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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500强中国79家企业上榜首超日本
《财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湾)进入世界500强的上榜公司已经连续第9年增加。2011年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上榜的企业数量是61家，包括台湾是69家。而今年(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增加了12家，包括台湾是79家。《财富》预计，这一数字仍将继续向上跳动。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到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0—110家。此外，今年《财富》榜单中，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更首次超过了日本的68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而美国上榜公司则比上年减少了一家，这也是美国上榜公司连续第10年减少。苹果凭借652亿美元的年营收，从去年的197位急剧上升到了第111位，排名首次超过了微软。微软则从第115位下滑到第120位。另外，戴尔从131位攀升到了124位，诺基亚也有所下滑，从120位下滑到143位。据统计，今年共有79家中国公司上榜，上榜公司数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位居第二。尽管世界经济仍然堪忧，但今年《财富》世界500强表现依然出色，总收入达2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总利润1.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入围门槛也相应提高了25亿美元，达220亿美元。而由于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得到大幅增加，中国无疑也成为了世界最有投资价值的国家。
从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在这30年里，尤其是近10年里，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发展态势，最直接地体现在了企业营收上。同样，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印度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其上榜家数却没有太大的提升，一直在10家以内。所以，很多时候企业发展才是带动国家整体经济增速的根本。虽然中国大陆(不包含台湾)有73家企业上榜，但上榜的企业却多集中在工业领域，多数为能源、矿产以及制造行业。房地产企业却仅有一家。（2012年07月11日 《城市晚报》）
商学院教育凸显师资短缺难题
随着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不断成熟，优秀的师资成为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各家商学院争夺的对象。日前，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公开表示，中国MBA教育正面临师资短板。他坦言，“把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老师，尤其是可以用中文授课的，能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难题。”在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优秀师资一直是稀缺资源，尤其当MBA教育经历了从新鲜好奇到盲目崇拜又复归理性的过程后，师资更成为院校竞争的最清晰的分界线。师资力量的专业化、国际化程度，成为许多商学院宣传、招生时的一张王牌。然而，即便在中国一线的商学院中，也经常遭遇师资瓶颈的尴尬。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无奈地表示：“我们的最大限制因素是教授资源。好的教授是全世界都在抢的资源。”目前教师的流动性太大，许多老师都在各个学院内奔波，甚至部分老师还身兼数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有问题找不到老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至于企业高管兼职教师，“大多只能带实践课，如果是理论课和专业课，还是不如本校全职教师好。”
为了提升商学院自身的软实力，适应市场对MBA培养的要求，国内各大商学院师资的争夺已不单单是全职教师，外聘师资也已成为各商学院争夺的重点。既有实际管理经验又具备一定教学经验的外聘教师，似乎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课程的保障。然而，教育界人士认为，国内商学院在拓展师资时一味寻求“洋教授”并非良方。而过度倚重强调企业高管，寻求“临床派”师资，也可能使得学术品质及严谨性受损，从而降低学位的价值。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商学院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商企互动，寻找兼备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师资。而从中长期看，我们需要鼓励培养自己的管理类博士，补充师资缺口。（2012年07月11日《国际金融报》）
