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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建徽一生几乎都行走在外宣的路上。1949年春天北平解放以后，一个偶然的因素，他被调入新华广播电台英语广播部，从此开始了长达50年的党的新闻和对外宣传工作。他的工作经历几乎见证了新中国对外宣传事业从小到大发展的历程，见证了中国对外宣传工作的一段重要历史。
最近，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曾建徽的一套文集《中南海纪事——曾建徽通讯文集》、《融冰·架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三本书。这套书可以说是曾建徽同志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的结晶。我们在阅读这些著作时，都有一种感动。那种闪光的外宣理念，对外传播工作所特别提倡的“三贴近”的文风的实践，深深感动着我们。
一个周末，在他的寓所，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曾建徽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轻松的交流中，使我们仿佛穿行在历史的时空之中，触摸到了历史的心跳，看到了时代前行的轨迹，也看到了一个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的老外宣工作者清晰的足迹。
半个世纪前踏入新华广播台英语部
采访曾建徽同志之前，尽管本刊已经专访过诸多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风云人物。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位中国外宣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时，他渊博的学识与厚重的阅历，还是让我们心中的景仰感油然而生。他是一位和蔼平静的老人，亲切的握手，夹杂着南方人独有的柔和语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随之，一个轻松而充分的交流就开始了。
谈起最初走上外宣岗位的往事，他用平实的话语叙述。“我不是学新闻的，从事新闻工作纯属偶然。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市委的学校工作委员会工作，我负责联系北京大学。后来中央领导人进城了，需要搞对外宣传，那时候叫新华广播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当时的台长是廖承志同志。新华广播电台有一个英语广播部，简称叫英语部，需要懂英文的人。因为我在清华大学上过学，英文比较好，就调过去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就从事对外宣传。”曾建徽的外宣生涯是“从基本工作做起的” 。他到电台英播部开始是做《每日英文电讯》的校对工作，那是一张主要供在华外国人订阅的铅印的英文小报，内容全部是英播部以新华社名义对外播发的英文新闻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是胡乔木，新闻总署下面有一个国际新闻局。不久，电台英播部成建制并入新成立的国际新闻局新闻处。因为肺结核病了3个月的曾建徽，也随着英播部进入新闻处“做编辑工作”。
1951年，根据工作需要，新闻总署撤销，国际新闻局也随之撤销。曾建徽说：“新闻局撤销后，我们这个部门并入了新华社对外部，先是廖承志兼主任，沈建图是副主任，后来沈建图是主任。我长期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198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到1992年我虽然仍兼任新华社副社长，但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工作。所以，我一直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
由于曾建徽在新华社长期从事政治外事采访报道工作，使他有机会直接采访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曾建徽清晰地记得，1959年，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毛主席接见外宾，正好迎面遇到毛主席，当时外宾尚未到。毛主席同曾建徽亲切握手，并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是新华社记者。毛主席笑着说：“你们新华社要注意，报道不要搞浮夸，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对记者很关心，曾建徽还记得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政协礼堂闭幕后，毛主席从主席台走下来，特地来到二楼记者工作间，同曾建徽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这使这些记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总理的外事活动很多，曾建徽也有和总理较多的接触机会。