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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增长”已经成为我国现阶段经济工作的重点。一方面，要及时出台综合措施快速扭转消费、出口、投资三大动力下滑的势头；另一方面，更要显著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将金融市场尤其是资本市场的建设和发展作为实现稳增长目标的重要一环。
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市场服务经济增长的功能已充分体现。但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使其优势和潜力不能完全释放。
一是存在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人为割裂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现阶段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在要素使用、竞争环境和监管体制等方面的差异，金融与实体经济其他行业在资本投入、效益实现等方面体现出特定的差异，银行业总体利润高在社会上引起一定争议，这亟需更多的理性分析而不是指责。如果人为地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可能反而会恶化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环境。
二是金融业自身发展滞后。虽然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与较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依然明显。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我国目前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制约。
三是金融监管的行政色彩依然过浓。
虽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已显著推进，尤其是债券市场这几年的飞速发展更是与适度监管竞争、重视市场化力量密不可分，但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甚至出现“监管俘获”、“监管套利”和“监管政策调控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一些本应由市场规律主导的领域被“加强监管”、“统一监管”，从而出现“过度监管”。这不利于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架构，不利于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活力，也不利于实现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空间广阔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现阶段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不够及时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现阶段的差距，恰恰也是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空间。在为稳增长战略“保驾护航”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作用空间将非常广阔。
一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解决这一市场顽疾，需要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包括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区域集优模式集合票据等，满足小微企业的特定需求。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将大型企业引入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中来，使得有限的信贷资源得以腾挪出来，并“倒逼”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二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这一工作部署，与当前我国社会融资结构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的状况密不可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积聚于银行系统的风险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扩容、投资者结构优化、产品创新、机制设计等予以缓释。
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稳增长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应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重点推进方向之一。
三是降低社会融资行为的货币创造效应。现阶段看，在间接融资依然占据主导的情况下，金融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使得货币投放数量增加，造成了价格的上行压力。在我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价格总水平可能平台上移的情况下，信贷投放引致价格上行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更为明显，迫切需要寻找一条既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又具有温和货币创造效应的融资渠道，而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恰恰可以二者兼具。
研究显示，由于在货币创造机理方面的差异，相对于银行信贷而言，债券融资所产生的货币创造效应仅为银行信贷的一半左右。因此，未来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市场的这一优势，使得经济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者协调方面更灵活、有效。
四是引导和促使企业回归实体经济。
