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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德国著名思想家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曾如此评价过莎士比亚：“莎士比亚是属于诗的。”在他一生所创作的三十多部熠熠生辉且不朽的剧作中，在他为世人呈现出世间千姿百态的人生况遇中，莎士比亚塑造出一个又一个独特鲜明的人物形象，从王公贵族，到走卒娼妇，无一不散发着永恒的诗意与青春，而其作品中所展示和蕴藏的人文精神以及崇高的道德伦理，千百年来一直引导着无数的后来人步入以及痴迷于戏剧这一璀璨辉煌的艺术殿堂。
【关键词】莎士比亚 道德伦理 戏剧文体 美学象征 戏剧空间
雨果曾说：“谁要是提到‘诗人’这两个字，他也就必然是在谈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荷马包含了希罗多德和达莱斯，莎士比亚也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人。”他本人认为，对于一个诗人的要求，不仅是在叙述一件事，而是在表现一件事，莎士比亚一生所创作的戏剧中，囊括了悲剧、喜剧、仙境、颂歌等多种类型，他善于表达人们的开怀大笑，神色凄惶，惊骇恐惧和悲哀堕落，而这所有的一切用一个词便可以精准的概括，那便是“戏剧”二字。在这个范围内，莎士比亚达到了两级，他既是一位属于奥林匹克神界的半神，又是一位属于熙攘剧院的诗人。
一、莎士比亚戏剧诗文体的美与崇高
纵观戏剧艺术长达数千年的传承，交替，与革新，古希腊诗剧无疑应被作为戏剧之源头而被追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所创作的《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主人公普罗米修斯因对人类怀有恻隐之心而盗取天火，这位巨神被束缚于荒凉残酷的高加索山脉悬崖之上，他不为威逼利诱而妥协，终日忍受着风霜的侵蚀与恶鹰的啄食，依旧能够以诗化的语言回击作为神使的赫尔墨斯：“我憎恨所有的神。”赫尔墨斯离开后，他更是大声呼喊：“啊，我那无比神圣的母亲啊，啊，普照世间万物的光亮大气啊，请看我正遭受怎样不公平的虐待！”这种既诗化而又雄浑庄严的语言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史诗的力量，埃斯库罗斯对于普罗米修斯高山仰止般的英雄事迹的描述是原始、朴素而又智慧的，同时，他表现出了这位巨神在受制于命运的苦难时刻仍旧不背弃良知，道德且充满勇气的崇高伦理境界[1]。因其行文严谨，词藻庄严，从而产生了希腊人引以为豪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这一说法。
而作为对古希腊精神的完美继承，莎士比亚将其与古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风格传统完美融合，又加之自身的雕琢修饰，其表现在戏剧作品中的形态无疑是成功饱满而有极富个人色彩的，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布女王，考狄利亚，这些人物口中凝炼出的台词是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升华，他在《李尔王》中借肯特之口说出了如下话语，他说：“再会，国王；你既不知悔改，囚笼里也没有自由存在。神明庇护你，善良的姑娘！你心地纯洁，说的恰当。愿你们的夸口变成事实，假书上会结下真的果子。各位王子，肯特从此远去；到新的国土走他的旧路。”
伟大如同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他的戏剧，便是诗的戏剧，同时也是戏剧化的诗，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并应验了卢克莱修将人类精神振奋归咎于伟大诗篇的箴言，莎士比亚崇高的道德伦理境界以及由于对此期望所构建出的完美乌托邦，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在了几乎所有的剧作中，他以此境界为支点，实现了对于抒情诗和史诗的最高融合。莎翁笔下的爱，比阿弗洛狄忒的双唇更加饱满热情；莎翁笔下的恨，不亚于闪电撕裂黑夜苍穹时的狂怒；莎翁心中的崇高理想和思考，使他舞台哲人的身份彰显的淋漓尽致，他让历史穿越时空，栩栩如生，让人们借助于舞台和戏剧这一载体，将现实看的更加清晰，二者碰撞摩擦，爆发出的火花，是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真实与虚假，欢喜与悲伤，是莎翁崇高道德伦理构建起的完美乌托邦与现实世界残酷灰暗的渺小，这些徘徊于高尚与卑微之间的思考，呈现出了作者，莎士比亚本人的高贵的品格与其思想的价值。
