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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 探讨中风方剂的配伍规律及其朝代分布规律，为临床应用提供决策支持。方法 筛选《中国方剂数据库》中风方剂905首。对所选中风方剂的中药名称进行信息标准化处理；用频数统计方法对方剂中单味药进行统计；用Apriori算法对方剂分析得到核心药组，并根据成方时间将其按照朝代分类；提出方剂经典值的概念，用来表征方剂经典程度。结果 中风方剂共涉及不同药味1479种、245种中医典籍；药味使用频次前3位为防风（40.22%）、当归（36.69%）和川芎（32.71%）；获得29个三元核心药团，核心药组按功效划分前三类为解表、补益、熄风；其最小支持度>80（以频数表示），功效以解表为主；计算得到方剂的经典值，并按照朝代分布展示；计算得到药味重现率前10的中医药典籍及它们各自的高频药，以及方剂数占全部方剂比例前10的中医药典籍。结论 获得了各中医典籍中风用药的基本规律；从经典值的朝代分布得出中医学对中风研究越发系统，用药针对性越来越强；合集类中医药典籍中风方剂选取药味组方上有明显的重复性。 关键词：中风；方剂；关联分析；方剂经典值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2.006
中图分类号：R2-05；R277.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2-0012-05
中医对于中风的病因病机基本可以归纳为“内风”与“外风”两种。近代以来，由于比较符合现代医学认识到的脑血管病机制，“内风”学说的发展比较深入，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外风”学说在治疗方面同样有价值[1-3]。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药在脑血管病的治疗上优势明显，特别是历代方书中收载了数量众多的针对中风的方剂，如补阳还五汤、活络丹等，但由于中风病因病机的内外风之别，以及中医中风与现代意义中风的区别，对中医治疗中风的遣方用药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本研究通过筛选符合现代定义的中风古代方剂，应用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这些古方的核心药物组合模式（单味药、药对、药组）、方剂的经典程度（经典值）、各时期方书在收录主治中风方剂上的特点，希望为临床提供“药物组合-方剂-方书”多层次的资源推荐，提高经典方剂的利用程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方剂来自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检索系统《中国方剂数据库》。该数据库共收录了来自710余种中医药典籍及现代文献中的古今中药方剂84 464首。
1.2 方剂筛选
在筛选主治中风的方剂过程中，首先选择主治中包括“中风或卒中”的全部方剂，再经由脑病科的专家进行筛选。由于古今对于“中风”的定义不同，导致很多方剂未收录或收录了一些治疗痫病、妇科病的方剂。最终，依据《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4]标准，请专家拟定如下检索策略。
拟定四类核心症状关键词：A.半身症状类（如“半身不遂”）、B.语言功能类（如“不语”）、C.面部控制类（如“口歪眼斜”）、D.意识状态类（如“不省人事”）。在《中国方剂数据库》中检索符合（A OR B AND C OR D ）OR （C AND D）条件的方剂，即至少满足2种症状才能确诊，并强调了半身症状的重要性。得到的检索结果再通过专家论证会的形式，人工复审，筛除不符合现代中风定义的方剂，最终选取方剂905首。所选方剂涉及不同药味1479味。
1.3 方剂预处理
为精确地分析方剂，需要对方剂中的药物异名进行处理。药味名称的修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5]，药味名称的修正分以下5种情况：①药味的名称错误：由于预处理或原本表述不规范导致的药味名称错误，直接对其修正，如“牛胆南星”是“牛胆天南星”的缩写，在药味统计时要归入后者。②药味的正名是唯一的：直接采用药味正名，不做变动。③药味的异名是唯一的：采用药味正名。④药味的异名重复，即数据中出现的药味名称是2个以上不同药味的异名：该现象只占全部药味很少的比例，且大部分是一异名对多正名的情况。为了保持数据的真实性，仍保留原名。⑤药味名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没有出现：为保持数据真实性，直接采用原名称。