我们从他的回忆之中，仍然感受到建国初期外宣事业的峥嵘岁月。曾建徽说：“周总理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为革命呕心沥血，历尽辛苦，待人十分谦和，关心一般同志，使我深受教益，毕生难忘。”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中央和各方面领导同志为邓小平同志率团访苏去机场送行。总理办公室让曾建徽去西花厅将消息稿送请周总理审阅，总理一边看稿子一边说，为了增加代表性，送行名单中有的领导人可用群众团体身份。曾建徽很快将名单做了调整，将郭沫若和廖承志的身份分别改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正副主席。周总理看后说，一个单位不必有两位领导来，廖承志用什么身份好？曾建徽想了一阵说，廖承志同志是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说，就用这个身份，你们今后要注意，名单的排列和使用都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总理接见外宾后，经常亲自审阅消息稿，从内容到名单，都仔细斟酌，他常说外事无小事。
周总理也非常关心和体贴记者。曾建徽记得是在1956年，有一次周总理举行国宴招待来访的一位外国总理，他看到曾建徽等几个记者在一旁忙着写稿，宴会结束后就来看望大家。曾建徽回忆当时的情景：“当他发现我们还没有吃饭时，就对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说，要记住他们是来工作的，今后宴会上要增加一桌记者席，不要让他们饿着肚子。” 曾建徽他们听后都非常感动。从那以后，这类宴会上都专门为记者设一桌。周总理很忙，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后才能休息。他日理万机，但对新华社的重要国际新闻和评论都要亲自审阅。有时由于时差关系，有的国外稿子发到总社编好后送总理办公室已经是下半夜，总理都在处理完重要国务后即审阅新华社送审的稿子，稿子退给后才休息。“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建徽参加新华社总编室发稿子工作，每天值夜班都要等待总理值班室来电话说总理已经休息了，他们才下班，因为总理在晚间有时会就新华社某项报道作出指示。
这些一般新闻工作者难得的工作机会，不仅使曾建徽同志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工作历练，更为重要的是，他将那些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运用到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国情之中，来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和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
书写“中南海的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应该说，当时国家的确存在着很多困难。于是，社会上有人危言耸听，说什么出现了“三信危机”（即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
年龄大一些的人，或许都会对当时的“三信危机”有些记忆，但是对于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大概知晓不多。我们请曾建徽同志谈谈当时所谓“三信危机”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他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应该有更深的感触。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上思想是很混乱的，有的人觉得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行不行？这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了。将来国家究竟怎么个走法？经济上的困难究竟怎么解决？不少人缺乏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信任危机，把‘四人帮’打倒之后，有人认为你们是不是又成立另一派怎么的？将来还要执行什么政策？另外，老百姓的生活也的确非常困难。我想，你们的长辈也都经历过这种生活。”实际上，党和国家充满了生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生机盎然。曾建徽接着谈到：“为了批谎言、正视听，《望》杂志创刊号决定写一些东西，专门介绍党中央的活动，增加透明度。”
