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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前过着怎样的生活？为衣食奔波，急切渴望帮助。那些士兵是来占领土地的吗？还是来强制征兵的？两年前，约什·普尔·比埃勒的父亲就是这样被抓走的，后来再也没回来。比埃勒和妈妈、两个妹妹和弟弟一起离开家，融入到人海，开始了逃亡之旅，他们来到了纳西尔城外，这座城的东北方将很快变为南苏丹的领土。
那是2005年。几月？比埃勒不记得了。什么季节？他很难说。那年他10岁，一个不会计较时间流逝的年纪，但失去家园对他来说却如天崩地裂。“他们袭击到这里时，我就知道，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到头了。”
但实际情况比他所预想的更糟糕。他和其他9名奥林匹克难民代表队的队员希望向世人证明“难民不是牲畜”。但是他们曾经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藏在丛林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没有食物。他们逃难时3天没睡觉，肚子饿得咕咕叫，到处找果子吃，爬树摘苦叶子吃。
走了几天后，他们距离埃塞俄比亚边境只有19英里了，大概再走一个星期，就能在那里得到一些食物了。比埃勒的母亲尼亚格尼做了一个残酷的决定：抛弃10岁的比埃勒。比埃勒是家里的长子，而母亲只能带走3个孩子，必须舍弃一个。“所以，也许她认为10岁的我，可以离开她生存下来。”
他尽量理解母亲。他的母亲把他交给了邻居阿姨，然后带着弟弟妹妹走了。从那时起，他再也没联系上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艰难漫长的跋涉中活了下来。
比埃勒今年7月在肯尼亚训练间隙，讲述这一切时，语调没有起伏，表情也没有透露出情感。如今他已经21岁了。母亲离开他的那天，他哭了，但那时并不是他最艰难的时刻。母亲走后，邻居阿姨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他回到了纳西尔，那里已经变为废墟。“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烧了。什么都没剩下。村子没了。他们把牲畜带走或是枪杀。然后他们走了，留下的只有地上的尸体。”他说。
他知道，家，再也回不去了。他担心邻居阿姨也会像妈妈一样，权衡一番，把他丢下。“我觉得自己死定了。”接下来整整一天，他几乎都在等死。
经过17个国家级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批准，以及欧洲、非洲参选者的角逐，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最终公布了10名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人选名单。巴赫称此举向全世界难民传递着希望，“这表明，国际社会接纳难民，将他们作为丰富社会生活的一分子。”
巴赫自2013年9月上任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难民问题与奥运会结合起来。肯尼亚马拉松传奇人物特格拉·洛鲁普多年来在南苏丹难民中挑选了一批有天赋的运动员，并给予他们训练指导。2013年秋季，巴赫与她商讨，将她的训练项目拓展到全世界。去年9月，国际奥委会授予她200万美元用于训练难民运动员。“我一直渴望得到支持，”洛鲁普说，“要不是奥委会帮助我，仅凭一己之力，我是无力负担这些运动员的训练开支的。”去年10月，她的队伍又迎来了30名难民运动员。
叙利亚战争的确是2015年100万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原因。但是长期战乱、干旱和政局不稳也是难民逃亡的因素。36岁的尤纳斯·金德2011年到了卢森堡，在那里生活、训练长跑、开出租。“我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的，”金德说，“我现在是代表团的一员，我很幸运。”
