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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求真的欲望随着年岁的增长而越浓，因此关心纪实作品的兴趣甚于虚构作品的阅读。奥莱斯特·平托的这本刚出炉的中译本《我的反间谍生涯》，是他亲身经历的实录。我相信它的真实性。我之所以从书评版编辑桌上重叠如山的书堆里一下子把它找出来，则是由于“间谍”两字。间谍、反间谍，总是迎合我娱乐的心理需求。在卡夫卡、海明威、加缪、格拉斯、赫拉巴尔、伊尔玛引起我沉重的哲理思考之余，需要轻松娱乐一下。而这娱乐又是真情实事的记录所提供的。早年苏联间谍电影《侦察员的功勋》主人公费道托夫的原型破例接受采访时提供的实例，远远比虚构的惊险百倍（如果如实照搬将不为人所信）。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真实胜于虚构。而平托的反间谍生涯不是虚构的。
此外吸引人的，除了间谍反间谍故事蕴含的神秘惊险刺激的因素，英雄行为的感染力亦有机地附吸于此。人是向往英雄的。尽管英雄主义早已谢幕，但英雄情结依然深藏我辈心底。间谍反间谍叙事不可避免地催生出英雄——不是平凡的而是非凡的英雄。
译成汉文三十五万字的《我的反间谍生涯》是一部翻开了就放不下手的书。作者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后为少将），代号弗兰克·杰克逊，荷兰人，十九岁进巴黎大学读语言学，随后成为法国间谍。1914年一战爆发，被派往德国搞谍报。二战中先后在英国、自由荷兰政府及盟军统帅部反间谍部门工作。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里，抓获各类间谍不计其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他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
跟纳粹盖世太保、日本特高科或宪兵队、苏联克格勃、中国国民党军统不同，平托上校反对用刑、变相体罚与精神折磨，而采取智斗、心理分析、科学推理来破案（英国法律不承认刑讯所得口供的真实性），嫌疑人在平托上校的火眼金睛下，外衣一层层脱去，真实身份无不一一暴露。本书记录的各个案例如笋剥壳似的破案过程，很有些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那位比利时侦探波洛的推理和欧·亨利小说的结构，从开始疑团重重茫然一片，经细节提取、条分缕析，最后随真相大白而高潮突起。
平托说，人们都是从电影、小说中获得间谍反间谍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印象。其实现实工作中惊险的事件是为数不多的。小说电影仅仅是为了吸引人，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在长期丰富的实践中，平托总结出了反间谍人员至少应该具备的十项基本条件，其中七项是天生的：一，惊人的记忆力；二，巨大的耐心和洞察力；三，语言方面的才能；四，精通实用心理学；五，勇气；六，熟悉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情况；七，熟悉国际法；八，应该是真正的演员；九，分析能力；十，对谍报工作中惯用的伎俩有实践经验。
平托就凭他的训练有素，摒弃肉刑，依靠智慧甄别真伪，抓获敌特。
一名受审者在答问中说了两个细节：巴塞罗那大陆旅馆晚上十点钟已关门；从大陆旅馆到英国护照办理处步行了二十分钟，平托断定是谎言。因为，前者，西班牙不是北欧，习惯是中午午睡而夜生活过得很迟，绝不会晚上十点就关门；后者，两地之间步行只需五分钟，不可能走二十分钟。受审者因这两个细小失误暴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
平托善于从细微处着手。一个谨慎的间谍却因为自己的过份仔细丧了性命：他在旧钱包里携带了三样完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房随时买到的小东西：一小包粉状物、一小捆桔棍（女人常用来修指甲的）、一团棉花球。他把它们放在一起，等于告诉反间谍人员这是密写工具呀！两名德国间谍因各自携带的钞票是互相连号的而迅即暴露。一个名叫迪克特拉的荷兰金发美艳女郎自称抵抗运动的联系人，说自己逃离盖世太保前往里斯本步行了一千公里。她的答问一直符合情理。可平托上校命令她脱掉鞋子，摸了摸她的脚底，严厉地说：“你的脚不像是在六个星期里走了一千公里、鞋底差不多磨得像纸那么薄的人的脚，相反，却细嫩得像婴儿的脚。你不是步行，而是坐在德国汽车里，舒舒服服到里斯本的吧？”惊呆的迪克特拉只好坦白自己是为纳粹效劳的。