1981年，新华社《望》开始酝酿申请开辟《中南海纪事》专栏，专门报道中央领导的工作情况。当记者问到专栏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杂志栏目时，曾建徽说：“《中南海纪事》是一个用事实说话的东西。反映中南海党中央的活动，让老百姓了解中南海是怎么工作的，大家是在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建设，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中南海纪事》专栏。在《望》中登出反映中南海党中央的活动，向国内外群众，特别是让我们的群众了解中南海的活动。这样群众对中央信服，对我们整个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使大家能够同心同德地在中央领导之下很好地搞四化建设。”当时，邓小平对专栏高度重视。曾建徽记得：“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头一天收到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可以。’” 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是专栏的两位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们共同负责写专栏的开篇稿件。两个人调研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在中南海用了半年时间，找中央办公厅的多位领导和中央主要领导的秘书们分别进行采访。曾建徽说：“一共开了7次座谈会，了解中央工作情况。我们就是要反映中南海党中央是怎么为民工作的。那个时候书记处刚成立一年。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交给书记处处理，中央领导同志们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一是开会了解情况，二是经过批准，阅览了书记处成立以来所有的会议记录。记录很特殊的，将近十几万字，我们看了很受感动。”
党中央倾听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充分发扬民主，作出一个又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解决一个又一个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这让曾建徽他们“感觉到到处充满了活力。那时候正好是春天的时候，所以就感觉到像春天来了，春天来到了中南海，所以那篇文章就叫《中南海的春天》。” 我们看到曾建徽的那篇通讯原文后，至今仍然感受到一份不同寻常的历史纵深感和时代厚重感。特别是开头把中南海春天景色写得生动形象、气象不凡、逼真可见，从而营造出了诗一般的意境：自然界的春天与中南海的政治之春和谐统一，深意与画面交织，耐人寻味，引人遐思。
曾建徽他们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又连续撰写了《时刻想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陆续刊登在“中南海纪事”专栏上。当时，外界对中南海不了解，感觉极为神秘。《中南海纪事》算是开了先河，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南海的一扇窗口。三篇通讯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有的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些通讯使人看到“为神秘面纱所遮盖的中国最高决策的一端，引起人们的注目。”
曾建徽后来又在《望》《中南海纪事》专栏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通讯，我们透过这些记述，中国在拨乱反正以来的中央工作情况仿佛跃然纸上：从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速写、中央农村工作的重大决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关于农村问题和经济工作的思想和重要论述、彭真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的继往开来的新老交替、中国沿海城市扩大开放的历史性新举措。曾建徽的通讯大多注意将现场性和历史性结合起来，客观平实地记录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细节和瞬间，加上作者流畅的叙事手法，读来是那样的引人入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的历史人物和领袖人物的活动纪事，而非工整严谨的编年史，却让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之路和历史轨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者说：“来之前看您的书，拿到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感到分量很重，从中能感受到一个老外宣工作者对外传播的思考，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岁月的沉淀和积累，从中也听到历史的回音。” 曾建徽点了一下头，说：“那时这个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是怎么变成现实的，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一个过程，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应该珍惜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
