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只有走人行道，也就是人走的道，才能为民心，为太平发挥作用。
　　讨论人才的重要性的文章太多了。五千年华夏文明史，人们得出结论：人才聚，事业举；人才散，事业衰。历史也留下了许多千古佳话。萧何月下追韩信，刘备三顾茅庐请诸葛，李世民义释尉迟敬德，朱元璋礼贤拜刘基。这些故事流传至今实际已被抽象化，变为一种期盼，成为人们对领导者和管理者的期待。
　　能把中国折腾得有点模样的帝王，多会聚集人才。战国的七雄争霸、汉代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清朝的康乾盛世等，无不与当时的皇帝看到统治需要一些人才有关。唐太宗李世民在《贞观政要·择官》中曰：“致安之本，惟在得人。”“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宋代政治家司马光曰：“为治之要，莫先于用人。” 明末学者王夫之说过：“能用人者，可以无敌于天下。”
　　无论是儒家思想的精髓“礼”与“仁”，还是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等理念，无一不是围绕着人展开的。人心向背决定着“胜”还是“败”。而人中之杰出者，其作用更加重要。所谓得人才者得天下，人才成为安邦治国的重要因素。在一定意义上，用人之道实为国家兴亡之道，社会治乱之道，事业成败之道。它关乎到时代进退、国家兴衰、政事得失、战争胜负、社会安危等等。
　　为何人才济济的王朝一个个倒掉，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有的人才，由于生在末世，想维护末世，虽才高八斗，但无奈滚滚长江东逝水，最后只能仰天长叹；有的人才，由于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就转向下里巴人，非要从“美洲豹”变成“土狼”，最后变成不豹不狼，成为没有本性的动物；有的人才，在权贵的压诱下，变成了装饰品，更有甚者，变成了小姐或待诏女郎；有的人才，为虎作伥，充当打手，卖身求荣，断了脊梁骨。历史上，袁世凯、汪精卫不可不算人才，一个在忽悠中想做皇上，一个在内斗中做了汉奸。
　　人才只有走人行道，也就是人走的道，才能为民心，为太平发挥作用。也就是顺应民心，而不是自己的功利之心，也不是帝王将相的野心，更不能是逆民心。民心不是民意，民意有时是民心的表现，有时是民心的异化。
　　人才在人行道上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完善良好的制度，就像没有交规的高速和高铁会混乱一团，所以制度是重要的。但制度也必须是良好的，坏制度有时比没制度还可怕。完善良好制度的建立不但可以适应人才所从事的事业，也是对人才的一种公正的保护。否则，在“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的环境中，人才和其它人一样，最终都可能是奴才。
　　对于那些只把人才当成“建筑农民工”或“开门招才，关门害才”的地方，人才要有高度的警觉性。不要贪一时之欢，图一时之利。文革中，在五十年代初回国的留学生，没被伤的很少。如何在思想意识和制度上避免“文革”式的倒退再发生，还不是一天两天就能解决的。这需人才努力和全民一起推动解决。
　　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天和海都是环境，天越高越好，海越阔越好。画地为牢，主观设定都是在赶鸟逐鱼；小皇帝划天设海，都是在变鸟为鸡，变鱼为虾。人才所要的天和海有可能是合适的天和海。在全球处于转型中，风险很大的同时机遇也很大。关键是谁能把天放得更高，海拓得更阔，这样的人行道上，自行车、汽车、高铁、飞机、快艇和飞船都可自由地驰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