同样，平托上校也是以对蛛丝马迹的严密注意考核自己的间谍同行。对一批即将离开英国的间谍，平托说自己除了肉刑之外，运用了盖世太保惯用的一切手段。他走到三名伪装成比利时商人的间谍面前，把手伸进其中一人的西装背心里，拉出他的领带，反过来一看：伦敦，西一区，牛津街，舍尔弗雷捷斯大百货公司。“把他们带回去！”平托对陪来的教官说，他显得颇为尴尬，“如此，无需再提别的问题了！”
六天后，平托又奉命去考核一名去比利时的青年，他将要跳伞着陆。这次，没有发现足以暴露身份的东西。但这位青年回答提问时出了问题。他说如果被盖世太保抓获，讲述自己来历时将说自己做过八个月的花匠，具体工作是翻地。平托要他伸出手来。他的手指细嫩，没有老茧，也不粗糙，指甲光滑，没有一丝裂纹。翻了八个月的地，谁还能长着一双坐办公室的人那样的手呐！又问他种不种立金花，回答竟是：“嗯，对，种立金花。”平托说：“啊！在地中海沿岸种立金花？我的年轻人，回到教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是在拿你的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
另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例揭出真相，也是靠着眼于几个细节：一，一封匿名信上，句号的圆点外面又加了个圆圈。这个习惯是印刷圈内特有的，是为了不跟逗号混淆，区别得清楚一些。这正好与当事人联系了起来。二，当事人在被盖世太保逮捕前，特地上楼跟妻子告别。这说明他的被捕是故意安排来迷惑抵抗运动的。因为盖世太保没有事先通知被捕者的习惯，后者不可能提前知晓。三，手上的伤痕根本不像当事人自称是被纳粹用香烟火烫的，证明他进集中营是假的。四，当事人说，从集中营出逃时随身携带的大量荷兰纸币，是从炸毁的德国军车上顺手拿的，这又是一大谎言：因为没有任何德国军队驻在荷兰。用荷兰币给德国士兵发饷实在不可思议。那些钱其实是纳粹给这个叛国者出卖祖国的报酬。
至于某些案子的破解，则是半靠了运气。比如——
1940年9月，平托上校从密电得知，为配合德国“海狮行动”，四名纳粹间谍将于某日几点几分登陆英国南部海岸某地。平托派了十二名保安部队士兵，便衣埋伏于敌人必经之羊肠小道，准备活捉之。在漆黑的午夜，平托偶然发现十二个士兵加上带队的上尉，正好十三人。按照迷信，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平托心头咯噔一下。 负责搜捕的士兵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沉默等待，终于顺利抓获了三个间谍，但第四个始终不见！密电上说的四名间谍不会错。根据被捕者的交代也说有四个人。这没见了的间谍名叫凡·德·克彭。那么此人哪去啦？万一漏网，后果严重。反间谍人员在海滩四处搜查，天已大亮，一无所获。
平托上校命令搜捕的士兵们排列成一行立正。他从排头看到排尾又从排尾看到排头，突然高声笑起来，对带队的上尉说：这家伙好狡猾！他和上尉一起走近行列，在每个士兵面前都停下来端详一下，一个，两个……十二个，十……平托停下来，把手放到最后一个人的肩上：“你好，凡·德·克彭。”这个人是第十三个人。
真相大白。这个间谍利用黑夜中的混乱，插到了搜捕士兵当中，如果停止搜查，他会留在后面，等汽车一离开，就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平台感慨说：“要不是士兵人数正好是十二人，要不是出于迷信我记住了‘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黑夜中走近队伍去默默地清点人数的。一个人的生命就悬在这一根细线上。”
严峻、老辣、冷静的平托上校一贯主张在办案中依据事实，遵循客观规律，不受自己好恶情感的干扰。但是对“金刚”一案，最终他无法抑制对那个穷凶极恶、给祖国和抵抗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国者克里斯琴·林德曼斯的憎恨和鄙视。多年前我读到过关于“金刚”（林德曼斯的绰号）间谍案的报道。这个体型巨大、威猛如金刚似的家伙，被荷兰乃至比利时人公认为抵抗运动的一名无所畏惧的英雄领袖。可暗地里是个十恶不赦的纳粹奸细。每次他带队出击，同志们七死八伤，他却总能安然脱险（一次五十个人只逃出连他在内的三人）。蒙哥马利元帅（当时是将军）领导的那次“阿纳姆红色魔鬼”英雄战役牺牲了七千抵抗运动战士，就是由于“金刚”的出卖。这是蒙哥马利生平遭到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一次惨败。平托写道：“我曾遇到过许多叛徒，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令人深恶痛绝。”金刚也是由于他的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平托上校的注意，着手追寻而水落石出的。什么细节？第一次偶然碰面，平托当众侮辱了他，他却唯唯诺诺，完全跟他那巨大强壮又横蛮的外貌不相吻合。
