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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2007年7月，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开始施行，中国农民合作社开始蓬勃发展。截至2012年一季度末，全国依法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55.2万家，实有入社农户达到4300多万户，约占农户总数的17.2%。
办好合作社难，办好现代规范合作社更难。在中国入世12年后，合作社这种中国普通农户“抱团闯市场”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了外部资金匮乏、土地保障不力和专业人员不足等发展瓶颈。贫困县卖不出省的娃娃鱼
先进的繁育技术，中国娃娃鱼之乡的美名，再加上一个敢于创业的小伙子的引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岩下乡马踏屯村的娃娃鱼特种养殖目前唯独缺一块能够出省的“通行证”。证件办理难，是目前横在村民创富、合作社进一步发展面前最大的障碍。
大鲵，又名娃娃鱼，国家二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也是农业产业化和特色农业重点开发品种。但在几年前的岩下乡马踏屯村，百姓们却对这个从村里山洞中繁殖的怪鱼置若罔闻。
那时的岩下乡由于偏远闭塞，土地支离破碎，种植庄稼只够温饱，发展经济只是一个梦。而马踏村村民生活困难，房子破破烂烂，街道上少有店铺。这里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
2008年，外出闯荡一圈的瞿继勇回到了故土。此前的三年，他先后在竹荪、无花果、月季种植上遭遇“滑铁卢”，而一次严重的车祸给他这个失败的创业之旅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贵定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有着极其适宜娃娃鱼生存、生长和繁育的独特生态条件。岩下乡政府附近有个洞每年冬至都会流出上千尾娃娃鱼，可是村民们并不知道这种鱼在外面市场售价昂贵，实际上每尾长10—12cm的鱼苗市场价达到900元/尾。这些娃娃鱼不是顺水流走就是被贪玩的小孩子捉去当宠物。后来政府看到了娃娃鱼养殖产业远大的发展前景，便利用当地丰富的娃娃鱼资源搞产业化扶贫。2004年，该县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和特有的自然资源，在岩下乡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野生娃娃鱼驯养繁育基地。
此后，当地的娃娃鱼养殖被列为国家科技部“富民强县”产业化扶贫项目和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重点项目，娃娃鱼繁殖技术通过国家农业部仔二代认证，养殖规模达到16万尾。2006年7月，贵定县被授予“中国娃娃鱼之乡”称号。
瞿继勇从中发现了商机，并走上了一条不寻常路。2008年，他从信用社贷款3万元，买进了40尾鱼苗，尝试在马踏屯村发展娃娃鱼养殖。
当地并没有娃娃鱼养殖历史，瞿继勇也不知道该怎么养，他就尝试着用鸡蛋黄、米浆和河里的小虫喂养娃娃鱼。
“刚开始很怕养死，鱼苗的价格可以买一头猪。”虽然风险挺大，但利润也很高，商品鱼的成活率能达到100%，每个平方可养5条三年的商品鱼，市场售价1500元/斤，每尾的重量在四五斤左右。按他的测算，娃娃鱼养殖基本三年时间能净收入6—8万元，且不影响农民日常劳作。
2007年，县政府引进了娃娃鱼养殖公司，进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动员村民散养。娃娃鱼养殖需要的投入大，一般村民无力承担。政府通过农发、扶贫等项目资金，给了很多贫困但又有心投入娃娃鱼养殖产业致富的村民机会。大公司的到来不但给了当地农户技术上的支持，也解决了初入市场时，销售的后顾之忧。瞿继勇也外出学习娃娃鱼繁殖和养殖技术。
“娃娃鱼繁殖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瓶颈之一，技术难度很大，只有大公司才掌握。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能养殖娃娃鱼致富，却没有足够的鱼苗。2011年底，我利用仿生态繁殖技术繁殖出100多尾娃娃鱼苗。2012年则繁殖出2300尾鱼苗。我相信，还会有村民琢磨出其他的繁殖技术。”
2012年初，瞿继勇组织50户村民成立了贵定岩夏娃娃鱼仿生态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种苗进行集中采买，平均每户养殖100尾。
合作社成立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
