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是西方浪漫主义文学大放光彩的时代，作为法国浪漫派里以小说见长的女作家，乔治桑的作品以浓郁的乡村风情、别具一格的女性视角，确立了其在文学史上不可动摇的地位。同样，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坛上，浪漫主义在与现实主义的不断冲突与融合中跌跌撞撞地成长，这之中有着“乡下人”犟骨头的沈从文，在三十年代浪漫主义思潮方向转换途中，选择退守时代边缘，以田园牧歌情调的作品促成了浪漫主义的进化。但与其他浪漫派不同的是，乔治桑与沈从文的创作目的并不是宣泄郁积的情绪，或仅仅用优美舒缓的自然景象取悦读者。他们希望在世风日下的时代力挽狂澜，唤醒曾经习以为常而今消失殆尽的古老的美好的品格，拯救人性，拯救心灵。乔治桑“终其一生都是一个理想主义者，然而，鼓舞她写作的，并不是想把人类描绘成‘应该如何’的愿望，而是想表明，如果社会不挫伤他们精神上的成长，不使他们腐化堕落，不摧毁他们的幸福，他们可能会成为怎样的人。”沈从文所追求的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说，“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神庙供奉的是‘人性”’。但东西方不同的文化、社会背景必会在他们的创作上留下独特的印记，因此他们实现拯救的方式也大有异趣。
　　
　　一、宗教的复归
　　
　　“拯救”一词，带有极强烈的宗教色彩，仿佛暗示着超自然的力量，可以将涂炭的生灵拔出尘世的污浊。的确，乔治桑和沈从文的创作中都有这么一种超自然的存在，它被称为“上帝”，或者“神”，能产生超现实的效果。乔治桑感觉到，“在人类声音的颤抖之中，总有使灵魂得以宗教安慰的一种乐善好施的和谐。”西方国家的悠久宗教文化传统，带给乔治桑虔诚的基督教信仰。另外，她一生忠实崇拜着的卢梭，也给了她这方面的动力：“卢梭对于自然的理解和崇拜，对于上帝的信仰，对于平等的信念和热爱，对于所谓文明社会的藐视——这一切都和她的天性产生了共鸣，而且仿佛预先占有了沉睡在她灵魂里的各种情感。”
　　乔治桑笃信，上帝无所不在，他创造一切也改变一切，他教会人类爱、善、美，他是淳朴高尚的人情、道德之美的源泉。她写信给她的情人说：“我不跟你供奉一个上帝，可是我更尽心也更纯洁地供奉我自己的上帝。你的上帝是男子的上帝，是一个男子，是一个国王，是你们种族的创始人和保护人。我的上帝是宇宙的上帝，是创世主，是救世主，是一切生命的希望。你的上帝使万物皆备于你一人，我的上帝使他创造的一切生物都互相帮助。”《小法岱特》里，女主人公小法岱特为西尔维奈治病的办法就是虔心祈祷，“仁慈的上帝，让我的健康移到这个病人身上吧。善良的耶稣为拯救全人类的灵魂而向您献出了生命。如果您愿意收回我的生命给这个病人，就拿去吧。只要能救好他，我甘心交出它”，因而神奇地治好了病人。“小法岱特无论思想上还是祈祷中都是个真正的基督徒，甚至她的虔诚比别人的都更亲切。她全身心地爱着上帝，因为她对一切都头脑灵活，心地温柔”，在得到祖母的大批遗产后，为穷苦的孩子们办了学校，教给他们各种知识，尤其是宗教信仰。
　　虽然，基督教在欧洲作为正统影响着绝大多数人，但自十九世纪以来，哲学的迅猛发展不断地冲击着宗教的存在根基。一部分人依旧相信上帝的存在，并认为上帝以其全知全能的特点约束着凡人的想法与行为；另一部分人只把上帝当作一个有用的概念，而并不相信上帝作为一个实体存在的可能，因此宗教的引导力被大大削弱，信仰逐渐淡化，追求自由与革命的人们或许早已忽略了神秘的宗教影响。尼采就是后者，在宣称“上帝死了”的同时，他抛弃了这个概念，并诠释说，这个概念现今已完全没有存在的意义，因为不可以用逻辑去追穷其起源，一切始于个人意志。可是在乔治桑这里，信仰并不是机械地完成宗教仪式，而需要源自内心的信任与爱；上帝并不只是一个宗教符号，而是有感知、有超自然能力的存在，对上帝的信仰必将实现人心灵的净化，从而达到身与心同臻至高境界的状态。乔治桑在痛惜与摇摆中仍选择了坚定信仰，宗教是她在1848年革命碰壁后重新找到的一剂强心针，她寄希望于这种古老而普世的效应。
　　与乔治桑试图燃起人的宗教热忱相异，沈从文断然抛弃了已然无用的宗教，他宣称，“我们实需要一种美与爱的新宗教，来煽起更年轻一辈做人的热诚，激发其生命的抽象搜寻，对人类明日未来向上合理的一切设计，都能产生一种崇高庄严感情”。神的再造，原是人性的复归，原始生命的礼赞。乔治桑无从听到“上帝死了”的断言，否则她自己也将陷入信仰的虚无之渊。沈从文却几乎是个无神论者，他用人性的至高品质创造“理想神”，召唤人对自己本性顶礼膜拜。但说到底，二者的拯救殊途同归，爱与美，确是照耀人类历史的永恒之光。因此，“信仰永存，我们需要的是一种明确而单纯的新的信仰，去实证同样明确而单纯的新的愿望。共同缺少的，只是一种广博伟大悲悯真诚的爱，用童心重现童心。”
　　
　　二、悲剧的诞生
　　
　　事实上，仅仅以生之美来引导人性向善是片面的，因为恶的现状使人懒惰，麻木，安于现状，止步不前，而血淋淋的揭示才会惊醒沉醉的人。乔治桑和沈从文都清醒地认识到这一点，于是美的作品中也出现了悲剧。
