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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虑什么呢？除了对县市的不信任外，还有利益。“你想想现在国务院要简政放权有多难，就明白县域扩权有多难。”
2016年四川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高县副县长杨兴平提了两个提案，其中之一是《关于四川“扩权强县”改革存在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扩权县的现状与愿景有很大差距，本以为项目、资金可以直接向省上申报，现在几乎都不能，反而增加了运行成本。”杨兴平告诉记者。
另一名分管发改委的县级干部对此深有感触，直言杨兴平在提案中写得很委婉了，他自己所在县成了扩权县后，大致估计各个项目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时间成本，用来协调。
这其实是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县域扩权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只不过之前有改革的红利存在，让大家不自觉的忽略这些问题。“现在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上述一名县级干部称。
“两个婆婆”都不讨好？
通俗地说，扩权县在某些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已然和地级市平起平坐。这解放了一些扩权县发展的“手脚”，为它们经济社会发展带去了切实的动力。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一直难以解决的老问题。
去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高县想申请一项国家专项资金，但是却在省上对接无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有时候，就算把申报材料直接交到省级部门，他们依然会让我们先提交到市里，并以市里的推荐意见为重。”杨兴平称。
“一句话，扩权县最怕、也是问题的症结就是‘一个婆婆’变‘两个婆婆’，甚至‘两个婆婆’都没有‘讨好’。”安徽一扩权县干部称，一方面，省直部门有惯性思维，习惯与地市对接，很多政策、文件并不直接下发给扩权县，另一方面，市里有想法，对市里发展有利的还会帮扩权县出面争取，没有利的就推诿。
安徽扩权县干部告诉记者，几年前，当地为了引进一家外企，市里、省直部门相互推诿，不得已，县委书记只好在一个场合拦住省委书记，请领导表态，才把企业顺利引进来。
扩权县在获得扩大权力的同时，市里对它的支持力度却在减弱，尤其是配套资金上。某扩权县干部表示，他们利用扩权县优势争取到一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市里配套资金支持，而扩权后，市里不再拨付配套资金。
前几年，县域扩权时有些地方还会高配县委书记，希望解决协调的难题。这未必能起到多大作用。
一名副厅级扩权县县委书记就曾告诉记者，他原来是副市长，兼任县委书记后，想要协调一些市直部门，也未必能协调得动。
某扩权县一名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说到底，是有人对‘扩权’有顾虑，不甘心，也舍不得。”顾虑什么呢？除了对县市的不信任外，还有利益。“你想想现在国务院要简政放权有多难，就明白县域扩权有多难。”
这些老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结果是，扩权不能真正落实。
据汉川市（县级市）有关部门调查，在239项“扩权”事项中，落实较好的有87項，占36%，如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等；未能落实的99项，占41.6%，如10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等；缺乏可操作性的27项，占11.5%，如利用外国贷款项目等。
改革疲劳期
采访中，数名专家却表示，县域扩权现在不能说停滞不前，但至少进入了改革疲劳期。
“两个婆婆”的老问题需要“啃硬骨头”，但是现在很少有地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在这方面的最后探索是3年前，河南对10个县进行省直管。但结果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间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部分已有的市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区域内城镇建设结构等不同程度上被分解。