书中没有比以下这个记载更使我激动的了。平托说：这是他审理过的最令人迷惑不解、最复杂的案件之一。它既反映了平托上校慎密的分析能力、智慧的审讯技巧，又彰显了爱国者的勇气、机智、毅力和功勋，而且深层次地提出了间谍斗争的艺术和是非界线，迫人深思，给人启迪。
平托用两万多字详述此事始末，甚为诱人：
1942年初，一条逃亡船离开被纳粹占领的荷兰，在离英国五海里的地方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发现后拖进了港口。所有的乘客（也是船员）都是荷兰人。像一切在英国登陆的难民一样，他们被送往伦敦中心由平托和一位同事创建的专门机构接受甄别。通过逐个审查，证明十四个人都是真正的逃亡者。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摆脱德国的奴役，参加现役部队，同万恶的侵略者作战。
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所有人讲的都一样，计划出自一名叫波尔霍夫的青年（荷兰父亲和马来母亲的混血儿）。逃跑计划是周密的：首先弄到一条机帆船，利用职务之便搞到燃料、食品。出发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尔霍夫一个个把他们领到船上，而这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乘一辆官方旅游车干的！乘客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船。如此，要么波尔霍夫有过人的胆识，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用担心德国人（因为他同保安警察有默契）。如果他同德国人有勾结，那么，他显然是企图组织一批真正的荷兰人逃离纳粹魔爪，让他们证明自己的爱国诚意，然后伺机安插一名叛徒或者间谍到抵抗组织。平托决定悄悄地观察波尔霍夫的活动。
总的说，从1942年5月到1944年2月先后共有六条船到达英国，波尔霍夫共运送了八十七名难民。他们讲的逃亡经过也一模一样。这些优秀的爱国者都不清楚波尔霍夫同德国人是否真有勾结。
平托思忖，波尔霍夫如果同德国人有密谋，那么他为什么花费漫长的两年时间组织一批又一批爱国者出逃，而没有塞进一名间谍或奸细呢？两年时间过去了，如果仅仅为了取得同胞信任而不急于在难民中塞进一名特务，那么，恐怕这个阴谋刚迈出头一步，战争或许就要结束了。
还有，在敌人眼皮底下事关逃跑的计划，人们总是慎之又慎。一向精明干练的波尔霍夫为什么要在德国保安警察面前如此暴露自己呢？又，奇怪的是，为什么被他救出来的人几乎都不相信他？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困扰着平托上校。
尤有甚者，除了已经到达的六只船外，还曾有两只船因中途发生故障不得不返回荷兰。返回时天已大亮，码头上熙来攘往，都没有引起德国警察的注意。另一次失败，出逃者被捕，有一人在盖世太保拷打下供出了逃跑组织者波尔霍夫的名字、住址。出乎意外地，波尔霍夫竟安然无恙！
波尔霍夫被提审时，平托上校在一分钟之内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狡猾的人。但又发现他在横蛮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稚气，并不使人讨厌。
平托向波尔霍夫提出九个问题，他大多回答得从容不迫、头头是道。平托心里嘀咕：此人要么心中坦然，要么就是个撒谎大王。可是对于下面三个问题：一，某次驾船出逃，被德国海岸巡逻队发现发出警告后仍继续航行，为什么巡逻队竟然袖手旁观？二，另一次出逃失败返回，为什么又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三，波尔霍夫被一名外逃者供出了姓名住址，为什么竟安然无恙？波尔霍夫只能用“事实往往比杜撰更离奇”来回答，可他依然镇定如若，并说明自己不是德国间谍。
敌乎？友乎？苦于思索的平托上校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他凭自己的第六感觉，认为波尔霍夫是无罪的。他给荷兰司法部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叙述了全过程，列举了所有对波尔霍夫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最后表示他本人相信波尔霍夫，认为应该释放他。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他清白无辜，他建议在敌对状态未结束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联合王国，暂且在伦敦的荷兰政府里给他安排一个职务。