经过药味正异名处理后，中风方剂中的不同药味数从1479减少到1185，减少了294种。
1.4 单味药频数、重现率统计
我们对在所选方剂中出现的药味的频数进行统计（由于甘草在处方中常起调和作用，故排除在外）。其次，我们关注药味重现率。药味重现率即一本典籍药次数（在一本典籍中所有单味药出现频数之和）与药味种数之比，反映了该典籍中药物重复出现频率的整体情况。
1.5 频繁药组挖掘分析
实验采用Apriori关联挖掘算法对药味在方剂中出现的频度进行关联分析，获取药味频繁项集的朝代分布信息。这里，项的集合称为项集。包含k项的项集称为k-项集。项集的出现频率（支持计数）是项集的事务数，简称为项集的频率、支持率计数或者计数。如果项集的相对出现频率大于等于预定义的最小支持度阈值，则它是频繁项集。最小支持度阈值取80（频数）。
在本研究中，实验选择三项集来研究各朝代方剂。有些方剂的成方时间不详，为了充分利用数据，在频繁项集的计算中也将成方时间不详方剂包括进来。而在计算朝代分布时，将朝代不详的方剂剔除，排除干扰。
1.6 方剂经典值
为反映方剂的经典程度，我们引入了经典值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探究典型方剂的特征与非典型方剂的区别，以及通过经典值的朝代分布观察方剂经典值的变化趋势。方剂的经典值用来表征方剂的经典程度，值越大经典程度越高。
1.6.1 方剂经典值的定义 经典值由以下3部分组成：①高频项集，是方剂中针对中风最常用最有效的药对，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而保留下来的。因此当方剂中含有高频项集时，肯定会比没有高频项集的方剂更经典。此处为前一个实验得到的高频三项集。②经过高频项集覆盖后，遗留下的高频单味药。由于其在中风方剂中多次出现，必然和病证有极大的关联性，因此，含有此药味的方剂经典度会更高。③对于仍未覆盖药物，尽管它们的频度很小，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得以突显高频项和项集。故也将其按照如下的计算方法加入到经典值中。 1.6.2 计算方法及其含义 S为最终经典值，是A、B、C三部分计算之和。A的计算：所有匹配的高频3项集的频数除以10的商之和，乘以单味药覆盖总数除以匹配的3项集数目的商。B的计算：经过第1次覆盖之后剩余的高频单味药的除以10的商之和乘以0.8。C的计算：经过2次覆盖之后剩余的低频单位药的除以10的商之和。
A的含义：由高频3项集计算得出的经典值。为了防止其覆盖密度过大，需要乘以覆盖总数除以匹配项集数目的商来进行削弱。B的含义：剩余高频单味药，增强其所在药方的经典值。C的含义：剩余低频单味药，增强其所在药方的经典值。S的含义：以上三者的总和便体现出了药方的经典程度。
2 结果
2.1 出现频数前20位单味药分布情况（见图1）
2.2 频繁项集功效分类及朝代分布
依据《药对论》[6]和《中药学》[7]对频繁项集按照药组功效分类统计，出现频次相对较高的功效分类依次是解表类、补益类、熄风类、理血类和祛湿类。结果见表1。
将方剂按照朝代分布归类，其中汉7个，晋2个，南北朝4个，唐56个，宋409个，元44个，明170个，清99个，近现代48个，共计839个，其余方剂成方时间不详。三项频繁项集药组按功效归类的朝代分布情况见表2。
2.3 高经典值方剂（见表3）
2.4 方剂经典值朝代分布（见表4）
2.5 方剂数占全部方剂数比例前10的中医典籍（见表5）
2.6 药味重现率排名前10的中医典籍（见表6）
3 讨论
3.1 核心药物组使用变化
前20位高频单味药，按照功效类别划分前5类为：解表、补益、熄风、理血、祛湿，分别对应了中风六大致病因素中的外风、虚、内风（气）、瘀、痰湿。其中，以防风为代表的解表剂频次最高，这既反映了现存主治中风方剂中多认为外因（外风）在中风病发中有重要作用，也反映了这种早期观点不具统一性，即针对外因存在很多不同种方剂，可能有些以治疗外风为主，有些仅是加入了解表的辅助功能。在频繁项挖掘实验中，从各朝代自身比较来看，唐以前包括唐朝在内，没有关于熄风功效的三项集出现，这个结果很有价值。这不仅支持了中医对中风的认识从唐宋到金元有区别的观点，还表明唐宋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水岭。解表、祛湿、理血3个功效的不同不是很明显，唐以前仅是较少出现。同时，补益类的三项集是分布最为平均的，每个朝代都有成方。这表明，虽然有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基本或者是经典的治则，即使在经历了对疾病认识的巨大变化后，还是能不断地得到肯定，延续下来。
3.2 关于方剂经典程度的确认