据了解，目前贵定全县仍有15万尾的娃娃鱼养殖量，此外南方诸多省份均有大规模的娃娃鱼养殖趋势。贵定县的娃娃鱼销售市场受到外部冲击，娃娃鱼的价格从最高时1500元/斤滑落到了700元/斤。市场的突然变化让很多参与合作社的社员担心不已。
“虽然市场价格低，但我繁育出来的鱼苗价格较低，社员的收入还是能有保证的。”瞿继勇经常这样回答养殖户们的疑虑。
但实际上，瞿继勇自己繁育的鱼苗却满足不了社员们的养殖需求。他的繁殖场有1000个平方，因缺乏资金，原本可放200尾种鱼的水池初期只有20尾。如果要实现200尾种鱼饲养规模，就需要180万元的种鱼购买资金。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资金规模不大的合作社来说，很难实现。
“如果要增加种鱼投入的话，繁殖仔苗的成本价就会拉低。”瞿继勇介绍到，每尾种鱼可达10斤，可产卯1000尾，受精300个左右，受精率约有30%。
因为娃娃鱼养殖的特殊性，省外市场所需的商品鱼需要养殖户有娃娃鱼仔二代鉴定证。办不下来的话养殖户们只能在省内销售，这对于合作社和瞿继勇来说，是最大的困难。他曾多方打听后得知，要办理此证的话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办，合作社不行。面对广东这一最大的娃娃鱼消费市场，没有证件的娃娃鱼只能在省内互相竞争，农民致富的脚步就慢了。为了办下证件，他成立了贵定县鸿运大鲵繁育有限公司，但公司注册完后，他才发现要办下证件来依旧很难。
“据说这个证要经过农业部的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办下来，可我现在要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他觉得，对于办证的事，不是这个农村创业者一己之力能完成的。自己办不下来，那意味着合作社也办不下来此证。合作社的销路打开，那是痴人说梦。
目前，合作社面临的资金和种鱼的问题，最近已经有了眉目。去年，县扶贫办给他的合作社提供10万元资金和20尾种鱼，瞿继勇用这些资金将原有1条养殖沟扩建为3条，乡里下拨150万元，其中的100万元给养殖户进行鱼苗补贴。 而仔二代鉴定证的事，瞿继勇还没有任何办法。他希望把合作社和公司做大，“这样就可以免费给一些尚不富裕的村民提供鱼苗，帮助他们富起来”。
富裕县租不到地的合作社
2012年8月，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白石村，黄岩西乡果蔬科技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朱庆国带领社员们将最后一批生产物资装上车，黯然告别这块熟悉的土地。
白石高山蔬菜基地曾是黄岩西乡合作社起家的地方，面积占合作社总承包地的“半壁江山”。按照现代农业园区的标准，基地建设了喷灌、滴灌等先进设施，这里出产的高山蔬菜畅销国内市场，也让西乡合作社在几年之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黄岩区规模最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原先，这里全都是荒山，朱庆国和社员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通了水、通了路，把这里开发出来。可土地承包合同期一到，村里就把这里承包给了别人。经营了5年之后无法获得这片土地的续租合同，西乡合作社不得不撤出，另谋出路。
实际上，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后，遭遇土地续租难题的并不只是朱国庆一家。在黄岩区，农民合作社普遍面临土地续租的难题。
黄岩临湖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主业是种植水稻。2011年年初，合作社也是因为在其“大本营”——院桥镇后宅村和粱湖桥前村遭遇土地续租难而慢慢撤出，转而到北洋镇承包500亩土地。2012年春耕，合作社负责人章彬斌又遇上了烦心事：因为部分土地无法续租，他在北洋镇西岑村承包的水稻田中央冒出了一个个西瓜大棚和茭白地。
“影响连片机械化耕作不说，灌溉时还要像躲避‘雷区’一样，得十分小心。”据悉，去年粱湖桥前村租给合作社土地的承包价格是每年400元，今年租给种甘蔗的大户，租金到了每年600元。
2012年4月初，黄岩区农业部门针对全区90家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反映土地（长期）流转比较难。
