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文湖，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的湖，坐落在宣威市东北角42公里处的格宜镇。这个小小的湖，却是宣威文化的发祥地之一。解放前，启文湖边有一所中学，叫“启文中学”，解放后，“启文中学”更名为“宣威二中”。
　　我的小学，是在宝山镇的虎场小学读的。那时，虎场小学还附设初中，如果考上初中，可以继续在虎场读。但是“附设初中”与“普通中学”相比，存在很大差距。
　　小学毕业，我考上了“普中”，来到了启文湖畔的宣威二中读初中。
　　初中生活，是我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阶段，启文湖，是我少年时期斑斓璀璨的记忆。
　　湖畔的二中，如水上小小的睡莲，朴素雅致。我读初中时，是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校舍非常简陋，湖边靠东的坡上，杂树丛生，一条青石板铺就的小路，弯弯曲曲地伸进密林中，那里有一排木架的小瓦房，是教师宿舍，宿舍的周围是密密丛丛的竹林。那儿俨然是一个世外桃源，住在那里的，大多是二中的“元老”或教学泰斗，我的恩师陈老师也住在那里。陈老师是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老师，听说他是当年国民党的一个军官，后来起义了参加了革命，解放后来到二中投身教育事业。我初一时的班主任兼语文老师高老师也住在那里。
　　校园的主体，是几幢教学与住宿混杂的房子。高的，是教学楼，用混泥土浇灌，两层或三层；低的，是宿舍，都是两层的小木楼，很陈旧，小木楼都是第一层住学生，第二层住教师。我读初二的时候，分来了一批大学生，任我们的课。数学老师王老师和语文老师江老师就住在小木楼上，我们请他们解决难题的时候，就常常三三两两地约着去。踏上小木楼的时候，楼梯咯吱咯吱地响。下了晚自习，有时，我们几个女生会打开话匣子，就某个热门的话题争论不休，声音越来越大，忘了楼上还住着老师，直到有老师跑下楼来用手敲我们的窗子，生气地喊“别讲话了”，我们才不吭声。
　　和王老师、江老师一起分来的袁老师，住在另一幢小木楼上，担任我们班主任，教英语。冬天的时候，学校食堂里的开水是不够用的，女生一般接不到，那时，老师们都是用小铁炉子生火做饭。我们吃了晚饭就常常把水壶送到袁老师家，请他给我们烧开水，袁老师的家里就摆满了好多水壶。
　　我们去取水壶的时候，我的水壶总是满满的，哪怕其他同学的水壶是空的。时间长了，一个胆子大的同学笑着说：“哟，袁老师偏心嘛……”袁老师说：“你们看，她的衣服最单薄最旧，可是她读书最刻苦成绩最好，你们哪个比她更朴素更刻苦了，我就来偏谁，怎么样？”同学们都不说话了。
　　我对理科不敏感，但读书用功，所以数学也不太差。初三上学期，学校举行过一次作文比赛，我得了一等奖，很高兴。可是期中考试，我的数学才考了30多分，这样的分数是升学无望的，我哭红了眼睛。
　　有一天，一个同学说袁老师找我，让我去他家，我来到小木楼，忐忑地敲开了袁老师的门，发现王老师和江老师都在，我一看见王老师，眼泪就差点又掉下来，心想我考了这样的分数，他一定很失望。
　　三位老师让我坐下来，并没有提及我数学成绩的事，袁老师说：“王老师和江老师都说你得奖的那篇作文写得太好了，大家都在传着看呢，这不，传到我这儿来了，我一读，真的写得很好，你一定会有出息的。”王老师和江老师都笑着点头。
　　我得到了老师们的夸奖，心里很温暖，可是想起自己的数学成绩，心里又很伤心，我对王老师说：“可是我的数学考得很差，哪里还有什么前途呀。”
　　袁老师问我：“那么，这段时间你是不是为了抓作文放松了数学？不要紧嘛，赶紧补上来就行了。”
　　我还没回答，王老师接着说：“其实也不是，我很了解她，她一直都很用功的。”
　　我明白了三位老师的用心，他们在鼓励中指出了我的不足。
　　后来，我按王老师指导的方法去学习，中考时，数学考了89分，考上了师范。
　　我忘不了我的老师们，也忘不了启文湖畔的岁月。那时，勤工俭学如火如荼，我们学校也有很多校地，从湖边延伸到很远的山上。我们每个星期都要劳动，翻地、背粪，耕种、除草，我们在校地里种了各种各样的作物：包谷、洋芋、四季豆等。湖边种的是大白菜，秋收时节，我们把这些东西交给食堂，换来我们的班费。我还记得，有一年的暑假，本来已经放假了，中途学校又让我们回去收洋芋，那年的洋芋收成特别好，我们劳动回来，食堂师傅用蒸饭的大甄子蒸洋芋给我们吃。
　　湖边的小山坡上，还栽满了小树，每人两三棵，承包到人，我们每天起来跑操的时候，都先把洗脸盆带到小湖边，跑了早操，就用洗脸盆抬水给小树浇水。当我们初中毕业离开二中的时候，学校已经绿树成荫，小湖芳香四溢……
　　初中三年，启文湖畔的学校，给我留下了太多美丽的回忆，它串成了岁月中一挂精美的珠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