从表4朝代分布我们可以发现，越晚出现的药方其经典度越高，说明中医学对于中风的研究越来越系统，用药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具有高经典值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采用专家论证会的形式，对表3中所列经典值分值较高的前16名方剂进行讨论，结果专家认为有7个属于目前临床常用的方剂，占43.75%。
3.3 含中风方剂的中医典籍
表5表明中医典籍中治疗中风方剂在药味组成上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很有可能存在核心的药物组合，如肉桂、防风、附子。
通过表6可以看出，排名前10的方书所收方剂数为369首，占总数的40.68%，《圣济总录》和《太平圣惠方》这两本宋朝官修方书对中风类方剂数目的贡献最大，总数为194首，占总数的21.39%。这一结果与宋朝注意对方剂的收集和重新整理有很大关系。此外，除了这种官修总结类方书之外，还有民间医学家总结的方书，如明代的《杨氏家藏方》和《万病回春》。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研究古今中风类方剂变化一个中药角度是研究总结类方书中的相关方剂变化。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针对这两本书展开进一步分析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中风治疗思路，也利于挖掘出中医对中风治疗的经典药味组合模式。此外，《杨氏家藏方》这本书也值得我们注意，这本书是由宋代的杨倓个人编纂而成，记录的多为当时常用方，本书在两项排名中均靠前，但其前3名高频药与两本官修著作不同，分别为川芎、天南星、白僵蚕；从两次比较也可以看出，《普济方》作为我国历史上收方做多的方书，其收录的主治中风方剂用药重复性不高，方剂范围及涉及药味却较多，其核心药物为白僵蚕、防风、白附子，这种组合与上述宋朝的官修方书和民间方书之间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频繁项挖掘、方剂经典性分析、中医典籍和朝代分布分析等方法，获得了各中医典籍中有关中风用药的基本规律。核心药组按功效划分前三类为解表、补益、熄风，提示了基本治法；而其朝代分布揭示中医学对中风认识历程；从经典值的朝代分布得出中医学对中风研究越发系统，用药针对性越来越强；合集类中医药典籍在中风方剂选取药味组方上有明显的重复性。
参考文献：
[1] 徐敏，高利.从中西医结合角度再论中风之“风”[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3，11（3）：357-358.
[2] 白舒霞，董梦久.中风“外风”学说新识[J].湖北中医杂志，2013， 34（11）：36-37.
[3] 唐贤彪，谭子虎.中风病“外风”“内风”学说的沿革[J].河南中医，2013， 33（4）：615-616.
[4]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5]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
[6] 陈维华.药对论[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7] 钟赣生.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13-04-09，编辑：华强）
DOI：10.3969/j.issn.1005-5304.2013.12.006
中图分类号：R2-05；R277.7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5304（2013）12-0012-05
中医对于中风的病因病机基本可以归纳为“内风”与“外风”两种。近代以来，由于比较符合现代医学认识到的脑血管病机制，“内风”学说的发展比较深入，但是也有研究者认为“外风”学说在治疗方面同样有价值[1-3]。在临床实践中，中医药在脑血管病的治疗上优势明显，特别是历代方书中收载了数量众多的针对中风的方剂，如补阳还五汤、活络丹等，但由于中风病因病机的内外风之别，以及中医中风与现代意义中风的区别，对中医治疗中风的遣方用药特点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认识。
本研究通过筛选符合现代定义的中风古代方剂，应用数据挖掘的方法，研究这些古方的核心药物组合模式（单味药、药对、药组）、方剂的经典程度（经典值）、各时期方书在收录主治中风方剂上的特点，希望为临床提供“药物组合-方剂-方书”多层次的资源推荐，提高经典方剂的利用程度。