据了解，农民合作社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连片集中的土地。此外，土地流转的时间比较短，生产基地不稳定也是限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黄岩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2011年，全区农村土地流转期限1年以下占土地流转总面积的34.39%，土地流转期限1-5年的占45.74%；5—10年的占14.81%；10—20年的占3.47%；而流转期限在20年以上的仅占1.61%。由于受土地续租问题制约，很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基础设施投入时顾虑重重。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约占44%，加上一些规模养殖和相关合作社也需要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土地保障的问题愈发严重。合作社发展“重量不重质”
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背后，这一立足农村的经济组织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瑕疵，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其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和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立了一批优秀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浙江、福建、山东以及江苏的苏北地区都已经成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基地。
在全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早、规模较大的山东省，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9月底，全省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6633家，登记总数居全国首位，登记成员69.09万户，实有成员351，1万人，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6.1%。但据山东省农业厅调查，目前山东资产规模50万元以下的合作社占总数的60%，成员40人以下的占63%，合作社规模明显偏小，实有入社农户低于全国78人的平均水平。合作社登记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实有入社农户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山东所反映出的单个合作社实力不足，辐射带动能力欠缺，“空挂社”问题突出等，正是东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最真实的写照。
在粮油生产大省黑龙江，2009年时，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户均出资额为89.72万元，比全国户均81.05万元高出8.67万元。截至2010年12月，全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14347个，其中农民成员148671个，带动农户110万户，从事种植业合作社占总数的52%；养殖业占总数的28%；从事农产品销售占总数的16%。合作社的发展前景虽被看好，但还是出现专业合作社规模小，缺乏带头创办能人，匮乏资金以及科技支撑薄弱等普遍现象，这与黑龙江农业大省的身份并不匹配。
在我国重工业基地辽宁，《合作社法》施行后，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从2008年底的3800多户一下发展到2009年底的9247户，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61万户，带动非成员农户118万户。但是经过粗略分析就不难看出，合作社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大连、沈阳两个大城市周边发展较好，其他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且大连和沈阳两地内部各区发展也不平衡。
山东、黑龙江、辽宁三省均属东部地区，且农业生产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均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合作社的发展又如何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特别要求，“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山东、江苏、山西、浙江、河南、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湖北、辽宁、内蒙古、江西、重庆、陕西、湖南、云南等22个省（市）有超过一万家合作社。其中，中西部省份占到了一半的数量。