曾建徽还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见证了邓小平同志高超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政治智慧。1978年曾建徽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并写成通讯。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展现了邓小平的外交风采，同时深入地剖析了从周恩来总理到小平同志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所作出的贡献。面对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行走在作者一行行文字里，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里，捡拾出许多久违的记忆。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读来，对于当前由于日本某些右翼政客的不当言行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的种种杂音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警世和启示意义！
采访之中，我们还谈到了曾建徽陪同胡耀邦同志的几次深入基层调研的情况。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跟着耀邦下去9次，他常带着副部长下去。” “耀邦当时了解了很多情况，他走过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县，许多少数民族的县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老人的喃喃叙说中，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触到了胡耀邦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广交朋友，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尤其是一些关于耀邦不辞辛苦、深入边陲的细节回忆，使人感动。1983年7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海拔3000米的青藏高原，强忍高原反应坚持视察；1985年元旦，胡耀邦来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用特地从中南海带来的泥土，亲手栽下一棵椰子树。1985年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午，胡耀邦又走进偏僻的云南小山村，和彝族村民共度春节。在曾建徽的每一个话语中、每一次回忆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耀邦同志关心民众疾苦的身影。在耀邦诞辰90周年刚刚过去的日子，我们和曾建徽共享这些往事，无疑多了一份纪念意义。
“外交”与“外宣”同行
曾建徽具有独特的外宣、外交人生，他从新闻采编工作开始，历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尤其他是在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推进了我国与几十个国家的“议会外交”，在频繁的外事活动中，作了百余次富有意义的谈话。在曾建徽身上，外交与外宣同行，外交与外宣交融。
特别希望他谈谈外宣如何为外交服务？一旦外交出现了一种情况，外宣应该怎么工作？曾建徽思路非常清晰，几句话就点透了纸背：“外宣就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种独特作用，就是舆论先导的作用。外交工作也有外宣，但是外宣又要服务于外交。”
毫无疑问，曾建徽同志在长期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的职业生涯中，有两点突出贡献是极为明显的。其一，就是一直致力于如何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其二，就是与国际上的反华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在他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推进了我国与几十个国家的“议会外交”，外交与外宣得以高度融合。他说：“我在人大主要做的是‘议会外交’，也是外交的一部分。我过去做过外宣，所以做外交比较顺手。西方的议会对中国基本上不了解，但是外国议会是急先锋，经常道听途说就在议会上作决议。所以，‘议会外交’非常重要。”
