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因为台湾之行，素有大陆美女作家、青年偶像之称的蒋方舟再次杠上了另一位大陆青年偶像韩寒。
不久前，韩寒赴台交流，回来后写下了《太平洋的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对台湾的过分溢美之词引发不少人的攻讦。凑巧的是，不久后，素与韩寒颇有“纠葛”的蒋方舟也成功赴台，回来后写下了同样引人广泛关注的《想象的祖国》。众所周知，2010年，蒋方舟曾因《写给韩寒的忠告》而备受网友的诘难。显然，这一次，她没有吸取过往与韩寒“交手”的教训。
韩寒在文中一直说：台湾怎么怎么样；蒋方舟则说：大陆人想象的台湾怎么怎么样，含沙射影地批判韩寒 “因对自身不满过度意淫台湾”，“大陆对台的溢美热情得令台湾人尴尬”。
于是，对于两位青年偶像作家来说，本来是一次简单的台湾行印象游记，由于两人的“隔空较劲”，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瞬间就成了众多网友关乎文化，关乎政治，关乎国家存亡的檄文。
蒋方舟：台湾人不喜欢被过度意淫
1947年，一个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因为一抬头就是“温州路”、“西藏路”、“武昌路”。
65年后，“反攻大陆”的说法仍时常被提起，却往往是被大陆人提起，半开玩笑地期待着台湾早日统一大陆。台湾，成了浮游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张地图，成了想象中的祖国。
到台北桃园机场是下午，湿热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导游介绍台湾现在有两千三百万人，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在大陆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湾的大陆人，似乎恰好也是两百万。当年投奔台湾的人，满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导游说：“大家往窗外看哦，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会说嘞，本来以为台北会很繁荣，一看，唉！怎么这么会破……”
车窗外的台北，的确是旧旧破破的样子。建筑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骑摩托车的人穿行，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
导游随即自问自答，说台北之所以这么破，是因为台湾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政府不能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或者征用，不像大陆，看起来很新，因为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因为带惯了大陆来的游客，所以导游在介绍台湾的时候，总是会和大陆作对比。
我在大巴车的后排，看着导游手舞足蹈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有点老旧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忽然觉得他的言行在两岸关系中有种象征意義：台湾对大陆，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悦，十分微妙。
晚上，我发现台北夜市人极多极热闹，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食物，但是路上非常干净，连丢弃的竹签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个台北市都很少见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却很干净，除了落叶，没什么垃圾。要扔垃圾的话，得到捷运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托店员扔。忍不住想到内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脏，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见到一片狼藉，印证了“破窗理论”。这种反差，若抒情地叙述下来，再加个“见微知著”的题目，例如《文明的细节》之类，仿佛能构成一篇很好的《读者》卷首语的豆腐块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评民众素质太低。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的素质和大陆人的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但在台湾人自己眼里，台湾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而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