1 资料与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方剂来自中国中医药数据库检索系统《中国方剂数据库》。该数据库共收录了来自710余种中医药典籍及现代文献中的古今中药方剂84 464首。
1.2 方剂筛选
在筛选主治中风的方剂过程中，首先选择主治中包括“中风或卒中”的全部方剂，再经由脑病科的专家进行筛选。由于古今对于“中风”的定义不同，导致很多方剂未收录或收录了一些治疗痫病、妇科病的方剂。最终，依据《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4]标准，请专家拟定如下检索策略。
拟定四类核心症状关键词：A.半身症状类（如“半身不遂”）、B.语言功能类（如“不语”）、C.面部控制类（如“口歪眼斜”）、D.意识状态类（如“不省人事”）。在《中国方剂数据库》中检索符合（A OR B AND C OR D ）OR （C AND D）条件的方剂，即至少满足2种症状才能确诊，并强调了半身症状的重要性。得到的检索结果再通过专家论证会的形式，人工复审，筛除不符合现代中风定义的方剂，最终选取方剂905首。所选方剂涉及不同药味1479味。
1.3 方剂预处理
为精确地分析方剂，需要对方剂中的药物异名进行处理。药味名称的修正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5]，药味名称的修正分以下5种情况：①药味的名称错误：由于预处理或原本表述不规范导致的药味名称错误，直接对其修正，如“牛胆南星”是“牛胆天南星”的缩写，在药味统计时要归入后者。②药味的正名是唯一的：直接采用药味正名，不做变动。③药味的异名是唯一的：采用药味正名。④药味的异名重复，即数据中出现的药味名称是2个以上不同药味的异名：该现象只占全部药味很少的比例，且大部分是一异名对多正名的情况。为了保持数据的真实性，仍保留原名。⑤药味名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没有出现：为保持数据真实性，直接采用原名称。
经过药味正异名处理后，中风方剂中的不同药味数从1479减少到1185，减少了294种。
1.4 单味药频数、重现率统计
我们对在所选方剂中出现的药味的频数进行统计（由于甘草在处方中常起调和作用，故排除在外）。其次，我们关注药味重现率。药味重现率即一本典籍药次数（在一本典籍中所有单味药出现频数之和）与药味种数之比，反映了该典籍中药物重复出现频率的整体情况。
1.5 频繁药组挖掘分析
实验采用Apriori关联挖掘算法对药味在方剂中出现的频度进行关联分析，获取药味频繁项集的朝代分布信息。这里，项的集合称为项集。包含k项的项集称为k-项集。项集的出现频率（支持计数）是项集的事务数，简称为项集的频率、支持率计数或者计数。如果项集的相对出现频率大于等于预定义的最小支持度阈值，则它是频繁项集。最小支持度阈值取80（频数）。
在本研究中，实验选择三项集来研究各朝代方剂。有些方剂的成方时间不详，为了充分利用数据，在频繁项集的计算中也将成方时间不详方剂包括进来。而在计算朝代分布时，将朝代不详的方剂剔除，排除干扰。
1.6 方剂经典值
为反映方剂的经典程度，我们引入了经典值的概念，目的是为了探究典型方剂的特征与非典型方剂的区别，以及通过经典值的朝代分布观察方剂经典值的变化趋势。方剂的经典值用来表征方剂的经典程度，值越大经典程度越高。
1.6.1 方剂经典值的定义 经典值由以下3部分组成：①高频项集，是方剂中针对中风最常用最有效的药对，是经过时间的检验而保留下来的。因此当方剂中含有高频项集时，肯定会比没有高频项集的方剂更经典。此处为前一个实验得到的高频三项集。②经过高频项集覆盖后，遗留下的高频单味药。由于其在中风方剂中多次出现，必然和病证有极大的关联性，因此，含有此药味的方剂经典度会更高。③对于仍未覆盖药物，尽管它们的频度很小，但仍然是有意义的，并且正是由于它们的存在，才得以突显高频项和项集。故也将其按照如下的计算方法加入到经典值中。 1.6.2 计算方法及其含义 S为最终经典值，是A、B、C三部分计算之和。A的计算：所有匹配的高频3项集的频数除以10的商之和，乘以单味药覆盖总数除以匹配的3项集数目的商。B的计算：经过第1次覆盖之后剩余的高频单味药的除以10的商之和乘以0.8。C的计算：经过2次覆盖之后剩余的低频单位药的除以10的商之和。
A的含义：由高频3项集计算得出的经典值。为了防止其覆盖密度过大，需要乘以覆盖总数除以匹配项集数目的商来进行削弱。B的含义：剩余高频单味药，增强其所在药方的经典值。C的含义：剩余低频单味药，增强其所在药方的经典值。S的含义：以上三者的总和便体现出了药方的经典程度。
2 结果
2.1 出现频数前20位单味药分布情况（见图1）
2.2 频繁项集功效分类及朝代分布
依据《药对论》[6]和《中药学》[7]对频繁项集按照药组功效分类统计，出现频次相对较高的功效分类依次是解表类、补益类、熄风类、理血类和祛湿类。结果见表1。