报告立即被批准。平托在波尔霍夫的卷宗上批示：此案已结。但是，他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九个月之后的1945年4月，平托上校从德国军队溃退时未及销毁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长达七页的文件，上面赫然印着：奥·平托上校，化名：弗兰克·杰克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只有少数英国情报人员才知道的他的化名出现在德国秘密文件上，平托着实惊诧。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
间谍“包比”（真名安东·波尔霍夫）的报告和全部交代
1945年2月22日 乌尔隆
平托十分激动。他规定在战争结束前不许离开伦敦的波尔霍夫竟然到了荷兰被德国人抓获，作了“全部交代”，而且还提到了他的名字！
交代说，1944年夏，两名美国海外战略处成员同他接触，要他加入他们的组织，他同意后就到伦敦美军伞兵学校训练，被提升为美国陆军战略处的上尉。接受的任务是空降到荷兰并在荷兰北部组织一个情报站，网罗间谍，搜集尽可能多的情报送往伦敦总部。
文件提供了波尔霍夫供出的其他情况，诸如怎样到达英国，怎样受审查等等。他供出了美军战略处的活动情况和他所认识的军官们的化名；自己怎样受训和接受指令，还有在英国和已解放的荷兰秘密组织的情况。他把英国情报处的组织详情也包括进了他的交代，还谈了对战事和武器的“个人意见”。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七页纸，平托上校喉头发干，茫然若失。他恨极了波尔霍夫，极为担心他通过荷兰政府和美国的联系钻进了海外战略处，窃取机密情报送给了德国人。他的供词表明这些交代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下自觉自愿地、一股脑儿讲出来的。平托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抓住这个可恶的叛徒。但是，他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个不高明的预言家！
1945年5月初，荷兰北方解放。德国在当地的监狱全部被盟军打开，在待审查的犯人里头有波尔霍夫！当平托面对波尔霍夫时，深深感到憎恶和巨大的不信任。平托决心揭穿他的叛国行为。波尔霍夫以同样严厉的目光瞧着平托，嘴角上露出捉摸不定的微笑。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能提两个问题吗？”
他的第一个问题：你面前的我这份供词里，你能够指出哪怕一点点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吗？
平托知道：德国人对盟国的活动了如指掌。例如，在波尔霍夫招供之前，敌人已经知道他的化名——弗兰克·杰克逊。波尔霍夫向敌人提供的只是第二手材料。不过平托还是说：“提供过时情报并不能改变你企图帮助敌人的性质。”
波尔霍夫不动声色地说：“我认为能改变。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离开伦敦前，我得到一些到荷兰后应该与之会见的特工人员的名字和住址。如果我是叛徒或双面间谍，为什么我不一见到德国人就出卖他们呢？那么，今天他们就会统统被杀或被捕。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请你看看这份供词，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我的助手或是与外界接触的情况？”
真的，平托觉得，即使对反间谍工作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来说，对此也没有反驳的余地。波尔霍夫没有出卖一个抵抗运动的朋友，也没有出卖一个特工人员。他以光彩照人的智慧救了别人和自己的性命。
平托无限感慨：“我不了解他在海外战略处的活动，因而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正是我可能向他指出的路。”“我向在敌区活动的许多间谍和破坏者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受到严厉里的审问，切记要供出具体的情报，避免用生硬的对抗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敌人会很快弄清你提供的情报是真是假。被盖世太保抓到，你主动招供，就可能免于受刑。这样，你就可以保住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否则，他们迟早会通过长时间的用刑弄到这些情报。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么坚强和有自制力，总有一个忍耐的限度，除非上苍慈悲，使他至死都是一个疯子。”“波尔霍夫本能地走了这样一条既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同志的捷径……我认为，波尔霍夫保存了他在情报圈子里的同事的名字和地址一事充分证明了他的忠心耿耿……他的口供就是他诚意的最有力的证据……我终于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真正朋友……波尔霍夫是那种为国冒过生命危险，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得到的人。没有比这更能证明一个人的爱国主义和无私精神的了。”