作为我国主要的农业区和贫困区，西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其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一直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我国西部地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三种主要形式：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联合组织。专业协会是西部农村地区合作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联合组织虽为成熟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仅占很小的比例。 作为我国主要的贫困区，西部地区资金水平和生产资料都非常有限，而专业协会作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初等形式，其成立成本不高、准入门槛较低的特点决定它是西部地区农民加入合作组织途径的首选，但是专业协会比例过高的事实也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的现状。西部地区目前存在的涉及传统行业的合作组织形式比例过高，不利于发挥合作组织的作用优势，生产加工类合作组织的形式数量不多，不利于合作组织的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近年来大力推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建设。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有别于传统的包涵养殖业、蔬菜业，种植业，林业诸多种类的专业合作社，其按严格的股权设置程序进行规范股份制管理。
截至2012年9月底，全市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有1090个，比上年增加173个，增长率为21.1%。成员组成上，农民成员有23.1万户，占98.5%。股份出资上，出资总额为49.3亿元。而作为重庆人口第一大县开县，新型股份合作社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截至2012年10月底，全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规范发展117个，总出资额1.42亿元，其中以土地入股1.36亿元，入社成员达2.28万户。
开县云盘嘴（土地）股份合作社过去只有两三家农户种植西瓜，通过土地集中，并把许多外出务工家庭所撂荒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规划，形成规模种植西瓜、蔬菜，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产业形成规模；开县一心柑橘股份合作社通过承包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严格按照农业规范（GAP）要求，对650亩柑桔进行标准化生产，建立生产记录和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目前正在申报有机农产品质量认证。
但去年年底在县供销社的调查中发现，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数量大，但质量不高。全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发展大多数是土地专业合作社，其它要素入股的少，使得专业合作社只有土地经营权，但无法经营好这些土地，主要因缺资金、技术及好的经营项目。
此外，西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长期落后，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受到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约束。相对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合作组织运行时的企业参与较少，政府介入较多。在实际运行中，当地政府为合作社提供了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且通过政府力量为合作组织赢得一些项目的机会，政府部门也出现了插手过多的现象。
