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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读《也谈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评价——兼评李磊老师商榷》，文章作者对程世高老师质疑的观点提出了自己的认识。
【关键词】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质疑；观点；认识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013-01
读《也谈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评价——兼评李磊老师商榷》，笔者有几点感悟，对程文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同仁指正。
对于发生在鸦片战争中的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建国以来史学家非常重视，著述颇多。但奇怪的是建国前的历史著述和外国的学者对这一运动好像并不感冒。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1938年的写成的《中国近代史》中只字未提三元里的斗争，剑桥大学教授费正清编写的《剑桥晚晴史（1800——1911年）》只字未提，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中也只字未提。由此看来，似乎只有建国后的中国学者才对三元里抗英斗争情有独钟，而且在很长时间大家都想到一处了，这难到是巧合吗？据此，笔者对程世高老师质疑的观点不敢认同，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程文认为李文的“三元里的象征：人犯我犯”观点不是原创，而“三元里抗英评价合理不合情”的观点却是原创
程文认为李磊老师的“三元里抗英评价合理不合情”属原创，在张鸣教授的《乡土心路八十年》找不到，实际是这样吗？李磊老师的“合理不合情”，是指“对三元里人民抗英用“爱国精神”评价，可以理解，然而不合乎历史实“情”，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李磊老师实际上表达了对用爱国精神评价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质疑，这个观点在现在一些研究者那里都可以找到。张鸣教授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指出“乡民们对肆虐残暴的国家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主旨着眼于自卫身家，自保乡里”[1]。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也指出：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当时的民众还不具备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2]。可见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也不是李磊老师一人的观点。程文无视这些观点的关联，而单将矛头指向李文，给人以“捏软柿子”之嫌。
二、程文驳李文未提出爱国的标准，但是程文也未弄明白什么是爱国，甚至还有偷换概念之嫌
中国人确实很早就有民族国家观念，但是古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能和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简单划等号吗？肯定不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国家观念；不同阶级亦有不同的国家观念。程文明显混淆了这个概念。其一，屈原的爱国主义能与农民阶级的爱国划等号吗？屈原的爱国主义确实令人敬佩，但是从本质上讲，屈原的“爱国”与林则徐的“爱国”是一致的，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爱国”。其次，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区别与古代国家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族压迫，根本区别与传统的“夷夏”观念。中国近代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萌芽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五四运动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已被各阶层所普遍接受。据此，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一种爱国行动，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主观上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推敲。根据这个道理，程文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中英民族矛盾尖锐的必然就结果，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当时中国人尚不具备如此觉悟。
三、追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源头，反思程文史料的引用
如前所述，建国前史学家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记述非常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所以现在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几乎全是建国后整理和收集的。在这些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资料中，最重要也是经常被引用的是由广东文史馆编订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是我们认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基础，也是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最详实和最全的资料。长期以来，它也成为研究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依据。《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是广东文史馆与五六十年代编辑，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广东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事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提出一个结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这一论点被后来许多著述所引用。另外，该馆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是调查访问。试想，一件已经过去100年的历史事件，仅仅调查访问，能否保证其客观真实吗？更何况调查访问本身又带有政治倾向性，难免导致失真。除《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之外，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当时写的檄文，如《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和1842年写成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以此来推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影响，其结论值得商榷。
四、质疑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爱国精神与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关系辨析
程文认为李文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的爱国性的质疑，中伤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必然是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价值观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还搬出聂幼犁教授的“历史教学的人文性高于科学性”加于反驳。程文的调子很高，扣的帽子也很大。
其一，程文把历史研究与课堂教学混为一谈，尤其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作为历史研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对以往的历史观点的质疑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可能还是根本对立的，颠覆性的。其二，退一步讲，学生真的接触到这类与教材不同的观点，难道就真的无法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吗？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是我们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是不是只有唱爱国主义才叫培养了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其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同样重要，提倡历史教学的人文精神，并不能否认历史的科学精神。其四，尊重传统与对传统的质疑，谁重要？历史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在求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断的质疑。
