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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晓先：中南海保健组成员。“文革”时期担任中南海保健医生，曾参与对刘少奇的抢救工作，后担任江青的最后一任护士长。在江青隔离审查初期，受组织委派继续照顾了江青8个月。作为护士，“文化大革命”初期马晓先和北京医院的部分医生、护士，突然被指派进驻中南海。据说是周恩来亲自给北京医院的院长打电话，提出组织医务小组进中南海。她记得那一天是1968年的2月17日下午。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马晓先从这一进中南海，就再没有出来，直至她退休。当时进去的护士只有三人，却把中南海里所有领导的医疗保健方面的护理工作全管起来了。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最为忙碌，所以姚军、许奉生就固定在周恩来那里，一人一天倒班照顾。而其余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的护理工作，就全由马晓先一人包了。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病症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据《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进中南海以后，马晓先他们就到了国务院办公区东边的原中南海门诊部。从这以后，他们就在一层医疗门诊，在楼上住宿。门诊部对面是座工字形的楼房，周恩来原来的秘书顾明、毛泽东的老卫士贺清华、周恩来的卫士长成元功等都曾住在那里，后来他们都搬走了，马晓先他们就住进了工字楼。一道红墙阻隔了外面的喧腾，里面就显得分外的清静。马晓先从这一进中南海，就再没有出来，直至她退休。当时进去的护士只有三人，却把中南海里所有领导的医疗保健方面的护理工作全管起来了。因为当时周恩来总理的工作最为忙碌，所以姚军、许奉生就固定在周恩来那里，一人一天倒班照顾。而其余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的护理工作，就全由马晓先一人包了。
当时还在中南海内的领导人主要有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陶铸、陈毅、李富春、李先念。没过多久，邓小平、董必武的家就搬出了中南海，虽说不在中南海了，但涉及他们治疗护理的事，也都还是由马晓先承担。
福禄居内，刘少奇病魔缠身
在进入中南海半年多以后，马晓先参与护理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在马晓先他们进中南海以前，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就已经被拘捕，继而被关进秦城监狱；他的孩子也被强行迁出中南海。刘少奇本人还住在中南海福禄居自家院子里，但已处于软禁的状态。
处于软禁中的刘少奇，开始不断地出现各种病症，这断断续续的病有肺炎、糖尿病、高血压、植物神经紊乱等等。据当时的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报告记载，到了1968年的4月份，刘少奇一度出现神志不清、表情呆滞、动作反常、站立不稳、脚步移动吃力、走路迈不开步子等症状。
进入夏天，刘少奇的病情更加恶化，由气管炎急性发作，转为支气管肺炎。在7月11日到14日这几天，他的病情已发展到非常严重的地步，经过抢救才脱离了危险。但此后的病情一直不稳定，多次反复，从7月到10月之间，仅大的反复就出现过五次。
马晓先被派到刘少奇身边参加护理工作，是在10月初。此前，她对刘少奇的病一度很严重并不是很清楚，也不知道曾对刘少奇进行过怎样的救治。有关刘少奇的病情，她是到刘少奇身边后，通过以往的病历记载了解的。
在接受这项特殊任务的时候，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杨德中和即将被派到刘少奇身边从事医疗护理工作的卞志强大夫谈了话。杨德中交代说：你们要尽职地做好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说这是中央的精神。
和马晓先同时被派到刘少奇身边的，除了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大夫外，还有中央警卫团团部的一个叫李留壮的医生，加上马晓先共三个人。马晓先还记得第一次进福禄居时留下的印象，院子里有一个大草坪，特别漂亮。然而过了草坪，走进刘少奇的住处，就是另一番情景了。小院里贴满了大字报，走廊里也挂着大字报，窗户的玻璃上也写了标语和质问的文字，让人分明地感到文化大革命的浓浓气氛。进入福禄居工作，马晓先认识了刘少奇的厨师刘泰和师傅。她觉得刘师傅人挺好的，尽量想办法给刘少奇做些合口的饭菜，但刘少奇已经完全没有了胃口，几乎吃不下什么饭菜。为了保证刘少奇的营养，后来不得不采取鼻饲的方式灌注流质。
虽然由于病患和进食量少，刘少奇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在马晓先他们刚去时和几度抢救之后，刘少奇还能拄着拐杖在院子里散散步。每当他散步时，医护人员和刘泰和都陪着他，跟在他后面一起走。院子里并不总是安宁的，有时有些中南海机关的人员也会来到院子里。
