区政府的管治不能出现比殖民地时期更差的管治状况。
　　蒯辙元说,中央已基本接受对香港民主派的新定位:百分之八十多是可以争取过来的;百分之十几受过西方教育,善于理性地反对和探讨问题,但没有恶意,应该要尊重和团结;只有百分之几的极少数民主派是受西方指使而别有用心,需要孤立。
　　那么,是什么力量推动中央作出决定的?熟悉北京政情的人士认为,5月16日五区“公投”结果出来后,中央就已决定改变原来的强硬策略,接受民主党部分改良建议。因为五区“公投”虽然投票率低,但持普选激进主张的党派在泛民选民中的支持率却大大提高,在整体选民中的支持率也相应提高,且有年轻化趋势,这会带动泛民主派整体趋向极端化,不利于香港宪制良性发展。五区“公投”的这一严峻结果,客观上促使中央下决心以政改方案作为切入点,拉住温和民主派。
　　知情人士透露,两岸三地的整体政治状况也影响到中央做出这一政治决定。若这次香港政改方案不能有所突破,那么到下次再讨论,无论是2012年还是2016年,都刚好是台湾选举年,变量太多,若到时处理不好,会加重两岸三地离心力,这也是中央在最后“让步”的重要原因。
　　蒯辙元并认为,如果此次再不通过政改方案,将是中央在推动香港政制问题上继23条立法、2005年政改方案后的第三次挫败,有损中央治港威信,也会让特区政府陷入严重的管治危机。
　　
　　代表中道力量的胜利
　　
　　外媒评论称,僵持五年之后,香港民主力量与中央政府终于达成妥协,特区立法会最终通过争论激烈的政改方案,由此避免了特区政府可能遭遇的政治尴尬。方案规定多数立法会议员将由公众选举产生,这在香港历史上是头一遭,就是对整个中国而言,这些做法也是前所未有的。
　　此次香港的民主突破,代表了中道力量的胜利。由民主党所提出的政改方案,虽非全民普选的一步到位,但却在普及选民的基础上实现了飞跃,让320万选民可以投票决定,打破当前小圈子选举的限制,启动了民主的新旅程。
　　这或亦给中国大陆的政改带来启示——要掌握中道的力量,不偏不激,代表政治光谱的大多数,不受极右和极左的影响。
　　评论表示,中国政治改革停滞不前,就是受到极端势力的干扰。一些既得利益阶层希望一切不动如山,深恐一旦推动政改,就会“江山坐不稳”,对于罢工或民间的抗议,就要强硬镇压,而不去疏导民怨,寻找权力制衡的机制。另一种极左的力量,则是不断怀念毛泽东时代,暗示没有现在的自由开放,就不会出现这么多的问题。
　　因而中国高层需要中道的思维,冲出非此即彼的选择,只有主动地寻找“进步中求稳定”,才能避免只是高喊“稳定中求进步”、而事实上成为改革倒退的借口。
　　
　　功能界别
　　
　　俗称功能组别或功能团体,是香港和澳门两个特区内,代表社会上某些职业而在特定公职选举中拥有投票权的类别。
　　2008年立法会选举时香港有28个功能界别,除劳工界有3名议员外,其他界别均只有1名议员,共30名。当年功能界别选民近23万人,约只占320万选民总数的7%。各个界别的选民登记资格都不一样,有些界别作个人投票、有些作团体投票。
　　功能界别制度始自香港殖民地时期,被普遍认为是不公和容易被少数人操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