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本书讲述从秦汉起头的儒家哲理在重大历史阶段中遇到的重大问题和儒家的哲理应对：其一，拒秦兴汉，讲解秦汉之际儒家与法家的哲理交锋，以董仲舒为代表，开显出汉儒“王官学”的盛大气象；其二，应对佛教，讲解两汉之际佛教入华对儒家正统形成的挑战，中华佛学的思想之花与儒学相激荡，最终结出宋明儒学的果实。冀望未来儒学的进路成为两者的内在结合，以精深的、真正太极化了的道理，来开显活的时间意识体验、艺术体验、生存体验和历史文化体验（其中必含中华与西方的历史文化交往体验），开启出一种有灵性的、时机化的、不离人的实际生活的哲-理。
秦不仅是一朝之名，而是代表了一种生存文化和哲理形态，是先秦尚力崇谋的算计化思维方式的高级版本，通过韩非、嬴政、李斯、赵高达到终极形态。所以，“灭秦”或“秦灭”也绝不止于一朝一姓之灭亡，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思想方式、感受（或感情）方式的覆灭（中华民族要在两千年中厌弃它，我觉得，中华民族今后的兴旺也在于“灭秦兴汉复周”。过去五六十年人们对秦的兴趣，也是由于这种生存方式的某种复归造成的）。因此，能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首先不是最有力者、最有谋者，甚至也不是最合理者，而首先是最能反秦者，彻底的反秦者，或最能与秦划清界限者。这是理解汉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线索，至今还没有人讲过。它是历史的良知与走势，宏大而不可挡，要明了汉代乃至汉人、汉文化，这是第一着眼点。
从陈胜开始到汉末，就是一部反秦史。谁能最鲜明、彻底、创新地反秦，谁就能够成为历史的主流。秦韩做绝，所以刘汉通吃。汉有四百年的江山，有深远的文化历史影响，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反秦兴汉。秦的特点已经由韩非、李斯、始皇、二世、赵高充分显示了，就是刻削寡情、暗算一时、急法尚同、出生入死。他们把所有与现在的利益无关的东西全都掐去，思维方式充分地对象化、功利化、算计化，赵高在刻削寡情方面达到顶峰，所以李斯斗不过赵高。他们只注重现在的利益，过去未来都被排除于考虑之外，亲人子女也在被怀疑、防备、暗算之列；用严刑峻法追求绝对同质化，而且同一于君主。
权力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和秦政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有现在时和当下生存，缺失真实意义（权力意义）上的将来时，而这种缺失又和缺少过去时（比如谥法、先王之道）内在相关，因此法家和始皇达不到、构不成权术或权力传递的时间性（时机性，Zeitlichkeit，Zeitigung）。时间问题在先秦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权力问题上体现得更活灵活现，如同卦象能带给解《易》者的那种真切的时机感，最后达到对卦时的心领神会。从政治现象更容易得到这种对“时”的体会，现象本身展示给人的哲理，比通过概念分析所能说清楚的还要微妙得多。法家和秦政的致死性或自相残杀性就源于这种生存意义结构的非时性或“一时性”，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活的时间，而是一种不能超个体的时间性（anti-trans-individual-temporality）。这种政权的最大结构问题，其实首先是权力传承，或权力的时间化问题，而此传承的安全与质量与此政权平时的运作方式（内部运作方式和外部运作方式）息息相关。所以权力的生命千奇百怪，有时外部运作差劲也不会倒台，有时外部运作得很不错，却在内部出了问题。西方民主制到目前为止，在成功国家的最大优点不是代表了选民利益，而是传承的安全与质量，它的不成功之处也首先在这里。其关键也还是在于政权时间性的构成方式。