每名队员入选到代表团的途径不同，但他们的愿望都是相同的，即改变人们看待难民的眼光。他们知道，难民常常成为社会不安的替罪羊，被人认为是罪犯或“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想通过一些照片向世界诉说他们的不安：拥挤的难民棚、被冲刷到海岸上的尸体……他们想向世界证明，他们也可以行走在运动员方阵之列，也可以和其他运动员一样挥手、微笑、奔跑、竞争。
参加洛鲁普训练项目的难民运动员
“被迫离家时，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险境，”22岁来自南苏丹的1500米长跑选手安吉丽娜·纳达依·罗哈里斯说，“被驱逐出境、在异乡生存是令人难过的。但此刻，我为成为难民代表团的一员而骄傲。”
“我们代表着全世界上百万的难民，”她接着说道，“此刻，我们是他们的明灯。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都可以感到信心和力量，获得尊严。这就是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所在。难民不应该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7月8日，不幸的消息再度传来，成杰克的故乡南苏丹朱巴又陷入了战争。这位28岁的南苏丹800米长跑选手因为父亲在苏丹内战时被害，自己也有可能被抓去打仗，所以13岁时就离开了村子。现在他站在洛鲁普训练中心的大厅，听到了队友给他带来的噩耗。
南苏丹内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成杰克却认为总归有一方会打败另一方，然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了。但事实上，这场内战极其残酷而漫长。4天内，300人死亡，4万人离开朱巴，世人都怀疑这个年轻的国家是否能够生存下来。从南苏丹独立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南苏丹，有一半儿童没有入学。联合国3月指控南苏丹政府犯有战争罪，联合国报告称，南苏丹是世界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国家之一。
难民代表团里有一半人把南苏丹称作“故乡”——包括比埃勒、罗哈里斯、成杰克和800米长跑选手洛斯·纳提克·洛空岩和1500米长跑选手保罗·阿莫顿·罗克洛。让人民流离失所的原因不仅在于长年累月的战争和饥荒，还有残酷的征兵和洗脑。很多难民运动员把逃离征兵或童婚称为“人生中的第一次奔跑”。成杰克离开故乡，是因为当时军队想要给孩子们洗脑，让他们去打仗。而15岁到19岁的女孩子们，则要被迫结婚。罗哈里斯9岁时决定和姑妈离开家乡，因为当时村子里的人都想让女孩尽早结婚。“但那时我还想上学，”她说，“我想当医生。”
苏丹南部的丁卡人和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努尔人一直纷争不断。5名南苏丹难民运动员均来自于有25年历史的卡库玛难民营。这里还有来自肯尼亚西北部的18.5万人。“难民们自相残杀。”23岁的洛空岩说，她9岁就搬到了卡库玛难民营，一直待到了去年秋天。2014年，丁卡人和努尔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用棍棒、枪支和非洲大砍刀彼此残杀。“很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去，”她说，她用手比了一个砍后脖颈的动作，“我看见他们用砍刀杀了一个丁卡族男孩。我们迪迪加族也有人被杀。” 30名跑步运动员去年10月来到训练中心时，预防矛盾冲突就成了洛鲁普的首要任务。“这很不容易。”洛鲁普说。2001年，一名两度赢得纽约马拉松冠军的运动员曾纠集东非军阀和政治家介入“和平竞争”。在肯尼亚奥委会的帮助下，洛鲁普建立了奥运会参选名册，入选运动员来自刚果、索马里、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但是大多数还是从难民营来的南苏丹丁卡人、努尔人和迪迪加人。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也会打起来。”洛鲁普说。他让几个族的人一起担任队长，并告诉每个队员：“忘记在难民营里发生的事，咱们现在是使者，入选了奥运会代表团，就要树立好榜样。那些还在卡库玛难民营里的人看到我们，也会渐渐改变想法，和平相处。”