办好合作社难，办好现代规范合作社更难。在中国入世12年后，合作社这种中国普通农户“抱团闯市场”的组织形式已经出现了外部资金匮乏、土地保障不力和专业人员不足等发展瓶颈。贫困县卖不出省的娃娃鱼
先进的繁育技术，中国娃娃鱼之乡的美名，再加上一个敢于创业的小伙子的引领，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贵定县岩下乡马踏屯村的娃娃鱼特种养殖目前唯独缺一块能够出省的“通行证”。证件办理难，是目前横在村民创富、合作社进一步发展面前最大的障碍。
大鲵，又名娃娃鱼，国家二类保护水生野生动物，世界上现存最大的也是最珍贵的两栖动物，也是农业产业化和特色农业重点开发品种。但在几年前的岩下乡马踏屯村，百姓们却对这个从村里山洞中繁殖的怪鱼置若罔闻。
那时的岩下乡由于偏远闭塞，土地支离破碎，种植庄稼只够温饱，发展经济只是一个梦。而马踏村村民生活困难，房子破破烂烂，街道上少有店铺。这里给外人的第一印象就是脏乱差。
2008年，外出闯荡一圈的瞿继勇回到了故土。此前的三年，他先后在竹荪、无花果、月季种植上遭遇“滑铁卢”，而一次严重的车祸给他这个失败的创业之旅划了一个暂时的句号。
贵定县属典型的喀斯特地区，有着极其适宜娃娃鱼生存、生长和繁育的独特生态条件。岩下乡政府附近有个洞每年冬至都会流出上千尾娃娃鱼，可是村民们并不知道这种鱼在外面市场售价昂贵，实际上每尾长10—12cm的鱼苗市场价达到900元/尾。这些娃娃鱼不是顺水流走就是被贪玩的小孩子捉去当宠物。后来政府看到了娃娃鱼养殖产业远大的发展前景，便利用当地丰富的娃娃鱼资源搞产业化扶贫。2004年，该县依托优越的交通区位和特有的自然资源，在岩下乡建成了西南地区最大的野生娃娃鱼驯养繁育基地。
此后，当地的娃娃鱼养殖被列为国家科技部“富民强县”产业化扶贫项目和全省农业产业化发展重点项目，娃娃鱼繁殖技术通过国家农业部仔二代认证，养殖规模达到16万尾。2006年7月，贵定县被授予“中国娃娃鱼之乡”称号。
瞿继勇从中发现了商机，并走上了一条不寻常路。2008年，他从信用社贷款3万元，买进了40尾鱼苗，尝试在马踏屯村发展娃娃鱼养殖。
当地并没有娃娃鱼养殖历史，瞿继勇也不知道该怎么养，他就尝试着用鸡蛋黄、米浆和河里的小虫喂养娃娃鱼。
“刚开始很怕养死，鱼苗的价格可以买一头猪。”虽然风险挺大，但利润也很高，商品鱼的成活率能达到100%，每个平方可养5条三年的商品鱼，市场售价1500元/斤，每尾的重量在四五斤左右。按他的测算，娃娃鱼养殖基本三年时间能净收入6—8万元，且不影响农民日常劳作。
2007年，县政府引进了娃娃鱼养殖公司，进行“公司+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动员村民散养。娃娃鱼养殖需要的投入大，一般村民无力承担。政府通过农发、扶贫等项目资金，给了很多贫困但又有心投入娃娃鱼养殖产业致富的村民机会。大公司的到来不但给了当地农户技术上的支持，也解决了初入市场时，销售的后顾之忧。瞿继勇也外出学习娃娃鱼繁殖和养殖技术。
“娃娃鱼繁殖一直是制约产业发展瓶颈之一，技术难度很大，只有大公司才掌握。越来越多的村民希望能养殖娃娃鱼致富，却没有足够的鱼苗。2011年底，我利用仿生态繁殖技术繁殖出100多尾娃娃鱼苗。2012年则繁殖出2300尾鱼苗。我相信，还会有村民琢磨出其他的繁殖技术。”
2012年初，瞿继勇组织50户村民成立了贵定岩夏娃娃鱼仿生态繁育农民专业合作社，对于种苗进行集中采买，平均每户养殖100尾。
合作社成立后，却遇到了一系列的困难。
据了解，目前贵定全县仍有15万尾的娃娃鱼养殖量，此外南方诸多省份均有大规模的娃娃鱼养殖趋势。贵定县的娃娃鱼销售市场受到外部冲击，娃娃鱼的价格从最高时1500元/斤滑落到了700元/斤。市场的突然变化让很多参与合作社的社员担心不已。
“虽然市场价格低，但我繁育出来的鱼苗价格较低，社员的收入还是能有保证的。”瞿继勇经常这样回答养殖户们的疑虑。
但实际上，瞿继勇自己繁育的鱼苗却满足不了社员们的养殖需求。他的繁殖场有1000个平方，因缺乏资金，原本可放200尾种鱼的水池初期只有20尾。如果要实现200尾种鱼饲养规模，就需要180万元的种鱼购买资金。这对于成立时间不长，资金规模不大的合作社来说，很难实现。
“如果要增加种鱼投入的话，繁殖仔苗的成本价就会拉低。”瞿继勇介绍到，每尾种鱼可达10斤，可产卯1000尾，受精300个左右，受精率约有30%。
因为娃娃鱼养殖的特殊性，省外市场所需的商品鱼需要养殖户有娃娃鱼仔二代鉴定证。办不下来的话养殖户们只能在省内销售，这对于合作社和瞿继勇来说，是最大的困难。他曾多方打听后得知，要办理此证的话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办，合作社不行。面对广东这一最大的娃娃鱼消费市场，没有证件的娃娃鱼只能在省内互相竞争，农民致富的脚步就慢了。为了办下证件，他成立了贵定县鸿运大鲵繁育有限公司，但公司注册完后，他才发现要办下证件来依旧很难。
“据说这个证要经过农业部的相关部门审批才能办下来，可我现在要找哪个部门都不知道。”他觉得，对于办证的事，不是这个农村创业者一己之力能完成的。自己办不下来，那意味着合作社也办不下来此证。合作社的销路打开，那是痴人说梦。