县域扩权的配套改革也基本停止，现在最新高配的扩权县委书记已经很少了，垂直管理部门的配套改革更是缓慢。
例如金融部门就未将市级相应权限下放到试点县，无法自主支持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何重新定位这些垂直管理部门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如何处理垂直管理部门在县级政权中的权力分割，如何确保县级政府职能的充分履行等，都是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必须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某扩权县干部还笑言，扩权后本来应该将文件直接递送省直部门，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递送文件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块预算。
县域扩权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正在成为“普惠政策”。
湖北64个县市中，有55个是扩权县；云南117个县市中，有55个是扩权县。而安徽、广西、福建、湖南等地基本上所有县市都是扩权县，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当一项政策成为普惠政策的时候，要么是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要么是它遇到迈不过的坎，红利、优势基本消耗殆尽了。县域扩权属于后一种。”一名专家告诉记者。
扩权县官员的仕途
一名官员告诉记者，县域扩权还没有成为普惠政策之前，扩权县的县委书记是一个“香饽饽”。仅高配县委书记，就让扩权县县官的仕途看好。
以河北为例，在实现扩权强县时，将22个试点县市中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已提拔为副厅级。
“中央的导向也不是县委书记都必须是副厅，河北现在仅停留在扩权县这一块。但也不是扩权县的书记都是副厅级。”河北省委组织部相关人员此前接受采访时称。
如今，这一仕途优势已经没有了，除了少数扩权县县委书记还是副厅之外，新任的县委书记基本上以正处配置。
河北张北县是该省扩权县之一，现任书记为2013年上任的郝富国，正处级。而此前两任书记，李雪荣、白龙均是在该县县委书记任上完成从正处到副厅的跨越。
梳理各地第一批扩权县县委书记的仕途可以发现，这基本上是他们最后一个县级岗位，此后他们都获得了提拔，升任副厅级岗位，并且基本都是在主干线继续任职，有些甚至从县委书记岗位直接提拔为市委常委。
这并不奇怪。各地首批扩权县基本上都是各省的经济强县，配备的都是一些“能人”，有些甚至在多地当过县委书记。他们到任后，自身能力加上扩权的政策优势，很容易做出政绩，获得进一步提拔。
也正因如此，有些扩权县成为干部“镀金”的一个平台，频繁更换县委书记。比如湖北赤壁市，从2003年成为扩权县后，12年时间内换了8任书记。
如今，随着扩权县成为普惠政策后，这些县的县委书记仕途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抢眼，有些县委书记卸任后，并没有得到提拔，而是平调任职，有些甚至离开主干线，平调到人大、学院等部门任职。
2016年四川省“两会”上，省政协委员、高县副县长杨兴平提了两个提案，其中之一是《关于四川“扩权强县”改革存在问题的思考与对策》。
“扩权县的现状与愿景有很大差距，本以为项目、资金可以直接向省上申报，现在几乎都不能，反而增加了运行成本。”杨兴平告诉记者。
另一名分管发改委的县级干部对此深有感触，直言杨兴平在提案中写得很委婉了，他自己所在县成了扩权县后，大致估计各个项目要增加三分之一的时间成本，用来协调。
这其实是2000年左右全国各地县域扩权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只不过之前有改革的红利存在，让大家不自觉的忽略这些问题。“现在问题就显得更突出了。”上述一名县级干部称。
“两个婆婆”都不讨好？
通俗地说，扩权县在某些经济、社会管理权限上，已然和地级市平起平坐。这解放了一些扩权县发展的“手脚”，为它们经济社会发展带去了切实的动力。但在实施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一直难以解决的老问题。