罗哈里斯看到自己原来生活的村子被丁卡人烧毁，自此踏上了16年的逃亡之旅。罗哈里斯再也没有见过家人。但是她和队友都说，在洛鲁普训练中心，绝不会放任因为民族冲突而引发的打架行为。
洛空岩800米的最好成绩是多少？“2分22秒，”她说道，“我还要提高速度。”的确，入选奥运会的标准是2分1秒5，但是所有南苏丹难民运动员都离入选标准差了一点。10名运动员中，只有马拉松选手尤纳斯·金德达到了标准——如果他们是代表国家参赛的话。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获权出席开幕式，在奥运村获得床位，获得预赛资格。不过，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机会。但是他们也指出，他们训练的时间只有9个月，而其他参赛者则可能用整个运动生涯来准备奥运会。直到去年10月，他们才开始控制体重，平衡饮食，坚持每天两次训练。此前，从没有人以当运动员为生，或如此频繁地参加比赛——更别说适应更冷的气候，以及面对新的压力。多半运动员最后返回了难民营。罗哈里斯患了疟疾。
“伤痛、疾病在考验着我们——身体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罗哈里斯说，她1500米的最好成绩是4分52秒。（奥运会入选标准是4分07秒。）“只有一些人可以忍受得住痛苦，队伍面临着很多挑战。我恢复所用的时间更短。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告知‘没有达到标准’，不过至少我们在进步。现在我们已经渐渐适应了训练。我不奢望会赢得比赛，但是我会尽全力比赛——无论多么辛苦，我都会坚持。我不会退缩，至少，我会跑到终点的。”
入选难民代表团意味着普通人也可以参加全世界最盛大的体育比赛。但是让难民运动员和最出色的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以证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似乎有些讽刺。在入选代表团之前，罗克洛和比埃勒是牧民，成杰克正在学修车。如果不是因为命运的磨难，他们也可以拥有精彩的人生。
但他们不想听到类似的言论。5名南苏丹运动员希望自己经过更多训练后，可以成为真正的精英运动员。而洛鲁普似乎也有信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奥委会赞助难民训练的资金有限，但奥委会副主任米罗希望奥委会还能批准一些资金，“我们希望即使比赛结束后，这个项目也能让更多人获益。”
所有南苏丹运动员都以洛鲁普为榜样：获得世界级奖项，创建自己的事业，把自己所感所学传授给他人。“如果我有机会干一番事业，我希望能帮助像我一样曾经受苦受难的人，”罗克洛说，“很多难民有天赋，但缺少机会。我希望有一个像洛鲁普训练中心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成长，奔跑，去外边看看世界，就像我现在所经历的一样。我现在迎来了全新的生活。”
在不经意间，奥委会给了他们以前不可能拥有的机会，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以前受制于战乱、恶劣气候、民族冲突和政权腐败，但现在可以受益于洛鲁普基金，接受专业的训练，得到联合国难民署和奥委会的帮助。他们第一次被赋予了希望，可以希冀更好的生活，为今后的人生做个规划。