曾建徽还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谈了几件“议会外交”的事情。他说：“记得1998年，我刚上任不久，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丹麦是头一年带头在人权会上搞反华议案的，我们上一届的外事委员会不同意他们来，到我这一届的时候，让他们来。结果他们把所有反对中国的议员，都组织到团里面。”当时，丹麦议员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西藏问题，他们认为“西藏情况十分糟糕”。曾建徽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谈话，并邀请他们到西藏去，“亲自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对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对丹麦议员不做过多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到老百姓家里访谈，只是要求他们要讲真话。结果，他们去了西藏以后效果非常好，就连其中一个最反华的丹麦议员也哑口无言。我们的一个陪同翻译问他，你在西藏看到了什么？这个议员只是摇摇头说，我什么都没看到。1998年9月，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在莫斯科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与曾建徽又相遇了。她说：“我们访问西藏回国后，代表团向丹麦议会作了详细汇报，基本上改变了丹麦议会的看法，你们让我们去西藏看一看是明智的。”
曾建徽在推进我国与美国的“议会外交”方面作出了贡献，他推动建立了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并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他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9年10月14日在华盛顿会见皮克林副国务卿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时的谈话内容。当时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高洪柱自我介绍说，他是美籍韩国人，在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他说，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障碍，但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课题。接着，他攻击中国不讲人权，迫害宗教，取缔“民主党”等等。曾建徽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看来，你什么都不了解，我今天先送给你一本《欺世害人的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就是江泽民主席送给克林顿总统看的那本书，你看完后再同我们谈这个问题。”接着曾建徽问：“我不知道高洪柱先生到过中国没有？” 高洪柱回答：“没有。” 曾建徽继续说：“没想到你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和‘国别人权报告’的作者，同许多美国普通老百姓一样，对中国什么都不了解，实在令人惊讶，同你谈论中国的人权还有什么基础！” 高洪柱悻悻地说：“小时候我受过中国人的教育，今天我又很受教育，了解了很多情况。我希望有机会去中国各地看看，直接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曾建徽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交锋，一方面我们要求同存异，发展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要清除障碍，针锋相对。”
不知不觉，采访已进行了近3个小时。我们环视曾建徽的客厅，发现屋里充满了温馨祥和的情趣。遒劲的书法篆刻、高古的盆景松石、可爱的布娃娃兔、灵气的绿毛寿龟......我们禁不住脱口而出：“您退下来后，生活怎么安排的呢？” 老人和蔼地说道：“退下来后，工作的事情就不要去过问了。我更多的是整理一些东西，感到时间不够用。”我们得知曾建徽同志除了整理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那三套五册书外，现在正致力于新中国第一部外宣史的编著工作。他说：“我现在整理一些材料，搞一个外宣史是必要的。”
在老人期待的眼神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部外宣史。它其中一定包含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和外宣价值，也必将因为其记录下了大量生动传神的真实历史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而散发出永久的、淡雅的、历史的馨香。
责编：雪石
最近，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了曾建徽的一套文集《中南海纪事——曾建徽通讯文集》、《融冰·架桥·突围——曾建徽论对外宣传》、《议会外交——交流与交锋·曾建徽与外国议员和政要的对话》三本书。这套书可以说是曾建徽同志的人生阅历和工作经验的结晶。我们在阅读这些著作时，都有一种感动。那种闪光的外宣理念，对外传播工作所特别提倡的“三贴近”的文风的实践，深深感动着我们。
一个周末，在他的寓所，已经从工作岗位退下来的曾建徽同志愉快地接受了《对外大传播》记者的独家专访。在轻松的交流中，使我们仿佛穿行在历史的时空之中，触摸到了历史的心跳，看到了时代前行的轨迹，也看到了一个一边行走一边思考的老外宣工作者清晰的足迹。