读至此，我十分震惊地感到：这段论述非同小可！这才是尊重生命，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理念。它与人们一贯追寻、效忠的革命原则和人民利益并不相悖。战士为保卫祖国和主义宁死不屈而献身，自然是英雄行为，值得敬重和歌颂。但在不损害国家和革命利益的前提下，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迷惑敌人，挽救自己和同志们的生命，岂非更称得上是英雄？我曾在另文中谈到，“间谍机关深知：人是脆弱的，经不起严刑拷打、心理折磨。苏菲·玛索主演的《女间谍》（又译《超级女特工》）中，抵抗运动头头明确宣告：如果被捕，你必须坚持四十八小时（这段时间可让同志们脱离危险）！然后实在挡不住再投降。这无异说：‘叛变’是被允许的，因为身体不是钢铁而是血肉做的。当然最好是不投降，不交代，不损害组织（国家）。”这不正符合平托在此阐述的理念？平托上校是反间谍权威，他的论述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平托上校凭借多种案例，把形形色色的灵魂端到战争的风尖浪口上逐一曝光，叛徒、恶棍、顽敌以及因情而丧身的迷惘者，纷纷显出原形，人性受到无情的拷问……妻子为救“爱国者”丈夫无奈献身盖世太保，实为卖国贼的丈夫反过来陷害妻子。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降落在荷兰国土上不幸身亡，一对荷兰姐弟秘密安葬了他。姐弟因年幼不被抵抗运动接受，就悄悄以这位空降战士的名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神出鬼没，奋勇抗战，英名远扬。当然，谁也没有（也绝对不可能）亲眼见过这位英国英雄。
面对这样的真实书写，我不再感到是单纯的娱乐，而是沉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的反间谍生涯》，（荷兰）奥莱斯特·平托著，姚越秀、陈凤吾、李淑廉、范维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
此外吸引人的，除了间谍反间谍故事蕴含的神秘惊险刺激的因素，英雄行为的感染力亦有机地附吸于此。人是向往英雄的。尽管英雄主义早已谢幕，但英雄情结依然深藏我辈心底。间谍反间谍叙事不可避免地催生出英雄——不是平凡的而是非凡的英雄。
译成汉文三十五万字的《我的反间谍生涯》是一部翻开了就放不下手的书。作者奥莱斯特·平托上校（后为少将），代号弗兰克·杰克逊，荷兰人，十九岁进巴黎大学读语言学，随后成为法国间谍。1914年一战爆发，被派往德国搞谍报。二战中先后在英国、自由荷兰政府及盟军统帅部反间谍部门工作。在三十多年的反间谍生涯里，抓获各类间谍不计其数，被称为“纳粹间谍的克星”。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将军称他是“世界首屈一指的反间谍权威”。
跟纳粹盖世太保、日本特高科或宪兵队、苏联克格勃、中国国民党军统不同，平托上校反对用刑、变相体罚与精神折磨，而采取智斗、心理分析、科学推理来破案（英国法律不承认刑讯所得口供的真实性），嫌疑人在平托上校的火眼金睛下，外衣一层层脱去，真实身份无不一一暴露。本书记录的各个案例如笋剥壳似的破案过程，很有些像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那位比利时侦探波洛的推理和欧·亨利小说的结构，从开始疑团重重茫然一片，经细节提取、条分缕析，最后随真相大白而高潮突起。
平托说，人们都是从电影、小说中获得间谍反间谍斗争的惊心动魄的印象。其实现实工作中惊险的事件是为数不多的。小说电影仅仅是为了吸引人，集中了扣人心弦的时刻，略去了冗长的审讯、乏味的调查和烦琐的取证。
在长期丰富的实践中，平托总结出了反间谍人员至少应该具备的十项基本条件，其中七项是天生的：一，惊人的记忆力；二，巨大的耐心和洞察力；三，语言方面的才能；四，精通实用心理学；五，勇气；六，熟悉各国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情况；七，熟悉国际法；八，应该是真正的演员；九，分析能力；十，对谍报工作中惯用的伎俩有实践经验。
平托就凭他的训练有素，摒弃肉刑，依靠智慧甄别真伪，抓获敌特。