“我要向世界传达一些信息，”比埃勒说，“首先是关于自己，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有数百万的难民正在看着我们。其次，是我的国家：南苏丹。如果我成功后只是留在了国外，我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我想回去，呼吁人民维护和平，告诉世界我们可以挑战不合理的制度。因为我们的领袖也存在问题。最后，就是我的根，我成长的地方。过去不堪回首，现在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或许我可以回去帮助家乡的年轻人。因为我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后来，比埃勒活了下来。因为难民们说得对，他们不是牲畜，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人生中充满着波折起伏。领走他的邻居阿姨并没有抛下他不管。尽管如果她真的抛下了小比埃勒，也没有人去责备她。她的丈夫在战乱中死去，她带着自己的小孩和比埃勒一起前往了难民营，那辆开往卡库玛难民营的卡车挤满了人。“你妈妈可能不会来找你了，但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她告诉联合国工作人员，比埃勒是她的小孩。而比埃勒后来也一直称呼那个邻居阿姨为妈妈。“我叫她妈妈，是因为她的确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我，我就像她的第三个儿子。她救了我一命。”比埃勒说。
比埃勒小时候并没练过长跑，他喜欢足球，经常在难民营的空地上忘我玩耍。后来有一天，难民营里贴了一张布告：洛鲁普训练中心8月将来此举行10公里跑步比赛，成绩优异者可以到中心训练，并有可能参加奥运会。比埃勒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命运，他想，为什么这个机会就不能属于我呢？
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双磨烂的球鞋参加了那次选拔，得了难民营里的第三名。后来他从卡库玛难民营到了训练中心，并成为了去年10月入选训练项目的30名选手之一。入选到训练项目后，他接到了叔叔的电话。“你的家人还活着。你的妈妈，还有弟弟，甚至还有你爸爸。他们回到纳西尔了。”
比埃勒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因为他觉得在他们的文化中，人们在远距离传达消息时，为了安抚对方，宁愿撒谎，也不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因为他不会告诉我真相的，他不想伤害我。但有时我又会想‘好吧，也许他们还活着’，这又让我有些欣慰。但是，想象一下，我有12年没见过我爸爸了，他们现在告诉我他还活着，这的确难以置信。”
随着一次次竞争，候选人逐渐减少，最终他入选了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了：如果他能够通过这次机会赚到些钱，他就能让养母和两个兄弟离开卡库玛难民营了。“到那时，我就可以报答她了。”比埃勒说。
成杰克正在做准备运动
公布名单的那天，他们坐在训练中心的大厅里，听巴赫主席念名字。教练们告诉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入选，如果没能入选奥运会代表团，也不要泄气失望。他们有的人在默默祈祷，有的人紧张得手直哆嗦。结果，大家都如愿以偿。“就像一场梦。”罗克洛说。
第一个念到的就是比埃勒的名字。泪水涌出他的双眼。他想起了11年前和母亲分别时的场景，悲喜交加。当摄像机、记者和他的队友围住他时，他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了。“这对于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比埃勒说，“但是如果你从未失去过任何东西，你也就不会理解我此刻的心情。”这是最后冲锋的号角，好好庆祝吧！他，还有他们所有人，将一起为梦奔跑。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