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话说远了，还说台湾。
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我的钱包丢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打电话报警，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说：“那麻烦开下门啦，他们是外国来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一种要“弘扬国体”的压力。在餐厅，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
韩寒：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地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
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地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
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鸿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得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
不久前，韩寒赴台交流，回来后写下了《太平洋的风》，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其对台湾的过分溢美之词引发不少人的攻讦。凑巧的是，不久后，素与韩寒颇有“纠葛”的蒋方舟也成功赴台，回来后写下了同样引人广泛关注的《想象的祖国》。众所周知，2010年，蒋方舟曾因《写给韩寒的忠告》而备受网友的诘难。显然，这一次，她没有吸取过往与韩寒“交手”的教训。
韩寒在文中一直说：台湾怎么怎么样；蒋方舟则说：大陆人想象的台湾怎么怎么样，含沙射影地批判韩寒 “因对自身不满过度意淫台湾”，“大陆对台的溢美热情得令台湾人尴尬”。
于是，对于两位青年偶像作家来说，本来是一次简单的台湾行印象游记，由于两人的“隔空较劲”，以及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瞬间就成了众多网友关乎文化，关乎政治，关乎国家存亡的檄文。
蒋方舟：台湾人不喜欢被过度意淫
1947年，一个叫郑定邦的建筑师奉命为台北市的街道命名，他把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台北街道图上，中轴线对准中山南北路，然后把中国地图的地名，一条一条画在台北街道上。所以熟悉中国地图的人很难在台北迷路，因为一抬头就是“温州路”、“西藏路”、“武昌路”。
65年后，“反攻大陆”的说法仍时常被提起，却往往是被大陆人提起，半开玩笑地期待着台湾早日统一大陆。台湾，成了浮游在中国大陆上的一张地图，成了想象中的祖国。
到台北桃园机场是下午，湿热得很。
在大巴上，中年导游介绍台湾现在有两千三百万人，其中大约两百万人在大陆做生意。我忽然想到，1949年，徙台湾的大陆人，似乎恰好也是两百万。当年投奔台湾的人，满心前途未卜，可恐怕怎么也想不到如今会以这样的方式回来。
导游说：“大家往窗外看哦，这就是台北。那很多人会说嘞，本来以为台北会很繁荣，一看，唉！怎么这么会破……”
车窗外的台北，的确是旧旧破破的样子。建筑不高，灰灰矮矮，街上一批批骑摩托车的人穿行，感觉有点像80年代的中国大陆。
导游随即自问自答，说台北之所以这么破，是因为台湾人对房屋拥有所有权，政府不能因为城市建设的原因拆除或者征用，不像大陆，看起来很新，因为房子都是国家的，而不是自己的。
大概因为带惯了大陆来的游客，所以导游在介绍台湾的时候，总是会和大陆作对比。
我在大巴车的后排，看着导游手舞足蹈讲一些对我们来说或许已经有点老旧的政治段子，惟妙惟肖地模仿着毛泽东、邓小平等领导人，忽然觉得他的言行在两岸关系中有种象征意義：台湾对大陆，有自傲、有怨恨、有同情，也有取悦，十分微妙。
晚上，我发现台北夜市人极多极热闹，每个人手上都拿着食物，但是路上非常干净，连丢弃的竹签都很少。