仅8%香港学生对就读内地高校有兴趣
为配合香港新学制的推行，今年共有63所内地高校在港免试招生。7月10日发布的“内地升学调查”由民建联组织，一共访问了662名香港学生。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受访香港学生有兴趣在香港升学，有意选择远赴海外留学的学生占近四成七，有兴趣选择内地升学的受访者则占约8％。目前内地有800多所高校与香港大学学历互认，包括硕士及博士学位，学历评审方面也已完善，但相关宣传不够，香港学生也无法得知在内地取得学位与海外取得的学位具备同样的评审资格。调查建议，特区政府教育局应加强宣传，政府每年一度筹办的内地升学展，让香港学生可以更早掌握及消化有关信息，做出更合适的选择。（2012年07月10日 新华网）
湖北武穴整改教育局超编 吃空饷人员将全部返岗
早前，本报报道了湖北武穴市教育局人员超编以及部分人员“吃空饷”的情况，引起社会关注。武穴市昨日公布了调查整改情况，要求对市教育局一次性退二线的31人，根据不同情况安排合适岗位；对教育局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全部退回原单位工作。记者调查发现，该教育局，一方面大量人员超编，需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另一方面，有官员占着编制，不上班，吃空饷。消息披露后，武穴市成立由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的调查组，进驻市教育局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进行整改落实。近期，武穴市公布了调查整改情况。据武穴市反馈的调查结果，市教育局超编现象确实存在，教育局在机关核定的编制之外，使用二级事业单位人员，是一种严重的“混编混岗”。针对调查情况，武穴市要求对市教育局一次性退二线的31人，根据不同情况安排合适岗位；对教育局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全部退回原单位工作。
根据处理结果，武穴市教育局“吃空饷”人员将全部返回工作岗位。武穴市教育局教师管理科原副科长柯昌国，在去年退居二线。刚过50岁的他，就只能赋闲在家。调查显示，武穴市教育局及下属单位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31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一倍左右。根据处理结果，31人重新上岗，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退回原单位。那么实际结果就是教育局在岗人员由75人增至97人。（2012年07月11日《新京报》） 二三线城市就业环境好于一线 大学生回流明显
从开始找工作起，北京某知名高校研究生刘静，就坚持自己的求职目标——回家乡或去中小城市。她身边不少同学觉得，只要留在北京有个户口，工资低点没关系，但她不这样想，“大城市有很多工作本科生都能做，招聘单位非要研究生学历，太浪费了。扎堆儿大城市的人才很多，即使有了工作，也难有出头之日，去中小城市更能发挥优势。而且大城市空气差、交通堵，不如去苏杭等宜居城市。”智联招聘最近的调查显示，部分二三线城市就业吸引力正在上升。2012年应届毕业生十大期望就业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厦门、杭州、南京、武汉、西安。与2011年同期数据对比后发现，2012年应届毕业生的期望城市更加分散，不再大量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跻身吸引力第一集团，并超越深圳，厦门入围大学生最期望就业的十大城市。全国21997名2012年应届毕业生参与了调查。调查还显示，毕业生在求职时最看重的要素中，“职业发展前景”以51.4%的提及率居于首位；其次为薪酬福利，占46.2%；就业地点以22.6%的提及率排在第三位。从外地回到家乡、从东南沿海回到中西部地区，这种就业“回流”现象在2011～2012求职季表现得特别明显。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成为吸纳富余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区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2009年，我国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比例为1.38∶1，到2010年这一比例变为0.99∶1。可见，2010年我国二线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已超过一线城市。（2012年07月05日 《中国青年报》）