　　乔治桑早期的妇女问题小说，充满着浪漫的想象和对幸福的极度渴望，但作家与丈夫杜德拉先生不幸的婚姻一如笼罩在她心灵上的一团乌云，影响着她的生活与创作。“在当时她一方面还没有解除掉沉重的婚姻负担，一方面又须为生活而紧张地进行个人奋斗，那个时期里她恶劣的心境就成为了所有这些作品中悲剧基调的根由。”她笔下美丽而敏感的女主人公们也同她一样不断试图寻求真正美满的婚姻，但作品中的男性，却终究不过是衣冠楚楚的禽兽，如果说他们贵族式的外表与哲学家式的执着让女主角寝食难安，日思夜想；那么一旦遇及现实中的小小挫折，他们的退缩劲儿一样会让她们心如死灰。叔本华曾坦言，“一旦生之恐怖超过了死之恐怖，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重大的精神痛苦也使我们对肉体痛苦麻木不仁；我们蔑视它，即使它强过了前者。”乔治桑笔下的悲剧无一例外都以死亡造成，《印典娜》的原结局是印典娜与表兄雷道夫一同投身于瀑布自杀，《华朗丁》中美丽纯洁的华朗丁在情人贝内底被误杀后也痛苦地死去；《雷丽亚》中雷丽亚无心地造成诗人斯戴里奥的自杀，最后亦不幸死去：而《雅克》中的男主人公则为了不妨害自己的妻子与另一位男子的爱情而自杀身亡。所有这些死亡都显得简单而强烈。乔治桑对死亡的描写大部分也是不留情面的，血腥的杀戮，凶残的搏击，几乎破坏了作品的唯美感，使悲剧显得完全而纯粹，但悲剧性结局中最可看出浪漫主义的漫无节制。这典型的西方悲剧更能激起读者的强烈震撼。
　　初读沈从文作品的人很少能感受到这是诗情画意背后的悲剧，因为那些看似平凡朴实的生活给人的感觉那么美，就像小桥流水般清婉妩媚。可作者想要表达的，是“情感上积压下来的一点东西”，“需要一点传奇，一种出于不朽的痛苦经验，一分从我过去负责所必然发生的悲剧”。《边城》便是这 样一个悲剧，沈从文说：“这一来，我的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与弥补。”在这个故事里，老船夫、翠翠母女、傩送天保兄弟的命运构成了悲剧的明线暗线，这并不是一个以死亡结束的故事，但它的悲剧性丝毫不亚于死亡造成的荒凉情境，这里暗示着另一个主题：等待的延宕，即残存着希望的绝望。这点希望注定要造成翠翠美丽而又哀愁的命运，造成永远无法缝合的遗憾。这希望支撑着她日复一日等待在渡口，直到红颜如流水般消逝，岁月的印记吞没她的青春，这是延续一生的悲剧。汪曾祺称“《边城》是一个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其他一些作品，如《萧萧》，其悲剧感在于萧萧对自身命运的麻木；《丈夫》则在于丈夫探望在河船上为娼的妻子时，感受到地位低下的痛楚与压抑。“这里自然有血有泪，但更多的是追求琐屑生活的企望的破灭，是人格的习以为常的遭受践踏”。“他只用看似轻淡的笔墨，点出令人心灵颤抖的故事”。沈从文所创造的悲剧，是原始、自然的牧歌，会给读者心中注入挥之不去又悠长细碎的痛惜感，“它也有文化批判的倾向，是用‘梦’与‘真’构成的文学图景，同文本外的现实丑陋相比照，让人们从这样的图景中去认识这个民族过去伟大处与目前堕落处”，以实现对自然人性的召唤。
　　
　　三、追寻与叩问
　　
　　人性是浪漫主义创作中最永恒的主题。勃兰兑斯在写到乔治桑时这样评价：“这位成熟的女性在这里所宣传的她的美学信条，就是她整个一生的亲身感受。她从没有从别的角度去看待作家的天职，只是把它看成是追求人类力所能及的最高成就的一种渴望；或者，更正确地说，她认为作家的天职应该是提高心灵，使之超脱社会现状的缺陷，以便为它安排一个辽阔的视野，从而赋予它一股力量，当心灵再度降落地面时，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和那些成为缺陷渊薮的偏见、传统、心情的粗鄙和心肠的冷酷进行战斗”。沈从文自己在反思，“人生为追求抽象原则，应超越功利得失和贫富等级，去处理生命与生活”，“因为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这应当是我一生的弱点，但想象附于这个弱点下的坦白与诚实，以及对于人性细致感觉理解的深致，我知道，你(理性)是第一个就首先对于我这个弱点加以宽容了”。他感到，“察明人类之狂妄和愚昧，与思索个人的老死病苦，一样是伟大的事业”。纵使作家的生命体验在无穷无尽的宇宙世界和现实世界里都只是沧海一粟，对真实、善良、优美的人性的共同关怀却如广袤天际中划破黑暗的耀目星辰，留给人类更多的警醒与叩问，也许文学的意义就在于此。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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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叔本华，绿原，叔本华散文[M]，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