戏剧表演中的舞台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为演员提供表演场所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通过符号化，进而转变为供审美知觉关照的，独特的审美空间[2]。
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曾经说过：“当我坐在剧场里，现实——演员、布景、大厅——对我不再是真实的东西，而非现实——在我面前演出的故事——不再是真正非现实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戏剧所展现在舞台上的，是经过了深刻的艺术提炼、加工和转换而成的，这种成果既是现实的，却又是非现实的。
剧作家在创作剧本的同时，将戏剧的审美世界框架起来，并呈现一种空间封闭的状态，在此之下，舞台上的审美与台下的现实世界是分隔区别开来的[3]。
莎士比亚是一位充满人文主义情怀，又同时具有绝对戏剧天赋和极高审美品位的伟大诗人，他对于台上审美空间的把握和标准来自于他极高的道德伦理境界中，他将舞台上所上演的剧目故事与台下的观众隔绝开来，建立了一个形状与色彩、光影结合，剧中人物精神投射在这个物质空间中，又与台下观众的精神世界产生共鸣，审美空间的现实与非现实所结合，这一切皆来自于莎士比亚自身的道德伦理修养和思想深度，由此构建衍生出的戏剧世界，介乎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
而这个被从现实世界中分隔出來的独特审美空间，如果想要被舞台下的观众所接纳并产生共鸣，自然也难以离开观众的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一词则是指观众在欣赏一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时的感受所积累的经验，这一内涵比较广泛，原则上可以包括欣赏一切具有审美价值事物的经验。
审美经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成为人们在欣赏事物的同时，逐渐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不只是美的对象具有审美价值，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经验，丑的对象也可以。
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审美经验并不只是单纯消极而被动的去接受审美对象所发出的刺激，审美主体的自身条件，例如其经验的多少以及阅历的深浅，最终直接影响到其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审美判断。
著名美学家斯托尔尼兹曾在《艺术批评的美学和哲学》一书中指出：“传统美学很少像我们这样去问‘什么是审美经验？’传统美学把‘审美’的东西看作是某些对象所固有的特质，由于这些特质的存在，对象就是美的。”由此说来，传统美学中这部分固有的特质，是可以被塑造和升华的，进而引导人群对此产生共鸣，而作为审美经验之来源的审美直觉，则可以被解釋为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器官的结果，人脑对此产生反映，这种反映，就是生活中所常说的感觉。因此我们可知，审美经直觉作为审美这一过程的开始，同样也是审美经验的开端。 正是由于莎士比亚自身崇高的道德修养水准以及其在人文主义情怀影响下所持有的伦理境界，因而在他的戏剧中，审美空间被巧妙的掌握了，通过对语言的雕琢和反复玩味，以及舞台上演员的精湛演绎，从而将这个由现实与非现实共同构建起来的乌托邦变得更加合理且坚不可摧。同样由于这个舞台世界所引起的观众共鸣，因此才会产生了类似演出《奥赛罗》时，一个白人观众站起来开枪打死扮演奥赛罗演员的惨事，这不仅应被归结于演员的演技，更能够说明剧本本身构建的稳固以及莎士比亚本人思考的深度和崇高的道德伦理境界。
三、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精神的不朽与崇高
细数莎翁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全部都是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其中不乏类似奥赛罗这样因爱生恨而杀死自己美丽无辜妻子的悲情人物，又或者是遗弃了考狄利娅和肯特的李尔王，更有麦克白夫妇的篡权夺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以及哈姆雷特这样在复仇与爱恨之间徘徊踌躇的王子。