不只是夜市，整个台北市都很少见到垃圾箱，可是街道上却很干净，除了落叶，没什么垃圾。要扔垃圾的话，得到捷运站，或者到7-11便利店，拜托店员扔。忍不住想到内地街道，垃圾桶很多，可街道仍然很脏，尤其是垃圾桶附近，常常见到一片狼藉，印证了“破窗理论”。这种反差，若抒情地叙述下来，再加个“见微知著”的题目，例如《文明的细节》之类，仿佛能构成一篇很好的《读者》卷首语的豆腐块文章，旨在痛心疾首批评民众素质太低。指责国民劣根性以及素质低下是鲁迅以来知识分子的职业许可证。它既说出了很大一部分人的心声，又巧妙规避了政治上的风险，同时也有个优美的愤怒姿态。而把台湾人的素质和大陆人的素质对比，则是一个更讨巧的方式。
最近几年，大陆对台湾的溢美热情得令人尴尬，连台湾人自己都忍不住问：“我们真有这么好么？”——尤其是最近两篇文章，一篇是韩寒的《太平洋的风》，另一篇是一个来台湾工读的年轻人所写的《台湾，就是我们中国本来该有的样子!》。
但在台湾人自己眼里，台湾虽然看起来很和善亲切，但是政治倾向的分化很大——今天是太平洋的暖风，明天可能就是血流成河。
最近在大陆热映的《赛德克?巴莱》，媒体宣传为爱国抗日影片。其实，原住民的抗日，源于自身是土地的主人，保护自己的部落，而并不是遗民保卫大清帝国的土地，更不是中华民族抗日史的一部分。赛德克以及其他原住民部落，抗清也抗中，对抗一切针对本民族的殖民强权。
看到影片在大陆宣传为“向英勇抗日的台湾人民致敬”，觉得有些滑稽。他们的民族，却成了我们的主义。
话说远了，还说台湾。
在吃完晚饭到咖啡馆的十几分钟步行里，我的钱包丢了，不知道是掉在了路上还是被扒。打电话报警，两位年轻的警察很快就过来。吃饭的餐厅已经打烊，警察打电话协调看监控录像，说：“那麻烦开下门啦，他们是外国来的……”
我一下子意识到，自己的“外国人”身份对他们构成了压力，一种要“弘扬国体”的压力。在餐厅，我第一次在警察陪同下看监控录像。一瞬间的兴奋竟然盖过了丢东西的沮丧。最后警察留下我的电话，说找到了钱包会通知我……
韩寒：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
空客320降落在桃园机场。飞机的降落把我震醒。手机里正好播放到张艾嘉的《戏雪》，这算是一首生僻的歌，陈升写下这样的词——“1948年，我离开我最爱的人，当火车开动的时候，北方正飘着苍茫的雪，如果我知道，这一别就是四十余年，岁月若能从头，我很想说，我不走。” 对于台湾，我的印象一直停留在侯孝贤和杨德昌的电影里。后来魏德胜和九把刀又加工了一下。我喜欢的作家，梁实秋、林语堂、胡适都去了台湾，而且他们都和鲁迅吵过架。当大陆穷的时候，台湾有钱，后来大陆有钱了——确切地说，是政府和小部分人有钱了，台湾又有了……
战火把同一个民族的人分隔在了海峡的两岸，那些具体到每个家庭的悲欢离合已经被时间慢慢抹平。
台北的街道的确像优客李林唱的那样，像迷宫一样展开在我的眼前。但是对于异乡人，每个陌生的城市都是迷宫。在酒店住下，诚品书店就在旁边。朋友的眼镜架坏了，于是晚上先陪着朋友去配眼镜。我们坐计程车来到了台大附近，进了一家眼镜店。没有声音酥麻的台妹，老板亲自上阵。朋友看中了一副镜框，但要几天以后才能取。朋友说，那算了，我在台湾只留三天，我要明天就能取的。这时候，让我诧异的一幕出现了，老板居然从柜台里摸索出了一对隐形眼镜，塞在我朋友手里，说，实在不好意思，没能帮上你的忙，这个送你，先用这个应急吧。连我这般总是把人往好里想的人第一反应也是——我靠，哪有这种好事，这里面是有什么猫腻吧？咱还能走出这家店的店门么？
我们平安地走出了这家眼镜店，换去了隔壁一家。那家眼镜店承诺第二天就可以把眼镜做好，然后那家店的老板用朋友残留下的镜片临时找了一个镜框凑合装了起来，告诉朋友，这个可以晚上用。
这两家只是非常普通的路边眼镜店，还是自己随机找的，要不真得让人怀疑是不是组织方安排的，目的为了让大家增加对台湾的好感。台湾的街道上有不少的小游行和抗议横幅，这一切对于大部分大陆游客来说都太新鲜了，于是很多游客守着电视机看晚上的政论节目。我妈妈去年从台湾旅游回来，就说那里太好玩了，领导人可以在电视里随便骂，比快乐大本营还要欢乐。相比之下，台湾人对这些早就习以为常。但给我留下了比马英九先生更深印象的是王鸿松先生——他不是明星政客，也不是文人墨客。他是一个计程车司机。
一天早上，我从酒店下楼，打了他的车去阳明山。到了目的地我发现把手机落在出租车上。我没有记下车牌号。朋友们忙着帮我联系出租车公司，看看能不能查到一些讯息，我也打给酒店，想让他们查看一下监控录像，确认车牌号。一会儿，我接到了酒店的电话，我问他们，是查到车号了么？他们说，监控录像里讯息太多，还没有查到，但是刚才有一位出租车司机开回酒店，把一个手机交给了前台，说是一位从你们这里上车的先生遗落在车里的……
也许是我的命好，遇见的都是好人，也许是我走得肤浅，几乎所有人都和气。毫无疑问，如果我在台湾多停留几天，我当然能看见他不如人意的一面，也许他硬件不够新，也许他民粹也涌现，也许他民怨从不断，也许他矛盾也不少。没有完美的地方，没有完美的制度，没有完美的文化，在华人的世界里，它也许不是最好的，但的确没有什么比它更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