去年，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高县想申请一项国家专项资金，但是却在省上对接无门。“已经不是第一次发生这样的情况了，有时候，就算把申报材料直接交到省级部门，他们依然会让我们先提交到市里，并以市里的推荐意见为重。”杨兴平称。
“一句话，扩权县最怕、也是问题的症结就是‘一个婆婆’变‘两个婆婆’，甚至‘两个婆婆’都没有‘讨好’。”安徽一扩权县干部称，一方面，省直部门有惯性思维，习惯与地市对接，很多政策、文件并不直接下发给扩权县，另一方面，市里有想法，对市里发展有利的还会帮扩权县出面争取，没有利的就推诿。
安徽扩权县干部告诉记者，几年前，当地为了引进一家外企，市里、省直部门相互推诿，不得已，县委书记只好在一个场合拦住省委书记，请领导表态，才把企业顺利引进来。
扩权县在获得扩大权力的同时，市里对它的支持力度却在减弱，尤其是配套资金上。某扩权县干部表示，他们利用扩权县优势争取到一些农村公路建设项目，但这些项目需要市里配套资金支持，而扩权后，市里不再拨付配套资金。
前几年，县域扩权时有些地方还会高配县委书记，希望解决协调的难题。这未必能起到多大作用。
一名副厅级扩权县县委书记就曾告诉记者，他原来是副市长，兼任县委书记后，想要协调一些市直部门，也未必能协调得动。
某扩权县一名干部直言不讳地说，“说到底，是有人对‘扩权’有顾虑，不甘心，也舍不得。”顾虑什么呢？除了对县市的不信任外，还有利益。“你想想现在国务院要简政放权有多难，就明白县域扩权有多难。”
这些老问题一直得不到解决的结果是，扩权不能真正落实。
据汉川市（县级市）有关部门调查，在239项“扩权”事项中，落实较好的有87項，占36%，如3000万美元以下的鼓励类外商投资项目等；未能落实的99项，占41.6%，如1000万元以下的技改项目等；缺乏可操作性的27项，占11.5%，如利用外国贷款项目等。
改革疲劳期
采访中，数名专家却表示，县域扩权现在不能说停滞不前，但至少进入了改革疲劳期。
“两个婆婆”的老问题需要“啃硬骨头”，但是现在很少有地方做出进一步的探索。
在这方面的最后探索是3年前，河南对10个县进行省直管。但结果是省、市、县各级政府间利益关系更加复杂化，部分已有的市域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及区域内城镇建设结构等不同程度上被分解。
县域扩权的配套改革也基本停止，现在最新高配的扩权县委书记已经很少了，垂直管理部门的配套改革更是缓慢。
例如金融部门就未将市级相应权限下放到试点县，无法自主支持和推动县域经济的发展。
如何重新定位这些垂直管理部门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的角色，如何处理垂直管理部门在县级政权中的权力分割，如何确保县级政府职能的充分履行等，都是在省直管县体制改革中必须要深入思考和解决的问题。
某扩权县干部还笑言，扩权后本来应该将文件直接递送省直部门，但是我们现在连这个递送文件的费用都没有，因为根本就没有这块预算。
县域扩权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但正在成为“普惠政策”。
湖北64个县市中，有55个是扩权县；云南117个县市中，有55个是扩权县。而安徽、广西、福建、湖南等地基本上所有县市都是扩权县，已经实现了全覆盖。
“当一项政策成为普惠政策的时候，要么是这项政策已经很成熟了，要么是它遇到迈不过的坎，红利、优势基本消耗殆尽了。县域扩权属于后一种。”一名专家告诉记者。
扩权县官员的仕途
一名官员告诉记者，县域扩权还没有成为普惠政策之前，扩权县的县委书记是一个“香饽饽”。仅高配县委书记，就让扩权县县官的仕途看好。
以河北为例，在实现扩权强县时，将22个试点县市中绝大多数县委书记都已提拔为副厅级。
“中央的导向也不是县委书记都必须是副厅，河北现在仅停留在扩权县这一块。但也不是扩权县的书记都是副厅级。”河北省委组织部相关人员此前接受采访时称。
如今，这一仕途优势已经没有了，除了少数扩权县县委书记还是副厅之外，新任的县委书记基本上以正处配置。
河北张北县是该省扩权县之一，现任书记为2013年上任的郝富国，正处级。而此前两任书记，李雪荣、白龙均是在该县县委书记任上完成从正处到副厅的跨越。
梳理各地第一批扩权县县委书记的仕途可以发现，这基本上是他们最后一个县级岗位，此后他们都获得了提拔，升任副厅级岗位，并且基本都是在主干线继续任职，有些甚至从县委书记岗位直接提拔为市委常委。
这并不奇怪。各地首批扩权县基本上都是各省的经济强县，配备的都是一些“能人”，有些甚至在多地当过县委书记。他们到任后，自身能力加上扩权的政策优势，很容易做出政绩，获得进一步提拔。
也正因如此，有些扩权县成为干部“镀金”的一个平台，频繁更换县委书记。比如湖北赤壁市，从2003年成为扩权县后，12年时间内换了8任书记。
如今，随着扩权县成为普惠政策后，这些县的县委书记仕途开始变得没有那么抢眼，有些县委书记卸任后，并没有得到提拔，而是平调任职，有些甚至离开主干线，平调到人大、学院等部门任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