这些所有的人物，都生动灵活的出现在莎士比亚所建构的舞台乌托邦内，他们虽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完美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伤人性命的罪人，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不具备了同样一种令人向往和敬仰的特征，那便是——勇气和忠诚。无论他们所做之事是否正确，但可以看到的是他们都做了忠于自身，而常人想做却碍于羁绊无法做或是不敢做的事情。
大多数活在莎翁笔下的人物，他们也许都会遭遇极大的不公和打击，在这种境遇下，这些人物不但能够保持原本的本性，不随行堕落，更是锻造出了更加美好且难能可贵的意志品格，这些熠熠生辉的任性闪光点，皆由莎士比亚所赋予和淬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与命运抗争搏斗，在极端糟糕危险的情况下坚持自我，在与死神的搏击中涅槃重生，这是人性的伟大，也是人类的尊严与不朽。
然而莎翁的笔下，却不仅仅是这样令人凝神屏息的主角，还有着芸芸众生一样普通平凡的小角色，他们没有英雄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也不曾遭遇命运的嘲弄与扼喉，但正是这些并不起眼的角色，也被莎士比亚赋予可贵的品质，他们品德善良且保有基本的良知。他们的部分通常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于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制度以及残酷的生存环境的不满，体现了莎士比亚本人对于道德伦理标准的崇高期望与对现实世界的痛心酸楚，他利用笔下的角色在自己构建的舞台世界中演绎悲欢离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他以鲜活的人物与其不朽的品格来唤醒人们心中获得解救的渴望和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
剧本的开场诗优美而又哀婉，这场爱情的悲剧最终以双双殉情作为谢幕，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而反抗命运，反抗世俗社会的行为和坚贞不屈的品质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者的内心。
结语：
正是源于对这种坚贞不屈精神的赞颂和执着，莎士比亚将自身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伦理境界投注在笔下的人物身上，这些人物既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也是为真理和正義牺牲献祭的勇士，他们时刻提醒着观者作为人而应保守的善良本质和人性的内涵，莎士比亚以笔墨，构建了符合他道德伦理的最终乌托邦，并以此为媒介，以戏剧人物帮助人们塑造更加优秀完美的人格，并在使其更加高尚美好的同时，将人类的心灵，乃至灵魂提升到理想的高度。
【参考文献】
[1]王忠祥. 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2006，02：18-31.
[2]张馨元. 莎士比亚戏剧的理想人性——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的平衡[J]. 世纪桥，2010，05：39-41.
[3]蒋贤萍. 莎士比亞的伦理诗学——《李尔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J].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6：103-105.
【关键词】莎士比亚 道德伦理 戏剧文体 美学象征 戏剧空间
雨果曾说：“谁要是提到‘诗人’这两个字，他也就必然是在谈论历史学家与哲学家。荷马包含了希罗多德和达莱斯，莎士比亚也是这种三位一体的人。”他本人认为，对于一个诗人的要求，不仅是在叙述一件事，而是在表现一件事，莎士比亚一生所创作的戏剧中，囊括了悲剧、喜剧、仙境、颂歌等多种类型，他善于表达人们的开怀大笑，神色凄惶，惊骇恐惧和悲哀堕落，而这所有的一切用一个词便可以精准的概括，那便是“戏剧”二字。在这个范围内，莎士比亚达到了两级，他既是一位属于奥林匹克神界的半神，又是一位属于熙攘剧院的诗人。