目前，合作社面临的资金和种鱼的问题，最近已经有了眉目。去年，县扶贫办给他的合作社提供10万元资金和20尾种鱼，瞿继勇用这些资金将原有1条养殖沟扩建为3条，乡里下拨150万元，其中的100万元给养殖户进行鱼苗补贴。 而仔二代鉴定证的事，瞿继勇还没有任何办法。他希望把合作社和公司做大，“这样就可以免费给一些尚不富裕的村民提供鱼苗，帮助他们富起来”。
富裕县租不到地的合作社
2012年8月，在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屿头乡白石村，黄岩西乡果蔬科技专业合作社副理事长朱庆国带领社员们将最后一批生产物资装上车，黯然告别这块熟悉的土地。
白石高山蔬菜基地曾是黄岩西乡合作社起家的地方，面积占合作社总承包地的“半壁江山”。按照现代农业园区的标准，基地建设了喷灌、滴灌等先进设施，这里出产的高山蔬菜畅销国内市场，也让西乡合作社在几年之内迅速发展壮大，成为黄岩区规模最大的农民专业合作组织。
原先，这里全都是荒山，朱庆国和社员们花了很大的力气，才通了水、通了路，把这里开发出来。可土地承包合同期一到，村里就把这里承包给了别人。经营了5年之后无法获得这片土地的续租合同，西乡合作社不得不撤出，另谋出路。
实际上，发展壮大到一定规模后，遭遇土地续租难题的并不只是朱国庆一家。在黄岩区，农民合作社普遍面临土地续租的难题。
黄岩临湖农业机械化专业合作社的主业是种植水稻。2011年年初，合作社也是因为在其“大本营”——院桥镇后宅村和粱湖桥前村遭遇土地续租难而慢慢撤出，转而到北洋镇承包500亩土地。2012年春耕，合作社负责人章彬斌又遇上了烦心事：因为部分土地无法续租，他在北洋镇西岑村承包的水稻田中央冒出了一个个西瓜大棚和茭白地。
“影响连片机械化耕作不说，灌溉时还要像躲避‘雷区’一样，得十分小心。”据悉，去年粱湖桥前村租给合作社土地的承包价格是每年400元，今年租给种甘蔗的大户，租金到了每年600元。
2012年4月初，黄岩区农业部门针对全区90家有相当规模的示范性农民专业合作社开展一项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有60%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反映土地（长期）流转比较难。
据了解，农民合作社最大的困难是缺少连片集中的土地。此外，土地流转的时间比较短，生产基地不稳定也是限制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黄岩区农业部门统计显示：2011年，全区农村土地流转期限1年以下占土地流转总面积的34.39%，土地流转期限1-5年的占45.74%；5—10年的占14.81%；10—20年的占3.47%；而流转期限在20年以上的仅占1.61%。由于受土地续租问题制约，很多合作社的生产经营陷入困境，基础设施投入时顾虑重重。
据农业部发布的数据，截至去年底，农民专业合作社中种植业约占44%，加上一些规模养殖和相关合作社也需要土地作为基本生产要素，土地保障的问题愈发严重。合作社发展“重量不重质”
合作社蓬勃发展的背后，这一立足农村的经济组织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和瑕疵，这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东部地区凭借其相对发达的市场经济水平和更为优越的地理位置，成立了一批优秀的农民经济合作组织，例如浙江、福建、山东以及江苏的苏北地区都已经成为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示范基地。
在全国农业产业化发展较早、规模较大的山东省，合作社发展迅速。截至2012年9月底，全省工商登记注册的农民专业合作社66633家，登记总数居全国首位，登记成员69.09万户，实有成员351，1万人，约占全省农户总数的16.1%。但据山东省农业厅调查，目前山东资产规模50万元以下的合作社占总数的60%，成员40人以下的占63%，合作社规模明显偏小，实有入社农户低于全国78人的平均水平。合作社登记数量位居全国首位，实有入社农户却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山东所反映出的单个合作社实力不足，辐射带动能力欠缺，“空挂社”问题突出等，正是东部农民专业合作社最真实的写照。
在粮油生产大省黑龙江，2009年时，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户均出资额为89.72万元，比全国户均81.05万元高出8.67万元。截至2010年12月，全省在工商部门注册登记的专业合作社达到14347个，其中农民成员148671个，带动农户110万户，从事种植业合作社占总数的52%；养殖业占总数的28%；从事农产品销售占总数的16%。合作社的发展前景虽被看好，但还是出现专业合作社规模小，缺乏带头创办能人，匮乏资金以及科技支撑薄弱等普遍现象，这与黑龙江农业大省的身份并不匹配。
在我国重工业基地辽宁，《合作社法》施行后，全省农民专业合作社数量从2008年底的3800多户一下发展到2009年底的9247户，加入的农户成员达到61万户，带动非成员农户118万户。但是经过粗略分析就不难看出，合作社的区域发展极不平衡，出现了大连、沈阳两个大城市周边发展较好，其他地区发展相对滞后的问题，且大连和沈阳两地内部各区发展也不平衡。