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彻底的反秦论（anti Qin ism）就意味着原本时间——时机化结构——的复现，它不仅是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的某种再发现，以及它们和现在时态的并置（像杂家学说所显示的）。为此就必须还原掉那种使得个体主义、功利主义、法理主义、权术主义可能的存在预设，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个体、利害、法理和权力的存在实体性（不管它是现实的实体性，还是逻辑和价值的实体性）还原掉，使它们重新回到政治与人生现象本身的境域之中，从而展露这些现象的意义发生结构，我称之为理解权力的生存时间之流和语境空间的内结构。
时间是一个特别根本的哲学问题，时间感不是单纯的心理活动。相比于个人的内时间感受，血缘时间感是更活泼、更原本的，它与广义的存在论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海德格尔能从荷尔德林的诗里看到纯思想，认为其中最根本者就在于时间感，即对于正在来临的时间的历史性预感。对这种时间感的领会光靠西方的思想还不够，所以他诉诸老子，全文翻译了《老子》第十一章，用来解释荷尔德林纯思想的独特性。我在刚出版的《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的前言里也讲到，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孔子思想的纯哲学含义不如后来的孟子、荀子、宋明理学那么强，比如孔子只讲了个“性相近”，而孟子、荀子专门讨论心性是善是恶，到宋明理学更探讨天理之性、气质之性等等问题，那才是哲学。近代以来到港台新儒家基本都是这么看。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就现象本身谈哲理的话，孔子恰恰是最深刻、最精妙的哲学大师，他的境界是后来的儒家都没有真正达到的，当然这种哲学不限于概念化的哲学，而是更广阔意义上的。
儒家突破法家的权力传承悖论的另一条途径是体制上的保证即分封制，实际上就是将君主的权力分一部分给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太子就可以出自某个同姓诸侯，比如汉文帝即是。分封制也出于周礼，“分封而藩卫京师[王畿]”有多重含义，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传承的……总之是造成一个异质而又谐调的“和而不同”的结构，无论就其丰富性、稳定性和抗灾变能力而言，都要高于一个一体化的结构。可以设想，如果秦朝像王绾等人建议的，实行了分封，那么“二世而亡”就几乎不可能出现，赵高的内奸就不会那么致命。又可以设想，如果汉初没有分封，即便只是同姓王的分封，那么吕氏之乱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宋昌劝刘恒去接位的第二条理由，“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史记》，413-414页），很有眼光。
分封制的时间含义就是：太子或潜太子在君主当权时（现在）已经分享了一部分空间的权力，而这意味着未来以边缘的方式与现在交融；同时，君主的叔父们、兄弟们被封王，也意味着先王的过去以这种血缘的方式进入了现在，并与之交织共在。这样，太子或潜太子的接班就有连续性，就是一个形成了完整曲调的时间，而非一个个现在音响组成的杂音、噪音。当然，这里也有七国之乱之类的危机，关键在血缘时间感的构成，一旦形成风气，像西周那样进入良性循环，则国祚悠长。可惜汉代承接的时间结构过于残破，致使分封未被普遍化，如果连出三四个文帝式的汉皇，则汉朝和中国以后的历史就会又不同了。贾谊虽然提议削弱诸侯权力，但并不像冯友兰先生解释的那样是要恢复秦制，实际上他绝不反对分封，反而是拥护“定经制”而分封的，只是他看到当时的时代风气不足以维持较大的诸侯国，建议“推恩”而使之变小而已。此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体制中，民主制的优势明显高于专制和集权制。