一、莎士比亚戏剧诗文体的美与崇高
纵观戏剧艺术长达数千年的传承，交替，与革新，古希腊诗剧无疑应被作为戏剧之源头而被追溯。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所创作的《被束缚的普罗米修斯》一剧中，主人公普罗米修斯因对人类怀有恻隐之心而盗取天火，这位巨神被束缚于荒凉残酷的高加索山脉悬崖之上，他不为威逼利诱而妥协，终日忍受着风霜的侵蚀与恶鹰的啄食，依旧能够以诗化的语言回击作为神使的赫尔墨斯：“我憎恨所有的神。”赫尔墨斯离开后，他更是大声呼喊：“啊，我那无比神圣的母亲啊，啊，普照世间万物的光亮大气啊，请看我正遭受怎样不公平的虐待！”这种既诗化而又雄浑庄严的语言产生了不可抵挡的史诗的力量，埃斯库罗斯对于普罗米修斯高山仰止般的英雄事迹的描述是原始、朴素而又智慧的，同时，他表现出了这位巨神在受制于命运的苦难时刻仍旧不背弃良知，道德且充满勇气的崇高伦理境界[1]。因其行文严谨，词藻庄严，从而产生了希腊人引以为豪的“高不可及的范本”这一说法。
而作为对古希腊精神的完美继承，莎士比亚将其与古罗马、中世纪英国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戏剧的风格传统完美融合，又加之自身的雕琢修饰，其表现在戏剧作品中的形态无疑是成功饱满而有极富个人色彩的，李尔王，哈姆雷特，麦布女王，考狄利亚，这些人物口中凝炼出的台词是莎士比亚对语言的升华，他在《李尔王》中借肯特之口说出了如下话语，他说：“再会，国王；你既不知悔改，囚笼里也没有自由存在。神明庇护你，善良的姑娘！你心地纯洁，说的恰当。愿你们的夸口变成事实，假书上会结下真的果子。各位王子，肯特从此远去；到新的国土走他的旧路。”
伟大如同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他的戏剧，便是诗的戏剧，同时也是戏剧化的诗，在他的笔下，实现了并应验了卢克莱修将人类精神振奋归咎于伟大诗篇的箴言，莎士比亚崇高的道德伦理境界以及由于对此期望所构建出的完美乌托邦，通过他的语言表现在了几乎所有的剧作中，他以此境界为支点，实现了对于抒情诗和史诗的最高融合。莎翁笔下的爱，比阿弗洛狄忒的双唇更加饱满热情；莎翁笔下的恨，不亚于闪电撕裂黑夜苍穹时的狂怒；莎翁心中的崇高理想和思考，使他舞台哲人的身份彰显的淋漓尽致，他让历史穿越时空，栩栩如生，让人们借助于舞台和戏剧这一载体，将现实看的更加清晰，二者碰撞摩擦，爆发出的火花，是人性的善与恶，美与丑，真实与虚假，欢喜与悲伤，是莎翁崇高道德伦理构建起的完美乌托邦与现实世界残酷灰暗的渺小，这些徘徊于高尚与卑微之间的思考，呈现出了作者，莎士比亚本人的高贵的品格与其思想的价值。
戏剧表演中的舞台空间，不仅仅只是一个为演员提供表演场所的物理空间，更是一个通过符号化，进而转变为供审美知觉关照的，独特的审美空间[2]。
法国美学家米盖尔·杜夫海纳曾经说过：“当我坐在剧场里，现实——演员、布景、大厅——对我不再是真实的东西，而非现实——在我面前演出的故事——不再是真正非现实的东西。”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戏剧所展现在舞台上的，是经过了深刻的艺术提炼、加工和转换而成的，这种成果既是现实的，却又是非现实的。
剧作家在创作剧本的同时，将戏剧的审美世界框架起来，并呈现一种空间封闭的状态，在此之下，舞台上的审美与台下的现实世界是分隔区别开来的[3]。
莎士比亚是一位充满人文主义情怀，又同时具有绝对戏剧天赋和极高审美品位的伟大诗人，他对于台上审美空间的把握和标准来自于他极高的道德伦理境界中，他将舞台上所上演的剧目故事与台下的观众隔绝开来，建立了一个形状与色彩、光影结合，剧中人物精神投射在这个物质空间中，又与台下观众的精神世界产生共鸣，审美空间的现实与非现实所结合，这一切皆来自于莎士比亚自身的道德伦理修养和思想深度，由此构建衍生出的戏剧世界，介乎于现实与非现实之间，成为了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
而这个被从现实世界中分隔出來的独特审美空间，如果想要被舞台下的观众所接纳并产生共鸣，自然也难以离开观众的审美经验。而“审美经验”一词则是指观众在欣赏一些具有审美价值的事物时的感受所积累的经验，这一内涵比较广泛，原则上可以包括欣赏一切具有审美价值事物的经验。
审美经验作为一种社会意识，成为人们在欣赏事物的同时，逐渐产生出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现象，不只是美的对象具有审美价值，容易让人产生审美经验，丑的对象也可以。
在此基础上，更加深入的研究我们便可以发现，审美经验并不只是单纯消极而被动的去接受审美对象所发出的刺激，审美主体的自身条件，例如其经验的多少以及阅历的深浅，最终直接影响到其是否能够做出正确的审美判断。
