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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周恩来看病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1973年1月，主治大夫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检查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吴阶平说。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苏加诺患肾结石和高血压很多年，但他拒绝手术，他的前任私人华裔医生胡永良，也是他早年游击队里的老战友。胡永良向苏加诺提议，肾脏的问题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要请中医来治疗？中医的话就要请中国的医生。苏加诺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请求。
中医在中国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出国看病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周恩来就让吴阶平这个西医来当中医医疗组的组长，带着中医出国，副组长方圻也是西医出身。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还专门找医疗组谈话，特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
其实中国医疗组赴印尼治疗的环境也比较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以中国西医的身份，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让他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
吴阶平先后5次率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
吴阶平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期间，他的夫人赵君恺突然得了偏瘫，为了不影响吴阶平情绪，周恩来指示暂且不让吴阶平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来，只告诉了方圻一人。直到临回国前吴阶平才得知这一消息，他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方圻后来回忆说：“其实，我认为使馆的同志完全低估了阶平同志的觉悟水平，采取这种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一号任务”：毛泽东遗体保护工作
吴阶平一生中参与的特殊任务不计其数，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让各界人士参观、吊唁、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签字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也是以保存15天为目标，医务人员只对遗体做了一般性处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尔马林等。
但是到了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永久保存遗体，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群众永久性瞻仰。这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要永远保存遗体，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尸体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洗干净，注入防腐剂、凝固剂等。可是已经做的一般性处理已失掉了彻底处理的机会，遗体内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样彻底处理已不可能。
中央決定成立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要绝对保密。吴阶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务的。“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是，吴阶平又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专家几经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等人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是在这一年中。“文革”十年，吴阶平没有经历平常意义上的大起大落，然而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也犹如在“走钢丝”，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吴阶平传》里的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2期
吴阶平最被外界所知的，是他作为医疗组组长为周恩来看病的故事。在那个特殊的年代里，吴阶平需要应对的，已经远远超出一个医生的职业范畴。
1972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尿常规化验中，发现红细胞超出正常值。吴阶平从上海、天津请来老专家一同会诊，确诊为膀胱癌。周恩来医疗小组由吴阶平任组长，关于周恩来的病情，医生们的意见一致：一定要及早检查、治疗，必要时动手术，吴阶平代表医疗组向中央写了报告。几天后，3位“中央领导小组”代表说已看到了报告，并传达了三项指示：一、不检查；二、不开刀；三、要向周恩来、邓颖超同志保密。