商院关注：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中国每年的工程专业毕业生远超美国，中国的创新和创意却很弱。不少人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原因有很多，比如教育、文化、科技制度等，企业制度也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中国人很聪明，中国的企业很善于商业模式创新，比如淘宝。但产品创新是中国企业的短板，与欧美差距很大，也不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等。搞创新，要靠市场、靠企业。中国当前的一些体制不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成为制约创新的瓶颈。国有企业有很多创新，比如航天等方面，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说明，动用大量的资源，中国可以搞一两个优秀的公司、尖端的产品出来。一个创新产品、一个创新项目可以靠这种模式成功，而创新经济、创新社会的动力，要来自千千万万个工程师，来自千千万万的企业。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的体制从3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发展和治理。一是政商关系，二是法律，三是信息的流通。政商关系太密切，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一定先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企业很大的精力、财力就要投入到政府关系维护上，必然影响创新。法律环境不健全也会扼杀创新。法律保障不完善，就很难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因为小股民被欺负，就会“用脚投票”离场，健康的股票市场无法建立。法律保护不好，还会影响签约，也就是说，生意只能跟朋友、亲戚做，市场变得很小。此外，市场信息不畅通，也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正是这几方面存在的缺陷，制约了创新之源——企业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创新精神不彰，创新型国家建设也阻力重重。（2012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
《财富》统计数据显示，2012年中国大陆(含香港在内，不包括台湾)进入世界500强的上榜公司已经连续第9年增加。2011年中国大陆(不包括台湾)上榜的企业数量是61家，包括台湾是69家。而今年(不包括台湾)共有73家公司上榜，比去年增加了12家，包括台湾是79家。《财富》预计，这一数字仍将继续向上跳动。按照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势头，到2014年世界500强企业里，中国企业的数量将达到100—110家。此外，今年《财富》榜单中，中国大陆上榜公司数量更首次超过了日本的68家，仅次于美国的132家，而美国上榜公司则比上年减少了一家，这也是美国上榜公司连续第10年减少。苹果凭借652亿美元的年营收，从去年的197位急剧上升到了第111位，排名首次超过了微软。微软则从第115位下滑到第120位。另外，戴尔从131位攀升到了124位，诺基亚也有所下滑，从120位下滑到143位。据统计，今年共有79家中国公司上榜，上榜公司数量已经超过日本，仅次于美国的132家位居第二。尽管世界经济仍然堪忧，但今年《财富》世界500强表现依然出色，总收入达29.5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13%，总利润1.6万亿美元，比上年增长7%，入围门槛也相应提高了25亿美元，达220亿美元。而由于今年进入世界500强的企业数量得到大幅增加，中国无疑也成为了世界最有投资价值的国家。
从中国30年的经济发展角度来看，中国在这30年里，尤其是近10年里，经济保持了高速的发展态势，最直接地体现在了企业营收上。同样，从经济发展角度看，印度近些年经济发展速度也很快，但其上榜家数却没有太大的提升，一直在10家以内。所以，很多时候企业发展才是带动国家整体经济增速的根本。虽然中国大陆(不包含台湾)有73家企业上榜，但上榜的企业却多集中在工业领域，多数为能源、矿产以及制造行业。房地产企业却仅有一家。（2012年07月11日 《城市晚报》）
商学院教育凸显师资短缺难题
随着中国商学院教育的不断成熟，优秀的师资成为商学院的核心竞争力，也成为各家商学院争夺的对象。日前，上海交大安泰经济管理学院院长周林公开表示，中国MBA教育正面临师资短板。他坦言，“把国际一流商学院的老师，尤其是可以用中文授课的，能引进来、留得住、用得好，是所有商学院面临的难题。”在中国工商管理教育发展的过程中，优秀师资一直是稀缺资源，尤其当MBA教育经历了从新鲜好奇到盲目崇拜又复归理性的过程后，师资更成为院校竞争的最清晰的分界线。师资力量的专业化、国际化程度，成为许多商学院宣传、招生时的一张王牌。然而，即便在中国一线的商学院中，也经常遭遇师资瓶颈的尴尬。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副院长张维炯无奈地表示：“我们的最大限制因素是教授资源。好的教授是全世界都在抢的资源。”目前教师的流动性太大，许多老师都在各个学院内奔波，甚至部分老师还身兼数职。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学生有问题找不到老师，教学质量难以保证。至于企业高管兼职教师，“大多只能带实践课，如果是理论课和专业课，还是不如本校全职教师好。”
为了提升商学院自身的软实力，适应市场对MBA培养的要求，国内各大商学院师资的争夺已不单单是全职教师，外聘师资也已成为各商学院争夺的重点。既有实际管理经验又具备一定教学经验的外聘教师，似乎成为学生提供高质量的教学课程的保障。然而，教育界人士认为，国内商学院在拓展师资时一味寻求“洋教授”并非良方。而过度倚重强调企业高管，寻求“临床派”师资，也可能使得学术品质及严谨性受损，从而降低学位的价值。业内人士认为，一方面，商学院应该有针对性地加强商企互动，寻找兼备理论和实践经验的师资。而从中长期看，我们需要鼓励培养自己的管理类博士，补充师资缺口。（2012年07月11日《国际金融报》）
仅8%香港学生对就读内地高校有兴趣
