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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9年到1950年，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与斯大林等苏联领导人有三次高端会谈，以此为主要标志，拉开了新中国从苏联引进智力的序幕和开篇。
米高扬受命秘密访华
随着新中国即将诞生、进行经济建设提上日程，从国外引智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毛泽东审时度势，首先把引智的着力点放在苏联。为此，他从1947年初起多次向苏共提出访苏请求。但斯大林鉴于当时中国战局还不太明朗，担心此会影响到苏联的利益，把访问一再推迟。直到天津解放的前一天，即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才变主动，决定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了解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
米高扬使用化名秘密访问处于战事中的中国，随行的有柯瓦廖夫(原苏联交通部部长，1948年被派到我国东北幫助修复铁路，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等。
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毛泽东等在门口迎接。
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开始同米高扬会谈。至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有3天中方由毛泽东主谈，其他书记偶尔插话。在其他时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还个别或两人一起同米高扬做过交谈、讨论。会谈涉及引智的内容有：
一、毛泽东等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过去和现行的政策，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及内政外交将采取的方针政策等，向米高扬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希望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
二、关于苏联向中共和新中国提供物质技术和经费援助，派出专家、接受留学生和培训人员的问题，在会谈中占了突出的位置。毛泽东等屡次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援助，需要两位顾问：一位是经济方面的，另一位是金融方面的。”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会谈涉及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刘少奇说，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他提请苏联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向我们派出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朱德、任弼时在同米高扬会谈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提议采用“苏中经济联合体”、“苏联贷款”、“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任弼时强调，“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周恩来、朱德同米高扬讨论了有关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请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及提供一些武器生产设备，并派一些顾问帮助我们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同米高扬谈到新中国政权的组成形式与政府各部门及其职能的问题。
会谈中，毛泽东等对由柯瓦廖夫负责的苏联专家组在东北工作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米高扬表示，苏联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中共的其他要求只能提请莫斯科研究考虑。米高扬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交具体函件，说明需要，写明拟从苏联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
毛泽东等与米高扬的会谈，使中苏两党相互增加了了解，达成了一些意向，促成了中共在6月21日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刘少奇率团
秘密访问苏联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苏方的全程陪同是柯瓦廖夫，其时他已是苏共派驻北京负责与中共领导人联络的代表。
毛泽东对刘少奇访苏极为重视。为做好准备，他将王稼祥从东北调来北京，并要正在京外进行调研的刘少奇于5月10日即返北京。6月，刘少奇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了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提纲。6月1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内的指示，讲到：“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质的和技术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使之“更加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被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中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中国人民空前有利的好事。”毛泽东反复推敲与苏方谈判的方针、内容和策略，直至21日刘少奇临动身时，还跟他详加研究，以至推延了原定专列启动的时间。
刘少奇一行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随即与斯大林等进行紧张的会谈。
