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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诗歌翻译者要完成翻译任务,必须充分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然而译者主观能动性的发挥受制于时代背景、译者的双语文化能力及其他因素。而且其文化意识和美学蕴藉的掌控程度,也是译者能否积极应对这些制约因素的关键。
关键词:诗歌翻译文化意识美学蕴藉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
诗歌是翻译中最难的,因为缺乏理论共识,对诗歌翻译的评价也是颇具争议的,从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等角度来探讨翻译诗歌问题很必要。但是笔者认为在诗歌翻译中,还应该渗透着问题意识和文化意识,旨在揭示诗歌翻译中人际意义的建构过程,并对诗歌翻译的批评进行理论上的尝试。
诗歌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因而诗歌翻译可以说是翻译艺术最高形式的表现。诗歌翻译是一种让人绞尽脑汁的文字活动,有时候甚至费力不讨好。美国诗人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translation,也就是说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原诗会失去其自身的一些东西。
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了《翻译科学初探》,他在书中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起初奈达特别强调动态对等,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见的。目前翻译界对“功能对等”、“形式对等”翻译争论颇多,有些学者认为形式对等较功能对等重要,有些学者则认为功能对等比形式对等更胜一筹。笔者认为在翻译诗歌的时候,形式对等在翻译拟形诗的时候非常重要。
英汉诗歌翻译中的“忠实”并非亦步亦趋,追求“形似”应以“神似”为前提。比如翻译家皆诗人的朱湘,时逢我国五四时期,应时代大潮而提笔进行英诗翻译,他内向忧郁的性格决定了他选译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等人的诗歌。朱湘翻译英诗直译与意译并用,十分注重音韵和节奏,他的意译不仅是为了协韵,还要在不脱离原诗意境的前提下表现自己对原诗的独到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译语国的文化情调,是一种颇有造诣的个性化翻译。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性格趋同背后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体现。
而翻译中又如何能很好的把握这种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呢?这和诗的创作史有很大关系。诗的创作史与诗的翻译史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诗人兼译者们翻译、改写着来自异域的诗作,移植着来自异邦的诗歌语言,借以创造出本土文学的经典。作为不同语言在最深层面上的碰撞,诗的翻译、改写和移植不断挑战着本土的语言形式和审美习规,开创着文学语言的新的可能。
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诗不但可译,不但并未在翻译中丢失,而且正是在翻译中得以不断产生。视觉诗是非常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其语言意象建立在两级符号系统上,有两套能指+所指关系。除了语言的翻译,视觉形式的转换往往影响到它的译文的成功与否,因而也常常成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
除此之外,前景化是诗歌语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特征。“组合前景化”即平行结构体现的,是诗歌语言在语音结构和表层语法结构上的特征,“聚合前景化”即变异体现的是诗歌语言在语义和深层语法结构上的特征。以此为理论框架,意境与风格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通过分析比较诗歌翻译中的典型例子,认识到中英诗互译中意境、风格再现问题,看来只有准确地把握语境,才能正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体味作者蕴涵于其中的生命意识。
总的来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体现其思想内涵之外,一定要保持其美学风格特征。中国古典诗歌一向有一种至为“玄妙”的境界——“静”的境界。此境界渗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弥漫着中华民族美与哲思相汇相合的智慧“气息”。诗歌的美对于译者的判断而言具有相对性,且译者的审美心理及审美经验中既含有客观性,也含有主观性,所以译者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动态活动。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应做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极其复杂,研究翻译的心理。
近几十年来,由于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出现和发展,语境的研究已渗透到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对于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尤其如此。译者必须将自己融入原文的语境,否则吃不准、吃不透原文的语境意义,就势必导致误解和误译。因为诗歌本身就具有一直朦胧性的特征,所产生的审美特性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么,在本身所属的文化中尚需揣摩和感悟,而在翻译的文章中体现这种意境,难度可想而知。这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而且,需要深味不同国度的文化意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我国传统诗歌翻译中“忠实”原则之不足,所以在翻译活动中尤其要注意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及符合原文语境的定向性等。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翻译的本质,在于交流,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与源泉。而无论是语内交流还是语际交流,其中皆具目的。有时候,翻译活动中会出现一些跨越交流障碍,而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交流手段。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语言的各种功能都是为达到交流目的而服务的。