半个世纪前踏入新华广播台英语部
采访曾建徽同志之前，尽管本刊已经专访过诸多行走在东西方文化交汇点上的风云人物。但是，当我们面对这位中国外宣事业的亲历者和见证人时，他渊博的学识与厚重的阅历，还是让我们心中的景仰感油然而生。他是一位和蔼平静的老人，亲切的握手，夹杂着南方人独有的柔和语调，一下子拉近了我们和他的距离。随之，一个轻松而充分的交流就开始了。
谈起最初走上外宣岗位的往事，他用平实的话语叙述。“我不是学新闻的，从事新闻工作纯属偶然。1949年北京和平解放后，在北京市委的学校工作委员会工作，我负责联系北京大学。后来中央领导人进城了，需要搞对外宣传，那时候叫新华广播电台，就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前身，当时的台长是廖承志同志。新华广播电台有一个英语广播部，简称叫英语部，需要懂英文的人。因为我在清华大学上过学，英文比较好，就调过去工作，从那时候开始就从事对外宣传。”曾建徽的外宣生涯是“从基本工作做起的” 。他到电台英播部开始是做《每日英文电讯》的校对工作，那是一张主要供在华外国人订阅的铅印的英文小报，内容全部是英播部以新华社名义对外播发的英文新闻稿。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家成立新闻出版总署，负责人是胡乔木，新闻总署下面有一个国际新闻局。不久，电台英播部成建制并入新成立的国际新闻局新闻处。因为肺结核病了3个月的曾建徽，也随着英播部进入新闻处“做编辑工作”。
1951年，根据工作需要，新闻总署撤销，国际新闻局也随之撤销。曾建徽说：“新闻局撤销后，我们这个部门并入了新华社对外部，先是廖承志兼主任，沈建图是副主任，后来沈建图是主任。我长期在新华社对外部工作。1981年任新华社副社长。1986年到1992年我虽然仍兼任新华社副社长，但实际上主要是在中央对外宣传小组工作。所以，我一直在从事对外宣传工作。”
由于曾建徽在新华社长期从事政治外事采访报道工作，使他有机会直接采访毛主席、周总理等中央主要领导同志。曾建徽清晰地记得，1959年，有一次他在中南海勤政殿采访毛主席接见外宾，正好迎面遇到毛主席，当时外宾尚未到。毛主席同曾建徽亲切握手，并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回答是新华社记者。毛主席笑着说：“你们新华社要注意，报道不要搞浮夸，要实事求是。”毛主席对记者很关心，曾建徽还记得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政协礼堂闭幕后，毛主席从主席台走下来，特地来到二楼记者工作间，同曾建徽他们一一握手说：“你们辛苦了！”这使这些记者受到很大的鼓舞。
周恩来总理的外事活动很多，曾建徽也有和总理较多的接触机会。我们从他的回忆之中，仍然感受到建国初期外宣事业的峥嵘岁月。曾建徽说：“周总理对工作极端负责，一丝不苟，为革命呕心沥血，历尽辛苦，待人十分谦和，关心一般同志，使我深受教益，毕生难忘。”20世纪60年代初，有一次中央和各方面领导同志为邓小平同志率团访苏去机场送行。总理办公室让曾建徽去西花厅将消息稿送请周总理审阅，总理一边看稿子一边说，为了增加代表性，送行名单中有的领导人可用群众团体身份。曾建徽很快将名单做了调整，将郭沫若和廖承志的身份分别改为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大会正副主席。周总理看后说，一个单位不必有两位领导来，廖承志用什么身份好？曾建徽想了一阵说，廖承志同志是亚非团结委员会主席。周总理说，就用这个身份，你们今后要注意，名单的排列和使用都是有政治意义的。周总理接见外宾后，经常亲自审阅消息稿，从内容到名单，都仔细斟酌，他常说外事无小事。
周总理也非常关心和体贴记者。曾建徽记得是在1956年，有一次周总理举行国宴招待来访的一位外国总理，他看到曾建徽等几个记者在一旁忙着写稿，宴会结束后就来看望大家。曾建徽回忆当时的情景：“当他发现我们还没有吃饭时，就对外交部礼宾司的同志说，要记住他们是来工作的，今后宴会上要增加一桌记者席，不要让他们饿着肚子。” 曾建徽他们听后都非常感动。从那以后，这类宴会上都专门为记者设一桌。周总理很忙，每天都工作到凌晨三四点钟后才能休息。他日理万机，但对新华社的重要国际新闻和评论都要亲自审阅。有时由于时差关系，有的国外稿子发到总社编好后送总理办公室已经是下半夜，总理都在处理完重要国务后即审阅新华社送审的稿子，稿子退给后才休息。“文化大革命”后期，曾建徽参加新华社总编室发稿子工作，每天值夜班都要等待总理值班室来电话说总理已经休息了，他们才下班，因为总理在晚间有时会就新华社某项报道作出指示。
这些一般新闻工作者难得的工作机会，不仅使曾建徽同志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工作历练，更为重要的是，他将那些丰富的对外宣传经验运用到改革开放时代新的国情之中，来应对复杂的国际舆论斗争和中国所面临的新的国际环境。
书写“中南海的春天”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应该说，当时国家的确存在着很多困难。于是，社会上有人危言耸听，说什么出现了“三信危机”（即信仰危机，信心危机，信任危机）。
年龄大一些的人，或许都会对当时的“三信危机”有些记忆，但是对于危机背后的深层原因大概知晓不多。我们请曾建徽同志谈谈当时所谓“三信危机”的具体表现，我们认为他作为新华社的记者应该有更深的感触。他说：“经过‘文化大革命’之后社会上思想是很混乱的，有的人觉得搞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行不行？这就是一个信仰问题了。将来国家究竟怎么个走法？经济上的困难究竟怎么解决？不少人缺乏信心。还有一个就是信任危机，把‘四人帮’打倒之后，有人认为你们是不是又成立另一派怎么的？将来还要执行什么政策？另外，老百姓的生活也的确非常困难。我想，你们的长辈也都经历过这种生活。”实际上，党和国家充满了生机，粉碎“四人帮”后全国生机盎然。曾建徽接着谈到：“为了批谎言、正视听，《望》杂志创刊号决定写一些东西，专门介绍党中央的活动，增加透明度。”