实际经营中，企业具有强烈的逐利动机，在利益的吸引下不少实体企业偏离实体经济的范畴，向虚拟经济延伸，导致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呈现自我循环。为应对这一情况，可以发挥金融市场的信息平台作用，在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下，让市场参与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广大人士都了解到企业的经营动向。如果企业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涉足高风险的虚拟经济炒作，投资者可能会“用脚投票”，对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形成硬性约束，由此促使企业回归实体经济。
内外兼修
为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战略，当前应将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良好环境。次贷危机过后，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创新是危机爆发的最终根源，进而庆幸我国因金融创新步伐慢而“逃过一劫”、“置身事外”。但实际情况是，在次贷危机中我国并未全身而退、毫发无损，而国际上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要正视我国金融创新滞后的现实，尽快形成市场共识、有效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资产证券化、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基础性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一根本，以是否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有效性、是否利于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是否利于经济稳健增长为标准，合理把握创新的界限和力度。
二是构建有利市场发展的科学监管模式。监管模式要确保金融体系在有效、有序、稳健的框架内运行，不能积聚系统性风险；监管模式也要为金融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对中国而言，应参照其他国家实践，并结合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应具备以下要点：一是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不应缺位。如果没有监管职责辅助和配合，单纯谈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空白且无力，政策效果可能被其他方式冲减。为保障政策效果的有效性，必须要强化中央银行在金融方面的监管职能，二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要各有侧重。次贷危机过后，功能监管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般导向。对中国而言，机构监管存在客观基础，同时应提升功能监管的作用，形成一个中央银行主导下的伞形监管架构，三是以适度监管竞争确保金融运行活力。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化力量不够强，适度的监管竞争对维持市场活力、激发市场潜能、加快追赶步伐是有利的，而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推崇的监管统一将会让市场失去活力，并诱发权力寻租。
三是明确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差异化定位。为提高资本配置能力，信贷和资本市场在服务于企业融资需求时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定位。具体而言，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直接面对金融市场公开披露信息，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更适合一对一、个性化的融资方式，可以通过银行，选择信贷方式进行融资。建立起这种分层结构后，在现阶段金融资源相对紧张的硬约束下，对信贷市场而言，原先投向大型企业的资金得以挤出，这部分资金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腾挪出空间。
四是遵循并有效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配置。在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分层的同时，资本市场内部也要根据各自特征差异化发展和定位。对债券市场而言，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和最主要的直接融资工具，以机构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使得债券市场具有庞大的容纳量，直接融资需求应主要通过债券市场来解决。股票市场也是直接融资工具的一种，但股权融资的特征以及众多散户参与的投资者结构决定了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绝非资金融通，而是解决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改善企业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构。这两个市场特点各异，定位也应不同。债券市场定位于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股票市场满足实体经济稳健发展中的风险分散需求，由此形成一种定位合理、优势互补、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发挥的金融市场结构。
（作者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
制约因素
近年来，我国金融为实体经济提供的资金支持力度越来越大，金融市场服务经济增长的功能已充分体现。但金融市场深化发展的制约因素依然存在，使其优势和潜力不能完全释放。
一是存在将金融与实体经济人为割裂的倾向。这一倾向在现阶段体现得较为明显。由于在要素使用、竞争环境和监管体制等方面的差异，金融与实体经济其他行业在资本投入、效益实现等方面体现出特定的差异，银行业总体利润高在社会上引起一定争议，这亟需更多的理性分析而不是指责。如果人为地将金融与实体经济发展割裂甚至对立起来，可能反而会恶化实体经济发展所需的金融环境。
二是金融业自身发展滞后。虽然近年来我国金融业发展迅速，但与较发达经济体的差距依然明显。从金融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这一指标来看，我国目前相当于美国和日本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水平，金融发展相对滞后，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受到制约。
三是金融监管的行政色彩依然过浓。
