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2005年前后，“底层”成了文学界最热门的话题。中国社会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生的巨大变化，以及对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便占据文学界主流的、注重形式探索和表达个人抽象情绪感受的“纯文学”创作倾向的反思，都促使一批具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将关注的目光投向逐渐被拉大的社会贫富差距，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底层”处境。尽管“底层文学”创作在审美层面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但不容置疑的是，它的确是新世纪第一个十年里影响最广泛的创作潮流；“文学”这一已经被大众文化忽略、忘却很久的艺术形式，也因此又一次获得了社会性的关注。
　　巧合的是，“底层文学”概念的兴起，恰好与“80后”严肃作家们创作的萌发和成长同步。但轰轰烈烈的“底层文学”热潮在当时似乎并未波及到这代人，“青春”的幻梦、社会经验的匮乏和生活圈子的狭小，仍然将他们局囿在校园、家庭和又甜又涩的初恋之中，以至于这一阶段的“80后”小说被诟病为“多是中学生的情绪、幻想和想象，包括他们的困惑、思考以及经历，具有强烈的年龄特征，是高度个人化或个性化的，且局限于校园和家庭”，“青春玉女”和“叛逆少男”式的不食人间烟火成为许多人对“80后”小说根深蒂固的印象。直到“底层文学”论争兴起多年之后，随着而立之年的迫近和生活重担的加码，“80后”一代才开始真正静下心来思考底层的社会现实。从这个意义出发去考察，“80后”女作家宋小词发表于2018年初的两个中篇（《祝你好运》，《芒种》第2期；《柑橘》，《收获》第2期），就可以视为“底层文学”这一思潮在十余年后的回聲。
　　在众多的“80后”女作家中，孙频和宋小词的创作皆以“酷”为特色，但又有明显不同：前者是“冷酷”，风格险峭坚硬，对社会和人性予以无情解剖，还不忘在伤口上撒一把盐；后者则是“酷烈”，笔下的人物往往有跟命运贴身肉搏的蛮劲和刺刀见红的胆气。《祝你好运》里的女主人公伍彩虹，就是这样一个“拼着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强悍角色。她选择传销、卖“皇后锅”为职业，以虚幻的成功学为后半辈子的人生信条，以“上银章、上钻石”为目的，出发点却仅仅是为了能够组建团队、获得随意说话的权利，单纯得让人发笑又欲哭无泪。但作者并没有一味暴露和渲染伍彩虹在“小半辈子”里所经受的苦难，不是将她塑造成一个纯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的人”，而是用一种《罗生门》式的写法，借不同人之口逐渐完成伍彩虹的人生拼图，从而呈现给读者一桩极度复杂的人性谜局。仅听伍彩虹的一面之词，想必读者都会像小说的叙述者“我”一样，为她感到人世的悲凉，甚至对她企图用身体做筹码、色诱修车厂老王在丈夫的车上做手脚以制造车祸的行为予以些许理解和同情。但是在丈夫何志平和舅舅雷体仁的控诉中，伍彩虹又变成了一个泼辣霸道、贪得无厌、满腹心机的恶毒女人，她所遭受的一切不如意也似乎因此成了上天给予的公正惩罚，早已习惯了对艺术作品中的人物进行道德审判的读者也因此被置于两难的境地。进一步说来，整篇小说中，又有哪个人物敢于拍着胸脯说自己是问心无愧的好人呢？何志平被伍彩虹算计和被命运捉弄而瘫痪在床的境遇固然令人唏嘘，却又无法让人忽略他曾经没完没了的家暴和肆无忌惮的出轨；舅舅雷体仁为要回房产而采取的卑鄙手段显然为人所不齿，但是姐姐一家对他不知餍足的压榨索取、以及他由此被扣上的“忘恩负义”的帽子，又揭示了人类最基本的亲情被当下社会刻薄冷漠、唯利是图的风气所扭曲的现实。通过伍彩虹一家的人伦惨剧，作者宋小词意在提醒我们去思考“洪洞县里无好人”这一状况背后深刻的社会原因，那便是何志平遗书里的一句话——“我听收音机里说，以后贫富差距会越来越大，有钱的人会越来越有钱，没钱的人会越来越没钱”。在某些将“含蓄蕴藉”视为最崇高艺术追求的作者看来，这样直白地在作品中控诉和呐喊显然是一种审美意义上的败笔，过于刺耳、刺眼、刺心。但当下文学界的真实状况却是，这样的声音不是太多太滥，而是遍寻无踪。尽管构成社会的是沉默的大多数，但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心声在这“大多数”的胸腔中酝酿。时代需要的恰恰是这样一声铁屋子里的呐喊。