1981年，新华社《望》开始酝酿申请开辟《中南海纪事》专栏，专门报道中央领导的工作情况。当记者问到专栏是一个什么形态的杂志栏目时，曾建徽说：“《中南海纪事》是一个用事实说话的东西。反映中南海党中央的活动，让老百姓了解中南海是怎么工作的，大家是在同心同德地搞四化建设，所以我们就搞了这么一个《中南海纪事》专栏。在《望》中登出反映中南海党中央的活动，向国内外群众，特别是让我们的群众了解中南海的活动。这样群众对中央信服，对我们整个国家前途充满信心，使大家能够同心同德地在中央领导之下很好地搞四化建设。”当时，邓小平对专栏高度重视。曾建徽记得：“给中央打了一个报告，小平同志头一天收到报告，第二天就批了‘可以。’” 时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曾建徽是专栏的两位主要撰稿人之一，他们共同负责写专栏的开篇稿件。两个人调研工作做得非常扎实，在中南海用了半年时间，找中央办公厅的多位领导和中央主要领导的秘书们分别进行采访。曾建徽说：“一共开了7次座谈会，了解中央工作情况。我们就是要反映中南海党中央是怎么为民工作的。那个时候书记处刚成立一年。中央大量的日常工作交给书记处处理，中央领导同志们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我们一是开会了解情况，二是经过批准，阅览了书记处成立以来所有的会议记录。记录很特殊的，将近十几万字，我们看了很受感动。”
党中央倾听群众意见，汲取群众智慧，充分发扬民主，作出一个又一个关系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解决一个又一个关系人民切身利益的问题。这让曾建徽他们“感觉到到处充满了活力。那时候正好是春天的时候，所以就感觉到像春天来了，春天来到了中南海，所以那篇文章就叫《中南海的春天》。” 我们看到曾建徽的那篇通讯原文后，至今仍然感受到一份不同寻常的历史纵深感和时代厚重感。特别是开头把中南海春天景色写得生动形象、气象不凡、逼真可见，从而营造出了诗一般的意境：自然界的春天与中南海的政治之春和谐统一，深意与画面交织，耐人寻味，引人遐思。
曾建徽他们根据搜集到的材料，又连续撰写了《时刻想着八亿农民》、《经济工作的战略转折》，陆续刊登在“中南海纪事”专栏上。当时，外界对中南海不了解，感觉极为神秘。《中南海纪事》算是开了先河，成为国内外了解中南海的一扇窗口。三篇通讯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极大轰动。有的西方通讯社评论说：这些通讯使人看到“为神秘面纱所遮盖的中国最高决策的一端，引起人们的注目。”
曾建徽后来又在《望》《中南海纪事》专栏写了几篇很有影响的通讯，我们透过这些记述，中国在拨乱反正以来的中央工作情况仿佛跃然纸上：从中央书记处的日常工作速写、中央农村工作的重大决议、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到邓小平同志和陈云同志关于农村问题和经济工作的思想和重要论述、彭真同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中央第二代领导集体推动的继往开来的新老交替、中国沿海城市扩大开放的历史性新举措。曾建徽的通讯大多注意将现场性和历史性结合起来，客观平实地记录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和许多非常珍贵的历史细节和瞬间，加上作者流畅的叙事手法，读来是那样的引人入胜。虽然它们只是断断续续的历史人物和领袖人物的活动纪事，而非工整严谨的编年史，却让人对中国改革开放初期的探索之路和历史轨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记者说：“来之前看您的书，拿到手里都是沉甸甸的，感到分量很重，从中能感受到一个老外宣工作者对外传播的思考，感受到半个世纪以来岁月的沉淀和积累，从中也听到历史的回音。” 曾建徽点了一下头，说：“那时这个路子是怎么走过来的，制定改革开放政策是怎么变成现实的，现在看起来确实有一个过程，是慢慢积累起来的，应该珍惜我们国家取得的成绩。”
曾建徽还以新华社记者的身份见证了邓小平同志高超的外交思想、外交艺术和政治智慧。1978年曾建徽作为新华社记者随同邓小平副总理先后访问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并写成通讯。这些文章从多个角度展现了邓小平的外交风采，同时深入地剖析了从周恩来总理到小平同志为中日邦交正常化和中日友好所作出的贡献。面对那段不平凡的岁月，行走在作者一行行文字里，我们会在历史的长河里，捡拾出许多久违的记忆。今天的中国年轻人读来，对于当前由于日本某些右翼政客的不当言行而导致中日关系出现的种种杂音来说，无疑具有特殊的警世和启示意义！
采访之中，我们还谈到了曾建徽陪同胡耀邦同志的几次深入基层调研的情况。他深有感触地说：“我跟着耀邦下去9次，他常带着副部长下去。” “耀邦当时了解了很多情况，他走过了全国三分之一的县，许多少数民族的县也留下了他的足迹。”在老人的喃喃叙说中，让人真真切切地感触到了胡耀邦平易近人，经常深入基层，广交朋友，关心群众疾苦的优良作风。尤其是一些关于耀邦不辞辛苦、深入边陲的细节回忆，使人感动。1983年7月，时任总书记的胡耀邦来到海拔3000米的青藏高原，强忍高原反应坚持视察；1985年元旦，胡耀邦来到西沙群岛的永兴岛，用特地从中南海带来的泥土，亲手栽下一棵椰子树。1985年2月19日，农历大年三十中午，胡耀邦又走进偏僻的云南小山村，和彝族村民共度春节。在曾建徽的每一个话语中、每一次回忆中，我们似乎都能看到耀邦同志关心民众疾苦的身影。在耀邦诞辰90周年刚刚过去的日子，我们和曾建徽共享这些往事，无疑多了一份纪念意义。