虽然金融体系市场化改革已显著推进，尤其是债券市场这几年的飞速发展更是与适度监管竞争、重视市场化力量密不可分，但由于多种原因，现阶段我国金融监管的行政化色彩依然浓厚，甚至出现“监管俘获”、“监管套利”和“监管政策调控化”现象，突出表现在一些本应由市场规律主导的领域被“加强监管”、“统一监管”，从而出现“过度监管”。这不利于我国建立科学、合理的金融监管架构，不利于提升金融体系运行效率和活力，也不利于实现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服务经济增长的最终目标。
空间广阔
正如温家宝总理在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所指出的，现阶段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还不够及时有力，金融业的服务能力和水平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相比还有不小差距”。现阶段的差距，恰恰也是金融市场未来发展的空间。在为稳增长战略“保驾护航”过程中，金融市场的作用空间将非常广阔。
一是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解决这一市场顽疾，需要金融市场积极作用的发挥。金融市场可以通过创新金融产品，包括中小企业集合票据、小微企业专项金融债、区域集优模式集合票据等，满足小微企业的特定需求。此外，金融市场的发展可以将大型企业引入资本市场融资渠道中来，使得有限的信贷资源得以腾挪出来，并“倒逼”银行加大对中小企业融资的支持力度。
二是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第四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突出强调了对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的重视。这一工作部署，与当前我国社会融资结构过度依赖间接融资的状况密不可分，而解决这一问题的重要途径就是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将积聚于银行系统的风险通过直接融资市场的扩容、投资者结构优化、产品创新、机制设计等予以缓释。
为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为稳增长战略实施创造良好环境，大力发展金融市场、发展直接融资应是当前经济金融工作的重点推进方向之一。
三是降低社会融资行为的货币创造效应。现阶段看，在间接融资依然占据主导的情况下，金融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金支持的同时，也使得货币投放数量增加，造成了价格的上行压力。在我国已越过“刘易斯拐点”，价格总水平可能平台上移的情况下，信贷投放引致价格上行造成的负面影响将更为明显，迫切需要寻找一条既能满足企业资金需求又具有温和货币创造效应的融资渠道，而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恰恰可以二者兼具。
研究显示，由于在货币创造机理方面的差异，相对于银行信贷而言，债券融资所产生的货币创造效应仅为银行信贷的一半左右。因此，未来要充分发挥直接融资市场的这一优势，使得经济政策在稳增长、调结构、防通胀三者协调方面更灵活、有效。
四是引导和促使企业回归实体经济。
实际经营中，企业具有强烈的逐利动机，在利益的吸引下不少实体企业偏离实体经济的范畴，向虚拟经济延伸，导致资金脱离实体经济呈现自我循环。为应对这一情况，可以发挥金融市场的信息平台作用，在金融市场的信息披露机制下，让市场参与者、企业的利益相关者，以及社会广大人士都了解到企业的经营动向。如果企业盲目追求短期利益，涉足高风险的虚拟经济炒作，投资者可能会“用脚投票”，对企业的不规范行为形成硬性约束，由此促使企业回归实体经济。
内外兼修
为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战略，当前应将金融市场建设和发展放在更加重要的位置。
一是营造有利于金融创新的良好环境。次贷危机过后，一种观点认为金融创新是危机爆发的最终根源，进而庆幸我国因金融创新步伐慢而“逃过一劫”、“置身事外”。但实际情况是，在次贷危机中我国并未全身而退、毫发无损，而国际上金融衍生品的发展也是如火如荼。要正视我国金融创新滞后的现实，尽快形成市场共识、有效破除体制障碍，积极推动产品创新、机制创新和制度创新，发展资产证券化、市政债券、高收益债券等满足实体经济需求的基础性金融产品。另一方面，在创新过程中要牢牢把握市场导向和服务实体经济需求这一根本，以是否利于提高金融市场有效性、是否利于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共生共荣、是否利于经济稳健增长为标准，合理把握创新的界限和力度。
二是构建有利市场发展的科学监管模式。监管模式要确保金融体系在有效、有序、稳健的框架内运行，不能积聚系统性风险；监管模式也要为金融市场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对中国而言，应参照其他国家实践，并结合现阶段经济金融发展特点，建立适合我国国情的金融监管模式。 这种模式应具备以下要点：一是中央银行的监管职责不应缺位。如果没有监管职责辅助和配合，单纯谈论中央银行“执行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空白且无力，政策效果可能被其他方式冲减。为保障政策效果的有效性，必须要强化中央银行在金融方面的监管职能，二是功能监管与机构监管要各有侧重。次贷危机过后，功能监管成为发达经济体的一般导向。对中国而言，机构监管存在客观基础，同时应提升功能监管的作用，形成一个中央银行主导下的伞形监管架构，三是以适度监管竞争确保金融运行活力。我国金融市场正处于发展初期，市场化力量不够强，适度的监管竞争对维持市场活力、激发市场潜能、加快追赶步伐是有利的，而出于部门利益考虑而推崇的监管统一将会让市场失去活力，并诱发权力寻租。
三是明确信贷市场和资本市场的差异化定位。为提高资本配置能力，信贷和资本市场在服务于企业融资需求时应体现出一定的差异化定位。具体而言，规模较大、经营稳定、风险较低的企业，可以通过资本市场，通过发行债券和股票等方式，直接面对金融市场公开披露信息，以较低成本进行融资；规模较小，处于成长期，未来不确定性较大的企业，更适合一对一、个性化的融资方式，可以通过银行，选择信贷方式进行融资。建立起这种分层结构后，在现阶段金融资源相对紧张的硬约束下，对信贷市场而言，原先投向大型企业的资金得以挤出，这部分资金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腾挪出空间。
四是遵循并有效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配置。在资本市场和信贷市场分层的同时，资本市场内部也要根据各自特征差异化发展和定位。对债券市场而言，作为资本市场的主体和最主要的直接融资工具，以机构为主的投资者结构使得债券市场具有庞大的容纳量，直接融资需求应主要通过债券市场来解决。股票市场也是直接融资工具的一种，但股权融资的特征以及众多散户参与的投资者结构决定了股票市场的主要功能绝非资金融通，而是解决风险的分散和分担，改善企业股权结构和公司治理机构。这两个市场特点各异，定位也应不同。债券市场定位于满足实体经济合理资金需求，股票市场满足实体经济稳健发展中的风险分散需求，由此形成一种定位合理、优势互补、服务能力最大限度发挥的金融市场结构。
（作者系中国银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副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