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谈的每一进程都极为关注。而刘少奇也随时把会谈情况和下一步会谈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并且都得到毛泽东的及时复电和具体指示、支持。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的第4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述了新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起的“一边倒”政策，从而对会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7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同意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我们缺乏专家和资料”等原因，无法提出具体清单，所以请刘少奇向苏方提出，建议“由柯(即柯瓦廖夫——笔者)兄先带主要专家”，“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炭、煤油矿、军事等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为了支持刘少奇与苏方谈判苏联军援问题，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内定空军司令员)、张学思(时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赴苏联参与谈判。
刘少奇访问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引智方面，主要有：
一、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解放战争形势和中共在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内外政策，以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大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和支持，并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和“成立中央政府”的时间等建议，对中共当时以至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很多是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代表团积极争取苏联给予援助，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办学，接受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前来学习、参观、培训。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除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
刘少奇还向斯大林提出：一、请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 所必须的干部”；这学校可设“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系：“分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二、“我们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同时听课和进行交流，为期3——4个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提高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水平的形式之一。”三、“希望苏联派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四、请苏联“帮助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帮助培训航空军事干部。”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所有要求，当时落实下来的有：
(一)苏联答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利息1％，比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少一个百分点。
(二)苏联成立高级班子，责令其为中国挑选所需要的专家。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时，已有220名由柯瓦廖夫率领的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工程师同车而行。到当年年底来华的苏联专家已达2788人。关于苏联专家的待遇，斯大林表示可按照中国自己最优秀的专家的待遇，既不应太高，也不要过低。苏联专家在其国内享受高薪，他们到中国以后所减少的那部分收入，可由苏联政府来补偿。
(三)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建立一所大学。这就是不久后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向这个学校派遣来89名专家，帮助学制建设、专业课程设计，带来或编写教材，还向学员授课。
(四)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空学校，1所海军学校，派遣军事顾问、专家，出售战斗机。至1949年底，苏联派出的878名空军专家和705名海军专家分批到达中国，他们包括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人员，来华后随即分赴各地考察、选择校址和投入建校、教学工作；苏联向中国出售了各种型号飞机185架。
三、访问了苏联的许多政府部门和部分工厂、农庄，了解苏联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的设置及其运作情况和经验。刘少奇为此提出了一个足以令那些借出國培训之机游山玩水者汗颜的详尽考察计划：(1)苏联的国家结构。(2)苏联的经济政策和管理。(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刘少奇还要求与苏联一批党政工团负责人以及工厂、农庄、学校的领导，就以上问题进行交谈。刘少奇在考察和听取苏方介绍时，神情十分专注，还不时做笔记。
刘少奇和同行的苏联专家于8月25日抵达沈阳，东北局当天召开干部大会予以热烈欢迎。刘少奇在会上说：“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8月28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又强调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重要性：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盲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就要有一套知识。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快一些，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