1973年1月，主治大夫卞志强和方圻连夜找到吴阶平，告诉他总理已经开始尿血。吴阶平得知消息，心急如焚，他们拿着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化验单，找到住在西山的叶剑英。几天后，叶剑英拿着装有周恩来血尿的试管，到游泳池报告毛泽东。第二天，中央批准了医疗组的报告。
两个月后，周恩来终于住进了玉泉山的临时治疗室，接受膀胱镜检查。然而就在检查前一天，医疗组又接到指示，大意是为了慎重，做检查、观察和治疗要分“两步走”。吴阶平心里清楚：真要分“两步走”，很可能就永远没有“第二步”了。
“怎么办呢？我就去找邓大姐，我说：邓大姐，现在毛主席说了，分两步走。那么我们检查看看，什么也没有，那也无所谓分两步走。可是如果看见一块小石头，是不是顺便把它拿出来就好了？还是要留着等着走‘第二步’？她说：看见那个小石头，拿出来就算了。”邓颖超的话让吴阶平心里有了底，他说，“我想有邓大姐这句话，不管怎么着拼死拼活也得把这个点烧下来。烧下来危险是很大的，因为违背了毛主席的指示，可是有邓大姐这句话，我们至少可以搪塞一阵。”吴阶平说。
周恩来醒来之后便问情况怎么样。吴阶平如实回答：“有一个东西，烧掉了。”周恩来毫不客气地说：“不是让你们分两步走吗？”邓颖超赶快插话：“两步并一步走好。”周恩来说了句：“你们该不该这样做，还得看。”手术后，周恩来的病情得到了缓解。很快，电话里传来了毛泽东对医生的肯定：“医生们两步并一步走做得好，感谢他们。”卞志强后来对吴阶平说：“你是带我们走钢丝，不但要掌握好平衡，还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1973年4月，周恩来和邓颖超在玉泉山与邓小平夫妇长谈，细致入微的周恩来在托付国家大事时还嘱咐他们：“健康问题可找吴氏兄弟。”吴阶平的弟弟吴蔚然后来成为邓小平的保健医生。
从1957年起到1976年周恩来去世，吴阶平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近20年。吴阶平的家里，一直挂着一张12寸的周恩来的黑白照片。他的书橱里，摆放着总理送他的一座石英钟。多年来，吴阶平一直用这种方式来默默纪念对他一生影响最大的一个人。
为印尼总统苏加诺治病
苏加诺患肾结石和高血压很多年，但他拒绝手术，他的前任私人华裔医生胡永良，也是他早年游击队里的老战友。胡永良向苏加诺提议，肾脏的问题西医没有什么好办法，是不是要请中医来治疗？中医的话就要请中国的医生。苏加诺于是向周恩来提出了请求。
中医在中国是有一定的经验，但是要出国看病还是有一定困难的。所以周恩来就让吴阶平这个西医来当中医医疗组的组长，带着中医出国，副组长方圻也是西医出身。临行前，周恩来和陈毅还专门找医疗组谈话，特别告诉他们：“有什么事可以和大使馆联合向中央写报告。”
其实中国医疗组赴印尼治疗的环境也比较复杂，如何平衡关系，如何以中国西医的身份，向不信任中医的印尼医生解释中医的治疗，吴阶平可谓责任重大。除此之外，很多细节问题，比如如何在戒备森严的总统府煎制中药，如何说服苏加诺让他接受针灸，都是需要吴阶平出面沟通解决的。
吴阶平先后5次率医疗组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其实这里面包含着医疗、政治、外交的种种矛盾和困难，但吴阶平都处理得非常好，这里面充分体现了他的智慧和能力。
吴阶平赴印尼为苏加诺治病期间，他的夫人赵君恺突然得了偏瘫，为了不影响吴阶平情绪，周恩来指示暂且不让吴阶平知道这个消息。于是当时中国驻印尼大使姚仲明把信扣了下来，只告诉了方圻一人。直到临回国前吴阶平才得知这一消息，他说：“我完全接受总理和使馆的安排。”方圻后来回忆说：“其实，我认为使馆的同志完全低估了阶平同志的觉悟水平，采取这种措施是没有必要的。”
“一号任务”：毛泽东遗体保护工作
吴阶平一生中参与的特殊任务不计其数，其中最特殊的一项，便是毛泽东遗体的保护工作。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去世。当天晚上，中央政治局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要保护遗体让各界人士参观、吊唁、瞻仰，时间定为15天。毛泽东生前号召火葬，是政治局里第一个签字的领导人。所以最初决定的遗体保护，也是以保存15天为目标，医务人员只对遗体做了一般性处理，注射了一些甘油、酒精和福尔马林等。
但是到了9月10日，以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又决定永久保存遗体，并建立毛主席纪念堂，以供群众永久性瞻仰。这给医务人员们出了一个大难题。如果要永远保存遗体，死后两小时就要进行尸体解剖，取走内脏，用冲洗液把全身血液，包括最细微的毛细血管冲洗干净，注入防腐剂、凝固剂等。可是已经做的一般性处理已失掉了彻底处理的机会，遗体内血液早已凝固，再做那样彻底处理已不可能。
中央決定成立遗体保护科研领导小组，这无疑是当时最重要的一项政治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还要绝对保密。吴阶平是9月11日得知新任务的。“我虽然承担过多次重大医疗任务，但对这次的任务却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充满自信了。保护遗体达到瞻仰的目的，要面部颜色、容貌、神态合乎要求，还要能接受光的照射和温度、湿度的影响。作为一个临床医生，这方面的知识当然不多，实际上还没有成熟的科学方法。”可是，吴阶平又深知，这是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虽然困难很多，却不能不承担下来，因此心情是很复杂的”。
9月18日追悼会结束后，中央要将遗体转移到一个代号叫“769”的地方。遗体转移后，具体的保护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这件事的责任实在太大，谁也说不好到底应该用哪一种办法。专家几经讨论，最终决定按照北京专家的建议，暂采取液态和气态相结合的原则。
从1976年9月到1977年8月，吴阶平等人在地下室工作了一年时间，执行这代号为“一号任务”的特殊使命。而地上发生了翻天覆地、震惊中外的变化，也是在这一年中。“文革”十年，吴阶平没有经历平常意义上的大起大落，然而这3000多个日日夜夜，他也犹如在“走钢丝”，这条钢丝上走过的不少人都栽下去了，可是正如《吴阶平传》里的评价：“使他身体保持平衡的杠杆两端，一头是他精湛、高超的医术，另一头则是他的政治敏感与审时度势的本领。”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1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