一名受审者在答问中说了两个细节：巴塞罗那大陆旅馆晚上十点钟已关门；从大陆旅馆到英国护照办理处步行了二十分钟，平托断定是谎言。因为，前者，西班牙不是北欧，习惯是中午午睡而夜生活过得很迟，绝不会晚上十点就关门；后者，两地之间步行只需五分钟，不可能走二十分钟。受审者因这两个细小失误暴露了自己的间谍身份，
平托善于从细微处着手。一个谨慎的间谍却因为自己的过份仔细丧了性命：他在旧钱包里携带了三样完全可以在英国任何药房随时买到的小东西：一小包粉状物、一小捆桔棍（女人常用来修指甲的）、一团棉花球。他把它们放在一起，等于告诉反间谍人员这是密写工具呀！两名德国间谍因各自携带的钞票是互相连号的而迅即暴露。一个名叫迪克特拉的荷兰金发美艳女郎自称抵抗运动的联系人，说自己逃离盖世太保前往里斯本步行了一千公里。她的答问一直符合情理。可平托上校命令她脱掉鞋子，摸了摸她的脚底，严厉地说：“你的脚不像是在六个星期里走了一千公里、鞋底差不多磨得像纸那么薄的人的脚，相反，却细嫩得像婴儿的脚。你不是步行，而是坐在德国汽车里，舒舒服服到里斯本的吧？”惊呆的迪克特拉只好坦白自己是为纳粹效劳的。
同样，平托上校也是以对蛛丝马迹的严密注意考核自己的间谍同行。对一批即将离开英国的间谍，平托说自己除了肉刑之外，运用了盖世太保惯用的一切手段。他走到三名伪装成比利时商人的间谍面前，把手伸进其中一人的西装背心里，拉出他的领带，反过来一看：伦敦，西一区，牛津街，舍尔弗雷捷斯大百货公司。“把他们带回去！”平托对陪来的教官说，他显得颇为尴尬，“如此，无需再提别的问题了！”
六天后，平托又奉命去考核一名去比利时的青年，他将要跳伞着陆。这次，没有发现足以暴露身份的东西。但这位青年回答提问时出了问题。他说如果被盖世太保抓获，讲述自己来历时将说自己做过八个月的花匠，具体工作是翻地。平托要他伸出手来。他的手指细嫩，没有老茧，也不粗糙，指甲光滑，没有一丝裂纹。翻了八个月的地，谁还能长着一双坐办公室的人那样的手呐！又问他种不种立金花，回答竟是：“嗯，对，种立金花。”平托说：“啊！在地中海沿岸种立金花？我的年轻人，回到教官那里去，告诉他们，这是在浪费我的时间，也是在拿你的生命去做无谓的冒险。”
另一个扑朔迷离的案例揭出真相，也是靠着眼于几个细节：一，一封匿名信上，句号的圆点外面又加了个圆圈。这个习惯是印刷圈内特有的，是为了不跟逗号混淆，区别得清楚一些。这正好与当事人联系了起来。二，当事人在被盖世太保逮捕前，特地上楼跟妻子告别。这说明他的被捕是故意安排来迷惑抵抗运动的。因为盖世太保没有事先通知被捕者的习惯，后者不可能提前知晓。三，手上的伤痕根本不像当事人自称是被纳粹用香烟火烫的，证明他进集中营是假的。四，当事人说，从集中营出逃时随身携带的大量荷兰纸币，是从炸毁的德国军车上顺手拿的，这又是一大谎言：因为没有任何德国军队驻在荷兰。用荷兰币给德国士兵发饷实在不可思议。那些钱其实是纳粹给这个叛国者出卖祖国的报酬。
至于某些案子的破解，则是半靠了运气。比如——
1940年9月，平托上校从密电得知，为配合德国“海狮行动”，四名纳粹间谍将于某日几点几分登陆英国南部海岸某地。平托派了十二名保安部队士兵，便衣埋伏于敌人必经之羊肠小道，准备活捉之。在漆黑的午夜，平托偶然发现十二个士兵加上带队的上尉，正好十三人。按照迷信，这是个不吉利的数字。平托心头咯噔一下。 负责搜捕的士兵们一小时一小时地沉默等待，终于顺利抓获了三个间谍，但第四个始终不见！密电上说的四名间谍不会错。根据被捕者的交代也说有四个人。这没见了的间谍名叫凡·德·克彭。那么此人哪去啦？万一漏网，后果严重。反间谍人员在海滩四处搜查，天已大亮，一无所获。
平托上校命令搜捕的士兵们排列成一行立正。他从排头看到排尾又从排尾看到排头，突然高声笑起来，对带队的上尉说：这家伙好狡猾！他和上尉一起走近行列，在每个士兵面前都停下来端详一下，一个，两个……十二个，十……平托停下来，把手放到最后一个人的肩上：“你好，凡·德·克彭。”这个人是第十三个人。
真相大白。这个间谍利用黑夜中的混乱，插到了搜捕士兵当中，如果停止搜查，他会留在后面，等汽车一离开，就会找个地方隐藏起来。平台感慨说：“要不是士兵人数正好是十二人，要不是出于迷信我记住了‘十三’这个不祥的数字，我无论如何也不会在黑夜中走近队伍去默默地清点人数的。一个人的生命就悬在这一根细线上。”
严峻、老辣、冷静的平托上校一贯主张在办案中依据事实，遵循客观规律，不受自己好恶情感的干扰。但是对“金刚”一案，最终他无法抑制对那个穷凶极恶、给祖国和抵抗运动造成巨大损失的叛国者克里斯琴·林德曼斯的憎恨和鄙视。多年前我读到过关于“金刚”（林德曼斯的绰号）间谍案的报道。这个体型巨大、威猛如金刚似的家伙，被荷兰乃至比利时人公认为抵抗运动的一名无所畏惧的英雄领袖。可暗地里是个十恶不赦的纳粹奸细。每次他带队出击，同志们七死八伤，他却总能安然脱险（一次五十个人只逃出连他在内的三人）。蒙哥马利元帅（当时是将军）领导的那次“阿纳姆红色魔鬼”英雄战役牺牲了七千抵抗运动战士，就是由于“金刚”的出卖。这是蒙哥马利生平遭到的最大的、也是惟一的一次惨败。平托写道：“我曾遇到过许多叛徒，但没有一个像他那样令人深恶痛绝。”金刚也是由于他的一个反常的细节引起平托上校的注意，着手追寻而水落石出的。什么细节？第一次偶然碰面，平托当众侮辱了他，他却唯唯诺诺，完全跟他那巨大强壮又横蛮的外貌不相吻合。