　　作为一个具有高度社会责任感和时代使命感的青年作家，宋小词并不在乎那些来自“审美”层面的质疑。她曾说过，“我要书写他们，写他们的艰辛，写他们的疼痛，写他们的泪水，写他们的汗水，写他们的渴望，写他们的屈辱……”可以说，她的小说不是“写”出来的，而是用铁锤和凿子一下一下在坚硬的现实岩层上凿出来的。文字写在柔软的纸张上便难免轻薄，无法摆脱被涂改甚至焚毁的命运而被人迅速遗忘；只有刻铸于金石，才能不被岁月的风霜所轻易磨灭。
　　在《祝你好运》的结尾，何志平做出了惊人的抉择，想借自杀来为孩子保住那套房子；但伍彩虹在何志平自杀后下落无踪，房子也因此换了主人。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好运”显然绝无惠顾卑微如伍彩虹之辈的可能。作者用一个看似充满希望的结尾，其实向读者传达了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自杀可以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被逼出的智慧，更多情况下则是“向暧昧的世界无意义性边界发起的最后冲击。既然生没有意义，主动选择死就是有意义的，其意义在于毕竟维护了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刘小枫：《拯救与逍遥》）。哲学家的概括还是太理性，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自杀无非就是“死给你看”。但《柑橘》中苟大的自杀，或许还有更为复杂的意味。小说写了老实又善良的苟大饱受欺凌的一生，特别是他在晚年收留傻女“糖水”之后屡受村人排挤和威胁的遭遇。我们看到的是一幅集体经济破产以后颓败的乡村图景，还有恃强凌弱、以邻为壑、各自心怀鬼胎的险恶人性。泼猪粪、割麦穗、绝渔路、不声不响剥夺一个老人的五保户资格，招招阴狠毒辣，嚣张猖狂，无所不用其极，为的是掩盖“他们”奸污傻女的罪恶。与伍彩虹为了摆脱窝囊憋屈的境遇而不择手段不同，懦弱本分的苟大一辈子都在忍让、退却，“活该与好事绝缘”，“不牺牲他牺牲谁”，对他的欺凌从最初的借“党、集体和人民”的名义遮遮掩掩，渐渐发展为肆无忌惮。与村人的猖狂无惧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几十年来纠缠困扰苟大的“自罪”意识。当年他因无力承担高额的彩礼而导致了怀有身孕的恋人凤儿自尽的悲剧，因而在心底埋下了深深的罪恶感；再加上他最惧怕死后无人收尸，所以只能指望通过自己的隐忍和积极帮村里人做事来换取日后的照顾。但这种田园牧歌式的互助关系早已在今天荡然无存，“如今妖怪是越来越多了”，派出所和医院或推诿扯皮或见死不救，小小乡村里百鬼夜行，游荡在苟大身边的是一群汲汲于追逐蝇头小利的行尸走肉。在暗夜里，不堪重负的苟大怀抱傻女的尸体点燃了柴堆，这个凤柑场村最大的“善人”并不期待一场涅槃，他的自焚也不是为了“维护某种生存信念的价值”，甚至连一次消极的抵抗都算不上。尽管他曾手持尖刀意欲寻吴支书复仇，但最终使他放弃的原因居然是他回忆起了在水库救人的陈年旧事。如今的时代，好人难寻，好人也难得好报。苟大和傻女的命贱如蝼蚁，被时代之手轻轻抹去，不留一丝痕迹，这便是鲁迅所说的“几乎无事的悲剧”。 　　无论是《祝你好运》里的杳无音讯还是《柑橘》里的灰飞烟灭，宋小词都在写尽主人公所罹受的惨烈苦难之后将人生指向虚无。但我们又不能簡单地将这两篇作品归类为只揭露社会黑暗面而不能指出光明前景的所谓“暴露文学”。在世道人心的冷酷之外，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我”和伍彩虹之间、伍彩虹和“当年的情敌”之间、苟大和傻女之间那种萍水相逢的弱者相濡以沫的温情，以及曾医生、妇女主任等人在习惯性的冷漠下偶然表现出的慈悲本能。只是这些温情和慈悲如星光般微弱，并不足以照亮前路。曾几何时，底层文学中泛滥“温情叙事”，因其“使文学变得哗众取宠、华而不实，可能有结构、有技术，写得也很巧，更有文学理论批评家想要的美学标准，但无论如何没有思想的分量和审美的冲击力以及现实的观照力”而被批评家诟病。而在宋小词笔下，漆黑天幕上闪烁的人性光芒恰恰因其微弱而显得更为值得珍惜。