为配合香港新学制的推行，今年共有63所内地高校在港免试招生。7月10日发布的“内地升学调查”由民建联组织，一共访问了662名香港学生。调查显示近七成的受访香港学生有兴趣在香港升学，有意选择远赴海外留学的学生占近四成七，有兴趣选择内地升学的受访者则占约8％。目前内地有800多所高校与香港大学学历互认，包括硕士及博士学位，学历评审方面也已完善，但相关宣传不够，香港学生也无法得知在内地取得学位与海外取得的学位具备同样的评审资格。调查建议，特区政府教育局应加强宣传，政府每年一度筹办的内地升学展，让香港学生可以更早掌握及消化有关信息，做出更合适的选择。（2012年07月10日 新华网）
湖北武穴整改教育局超编 吃空饷人员将全部返岗
早前，本报报道了湖北武穴市教育局人员超编以及部分人员“吃空饷”的情况，引起社会关注。武穴市昨日公布了调查整改情况，要求对市教育局一次性退二线的31人，根据不同情况安排合适岗位；对教育局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全部退回原单位工作。记者调查发现，该教育局，一方面大量人员超编，需挪用其下属单位的事业编制。另一方面，有官员占着编制，不上班，吃空饷。消息披露后，武穴市成立由市纪委监察局牵头的调查组，进驻市教育局调查，并根据调查情况，进行整改落实。近期，武穴市公布了调查整改情况。据武穴市反馈的调查结果，市教育局超编现象确实存在，教育局在机关核定的编制之外，使用二级事业单位人员，是一种严重的“混编混岗”。针对调查情况，武穴市要求对市教育局一次性退二线的31人，根据不同情况安排合适岗位；对教育局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全部退回原单位工作。
根据处理结果，武穴市教育局“吃空饷”人员将全部返回工作岗位。武穴市教育局教师管理科原副科长柯昌国，在去年退居二线。刚过50岁的他，就只能赋闲在家。调查显示，武穴市教育局及下属单位核定编制54人，实际在岗75人，还有31人“退二线”，基本不用上班，超编一倍左右。根据处理结果，31人重新上岗，从二级单位调入机关的9人退回原单位。那么实际结果就是教育局在岗人员由75人增至97人。（2012年07月11日《新京报》） 二三线城市就业环境好于一线 大学生回流明显
从开始找工作起，北京某知名高校研究生刘静，就坚持自己的求职目标——回家乡或去中小城市。她身边不少同学觉得，只要留在北京有个户口，工资低点没关系，但她不这样想，“大城市有很多工作本科生都能做，招聘单位非要研究生学历，太浪费了。扎堆儿大城市的人才很多，即使有了工作，也难有出头之日，去中小城市更能发挥优势。而且大城市空气差、交通堵，不如去苏杭等宜居城市。”智联招聘最近的调查显示，部分二三线城市就业吸引力正在上升。2012年应届毕业生十大期望就业城市依次为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深圳、厦门、杭州、南京、武汉、西安。与2011年同期数据对比后发现，2012年应届毕业生的期望城市更加分散，不再大量集中于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成都跻身吸引力第一集团，并超越深圳，厦门入围大学生最期望就业的十大城市。全国21997名2012年应届毕业生参与了调查。调查还显示，毕业生在求职时最看重的要素中，“职业发展前景”以51.4%的提及率居于首位；其次为薪酬福利，占46.2%；就业地点以22.6%的提及率排在第三位。从外地回到家乡、从东南沿海回到中西部地区，这种就业“回流”现象在2011～2012求职季表现得特别明显。长期以来，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成为吸纳富余劳动力和高校毕业生的主要区域，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但随着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情况发生了微妙变化。2009年，我国一线城市与二线城市劳动力需求之间的比例为1.38∶1，到2010年这一比例变为0.99∶1。可见，2010年我国二线城市的劳动力需求已超过一线城市。（2012年07月05日 《中国青年报》）
商院关注：我们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
中国每年的工程专业毕业生远超美国，中国的创新和创意却很弱。不少人问，中国为什么出不了乔布斯？原因有很多，比如教育、文化、科技制度等，企业制度也是造成这个问题的重要原因。毫无疑问，中国人很聪明，中国的企业很善于商业模式创新，比如淘宝。但产品创新是中国企业的短板，与欧美差距很大，也不如韩国的三星、现代等。搞创新，要靠市场、靠企业。中国当前的一些体制不利于创新型企业成长，成为制约创新的瓶颈。国有企业有很多创新，比如航天等方面，甚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说明，动用大量的资源，中国可以搞一两个优秀的公司、尖端的产品出来。一个创新产品、一个创新项目可以靠这种模式成功，而创新经济、创新社会的动力，要来自千千万万个工程师，来自千千万万的企业。
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的体制从3个方面影响企业的发展和治理。一是政商关系，二是法律，三是信息的流通。政商关系太密切，影响资源的合理配置。如果一定先要跟政府搞好关系，企业很大的精力、财力就要投入到政府关系维护上，必然影响创新。法律环境不健全也会扼杀创新。法律保障不完善，就很难有发达的金融市场，因为小股民被欺负，就会“用脚投票”离场，健康的股票市场无法建立。法律保护不好，还会影响签约，也就是说，生意只能跟朋友、亲戚做，市场变得很小。此外，市场信息不畅通，也影响我们建立一个好的市场，包括金融市场、产品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正是这几方面存在的缺陷，制约了创新之源——企业的发展，导致整个社会创新精神不彰，创新型国家建设也阻力重重。（2012年07月11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