书中没有比以下这个记载更使我激动的了。平托说：这是他审理过的最令人迷惑不解、最复杂的案件之一。它既反映了平托上校慎密的分析能力、智慧的审讯技巧，又彰显了爱国者的勇气、机智、毅力和功勋，而且深层次地提出了间谍斗争的艺术和是非界线，迫人深思，给人启迪。
平托用两万多字详述此事始末，甚为诱人：
1942年初，一条逃亡船离开被纳粹占领的荷兰，在离英国五海里的地方被英国皇家海军的军舰发现后拖进了港口。所有的乘客（也是船员）都是荷兰人。像一切在英国登陆的难民一样，他们被送往伦敦中心由平托和一位同事创建的专门机构接受甄别。通过逐个审查，证明十四个人都是真正的逃亡者。他们唯一的目的是摆脱德国的奴役，参加现役部队，同万恶的侵略者作战。
他们是如何逃出来的？所有人讲的都一样，计划出自一名叫波尔霍夫的青年（荷兰父亲和马来母亲的混血儿）。逃跑计划是周密的：首先弄到一条机帆船，利用职务之便搞到燃料、食品。出发时没有遇到什么麻烦。波尔霍夫一个个把他们领到船上，而这一切都在光天化日之下，乘一辆官方旅游车干的！乘客们在众目睽睽之下登上了船。如此，要么波尔霍夫有过人的胆识，要么就是他根本不用担心德国人（因为他同保安警察有默契）。如果他同德国人有勾结，那么，他显然是企图组织一批真正的荷兰人逃离纳粹魔爪，让他们证明自己的爱国诚意，然后伺机安插一名叛徒或者间谍到抵抗组织。平托决定悄悄地观察波尔霍夫的活动。
总的说，从1942年5月到1944年2月先后共有六条船到达英国，波尔霍夫共运送了八十七名难民。他们讲的逃亡经过也一模一样。这些优秀的爱国者都不清楚波尔霍夫同德国人是否真有勾结。
平托思忖，波尔霍夫如果同德国人有密谋，那么他为什么花费漫长的两年时间组织一批又一批爱国者出逃，而没有塞进一名间谍或奸细呢？两年时间过去了，如果仅仅为了取得同胞信任而不急于在难民中塞进一名特务，那么，恐怕这个阴谋刚迈出头一步，战争或许就要结束了。
还有，在敌人眼皮底下事关逃跑的计划，人们总是慎之又慎。一向精明干练的波尔霍夫为什么要在德国保安警察面前如此暴露自己呢？又，奇怪的是，为什么被他救出来的人几乎都不相信他？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困扰着平托上校。
尤有甚者，除了已经到达的六只船外，还曾有两只船因中途发生故障不得不返回荷兰。返回时天已大亮，码头上熙来攘往，都没有引起德国警察的注意。另一次失败，出逃者被捕，有一人在盖世太保拷打下供出了逃跑组织者波尔霍夫的名字、住址。出乎意外地，波尔霍夫竟安然无恙！
波尔霍夫被提审时，平托上校在一分钟之内就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个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最狡猾的人。但又发现他在横蛮的外表下隐藏着某种稚气，并不使人讨厌。
平托向波尔霍夫提出九个问题，他大多回答得从容不迫、头头是道。平托心里嘀咕：此人要么心中坦然，要么就是个撒谎大王。可是对于下面三个问题：一，某次驾船出逃，被德国海岸巡逻队发现发出警告后仍继续航行，为什么巡逻队竟然袖手旁观？二，另一次出逃失败返回，为什么又没有遇到任何麻烦？三，波尔霍夫被一名外逃者供出了姓名住址，为什么竟安然无恙？波尔霍夫只能用“事实往往比杜撰更离奇”来回答，可他依然镇定如若，并说明自己不是德国间谍。
敌乎？友乎？苦于思索的平托上校经历了许多不眠之夜。他凭自己的第六感觉，认为波尔霍夫是无罪的。他给荷兰司法部写了一份长长的报告，叙述了全过程，列举了所有对波尔霍夫有利和不利的因素，最后表示他本人相信波尔霍夫，认为应该释放他。但是，由于无法证明他清白无辜，他建议在敌对状态未结束前，无论如何不能让他离开联合王国，暂且在伦敦的荷兰政府里给他安排一个职务。
报告立即被批准。平托在波尔霍夫的卷宗上批示：此案已结。但是，他的结论下得太早了！
九个月之后的1945年4月，平托上校从德国军队溃退时未及销毁的档案中发现了一份长达七页的文件，上面赫然印着：奥·平托上校，化名：弗兰克·杰克逊。看到自己的名字和只有少数英国情报人员才知道的他的化名出现在德国秘密文件上，平托着实惊诧。 这个文件的题目是：
间谍“包比”（真名安东·波尔霍夫）的报告和全部交代
1945年2月22日 乌尔隆
平托十分激动。他规定在战争结束前不许离开伦敦的波尔霍夫竟然到了荷兰被德国人抓获，作了“全部交代”，而且还提到了他的名字！
交代说，1944年夏，两名美国海外战略处成员同他接触，要他加入他们的组织，他同意后就到伦敦美军伞兵学校训练，被提升为美国陆军战略处的上尉。接受的任务是空降到荷兰并在荷兰北部组织一个情报站，网罗间谍，搜集尽可能多的情报送往伦敦总部。
文件提供了波尔霍夫供出的其他情况，诸如怎样到达英国，怎样受审查等等。他供出了美军战略处的活动情况和他所认识的军官们的化名；自己怎样受训和接受指令，还有在英国和已解放的荷兰秘密组织的情况。他把英国情报处的组织详情也包括进了他的交代，还谈了对战事和武器的“个人意见”。