美国的联邦制在西方代议民主制中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保留了政治结构的历史性，使得政治传承中根本的时间结构具有更丰富、更连续的特点。它的选举制本身构造了现代政治传承中的时间，是由各党派构成的一个相互共在的权力时间结构。竞争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游戏更好地做下去，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问题。输赢永远是不确定的，它不是一盘棋，而是有时间感的棋局。因此民主制在现代的成功不是表面上宣扬的让老百姓做主（其实存在者意义上的老百姓全被媒体操纵，离政治权力远着呢），而在于构造了由参与游戏的各党派共认的权力传承的时间性，这是它的合理性所在。一般感觉民主制就是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实际上要害不在那儿。民主制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些良好的社会、经济后果，也可能带来些恶果，但关键是解决了权力传承的问题，参与竞争的各方必须共认和默认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
…… ……
秦不仅是一朝之名，而是代表了一种生存文化和哲理形态，是先秦尚力崇谋的算计化思维方式的高级版本，通过韩非、嬴政、李斯、赵高达到终极形态。所以，“灭秦”或“秦灭”也绝不止于一朝一姓之灭亡，而是一种生存方式、思想方式、感受（或感情）方式的覆灭（中华民族要在两千年中厌弃它，我觉得，中华民族今后的兴旺也在于“灭秦兴汉复周”。过去五六十年人们对秦的兴趣，也是由于这种生存方式的某种复归造成的）。因此，能在汉代占主导地位的，首先不是最有力者、最有谋者，甚至也不是最合理者，而首先是最能反秦者，彻底的反秦者，或最能与秦划清界限者。这是理解汉代哲学的一个很重要的动机线索，至今还没有人讲过。它是历史的良知与走势，宏大而不可挡，要明了汉代乃至汉人、汉文化，这是第一着眼点。
从陈胜开始到汉末，就是一部反秦史。谁能最鲜明、彻底、创新地反秦，谁就能够成为历史的主流。秦韩做绝，所以刘汉通吃。汉有四百年的江山，有深远的文化历史影响，没有其他原因，就是反秦兴汉。秦的特点已经由韩非、李斯、始皇、二世、赵高充分显示了，就是刻削寡情、暗算一时、急法尚同、出生入死。他们把所有与现在的利益无关的东西全都掐去，思维方式充分地对象化、功利化、算计化，赵高在刻削寡情方面达到顶峰，所以李斯斗不过赵高。他们只注重现在的利益，过去未来都被排除于考虑之外，亲人子女也在被怀疑、防备、暗算之列；用严刑峻法追求绝对同质化，而且同一于君主。
权力的传承首先是一个原本的时间问题。法家和秦政的失败就在于他们只有现在时和当下生存，缺失真实意义（权力意义）上的将来时，而这种缺失又和缺少过去时（比如谥法、先王之道）内在相关，因此法家和始皇达不到、构不成权术或权力传递的时间性（时机性，Zeitlichkeit，Zeitigung）。时间问题在先秦仍然是一个最大的问题，在权力问题上体现得更活灵活现，如同卦象能带给解《易》者的那种真切的时机感，最后达到对卦时的心领神会。从政治现象更容易得到这种对“时”的体会，现象本身展示给人的哲理，比通过概念分析所能说清楚的还要微妙得多。法家和秦政的致死性或自相残杀性就源于这种生存意义结构的非时性或“一时性”，它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活的时间，而是一种不能超个体的时间性（anti-trans-individual-temporality）。这种政权的最大结构问题，其实首先是权力传承，或权力的时间化问题，而此传承的安全与质量与此政权平时的运作方式（内部运作方式和外部运作方式）息息相关。所以权力的生命千奇百怪，有时外部运作差劲也不会倒台，有时外部运作得很不错，却在内部出了问题。西方民主制到目前为止，在成功国家的最大优点不是代表了选民利益，而是传承的安全与质量，它的不成功之处也首先在这里。其关键也还是在于政权时间性的构成方式。