“外交”与“外宣”同行
曾建徽具有独特的外宣、外交人生，他从新闻采编工作开始，历任新华社副社长、中宣部副部长、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九届全国人大常委、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尤其他是在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推进了我国与几十个国家的“议会外交”，在频繁的外事活动中，作了百余次富有意义的谈话。在曾建徽身上，外交与外宣同行，外交与外宣交融。
特别希望他谈谈外宣如何为外交服务？一旦外交出现了一种情况，外宣应该怎么工作？曾建徽思路非常清晰，几句话就点透了纸背：“外宣就是整体外交的一部分。外宣有种独特作用，就是舆论先导的作用。外交工作也有外宣，但是外宣又要服务于外交。”
毫无疑问，曾建徽同志在长期对外宣传、对外交往的职业生涯中，有两点突出贡献是极为明显的。其一，就是一直致力于如何向世界介绍和宣传中国。其二，就是与国际上的反华言论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尤其在他担任第九届全国人大外事委员会主任委员期间，推进了我国与几十个国家的“议会外交”，外交与外宣得以高度融合。他说：“我在人大主要做的是‘议会外交’，也是外交的一部分。我过去做过外宣，所以做外交比较顺手。西方的议会对中国基本上不了解，但是外国议会是急先锋，经常道听途说就在议会上作决议。所以，‘议会外交’非常重要。”
曾建徽还饶有兴趣地给我们谈了几件“议会外交”的事情。他说：“记得1998年，我刚上任不久，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率领一个代表团来华访问。丹麦是头一年带头在人权会上搞反华议案的，我们上一届的外事委员会不同意他们来，到我这一届的时候，让他们来。结果他们把所有反对中国的议员，都组织到团里面。”当时，丹麦议员关注的问题主要是西藏问题，他们认为“西藏情况十分糟糕”。曾建徽进行了针锋相对、有理有节的谈话，并邀请他们到西藏去，“亲自看看那里的真实情况，对消除误解、增进了解是很有好处的。” 我们对丹麦议员不做过多的限制，他们可以随意到老百姓家里访谈，只是要求他们要讲真话。结果，他们去了西藏以后效果非常好，就连其中一个最反华的丹麦议员也哑口无言。我们的一个陪同翻译问他，你在西藏看到了什么？这个议员只是摇摇头说，我什么都没看到。1998年9月，丹麦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的主席在莫斯科各国议会联盟会议上与曾建徽又相遇了。她说：“我们访问西藏回国后，代表团向丹麦议会作了详细汇报，基本上改变了丹麦议会的看法，你们让我们去西藏看一看是明智的。”
曾建徽在推进我国与美国的“议会外交”方面作出了贡献，他推动建立了美中议会交流小组并进行了频繁的活动。他至今还能清晰地回忆起，1999年10月14日在华盛顿会见皮克林副国务卿等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时的谈话内容。当时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高洪柱自我介绍说，他是美籍韩国人，在国务院负责人权事务。他说，人权问题是美中关系中的一个障碍，但这是我们要讨论的课题。接着，他攻击中国不讲人权，迫害宗教，取缔“民主党”等等。曾建徽进行了有力的驳斥：“看来，你什么都不了解，我今天先送给你一本《欺世害人的李洪志及其‘法轮功’》，就是江泽民主席送给克林顿总统看的那本书，你看完后再同我们谈这个问题。”接着曾建徽问：“我不知道高洪柱先生到过中国没有？” 高洪柱回答：“没有。” 曾建徽继续说：“没想到你作为美国国务院主管人权事务的官员和‘国别人权报告’的作者，同许多美国普通老百姓一样，对中国什么都不了解，实在令人惊讶，同你谈论中国的人权还有什么基础！” 高洪柱悻悻地说：“小时候我受过中国人的教育，今天我又很受教育，了解了很多情况。我希望有机会去中国各地看看，直接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 曾建徽深有感触地说：“这是交锋，一方面我们要求同存异，发展友好关系；另一方面要清除障碍，针锋相对。”
不知不觉，采访已进行了近3个小时。我们环视曾建徽的客厅，发现屋里充满了温馨祥和的情趣。遒劲的书法篆刻、高古的盆景松石、可爱的布娃娃兔、灵气的绿毛寿龟......我们禁不住脱口而出：“您退下来后，生活怎么安排的呢？” 老人和蔼地说道：“退下来后，工作的事情就不要去过问了。我更多的是整理一些东西，感到时间不够用。”我们得知曾建徽同志除了整理出五洲传播出版社出版的那三套五册书外，现在正致力于新中国第一部外宣史的编著工作。他说：“我现在整理一些材料，搞一个外宣史是必要的。”
在老人期待的眼神中，我们仿佛看到了那部外宣史。它其中一定包含了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思想价值和外宣价值，也必将因为其记录下了大量生动传神的真实历史场景和重大历史事件，而散发出永久的、淡雅的、历史的馨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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