　　像宋小词这样“酷烈”而极具冲击力的写作方式，在“80后”作家中毕竟属于少数。同样是围绕着“房子”来反映底层的困窘生态，周李立的《更上层楼》（《红豆》2018年第1期）显然冲淡平和得多，叙事语言也更为轻松畅达，字里行间不时透露出机灵的揶揄和反讽；更值得称道的是作者在结构上的匠心独运，巧妙地用对比的手法写了两家人不同的生存境况和人生态度。在妇联做行政工作的许阿姨身上弥漫着浓郁的小市民气息：喜欢定目标、怀有一种“干部家庭”的自豪感、为别人的生存质量不如自己而开心；这种心态还直接影响了下一代的成长，表现为她为女儿许飞规划人生轨迹，拟定阶段目标，在成长过程中处处干预，甚至“打定主意不让女儿离开四平路”。她的人生拘囿在那座破败的红砖楼里根本逃不出去，“我逃了一辈子，都在这房子里”，女儿也因此被塑造得毫无个性和主见。而她曾经的篮球队友、住在马路对面的刘阿姨却是另一种生活态度：一辈子不工作，对女儿刘越也放任自流，任其随意生长；由此带来的后果则是作为回迁户无力承担高档楼盘的物业费，生活也日益捉襟见肘。小说主要是写两家母女十几年间的交往过程中的心态波动，对女性心理细致入微的揣摩和刻画显示出作者的不凡功力；但结尾却陡然转向两家男主人不约而同的下意识举动——他们钓鱼归来，不堪忍受混乱的家庭处境而分别走上了天台，在眺望中互相羡慕起对方的生活。那种“我们曾经都想离开这里”却终究不能如愿的无奈，俨然已成为底层生活的常态。六层的红砖楼和二十八层的高档楼盘构成了社会的两极，但几万元一平米的“你值得拥有”显然只属于那些莺声浪语的长腿“水鸟”，倘若像刘家那样被命运玩笑般地置于错误的一极，肯定会落得非常尴尬的下场。《更上层楼》所呈现出的轻喜剧风格表明，反映底层生活的困窘和煎熬，并非只有“悲情”一张牌可打。
　　周李立的小说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带有“天真”、“懵懂”气质人物形象，例如《更上层楼》中被停薪留职后醉心于创办同仁刊物、“自有一套钓鱼美学”的许叔叔，在钓不到鱼的时候会从别人手中买鱼带回家，理由却是空手回家“会让这件事少那么点美感”。这种气质在《黑熊怪》（《芒种》2018年第1期）中的崔全松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这个在日常生活中不拘小节、热衷于搜集各种卡通小玩意儿、相信有美人鱼存在、习惯于睡前假装自己是外星人的中年男人，与他的妻子、时刻处于焦虑之中的商务女强人王泽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王泽月的生活哲学以个人奋斗为核心，信奉“目标明确，方成大事”和“一定得做点什么”，认为付出终有回报，因此在她看来，“从未付出”的丈夫只能算是个孩子。夫妻二人因一场台风和一套“黑熊怪”的玩偶服而激化的价值观念矛盾，向我们展示了困扰中产阶级的精神危机：即使是生活无忧、财务自由，也无法安抚因焦虑而扰动无绪的心灵，一杯普通的咖啡就有可能把人的理智推向崩溃的边缘；而这种焦虑的根源，则是来自于温暖、安全感和“爱”的缺失。与这对中产阶级夫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那个刚刚失去了大学毕业后第一份工作、甚至需要指望超市里的试吃品来充当晚饭的年轻人“他”。当“他”还受困于衣食无着时，大概不会去考虑美人鱼是否存在这类问题；穿着玩偶服蹦跳的举动，也绝非孩子气的表现，而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我们并不能就此断言“他”所承受的负担就一定重于崔氏夫妇。底层有底层的苦难，中产阶级自然也有中产阶级难以言说的苦衷，但令人悲哀的是，人与人之间几无相互理解的可能。就像女人为自己拥抱了一个陌生人而懊悔，被她误抱的年轻人却因为女人在电梯里多看了自己两眼而兴奋；就像吵架后的夫妻一方为了将婚姻生活维持下去而选择无条件地原谅对方，却仍旧不能站在对方的出发点上思考问题。这个世界的苦难，也由此变得更加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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