220名苏联高级专家大部分留在东北帮助工作，有38名由柯瓦廖夫率领随同刘少奇于8月29日抵达北京。不久，由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苏联时任沈阳铁路分局局长的杜拉索夫和随专列来京的苏联在东北的铁路服务人员。9月3日，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将要派大批专家到中国来，一定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周恩来特意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以后毛泽东又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
毛、周与斯大林会谈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实现其访问苏联的夙愿。他于16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进行为时两个多月的访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等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加入代表团与苏方的会谈。毛泽东、周恩来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商谈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问题。关于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和接受中国人员前去留学、培训的问题，中苏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除了进一步把它确定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外，还就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中苏签署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正式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50个大型工程项目，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它们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的第一批。根据项目合同，中国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向苏联派出了大批留学培训人员，获取了大批先进技术。
二、中国从苏联聘请了第一批16个设计组的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其间，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出了事故，如果水坝毁坏可能导致东北工业断电，松花江谷地数百万居民受灾，哈尔滨和吉林两市被淹。斯大林应毛泽东的紧急请求，当即指派4位水坝和电站专家前往采取抢险措施。
三、继续就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待遇问题进行磋商。起因是此时苏方提高了要求，并且要中方用美元通过苏联政府给专家支付补贴。中方没有同意，周恩来与苏方进行了多次商谈而未果。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访问苏联期间及回国途中，还访问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亲自考察苏联政权、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不断地询问情况，同时还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索。他对随访的中国同志说：中国“要先建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然后再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魄。但给我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有人提出会不会是因为气候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这些农机在中国只有在东北、华北地区可以用，江南水田难以适用。据他们说亩产粮食150公斤，那是广种薄收。”
2月17日晚，在启程回国之前，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人员和留苏学生。留苏学生当时只有40多人，多是中共在1948年派出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高干子女，如李鹏、邹家华、林汉雄、叶正大、叶正明等。毛泽东对留学生们说，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周恩来除了讲话勉励留学生之外，还为他们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在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由李富春率领新组成的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联谈判经济合作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经谈判，27日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等4个协定。
3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沈阳。毛泽东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苏联的“建设历史”“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苏联“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毛泽东这次访苏，扩大了他的视野，对他今后的许多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同苏联领导人的3次会谈，把新中国最初10年的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推向高潮。他们是新中国引智事业的主要缔造者。
米高扬受命秘密访华
