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是个文化沙漠，这是不少人对这个城市的评价。其实也难怪，在东方文化的羽翼之下浸淫了上千年的南海小岛，因为国家败落，一下子被推向了两种文明冲突的最前线，成为西方文化的殖民地，这种悲情和彷徨是难以想象的。
　　但没有时间舔舐伤口，若想在这个弹丸之地生存下去，香港人必须每天面对各种腔调的语言、各种颜色的人种、风格迥异的文化和价值观，那该需要怎样的本领呵，更何况还要承受着文化撕裂的阵痛。百年来，八面玲珑、左右逢源都成了香港人的必修课，成了吃饭的本领。
　　一方面是应付自如、如鱼得水后的成就感，另一方面却是阅人无数后的幻灭感。在一个人人都要面对“我是谁”的地方，不做文化沙漠也难。
　　从空中俯瞰这个弹丸小城，高楼大厦，灯红酒绿，现代文明在这里密集体现。皇后大道上，路人如蚁，车如甲虫，商业广告铺天盖地。红尘滚滚，攘攘名利，整个城市就像一架高速运转的大机器。人只是其上的细小齿轮，高效率高密度地来来往往，没有宏伟的理想，也没有切肤的苦难，只有简洁明了的目的：衣食住行，吃喝玩乐，向前看，明天会更美好。
　　但值得香港骄傲和我们民族庆幸的是，香港还有着一批旧式的文人。说他们旧，是因为他们从思想到行为，还保有着传统中国的斑斑点点，没有在现代化的洪流前迷失自己。在上个世纪的风云剧变中，他们多舟车南下，来到这个香江之畔的小城。物欲横流并没有撼动他们骨子里那种传统的倔强，文化的优越感让他们犹如没落的贵族，矜持地坚守着往昔的荣华。
　　董桥或许就是其中的一个。
　　许多年前，有一篇文章和一本文集，叫着同一个名字：《你一定要看董桥》。如果在没读董桥之前，我看到这篇文章或者这本文集，我会远离董桥，因为不喜欢这种霸道的语气。
　　不过感谢上帝，在我读了董桥之后，才发现柳苏、陈子善这两位铁杆“粉丝”，才没有因为他们而赌气把董桥和他的文字格杀。
　　但知道董桥，也是一个极其偶然的机缘。一位偶然认识的朋友向我推荐了《从前》，读完掩卷，朋友眼巴巴地看着我，眼神里充满期待地问询：“怎么样？还不错吧？”我只是告诉她一句：“想不到一个不再年轻的男人在香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她顿时笑靥盈腮。
　　
　　可如果不是不再年轻，又怎么写出如此文字？如果不在香港，又能在哪儿写出如此文字！
　　环顾彼时的大中华，内地“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年青一代充满了革命的激情，他们曾是“破四旧”的主力军，在那个疯狂的年月长大，怎会对传统有些许珍惜！而海峡的对岸，如今的年轻人在政客的“去中国化”下离传统已是渐行渐远。
　　以遗民自居，董桥却颇感自豪，他认为自己就是一个旧式的文人，是一个前朝的文化遗民，这个前朝或许可以上溯至激昂慷慨的先秦岁月，上溯至古朴厚重的两汉、轻灵飘逸的魏晋南北朝、严肃刻板的宋明、惆怅失落的清民。上个世纪的河山变色依稀在目，在那个全球兴奋的年月，革命浪潮全球荡漾，能够独守千年文脉，在车水马龙之中浅吟低唱，伤春悲秋，也只能是在香港了。
　　董桥自己说，文化遗民讲品位，养的是心里一丝傲慢的轻愁：急管繁弦杂梵声，中人如梦又如醒；欲知此夜愁多少，试记街前长短更。
　　遗民的心态总是保守的，在他们眼里，秦时明月汉时关才是诗情，方有画意，而时下的满城新潮只是俗物，无以入诗也无法填词。
　　董桥的顾影自怜理应是“过高人愈妒，太洁世同嫌”的，但非也，董桥火了。有人说，如果评小资必读作家，董桥必列其中。
　　犹如唱过革命歌曲激情几十年之后再听邓丽君，会感叹“歌还可以这么唱”一样；看惯了激昂的政治语汇再翻董桥，也会叹一句：中文原来还可以这样写。
　　董桥说：我扎扎实实用功了几十年，我正正直直生活了几十年，我计计较较衡量了每一个字，我没有辜负签上我的名字的每一篇文字。
　　中国的诗讲求的是意境，中国的画讲求的是写意，中国的文字也是如此，空灵是一切中国文化载体的最高追求。恰有人如此评价董桥的文字：不论描景抒情、描摹人物、叙述故事，都给人一种酣畅淋漓的水墨画印象，就像从迷蒙的江南烟雨中款步走来。
　　
　　有时候，我都在怀疑，香港曾经离开过中国吗？当然，这个中国是文化意义上的中国，她依然书写着方块字，而且还是繁体的，她虽然沐浴了欧风美雨，可骨子里还倔强地恪守着汉脉唐血。而在摩天的高楼里，狭窄的住房里，还有着一大批的旧派文人，在努力延续着中华文脉。而那个时候，窗外的世界是滚滚的红尘，深圳河的对岸是革命的激情，海峡的对岸是光复的迷梦。
　　如果说香港离开过中国，那只能说是我们变了，我们远离了传统的中国。我们曾经打倒过一切，砸烂过一切。人们不得不把油纸伞、乌篷船锁在记忆深处，甚至一度忘却。而当我们决定打开国门的时候，那个小心呵护着传统的小岛，一下子又恢复了我们曾经的记忆。从这个意义上，香港回归了，而且很早就回来了，带来的是那个遥远的文化中国。
　　与其说董桥火了，不如说是传统的回归，曾经断层的文脉再次延续。吸引小资们的，不止是前朝的那些事儿，更多的是母体文化的召唤，是骨子里的杏花烟雨江南作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