刘少奇经常是走走，就不动了，再走走，又不动了。有时，他就站在那里，看贴在院子里的大字报。马晓先记得有一次，刘少奇看见走廊的玻璃上写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形势大好。刘少奇用拐杖指着那行字，小声嘀咕了一句说：“我不认为是这样。”有人立即就追问他：“你认为不是大好，那你说现在的形势是怎样的？”刘少奇有些言不由衷地说：“是小好。”
那时，连刘少奇的房间里，也有“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这样的标语了，甚至有的标语把刘少奇的名字倒过来写，并打上了叉字。刘少奇有时就会对着这样的文字，驻步凝视良久，然后轻轻地无奈地摇摇头。
自从进到中南海后，作为门诊部主任的卞志强大夫，就一直告诫门诊部的其他医务人员：“组织上让我们到中南海来，就是搞医疗保健工作，没有别的任务。关于上层的斗争，我们也许会听说一些，但并不很清楚。我们的具体服务对象，可能是‘红’的领导；也可能把你派到‘黑’的领导那里，但不管是‘红’的还是‘黑’的，我们到那里，就只管做好我们的业务工作。”
病情危急时用的全是进口药
马晓先记得，她参与对刘少奇的护理工作初期，刘少奇的身体状态已经非常不好了。在10月14日的《刘少奇病情报告》上，已经有了大致如下的文字：心脏有冠状动脉疾病，脑血管有硬化及脑软化，加上糖尿病，病情有可能突然恶化，今后如再发生严重反复，即可能无法救治。这就是说，他已经濒临危险的边缘。
当时常出现反复的是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一旦发作就处于高烧状态。每逢出现这种情况，马晓先他们就分外地忙碌和紧张。因为倘若控制不住，刘少奇的病情将更加恶化。在马晓先的记忆里，还有过从北京医院等医院请专家到福禄居里会诊抢救的印象。
马晓先说在给刘少奇进行救治的过程中，医务人员还是竭尽全力的。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刘少奇的治疗和护理是积极认真和负责的。当时为刘少奇成立了最好的抢救组，还从空军总院、陆军总院请来了呼吸科的专家会诊。
马晓先参与了护理工作，包括给刘少奇打针和喂药等。她清晰地记得当时医生给刘少奇开的药，都是最好的。针剂和服用的药，都是进口的，抗生素药一片十几块钱，相当于那时一个中等收入水平的人一个月的生活费，所用的针剂也是十分昂贵的。这些药用下去以后，能够比较快地把支气管肺炎和高烧控制下来。
过了一段时间以后，中央警卫团的李留壮医生就被调走了，卞志强和马晓先感到仅由两个人照顾刘少奇人手有些不够，有关方面就又从中国人民解放军301医院调来了黄宛大夫。黄宛大夫是国内著名的心内科专家，他在医术上是很有经验的，而且曾经多次参加过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会诊。
1969年11月12日在河南逝世
黄宛大夫来的时候，带了两个护士，他们来实际上就是接替卞志强、马晓先，负责此后刘少奇的医疗保健工作的。经过一段交接，马晓先他们就离开了。那两位护士，后来一直护理到把刘少奇送到河南开封。从开封回北京后，她们就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305医院。
马晓先回忆说：在和黄宛大夫他们交接时，刘少奇的病情已有所好转，面色好看了，甚至有些头发也渐渐变黑了。当时到刘少奇身边工作过的大夫，像卞志强、顾英奇等几位，都是长期从事领袖保健工作的。他们非常有经验，也知道如何进行自我保护。
因此，在他们担负刘少奇的医疗工作期间，每天是如何进行医疗护理的，都作了详细记录。例如每天的情况怎样，有什么异常，是怎样诊断的，怎样处治的，用的什么药，病人用药后的反应，都一一作了文字的记录。
当治疗显示了一定的效果，病情有所好转了，他们就马上给刘少奇拍了照片，这实际上也是出于谨慎的考虑，留下一个直观的证明。马晓先推测说，他们当年记录下来的这份文字东西，应该保存下来了。“这份文字记载可以说明我们当时在刘少奇身边，是遵循了医务工作者的道德准则，遵循了人道主义精神，对患者进行积极认真负责的治疗的。”马晓先虽然不知道刘少奇离开北京去开封时的病情，以及在路途中发生了怎样的情况，但她相信北京的这些大夫和护士，都是会全力以赴地对刘少奇进行诊治和护理的。她推测刘少奇到河南，突然病情就转向恶化，不久就去世了，大概和他的心情有关。离开北京离开中南海，预示着一位政治家最重要的政治生命从此完结了，又和家人彻底隔绝了；从北京跟去的医生、护士，到河南后工作一交接也走了。他身边一个熟悉的人都没有，又圈在一个很小的院子里，封闭的两层楼使院子更显得狭促，这可能导致他心情急剧恶化。
根据有关资料的记载，马晓先对医生、护士们的理解和推想，是比较准确的。处于重病中的刘少奇，由于从北京到开封的“途中颠簸受凉，到达开封后病情进一步加重。10月24日、31日，刘少奇的支气管肺炎等病症两次发作，经随同前来的医护人员救治后脱险……”
但就在“刘少奇病情尚未稳定的情况下，从北京来的人包括医生、护士在11月6日全部奉命返回。刘少奇的监护、医疗工作移交给当地驻军负责”。11月10日，当刘少奇的病再次发作时，进行抢救的只剩下当地的医务人员，他们也采取了相应的救治措施，但刘少奇的心脏还是于11月12日早晨6时45分停止了跳动。
(据《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