山东、黑龙江、辽宁三省均属东部地区，且农业生产无论从规模上还是效益上都在全国名列前茅，但对于合作社的发展均出现了这样或那样的问题。那么在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合作社的发展又如何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民专业合作社法》中特别要求，“对民族地区、边远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和生产国家与社会急需的重要农产品的农民专业合作社给予优先扶持”。
据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山东、江苏、山西、浙江、河南、河北、吉林、黑龙江、安徽、四川、湖北、辽宁、内蒙古、江西、重庆、陕西、湖南、云南等22个省（市）有超过一万家合作社。其中，中西部省份占到了一半的数量。
作为我国主要的农业区和贫困区，西部落后的生产力水平和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导致其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一直长期处于极其落后的状态。
我国西部地区农民经济合作组织存在三种主要形式：专业协会，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联合组织。专业协会是西部农村地区合作组织的主要组成部分，专业合作组织和专业联合组织虽为成熟的经济合作组织，但是这种组织形式仅占很小的比例。 作为我国主要的贫困区，西部地区资金水平和生产资料都非常有限，而专业协会作为农民合作组织的初等形式，其成立成本不高、准入门槛较低的特点决定它是西部地区农民加入合作组织途径的首选，但是专业协会比例过高的事实也反映了我国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整体发展水平偏低的现状。西部地区目前存在的涉及传统行业的合作组织形式比例过高，不利于发挥合作组织的作用优势，生产加工类合作组织的形式数量不多，不利于合作组织的结构升级和规模扩大。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西部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近年来大力推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建设。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有别于传统的包涵养殖业、蔬菜业，种植业，林业诸多种类的专业合作社，其按严格的股权设置程序进行规范股份制管理。
截至2012年9月底，全市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有1090个，比上年增加173个，增长率为21.1%。成员组成上，农民成员有23.1万户，占98.5%。股份出资上，出资总额为49.3亿元。而作为重庆人口第一大县开县，新型股份合作社建设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截至2012年10月底，全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规范发展117个，总出资额1.42亿元，其中以土地入股1.36亿元，入社成员达2.28万户。
开县云盘嘴（土地）股份合作社过去只有两三家农户种植西瓜，通过土地集中，并把许多外出务工家庭所撂荒的土地集中起来，由合作社统一规划，形成规模种植西瓜、蔬菜，使土地得到充分利用，产业形成规模；开县一心柑橘股份合作社通过承包土地入股由合作社统一管理，严格按照农业规范（GAP）要求，对650亩柑桔进行标准化生产，建立生产记录和产品质量可追溯体系，目前正在申报有机农产品质量认证。
但去年年底在县供销社的调查中发现，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数量大，但质量不高。全县农村新型股份合作社发展大多数是土地专业合作社，其它要素入股的少，使得专业合作社只有土地经营权，但无法经营好这些土地，主要因缺资金、技术及好的经营项目。
此外，西部地区整体经济水平长期落后，西部地区农民合作组织普遍受到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的约束。相对于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的合作组织运行时的企业参与较少，政府介入较多。在实际运行中，当地政府为合作社提供了资金援助和政策支持，且通过政府力量为合作组织赢得一些项目的机会，政府部门也出现了插手过多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