那是2005年。几月？比埃勒不记得了。什么季节？他很难说。那年他10岁，一个不会计较时间流逝的年纪，但失去家园对他来说却如天崩地裂。“他们袭击到这里时，我就知道，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到头了。”
但实际情况比他所预想的更糟糕。他和其他9名奥林匹克难民代表队的队员希望向世人证明“难民不是牲畜”。但是他们曾经过着野兽一般的生活——藏在丛林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没有食物。他们逃难时3天没睡觉，肚子饿得咕咕叫，到处找果子吃，爬树摘苦叶子吃。
走了几天后，他们距离埃塞俄比亚边境只有19英里了，大概再走一个星期，就能在那里得到一些食物了。比埃勒的母亲尼亚格尼做了一个残酷的决定：抛弃10岁的比埃勒。比埃勒是家里的长子，而母亲只能带走3个孩子，必须舍弃一个。“所以，也许她认为10岁的我，可以离开她生存下来。”
他尽量理解母亲。他的母亲把他交给了邻居阿姨，然后带着弟弟妹妹走了。从那时起，他再也没联系上母亲和弟弟妹妹，他不知道他们是否在艰难漫长的跋涉中活了下来。
比埃勒今年7月在肯尼亚训练间隙，讲述这一切时，语调没有起伏，表情也没有透露出情感。如今他已经21岁了。母亲离开他的那天，他哭了，但那时并不是他最艰难的时刻。母亲走后，邻居阿姨带着自己的孩子和他回到了纳西尔，那里已经变为废墟。“所有东西都被他们烧了。什么都没剩下。村子没了。他们把牲畜带走或是枪杀。然后他们走了，留下的只有地上的尸体。”他说。
他知道，家，再也回不去了。他担心邻居阿姨也会像妈妈一样，权衡一番，把他丢下。“我觉得自己死定了。”接下来整整一天，他几乎都在等死。
经过17个国家级奥委会和联合国难民署的批准，以及欧洲、非洲参选者的角逐，国际奥委会主席托马斯·巴赫最终公布了10名奥运会难民代表团的人选名单。巴赫称此举向全世界难民传递着希望，“这表明，国际社会接纳难民，将他们作为丰富社会生活的一分子。”
巴赫自2013年9月上任以来，一直在思考如何将二战以来最严重的全球难民问题与奥运会结合起来。肯尼亚马拉松传奇人物特格拉·洛鲁普多年来在南苏丹难民中挑选了一批有天赋的运动员，并给予他们训练指导。2013年秋季，巴赫与她商讨，将她的训练项目拓展到全世界。去年9月，国际奥委会授予她200万美元用于训练难民运动员。“我一直渴望得到支持，”洛鲁普说，“要不是奥委会帮助我，仅凭一己之力，我是无力负担这些运动员的训练开支的。”去年10月，她的队伍又迎来了30名难民运动员。
叙利亚战争的确是2015年100万难民涌入欧洲的主要原因。但是长期战乱、干旱和政局不稳也是难民逃亡的因素。36岁的尤纳斯·金德2011年到了卢森堡，在那里生活、训练长跑、开出租。“我是因为政治原因离开的，”金德说，“我现在是代表团的一员，我很幸运。”
每名队员入选到代表团的途径不同，但他们的愿望都是相同的，即改变人们看待难民的眼光。他们知道，难民常常成为社会不安的替罪羊，被人认为是罪犯或“不干净的人”。他们也想通过一些照片向世界诉说他们的不安：拥挤的难民棚、被冲刷到海岸上的尸体……他们想向世界证明，他们也可以行走在运动员方阵之列，也可以和其他运动员一样挥手、微笑、奔跑、竞争。
“被迫离家时，我们面临着很多困难和险境，”22岁来自南苏丹的1500米长跑选手安吉丽娜·纳达依·罗哈里斯说，“被驱逐出境、在异乡生存是令人难过的。但此刻，我为成为难民代表团的一员而骄傲。”
“我们代表着全世界上百万的难民，”她接着说道，“此刻，我们是他们的明灯。无论他们身处何方，都可以感到信心和力量，获得尊严。这就是我们参加奥运会的意义所在。难民不应该受到歧视和不公正的待遇。”
7月8日，不幸的消息再度传来，成杰克的故乡南苏丹朱巴又陷入了战争。这位28岁的南苏丹800米长跑选手因为父亲在苏丹内战时被害，自己也有可能被抓去打仗，所以13岁时就离开了村子。现在他站在洛鲁普训练中心的大厅，听到了队友给他带来的噩耗。