将方剂按照朝代分布归类，其中汉7个，晋2个，南北朝4个，唐56个，宋409个，元44个，明170个，清99个，近现代48个，共计839个，其余方剂成方时间不详。三项频繁项集药组按功效归类的朝代分布情况见表2。
2.3 高经典值方剂（见表3）
2.4 方剂经典值朝代分布（见表4）
2.5 方剂数占全部方剂数比例前10的中医典籍（见表5）
2.6 药味重现率排名前10的中医典籍（见表6）
3 讨论
3.1 核心药物组使用变化
前20位高频单味药，按照功效类别划分前5类为：解表、补益、熄风、理血、祛湿，分别对应了中风六大致病因素中的外风、虚、内风（气）、瘀、痰湿。其中，以防风为代表的解表剂频次最高，这既反映了现存主治中风方剂中多认为外因（外风）在中风病发中有重要作用，也反映了这种早期观点不具统一性，即针对外因存在很多不同种方剂，可能有些以治疗外风为主，有些仅是加入了解表的辅助功能。在频繁项挖掘实验中，从各朝代自身比较来看，唐以前包括唐朝在内，没有关于熄风功效的三项集出现，这个结果很有价值。这不仅支持了中医对中风的认识从唐宋到金元有区别的观点，还表明唐宋之间有着巨大的分水岭。解表、祛湿、理血3个功效的不同不是很明显，唐以前仅是较少出现。同时，补益类的三项集是分布最为平均的，每个朝代都有成方。这表明，虽然有着时代的变迁，有些基本或者是经典的治则，即使在经历了对疾病认识的巨大变化后，还是能不断地得到肯定，延续下来。
3.2 关于方剂经典程度的确认
从表4朝代分布我们可以发现，越晚出现的药方其经典度越高，说明中医学对于中风的研究越来越系统，用药的针对性越来越强。具有高经典值的方剂值得进一步研究。
我们采用专家论证会的形式，对表3中所列经典值分值较高的前16名方剂进行讨论，结果专家认为有7个属于目前临床常用的方剂，占43.75%。
3.3 含中风方剂的中医典籍
表5表明中医典籍中治疗中风方剂在药味组成上具有明显的重复性，很有可能存在核心的药物组合，如肉桂、防风、附子。
通过表6可以看出，排名前10的方书所收方剂数为369首，占总数的40.68%，《圣济总录》和《太平圣惠方》这两本宋朝官修方书对中风类方剂数目的贡献最大，总数为194首，占总数的21.39%。这一结果与宋朝注意对方剂的收集和重新整理有很大关系。此外，除了这种官修总结类方书之外，还有民间医学家总结的方书，如明代的《杨氏家藏方》和《万病回春》。这一结论进一步说明，研究古今中风类方剂变化一个中药角度是研究总结类方书中的相关方剂变化。
最值得我们关注的是《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针对这两本书展开进一步分析既有助于我们了解当时的中风治疗思路，也利于挖掘出中医对中风治疗的经典药味组合模式。此外，《杨氏家藏方》这本书也值得我们注意，这本书是由宋代的杨倓个人编纂而成，记录的多为当时常用方，本书在两项排名中均靠前，但其前3名高频药与两本官修著作不同，分别为川芎、天南星、白僵蚕；从两次比较也可以看出，《普济方》作为我国历史上收方做多的方书，其收录的主治中风方剂用药重复性不高，方剂范围及涉及药味却较多，其核心药物为白僵蚕、防风、白附子，这种组合与上述宋朝的官修方书和民间方书之间都有一定的相似性。
本研究通过统计分析、频繁项挖掘、方剂经典性分析、中医典籍和朝代分布分析等方法，获得了各中医典籍中有关中风用药的基本规律。核心药组按功效划分前三类为解表、补益、熄风，提示了基本治法；而其朝代分布揭示中医学对中风认识历程；从经典值的朝代分布得出中医学对中风研究越发系统，用药针对性越来越强；合集类中医药典籍在中风方剂选取药味组方上有明显的重复性。
参考文献：
[1] 徐敏，高利.从中西医结合角度再论中风之“风”[J].中西医结合心脑血管病杂志，2013，11（3）：357-358.
[2] 白舒霞，董梦久.中风“外风”学说新识[J].湖北中医杂志，2013， 34（11）：36-37.
[3] 唐贤彪，谭子虎.中风病“外风”“内风”学说的沿革[J].河南中医，2013， 33（4）：615-616.
[4] 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医内科常见病诊疗指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8.
[5] 国家药典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S].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0.
[6] 陈维华.药对论[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
[7] 钟赣生.中药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2.
（收稿日期：2013-04-09，编辑：华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