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彻底的反秦论（anti Qin ism）就意味着原本时间——时机化结构——的复现，它不仅是过去时态与将来时态的某种再发现，以及它们和现在时态的并置（像杂家学说所显示的）。为此就必须还原掉那种使得个体主义、功利主义、法理主义、权术主义可能的存在预设，这也就意味着要把个体、利害、法理和权力的存在实体性（不管它是现实的实体性，还是逻辑和价值的实体性）还原掉，使它们重新回到政治与人生现象本身的境域之中，从而展露这些现象的意义发生结构，我称之为理解权力的生存时间之流和语境空间的内结构。
时间是一个特别根本的哲学问题，时间感不是单纯的心理活动。相比于个人的内时间感受，血缘时间感是更活泼、更原本的，它与广义的存在论问题和其他哲学问题是息息相关的。海德格尔能从荷尔德林的诗里看到纯思想，认为其中最根本者就在于时间感，即对于正在来临的时间的历史性预感。对这种时间感的领会光靠西方的思想还不够，所以他诉诸老子，全文翻译了《老子》第十一章，用来解释荷尔德林纯思想的独特性。我在刚出版的《孔子的现象学阐释九讲》的前言里也讲到，以前人们往往认为孔子思想的纯哲学含义不如后来的孟子、荀子、宋明理学那么强，比如孔子只讲了个“性相近”，而孟子、荀子专门讨论心性是善是恶，到宋明理学更探讨天理之性、气质之性等等问题，那才是哲学。近代以来到港台新儒家基本都是这么看。我完全不同意这种看法，如果就现象本身谈哲理的话，孔子恰恰是最深刻、最精妙的哲学大师，他的境界是后来的儒家都没有真正达到的，当然这种哲学不限于概念化的哲学，而是更广阔意义上的。
儒家突破法家的权力传承悖论的另一条途径是体制上的保证即分封制，实际上就是将君主的权力分一部分给同姓或异姓的诸侯。太子就可以出自某个同姓诸侯，比如汉文帝即是。分封制也出于周礼，“分封而藩卫京师[王畿]”有多重含义，政治的、地理的、文化的、传承的……总之是造成一个异质而又谐调的“和而不同”的结构，无论就其丰富性、稳定性和抗灾变能力而言，都要高于一个一体化的结构。可以设想，如果秦朝像王绾等人建议的，实行了分封，那么“二世而亡”就几乎不可能出现，赵高的内奸就不会那么致命。又可以设想，如果汉初没有分封，即便只是同姓王的分封，那么吕氏之乱很可能就是致命的。所以宋昌劝刘恒去接位的第二条理由，“高帝封王子弟，地犬牙相制，此所谓盘石之宗也”（《史记》，413-414页），很有眼光。
分封制的时间含义就是：太子或潜太子在君主当权时（现在）已经分享了一部分空间的权力，而这意味着未来以边缘的方式与现在交融；同时，君主的叔父们、兄弟们被封王，也意味着先王的过去以这种血缘的方式进入了现在，并与之交织共在。这样，太子或潜太子的接班就有连续性，就是一个形成了完整曲调的时间，而非一个个现在音响组成的杂音、噪音。当然，这里也有七国之乱之类的危机，关键在血缘时间感的构成，一旦形成风气，像西周那样进入良性循环，则国祚悠长。可惜汉代承接的时间结构过于残破，致使分封未被普遍化，如果连出三四个文帝式的汉皇，则汉朝和中国以后的历史就会又不同了。贾谊虽然提议削弱诸侯权力，但并不像冯友兰先生解释的那样是要恢复秦制，实际上他绝不反对分封，反而是拥护“定经制”而分封的，只是他看到当时的时代风气不足以维持较大的诸侯国，建议“推恩”而使之变小而已。此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谈到。
近代以来的西方政治体制中，民主制的优势明显高于专制和集权制。美国的联邦制在西方代议民主制中是比较好的，因为它保留了政治结构的历史性，使得政治传承中根本的时间结构具有更丰富、更连续的特点。它的选举制本身构造了现代政治传承中的时间，是由各党派构成的一个相互共在的权力时间结构。竞争的目的是要把这个游戏更好地做下去，不是简单的你输我赢的问题。输赢永远是不确定的，它不是一盘棋，而是有时间感的棋局。因此民主制在现代的成功不是表面上宣扬的让老百姓做主（其实存在者意义上的老百姓全被媒体操纵，离政治权力远着呢），而在于构造了由参与游戏的各党派共认的权力传承的时间性，这是它的合理性所在。一般感觉民主制就是让老百姓当家做主，实际上要害不在那儿。民主制可能会给老百姓带来一些良好的社会、经济后果，也可能带来些恶果，但关键是解决了权力传承的问题，参与竞争的各方必须共认和默认一个合理的游戏规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