南苏丹内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而成杰克却认为总归有一方会打败另一方，然后就可以安定下来了。但事实上，这场内战极其残酷而漫长。4天内，300人死亡，4万人离开朱巴，世人都怀疑这个年轻的国家是否能够生存下来。从南苏丹独立以来，似乎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地方。在南苏丹，有一半儿童没有入学。联合国3月指控南苏丹政府犯有战争罪，联合国报告称，南苏丹是世界人权状况最堪忧的国家之一。
难民代表团里有一半人把南苏丹称作“故乡”——包括比埃勒、罗哈里斯、成杰克和800米长跑选手洛斯·纳提克·洛空岩和1500米长跑选手保罗·阿莫顿·罗克洛。让人民流离失所的原因不仅在于长年累月的战争和饥荒，还有残酷的征兵和洗脑。很多难民运动员把逃离征兵或童婚称为“人生中的第一次奔跑”。成杰克离开故乡，是因为当时军队想要给孩子们洗脑，让他们去打仗。而15岁到19岁的女孩子们，则要被迫结婚。罗哈里斯9岁时决定和姑妈离开家乡，因为当时村子里的人都想让女孩尽早结婚。“但那时我还想上学，”她说，“我想当医生。”
苏丹南部的丁卡人和埃塞俄比亚边境的努尔人一直纷争不断。5名南苏丹难民运动员均来自于有25年历史的卡库玛难民营。这里还有来自肯尼亚西北部的18.5万人。“难民们自相残杀。”23岁的洛空岩说，她9岁就搬到了卡库玛难民营，一直待到了去年秋天。2014年，丁卡人和努尔人爆发了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用棍棒、枪支和非洲大砍刀彼此残杀。“很多人在那场战斗中死去，”她说，她用手比了一个砍后脖颈的动作，“我看见他们用砍刀杀了一个丁卡族男孩。我们迪迪加族也有人被杀。” 30名跑步运动员去年10月来到训练中心时，预防矛盾冲突就成了洛鲁普的首要任务。“这很不容易。”洛鲁普说。2001年，一名两度赢得纽约马拉松冠军的运动员曾纠集东非军阀和政治家介入“和平竞争”。在肯尼亚奥委会的帮助下，洛鲁普建立了奥运会参选名册，入选运动员来自刚果、索马里、布隆迪和埃塞俄比亚，但是大多数还是从难民营来的南苏丹丁卡人、努尔人和迪迪加人。
“我以前不知道，他们也会打起来。”洛鲁普说。他让几个族的人一起担任队长，并告诉每个队员：“忘记在难民营里发生的事，咱们现在是使者，入选了奥运会代表团，就要树立好榜样。那些还在卡库玛难民营里的人看到我们，也会渐渐改变想法，和平相处。”
罗哈里斯看到自己原来生活的村子被丁卡人烧毁，自此踏上了16年的逃亡之旅。罗哈里斯再也没有见过家人。但是她和队友都说，在洛鲁普训练中心，绝不会放任因为民族冲突而引发的打架行为。
洛空岩800米的最好成绩是多少？“2分22秒，”她说道，“我还要提高速度。”的确，入选奥运会的标准是2分1秒5，但是所有南苏丹难民运动员都离入选标准差了一点。10名运动员中，只有马拉松选手尤纳斯·金德达到了标准——如果他们是代表国家参赛的话。
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仅获权出席开幕式，在奥运村获得床位，获得预赛资格。不过，这对他们来说，已经是难得的机会。但是他们也指出，他们训练的时间只有9个月，而其他参赛者则可能用整个运动生涯来准备奥运会。直到去年10月，他们才开始控制体重，平衡饮食，坚持每天两次训练。此前，从没有人以当运动员为生，或如此频繁地参加比赛——更别说适应更冷的气候，以及面对新的压力。多半运动员最后返回了难民营。罗哈里斯患了疟疾。
“伤痛、疾病在考验着我们——身体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罗哈里斯说，她1500米的最好成绩是4分52秒。（奥运会入选标准是4分07秒。）“只有一些人可以忍受得住痛苦，队伍面临着很多挑战。我恢复所用的时间更短。尽管如此，我还是被告知‘没有达到标准’，不过至少我们在进步。现在我们已经渐渐适应了训练。我不奢望会赢得比赛，但是我会尽全力比赛——无论多么辛苦，我都会坚持。我不会退缩，至少，我会跑到终点的。”
入选难民代表团意味着普通人也可以参加全世界最盛大的体育比赛。但是让难民运动员和最出色的专业运动员同场竞技，以证明他们“和所有人一样”，似乎有些讽刺。在入选代表团之前，罗克洛和比埃勒是牧民，成杰克正在学修车。如果不是因为命运的磨难，他们也可以拥有精彩的人生。