随着新中国即将诞生、进行经济建设提上日程，从国外引智的任务显得更加紧迫。毛泽东审时度势，首先把引智的着力点放在苏联。为此，他从1947年初起多次向苏共提出访苏请求。但斯大林鉴于当时中国战局还不太明朗，担心此会影响到苏联的利益，把访问一再推迟。直到天津解放的前一天，即1949年1月14日，斯大林才变主动，决定派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到中国，了解中共中央的要求和愿望。
米高扬使用化名秘密访问处于战事中的中国，随行的有柯瓦廖夫(原苏联交通部部长，1948年被派到我国东北幫助修复铁路，任苏联专家组组长)等。
米高扬于1月31日到达当时的中共中央驻地西柏坡。毛泽东等在门口迎接。
当天，中共中央书记处的五大书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即开始同米高扬会谈。至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回国，有3天中方由毛泽东主谈，其他书记偶尔插话。在其他时间，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还个别或两人一起同米高扬做过交谈、讨论。会谈涉及引智的内容有：
一、毛泽东等就中国的政治、军事形势，中共过去和现行的政策，新中国的政权性质及内政外交将采取的方针政策等，向米高扬作了全面系统的介绍，希望听取苏共中央的意见。
二、关于苏联向中共和新中国提供物质技术和经费援助，派出专家、接受留学生和培训人员的问题，在会谈中占了突出的位置。毛泽东等屡次提及这方面的问题。
毛泽东强调，“中国共产党需要联共(布)各方面的援助，需要两位顾问：一位是经济方面的，另一位是金融方面的。”
刘少奇与米高扬的会谈涉及中国工业的发展问题。刘少奇说，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帮助，“将对我们起决定性的作用”，否则，新中国“工业基础的建立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想早一点知道，苏联究竟能给予我们多大规模的帮助，以供我们在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时考虑。”他提请苏联传授“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经验”，“向我们提供相应的书籍，以及向我们派出各经济部门的顾问和技术人员。”
朱德、任弼时在同米高扬会谈时“着重讲述了中国工业发展及中苏在此领域的合作问题”，提议采用“苏中经济联合体”、“苏联贷款”、“由苏联办租让企业”等形式。任弼时强调，“东北的工业开发需要高水平的专家”。请求“苏联向中国派遣不少于500名国民经济各领域的专家。”
周恩来、朱德同米高扬讨论了有关人民解放军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请苏联给我们派一些专家及提供一些武器生产设备，并派一些顾问帮助我们培训军队、建立军校和组织包括武器工业在内的后勤工作。”周恩来还同米高扬谈到新中国政权的组成形式与政府各部门及其职能的问题。
会谈中，毛泽东等对由柯瓦廖夫负责的苏联专家组在东北工作的表现，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米高扬表示，苏联原则上同意帮助组织武器生产及派遣专家，中共的其他要求只能提请莫斯科研究考虑。米高扬建议中共领导人向莫斯科提交具体函件，说明需要，写明拟从苏联获得何种相应的帮助。
毛泽东等与米高扬的会谈，使中苏两党相互增加了了解，达成了一些意向，促成了中共在6月21日派出以刘少奇为首的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
刘少奇率团
秘密访问苏联
刘少奇率领的中共中央代表团成员有：高岗、王稼祥。苏方的全程陪同是柯瓦廖夫，其时他已是苏共派驻北京负责与中共领导人联络的代表。
毛泽东对刘少奇访苏极为重视。为做好准备，他将王稼祥从东北调来北京，并要正在京外进行调研的刘少奇于5月10日即返北京。6月，刘少奇就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方针问题撰写了与苏共领导人会谈提纲。6月1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欢迎苏联专家问题给党内的指示，讲到：“我们将要取得苏联物质的和技术的帮助，我们将要聘请大批苏联专家，来帮助我们的经济建设工作”，使之“更加顺利进行。不久的将来，苏联专家会来到中国，他们将被分配到财政、金融、贸易、合作、工业、农业、铁路、交通、工厂、矿山等经济机关中去工作。这是一件大事，这是一件对中国人民空前有利的好事。”毛泽东反复推敲与苏方谈判的方针、内容和策略，直至21日刘少奇临动身时，还跟他详加研究，以至推延了原定专列启动的时间。
刘少奇一行于6月26日抵达莫斯科，随即与斯大林等进行紧张的会谈。
毛泽东对莫斯科会谈的每一进程都极为关注。而刘少奇也随时把会谈情况和下一步会谈的意见向毛泽东报告请示，并且都得到毛泽东的及时复电和具体指示、支持。在刘少奇到达莫斯科后的第4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阐述了新中国与苏联站在一起的“一边倒”政策，从而对会谈起了重大的促进作用。7月4日，毛泽东复电刘少奇，同意中苏两方组织一个共同委员会把向苏联贷款和订货等问题具体化。但是由于“我们缺乏专家和资料”等原因，无法提出具体清单，所以请刘少奇向苏方提出，建议“由柯(即柯瓦廖夫——笔者)兄先带主要专家”，“最好先带铁路、电力、钢铁、煤炭、煤油矿、军事等专家”，“来华与我们共同商定全部或主要部分货单。”为了支持刘少奇与苏方谈判苏联军援问题，毛泽东决定派刘亚楼(内定空军司令员)、张学思(时任安东海军学校副校长)等赴苏联参与谈判。
刘少奇访问苏联，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引智方面，主要有：
一、向斯大林全面介绍中国革命的情况、解放战争形势和中共在取得政权后所要采取的内外政策，以听取斯大林的意见。斯大林大都给予正面的评价和支持，并提出“不应当拖延占领新疆”和“成立中央政府”的时间等建议，对中共当时以至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的决策，产生了重大的而且很多是积极的影响。
二、中国代表团积极争取苏联给予援助，向中国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办学，接受中国留学生和其他人员前来学习、参观、培训。
刘少奇向斯大林提出：“我们长期处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对外面的事情知道的很少，现在要来管理一个如此大的国家，并进行经济建设和外交活动，我们还需要学习很多东西。在这方面，联共(布)给予我们的指示和帮助，是十分重要的”，“除苏联专家来中国帮助我们外，我们还希望派一些苏联教授到中国来讲学，并由中国派一些参观团去苏联参观和学习”，“派一些大学生去苏联学习。”