著名美学家斯托尔尼兹曾在《艺术批评的美学和哲学》一书中指出：“传统美学很少像我们这样去问‘什么是审美经验？’传统美学把‘审美’的东西看作是某些对象所固有的特质，由于这些特质的存在，对象就是美的。”由此说来，传统美学中这部分固有的特质，是可以被塑造和升华的，进而引导人群对此产生共鸣，而作为审美经验之来源的审美直觉，则可以被解釋为客观事物直接作用于人类感官器官的结果，人脑对此产生反映，这种反映，就是生活中所常说的感觉。因此我们可知，审美经直觉作为审美这一过程的开始，同样也是审美经验的开端。 正是由于莎士比亚自身崇高的道德修养水准以及其在人文主义情怀影响下所持有的伦理境界，因而在他的戏剧中，审美空间被巧妙的掌握了，通过对语言的雕琢和反复玩味，以及舞台上演员的精湛演绎，从而将这个由现实与非现实共同构建起来的乌托邦变得更加合理且坚不可摧。同样由于这个舞台世界所引起的观众共鸣，因此才会产生了类似演出《奥赛罗》时，一个白人观众站起来开枪打死扮演奥赛罗演员的惨事，这不仅应被归结于演员的演技，更能够说明剧本本身构建的稳固以及莎士比亚本人思考的深度和崇高的道德伦理境界。
三、莎士比亚戏剧人物精神的不朽与崇高
细数莎翁笔下的戏剧人物，并非全部都是历史中的伟人与英雄，其中不乏类似奥赛罗这样因爱生恨而杀死自己美丽无辜妻子的悲情人物，又或者是遗弃了考狄利娅和肯特的李尔王，更有麦克白夫妇的篡权夺位，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殉情，以及哈姆雷特这样在复仇与爱恨之间徘徊踌躇的王子。
这些所有的人物，都生动灵活的出现在莎士比亚所建构的舞台乌托邦内，他们虽然并非是传统意义上完美的人，甚至有的还是伤人性命的罪人，但是他们几乎无一不具备了同样一种令人向往和敬仰的特征，那便是——勇气和忠诚。无论他们所做之事是否正确，但可以看到的是他们都做了忠于自身，而常人想做却碍于羁绊无法做或是不敢做的事情。
大多数活在莎翁笔下的人物，他们也许都会遭遇极大的不公和打击，在这种境遇下，这些人物不但能够保持原本的本性，不随行堕落，更是锻造出了更加美好且难能可贵的意志品格，这些熠熠生辉的任性闪光点，皆由莎士比亚所赋予和淬炼，生命不息，奋斗不止，他们与命运抗争搏斗，在极端糟糕危险的情况下坚持自我，在与死神的搏击中涅槃重生，这是人性的伟大，也是人类的尊严与不朽。
然而莎翁的笔下，却不仅仅是这样令人凝神屏息的主角，还有着芸芸众生一样普通平凡的小角色，他们没有英雄人物身上与生俱来的伟大人格，也不曾遭遇命运的嘲弄与扼喉，但正是这些并不起眼的角色，也被莎士比亚赋予可贵的品质，他们品德善良且保有基本的良知。他们的部分通常反映了作者本人对于现实世界中不合理的制度以及残酷的生存环境的不满，体现了莎士比亚本人对于道德伦理标准的崇高期望与对现实世界的痛心酸楚，他利用笔下的角色在自己构建的舞台世界中演绎悲欢离合，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乌托邦式的存在，他以鲜活的人物与其不朽的品格来唤醒人们心中获得解救的渴望和与命运抗争的勇气。
“故事发生在维洛那名城，有两家门第相当的巨族，累世的宿怨激起了新争，鲜血把市民的白手污渎。是命运注定这两家仇敌，生下了一双不幸的恋人，他们的悲惨凄凉的陨灭，和解了他们交恶的尊亲。这一段生生死死的恋爱，还有那两家父母的嫌隙，把一对多情的儿女杀害，演成了今天这一本戏剧。”
剧本的开场诗优美而又哀婉，这场爱情的悲剧最终以双双殉情作为谢幕，但罗密欧与朱丽叶为爱而反抗命运，反抗世俗社会的行为和坚贞不屈的品质却深深地打动了每一位观者的内心。
结语：
正是源于对这种坚贞不屈精神的赞颂和执着，莎士比亚将自身崇高的道德理想和伦理境界投注在笔下的人物身上，这些人物既是有血有肉的人类，也是为真理和正義牺牲献祭的勇士，他们时刻提醒着观者作为人而应保守的善良本质和人性的内涵，莎士比亚以笔墨，构建了符合他道德伦理的最终乌托邦，并以此为媒介，以戏剧人物帮助人们塑造更加优秀完美的人格，并在使其更加高尚美好的同时，将人类的心灵，乃至灵魂提升到理想的高度。
【参考文献】
[1]王忠祥. 建构崇高的道德伦理乌托邦——莎士比亚戏剧的审美意义[J]. 外国文学研究，2006，02：18-31.
[2]张馨元. 莎士比亚戏剧的理想人性——作为个体的人与整体的人在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上的平衡[J]. 世纪桥，2010，05：39-41.
[3]蒋贤萍. 莎士比亞的伦理诗学——《李尔王》的文学伦理学批评[J]. 延安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1，06：103-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