最后,翻译活动是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交际和交往活动,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更不可忽略。先在性、创造性、个性、心理、审美观等都是很重要的内在结构,只有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认识,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生机,使译作的艺术生命力永不衰竭。
参考文献:
[1] 赵阳:《思维差异和翻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 张敬辉:《诗歌翻译中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湘潭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3] 邓汗:《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诗歌翻译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马明,女,1980—,辽宁辽阳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工作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
关键词:诗歌翻译文化意识美学蕴藉
中图分类号:I046文献标识码:A
诗歌是翻译中最难的,因为缺乏理论共识,对诗歌翻译的评价也是颇具争议的,从语气系统、情态系统和评价系统等角度来探讨翻译诗歌问题很必要。但是笔者认为在诗歌翻译中,还应该渗透着问题意识和文化意识,旨在揭示诗歌翻译中人际意义的建构过程,并对诗歌翻译的批评进行理论上的尝试。
诗歌具有其独特的艺术形式,因而诗歌翻译可以说是翻译艺术最高形式的表现。诗歌翻译是一种让人绞尽脑汁的文字活动,有时候甚至费力不讨好。美国诗人Robert Frost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Poetry is what gets lost intranslation,也就是说诗歌在翻译过程中,原诗会失去其自身的一些东西。
美国著名的翻译家奈达在1964年出版了《翻译科学初探》,他在书中提出了“形式对等”和“动态对等”的概念。起初奈达特别强调动态对等,因为在他看来,形式对等的翻译是很少见的。目前翻译界对“功能对等”、“形式对等”翻译争论颇多,有些学者认为形式对等较功能对等重要,有些学者则认为功能对等比形式对等更胜一筹。笔者认为在翻译诗歌的时候,形式对等在翻译拟形诗的时候非常重要。
英汉诗歌翻译中的“忠实”并非亦步亦趋,追求“形似”应以“神似”为前提。比如翻译家皆诗人的朱湘,时逢我国五四时期,应时代大潮而提笔进行英诗翻译,他内向忧郁的性格决定了他选译华兹华斯、柯勒律治、济慈等人的诗歌。朱湘翻译英诗直译与意译并用,十分注重音韵和节奏,他的意译不仅是为了协韵,还要在不脱离原诗意境的前提下表现自己对原诗的独到见解,并在一定程度上染上了译语国的文化情调,是一种颇有造诣的个性化翻译。这里可以看到一种性格趋同背后的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的体现。
而翻译中又如何能很好的把握这种文化意识和生命意识呢?这和诗的创作史有很大关系。诗的创作史与诗的翻译史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诗人兼译者们翻译、改写着来自异域的诗作,移植着来自异邦的诗歌语言,借以创造出本土文学的经典。作为不同语言在最深层面上的碰撞,诗的翻译、改写和移植不断挑战着本土的语言形式和审美习规,开创着文学语言的新的可能。
因此在另一种意义上,诗不但可译,不但并未在翻译中丢失,而且正是在翻译中得以不断产生。视觉诗是非常独特的语言表达方式,其语言意象建立在两级符号系统上,有两套能指+所指关系。除了语言的翻译,视觉形式的转换往往影响到它的译文的成功与否,因而也常常成为翻译中的一个难点。
除此之外,前景化是诗歌语言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性特征。“组合前景化”即平行结构体现的,是诗歌语言在语音结构和表层语法结构上的特征,“聚合前景化”即变异体现的是诗歌语言在语义和深层语法结构上的特征。以此为理论框架,意境与风格是诗歌创作的重要方面,通过分析比较诗歌翻译中的典型例子,认识到中英诗互译中意境、风格再现问题,看来只有准确地把握语境,才能正确理解原文的文化内涵、体味作者蕴涵于其中的生命意识。
总的来说,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在翻译过程中除了要体现其思想内涵之外,一定要保持其美学风格特征。中国古典诗歌一向有一种至为“玄妙”的境界——“静”的境界。此境界渗透着一种博大的人文精神,弥漫着中华民族美与哲思相汇相合的智慧“气息”。诗歌的美对于译者的判断而言具有相对性,且译者的审美心理及审美经验中既含有客观性,也含有主观性,所以译者的审美活动是一种动态活动。在文学作品的翻译中,译者应做到主客观的辩证统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极其复杂,研究翻译的心理。
近几十年来,由于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的出现和发展,语境的研究已渗透到语言学的各个领域。对于文学翻译,尤其是诗歌翻译尤其如此。译者必须将自己融入原文的语境,否则吃不准、吃不透原文的语境意义,就势必导致误解和误译。因为诗歌本身就具有一直朦胧性的特征,所产生的审美特性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那么,在本身所属的文化中尚需揣摩和感悟,而在翻译的文章中体现这种意境,难度可想而知。这不仅需要有深厚的翻译功底,而且,需要深味不同国度的文化意蕴。
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我国传统诗歌翻译中“忠实”原则之不足,所以在翻译活动中尤其要注意符合知识的客观性、理解的合理性与解释的普遍有效性及符合原文语境的定向性等。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翻译的本质,在于交流,这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动力与源泉。而无论是语内交流还是语际交流,其中皆具目的。有时候,翻译活动中会出现一些跨越交流障碍,而翻译本身就是有效的交流手段。在语言的实际应用中,语言的各种功能都是为达到交流目的而服务的。
最后,翻译活动是跨文化和跨语际的交际和交往活动,任何一种翻译活动都离不开在翻译主体中起决定作用的译者,在进行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地位更不可忽略。先在性、创造性、个性、心理、审美观等都是很重要的内在结构,只有对译者的主体性进行多视角、多层次的认识,才能更大程度地发挥他们的创造生机,使译作的艺术生命力永不衰竭。
参考文献:
[1] 赵阳:《思维差异和翻译》,《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2] 张敬辉:《诗歌翻译中的思维方式的转换》,《湘潭师专学报》,2001年第3期。
[3] 邓汗:《英汉民族思维方式的差异对诗歌翻译的影响》,《武汉大学学报》,2003年第4期。
作者简介:马明,女,1980—,辽宁辽阳市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商务英语,工作单位:中国环境管理干部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