刘少奇还向斯大林提出：一、请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为新中国培养建设和管理国家与企业 所必须的干部”；这学校可设“工业，贸易、银行业务、法学和教育等”系：“分为期一年的短期训练班学制、两年的普通学制和三四年的正常学制。这就有可能极其迅速地培养干部。”二、“我们想把各类负责干部派往苏联”，“了解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同时听课和进行交流，为期3——4个月。“这一措施将是使我们的干部提高管理国家和经济方面的知识水平的形式之一。”三、“希望苏联派各个科目的教师到中国来工作，帮助我们在中国培养管理国务活动各部门所需要的干部。”四、请苏联“帮助建设飞机修理厂和帮助培训航空军事干部。”五、“我们想使有关苏联帮助我们培训海军舰队干部、援助我们扫雷艇和舰船以打捞沉没的船只和创建海岸防御体系的问题具体化。”
斯大林几乎答应了中共中央代表团所提出的所有要求，当时落实下来的有：
(一)苏联答应给予中国3亿美元贷款，利息1％，比给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少一个百分点。
(二)苏联成立高级班子，责令其为中国挑选所需要的专家。当刘少奇8月14日离开莫斯科时，已有220名由柯瓦廖夫率领的苏联高级经济专家和工程师同车而行。到当年年底来华的苏联专家已达2788人。关于苏联专家的待遇，斯大林表示可按照中国自己最优秀的专家的待遇，既不应太高，也不要过低。苏联专家在其国内享受高薪，他们到中国以后所减少的那部分收入，可由苏联政府来补偿。
(三)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建立一所大学。这就是不久后建立的中国人民大学。苏联向这个学校派遣来89名专家，帮助学制建设、专业课程设计，带来或编写教材，还向学员授课。
(四)苏联允诺帮助中国创办6所航空学校，1所海军学校，派遣军事顾问、专家，出售战斗机。至1949年底，苏联派出的878名空军专家和705名海军专家分批到达中国，他们包括校长、教官直到地勤人员，来华后随即分赴各地考察、选择校址和投入建校、教学工作；苏联向中国出售了各种型号飞机185架。
三、访问了苏联的许多政府部门和部分工厂、农庄，了解苏联党政机构和群众团体的设置及其运作情况和经验。刘少奇为此提出了一个足以令那些借出國培训之机游山玩水者汗颜的详尽考察计划：(1)苏联的国家结构。(2)苏联的经济政策和管理。(3)苏联的文化和教育。刘少奇还要求与苏联一批党政工团负责人以及工厂、农庄、学校的领导，就以上问题进行交谈。刘少奇在考察和听取苏方介绍时，神情十分专注，还不时做笔记。
刘少奇和同行的苏联专家于8月25日抵达沈阳，东北局当天召开干部大会予以热烈欢迎。刘少奇在会上说：“我们的同志在工作中与苏联专家的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8月28日，刘少奇在东北局干部会议上又强调向苏联专家学习的重要性：在国内，只要第三次世界大战不爆发，我们的任务就一盲是经济建设，使中国工业化。建设国家就要有一套知识。苏联专家来，给了我们学习的好条件，但还要靠自己努力学习得快一些，如果没有学好，不管工作职位高低，就要调动、撤职。
220名苏联高级专家大部分留在东北帮助工作，有38名由柯瓦廖夫率领随同刘少奇于8月29日抵达北京。不久，由周恩来安排，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们，同时被接见的还有苏联时任沈阳铁路分局局长的杜拉索夫和随专列来京的苏联在东北的铁路服务人员。9月3日，刘少奇在高级干部会议上再次强调，苏联将要派大批专家到中国来，一定要同他们搞好关系。要善于向他们学习，保证用最快的速度、最好的标准学习好。10月1日开国大典那天，周恩来特意邀请苏联专家登上天安门城楼观礼。以后毛泽东又与其他中央领导人一起前往坐落在铁狮子胡同的苏联顾问总部看望他们。
毛、周与斯大林会谈
1949年12月，毛泽东终于实现其访问苏联的夙愿。他于16日抵达莫斯科，在苏联进行为时两个多月的访问。苏联驻华大使罗申和柯瓦廖夫陪同前往。周恩来率领李富春等1950年1月20日抵达莫斯科加入代表团与苏方的会谈。毛泽东、周恩来此行的主要任务是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商谈两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的合作问题。关于苏联派遣专家帮助中国和接受中国人员前去留学、培训的问题，中苏两党和两国最高领导人的会谈，除了进一步把它确定为双方合作的重要内容外，还就几个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中苏签署了《关于苏联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正式确定苏联向中国提供3亿美元贷款和50个大型工程项目，包括煤炭、电力等能源项目，钢铁、有色金属、化工等基础工业项目以及国防工业项目。它们是苏联在“一五计划”援助中国的156个项目的第一批。根据项目合同，中国聘请了大批苏联专家，向苏联派出了大批留学培训人员，获取了大批先进技术。
二、中国从苏联聘请了第一批16个设计组的专家来华帮助工作。其间，东北松花江小丰满水电站出了事故，如果水坝毁坏可能导致东北工业断电，松花江谷地数百万居民受灾，哈尔滨和吉林两市被淹。斯大林应毛泽东的紧急请求，当即指派4位水坝和电站专家前往采取抢险措施。
三、继续就苏联专家在华的工资待遇问题进行磋商。起因是此时苏方提高了要求，并且要中方用美元通过苏联政府给专家支付补贴。中方没有同意，周恩来与苏方进行了多次商谈而未果。
毛泽东、周恩来等在访问苏联期间及回国途中，还访问了一些工厂、农庄、学校，亲自考察苏联政权、经济建设的经验。毛泽东不断地询问情况，同时还联系中国的实际进行思索。他对随访的中国同志说：中国“要先建汽车制造厂，然后建立拖拉机厂，然后再建立坦克制造厂、飞机制造厂。”“集体农庄机械化程度很高，大面积生产很有气魄。但给我印象，亩产量并不高，”“原因不是管理问题就是肥料问题。”有人提出会不会是因为气候的问题?毛泽东说：“不单是气候问题。加拿大和苏联的气候条件相似，为什么加拿大的亩产量要比苏联高呢?这里面的原因值得研究。”“这些农机在中国只有在东北、华北地区可以用，江南水田难以适用。据他们说亩产粮食150公斤，那是广种薄收。”
2月17日晚，在启程回国之前，毛泽东在周恩来等陪同下到中国驻苏联大使馆，看望使馆人员和留苏学生。留苏学生当时只有40多人，多是中共在1948年派出的革命烈士的后代和高干子女，如李鹏、邹家华、林汉雄、叶正大、叶正明等。毛泽东对留学生们说，我们国家建设正需要专业人才，需要大量的科学家、技术专家，希望他们学以致用，今后能在实际工作中为国家建设多做贡献。周恩来除了讲话勉励留学生之外，还为他们题词：“艰苦奋斗，努力学习。”
在毛泽东、周恩来回国后，由李富春率领新组成的代表团留在莫斯科继续与苏联谈判经济合作和聘请苏联专家问题。经谈判，27日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关于苏联专家在中国之工作条件”等4个协定。
3月3日，毛泽东、周恩来回到沈阳。毛泽东在东北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苏联的“建设历史”“告诉我们”，“将来我们的发展也是很大的”，苏联“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毛泽东这次访苏，扩大了他的视野，对他今后的许多决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同苏联领导人的3次会谈，把新中国最初10年的引进国外智力工作推向高潮。他们是新中国引智事业的主要缔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