但他们不想听到类似的言论。5名南苏丹运动员希望自己经过更多训练后，可以成为真正的精英运动员。而洛鲁普似乎也有信心帮助他们实现梦想。奥委会赞助难民训练的资金有限，但奥委会副主任米罗希望奥委会还能批准一些资金，“我们希望即使比赛结束后，这个项目也能让更多人获益。”
所有南苏丹运动员都以洛鲁普为榜样：获得世界级奖项，创建自己的事业，把自己所感所学传授给他人。“如果我有机会干一番事业，我希望能帮助像我一样曾经受苦受难的人，”罗克洛说，“很多难民有天赋，但缺少机会。我希望有一个像洛鲁普训练中心这样的地方，可以让他们成长，奔跑，去外边看看世界，就像我现在所经历的一样。我现在迎来了全新的生活。”
在不经意间，奥委会给了他们以前不可能拥有的机会，尤其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以前受制于战乱、恶劣气候、民族冲突和政权腐败，但现在可以受益于洛鲁普基金，接受专业的训练，得到联合国难民署和奥委会的帮助。他们第一次被赋予了希望，可以希冀更好的生活，为今后的人生做个规划。
“我要向世界传达一些信息，”比埃勒说，“首先是关于自己，我感到压力很大，因为有数百万的难民正在看着我们。其次，是我的国家：南苏丹。如果我成功后只是留在了国外，我并没有给人民带来好处。我想回去，呼吁人民维护和平，告诉世界我们可以挑战不合理的制度。因为我们的领袖也存在问题。最后，就是我的根，我成长的地方。过去不堪回首，现在我们必须做出改变。或许我可以回去帮助家乡的年轻人。因为我知道，还有成千上万的家庭遭受着同样的苦难。”
后来，比埃勒活了下来。因为难民们说得对，他们不是牲畜，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人生中充满着波折起伏。领走他的邻居阿姨并没有抛下他不管。尽管如果她真的抛下了小比埃勒，也没有人去责备她。她的丈夫在战乱中死去，她带着自己的小孩和比埃勒一起前往了难民营，那辆开往卡库玛难民营的卡车挤满了人。“你妈妈可能不会来找你了，但我们不会丢下你的。”
她告诉联合国工作人员，比埃勒是她的小孩。而比埃勒后来也一直称呼那个邻居阿姨为妈妈。“我叫她妈妈，是因为她的确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对待我，我就像她的第三个儿子。她救了我一命。”比埃勒说。
比埃勒小时候并没练过长跑，他喜欢足球，经常在难民营的空地上忘我玩耍。后来有一天，难民营里贴了一张布告：洛鲁普训练中心8月将来此举行10公里跑步比赛，成绩优异者可以到中心训练，并有可能参加奥运会。比埃勒觉得自己可以掌控命运，他想，为什么这个机会就不能属于我呢？
他用自己仅有的一双磨烂的球鞋参加了那次选拔，得了难民营里的第三名。后来他从卡库玛难民营到了训练中心，并成为了去年10月入选训练项目的30名选手之一。入选到训练项目后，他接到了叔叔的电话。“你的家人还活着。你的妈妈，还有弟弟，甚至还有你爸爸。他们回到纳西尔了。”
比埃勒不知道消息的真假，因为他觉得在他们的文化中，人们在远距离传达消息时，为了安抚对方，宁愿撒谎，也不说实话。“我不敢相信，因为他不会告诉我真相的，他不想伤害我。但有时我又会想‘好吧，也许他们还活着’，这又让我有些欣慰。但是，想象一下，我有12年没见过我爸爸了，他们现在告诉我他还活着，这的确难以置信。”
随着一次次竞争，候选人逐渐减少，最终他入选了奥运会难民代表团。他的信念更为坚定了：如果他能够通过这次机会赚到些钱，他就能让养母和两个兄弟离开卡库玛难民营了。“到那时，我就可以报答她了。”比埃勒说。
公布名单的那天，他们坐在训练中心的大厅里，听巴赫主席念名字。教练们告诉他们，不一定每个人都能入选，如果没能入选奥运会代表团，也不要泄气失望。他们有的人在默默祈祷，有的人紧张得手直哆嗦。结果，大家都如愿以偿。“就像一场梦。”罗克洛说。
第一个念到的就是比埃勒的名字。泪水涌出他的双眼。他想起了11年前和母亲分别时的场景，悲喜交加。当摄像机、记者和他的队友围住他时，他已经激动得说不出话了。“这对于我来说，意义太重大了，”比埃勒说，“但是如果你从未失去过任何东西，你也就不会理解我此刻的心情。”这是最后冲锋的号角，好好庆祝吧！他，还有他们所有人，将一起为梦奔跑。
[译自美国《时代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