看到这密密麻麻的七页纸，平托上校喉头发干，茫然若失。他恨极了波尔霍夫，极为担心他通过荷兰政府和美国的联系钻进了海外战略处，窃取机密情报送给了德国人。他的供词表明这些交代都是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下自觉自愿地、一股脑儿讲出来的。平托气得咬牙切齿，发誓要抓住这个可恶的叛徒。但是，他又一次证明自己是个不高明的预言家！
1945年5月初，荷兰北方解放。德国在当地的监狱全部被盟军打开，在待审查的犯人里头有波尔霍夫！当平托面对波尔霍夫时，深深感到憎恶和巨大的不信任。平托决心揭穿他的叛国行为。波尔霍夫以同样严厉的目光瞧着平托，嘴角上露出捉摸不定的微笑。说：“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但我能提两个问题吗？”
他的第一个问题：你面前的我这份供词里，你能够指出哪怕一点点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吗？
平托知道：德国人对盟国的活动了如指掌。例如，在波尔霍夫招供之前，敌人已经知道他的化名——弗兰克·杰克逊。波尔霍夫向敌人提供的只是第二手材料。不过平托还是说：“提供过时情报并不能改变你企图帮助敌人的性质。”
波尔霍夫不动声色地说：“我认为能改变。这就是我想问你的第二个问题。离开伦敦前，我得到一些到荷兰后应该与之会见的特工人员的名字和住址。如果我是叛徒或双面间谍，为什么我不一见到德国人就出卖他们呢？那么，今天他们就会统统被杀或被捕。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请你看看这份供词，里面有什么地方提到我的助手或是与外界接触的情况？”
真的，平托觉得，即使对反间谍工作有经验的审讯人员来说，对此也没有反驳的余地。波尔霍夫没有出卖一个抵抗运动的朋友，也没有出卖一个特工人员。他以光彩照人的智慧救了别人和自己的性命。
平托无限感慨：“我不了解他在海外战略处的活动，因而不知道他走过的路正是我可能向他指出的路。”“我向在敌区活动的许多间谍和破坏者提出过这样的建议：如果落到敌人手里，受到严厉里的审问，切记要供出具体的情报，避免用生硬的对抗给自己招来麻烦，因为敌人会很快弄清你提供的情报是真是假。被盖世太保抓到，你主动招供，就可能免于受刑。这样，你就可以保住德国人还不知道的情报。否则，他们迟早会通过长时间的用刑弄到这些情报。所有的人，不管他多么坚强和有自制力，总有一个忍耐的限度，除非上苍慈悲，使他至死都是一个疯子。”“波尔霍夫本能地走了这样一条既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同志的捷径……我认为，波尔霍夫保存了他在情报圈子里的同事的名字和地址一事充分证明了他的忠心耿耿……他的口供就是他诚意的最有力的证据……我终于相信他是一个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真正朋友……波尔霍夫是那种为国冒过生命危险，没有得到过任何报酬，甚至连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得到的人。没有比这更能证明一个人的爱国主义和无私精神的了。”
读至此，我十分震惊地感到：这段论述非同小可！这才是尊重生命，符合人性、人道主义的理念。它与人们一贯追寻、效忠的革命原则和人民利益并不相悖。战士为保卫祖国和主义宁死不屈而献身，自然是英雄行为，值得敬重和歌颂。但在不损害国家和革命利益的前提下，运用机智灵活的战术迷惑敌人，挽救自己和同志们的生命，岂非更称得上是英雄？我曾在另文中谈到，“间谍机关深知：人是脆弱的，经不起严刑拷打、心理折磨。苏菲·玛索主演的《女间谍》（又译《超级女特工》）中，抵抗运动头头明确宣告：如果被捕，你必须坚持四十八小时（这段时间可让同志们脱离危险）！然后实在挡不住再投降。这无异说：‘叛变’是被允许的，因为身体不是钢铁而是血肉做的。当然最好是不投降，不交代，不损害组织（国家）。”这不正符合平托在此阐述的理念？平托上校是反间谍权威，他的论述绝不仅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
平托上校凭借多种案例，把形形色色的灵魂端到战争的风尖浪口上逐一曝光，叛徒、恶棍、顽敌以及因情而丧身的迷惘者，纷纷显出原形，人性受到无情的拷问……妻子为救“爱国者”丈夫无奈献身盖世太保，实为卖国贼的丈夫反过来陷害妻子。一名英国皇家空军降落在荷兰国土上不幸身亡，一对荷兰姐弟秘密安葬了他。姐弟因年幼不被抵抗运动接受，就悄悄以这位空降战士的名义组织起一支游击队神出鬼没，奋勇抗战，英名远扬。当然，谁也没有（也绝对不可能）亲眼见过这位英国英雄。
面对这样的真实书写，我不再感到是单纯的娱乐，而是沉入了深深的思索。
（《我的反间谍生涯》，（荷兰）奥莱斯特·平托著，姚越秀、陈凤吾、李淑廉、范维信译，译林出版社2012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