综上所述，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这一鸦片战争中最有争议的事件，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必然的，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史学研究范式日趋多样，很多以前既定认识都有了新的看法，史学的争鸣会越来越多。当我们面对这些争鸣，如果还是有用传统的观点，而对新的观点加以全盘否定，这恐怕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
【参考文献】
[1]张 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
迁》.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 (2008年)。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第310—311页。
【关键词】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质疑；观点；认识
【中图分类号】 K2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1270(2012)01-0013-01
读《也谈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评价——兼评李磊老师商榷》，笔者有几点感悟，对程文的某些观点不敢苟同，在此抛砖引玉，希望各位同仁指正。
对于发生在鸦片战争中的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建国以来史学家非常重视，著述颇多。但奇怪的是建国前的历史著述和外国的学者对这一运动好像并不感冒。民国时期的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1938年的写成的《中国近代史》中只字未提三元里的斗争，剑桥大学教授费正清编写的《剑桥晚晴史（1800——1911年）》只字未提，徐中约在其《中国近代史（中国的奋斗）》中也只字未提。由此看来，似乎只有建国后的中国学者才对三元里抗英斗争情有独钟，而且在很长时间大家都想到一处了，这难到是巧合吗？据此，笔者对程世高老师质疑的观点不敢认同，现在从以下几个方面发表自己的浅见。
一、程文认为李文的“三元里的象征：人犯我犯”观点不是原创，而“三元里抗英评价合理不合情”的观点却是原创
程文认为李磊老师的“三元里抗英评价合理不合情”属原创，在张鸣教授的《乡土心路八十年》找不到，实际是这样吗？李磊老师的“合理不合情”，是指“对三元里人民抗英用“爱国精神”评价，可以理解，然而不合乎历史实“情”，违背了历史真实性的原则”。李磊老师实际上表达了对用爱国精神评价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质疑，这个观点在现在一些研究者那里都可以找到。张鸣教授在《乡土心路八十年》中指出“乡民们对肆虐残暴的国家并不怎么在乎，他们对侵略者的反抗，主旨着眼于自卫身家，自保乡里”[1]。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也指出：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卫家园的战斗，而不是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因为当时的民众还不具备近代的民族国家观念[2]。可见这并不是什么新的观点，也不是李磊老师一人的观点。程文无视这些观点的关联，而单将矛头指向李文，给人以“捏软柿子”之嫌。
二、程文驳李文未提出爱国的标准，但是程文也未弄明白什么是爱国，甚至还有偷换概念之嫌
中国人确实很早就有民族国家观念，但是古代的民族国家观念能和现代的民族国家观念简单划等号吗？肯定不能。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国家观念；不同阶级亦有不同的国家观念。程文明显混淆了这个概念。其一，屈原的爱国主义能与农民阶级的爱国划等号吗？屈原的爱国主义确实令人敬佩，但是从本质上讲，屈原的“爱国”与林则徐的“爱国”是一致的，都是站在统治阶级立场上的“爱国”。其次，到底什么是爱国主义？近代民族国家观念区别与古代国家观念，最基本的特征是国际观念，承认各民族的对等，反对异族压迫，根本区别与传统的“夷夏”观念。中国近代具有国际观念的近代民族主义，萌芽于甲午战争之后，成熟于五四运动时期，到抗日战争时期已被各阶层所普遍接受。据此，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是一种爱国行动，可以理解，但如果说主观上具有爱国主义精神，值得推敲。根据这个道理，程文说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中英民族矛盾尖锐的必然就结果，就说不过去了，因为当时中国人尚不具备如此觉悟。
三、追查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源头，反思程文史料的引用
如前所述，建国前史学家对三元里抗英斗争的记述非常少，甚至根本就没有提及，所以现在我们所掌握到的资料几乎全是建国后整理和收集的。在这些关于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资料中，最重要也是经常被引用的是由广东文史馆编订的《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是我们认识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基础，也是关于三元里抗英斗争最详实和最全的资料。长期以来，它也成为研究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依据。《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是广东文史馆与五六十年代编辑，有特定的历史背景，也带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广东文史馆组织力量对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事件进行实地调查的同时，提出一个结论：三元里民众抗英斗争事件的主要领导人是农民韦绍光，参加斗争的主体是当地农民和打石、丝织工人。这一论点被后来许多著述所引用。另外，该馆收集资料的主要方式是调查访问。试想，一件已经过去100年的历史事件，仅仅调查访问，能否保证其客观真实吗？更何况调查访问本身又带有政治倾向性，难免导致失真。除《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史料》之外，在历史上还有一些当时写的檄文，如《尽忠报国全粤义民谕英夷檄》和1842年写成的《全粤义士义民公檄》。以此来推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影响，其结论值得商榷。
四、质疑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的爱国精神与历史教学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的关系辨析
程文认为李文对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中的爱国性的质疑，中伤了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必然是历史课程标准中的情感价值观目标难以实现，甚至还搬出聂幼犁教授的“历史教学的人文性高于科学性”加于反驳。程文的调子很高，扣的帽子也很大。
其一，程文把历史研究与课堂教学混为一谈，尤其是高中历史课堂教学。作为历史研究和学者之间的交流，对以往的历史观点的质疑是必不可少的，有时候可能还是根本对立的，颠覆性的。其二，退一步讲，学生真的接触到这类与教材不同的观点，难道就真的无法进行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养吗？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培养是我们历史教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是不是只有唱爱国主义才叫培养了价值观？不是这样的。其三，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同样重要，提倡历史教学的人文精神，并不能否认历史的科学精神。其四，尊重传统与对传统的质疑，谁重要？历史研究是一个求真的过程，在求真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着不断的质疑。
综上所述，对于三元里抗英斗争这一鸦片战争中最有争议的事件，学术界存在争议是必然的，尤其是近几年随着史学研究范式日趋多样，很多以前既定认识都有了新的看法，史学的争鸣会越来越多。当我们面对这些争鸣，如果还是有用传统的观点，而对新的观点加以全盘否定，这恐怕不是正确的史学态度。
【参考文献】
[1]张 鸣，《乡土心路八十年:中国近代化过程中农民意识的变
迁》.陕西人民出版社，第1版 (2008年)。
[2]茅海建，《天朝的崩溃》.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05年,第310—3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