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与隐:茹志鹃《百合花》中的叙事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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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百合花》是茹志鹃的代表作,它没有硝烟四起、炮火轰鸣的战争场面,也没有血肉模糊的敌我拼杀,却是当代战争文学的经典之作。评论界对《百合花》的解读也可以分成两个阶段,最初是以茅盾先生为代表的“礼赞军民骨肉情深”的解读;80年代后期,评论界逐渐开始淡化军民血肉情的阶级意识,不再将人物固化为“不惜牺牲一切的爱国爱民的英雄”“泰山崩于前而不动的勇士”,而是关注人物自身的人性内涵,比如陈思和先生的评价:“表现战争中令人难忘的,而且只有战争中才有的崇高纯洁的关系,与通过这种关系体现出来的人性美和人情美。”①这样一篇具有多重解读意蕴的文章,其内容和背景都超越了当下高中生的生活经验,学生很容易浅读甚至是误读,如何引导当下的高中生真正走进文本,发现隐藏在显性语言之下的,丰富的深沉的意蕴,是需要教师的点拨和启发的。
  一、情节的显与隐
  故事的核心情节是借被子。文中说“我”到了包扎所后,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于是便自告奋勇讨了“借被子”的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请了小通讯员,让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这里,故事的另一个重要人物——新媳妇——出场了。小通讯员去借被子,结果却两手空空地回来。他说“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为什么说“死封建”?作者并没有明示,但我们可以根据文中的“蛛丝马迹”来推测隐藏在背后的故事。
  1.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我看她头上已硬挠挠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的向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的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像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2.后来她到底问我说:“那位同志弟到哪里去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
  通讯员是见过新媳妇的,但第二次去借被子时,我们起初还是“大姐、大嫂”的乱喊,而当“我”跟新媳妇照面后,“我”便“大嫂长大嫂短”的道歉,这说明之前的通讯员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称呼新媳妇,或许看到“长得很好看”的新媳妇时,又如同之前跟“我”相处一般,紧张得满头大汗,憨傻得可爱。是不是这样就引起了新媳妇好感,想捉弄一下这个小傻子?当新媳妇听完了“我”的道歉后,她的反应是“低头咬着嘴唇,好像忍了一肚子的笑料没笑完”,这绝对不是与人争吵过该有的反应,而应该是捉弄得逞之后的得意和忍俊不禁,新媳妇活泼的性格便也跃然纸上了。新媳妇应该与小通讯员年龄差距不大的,后文她还亲切地称其为“同志弟”,是不是小通讯员的憨傻让她想起了自己的弟弟呢?她未出嫁前,是不是也常这样和弟弟玩闹呢?我们得承认,新媳妇在借不借被子这件事上是有过挣扎的,但挣扎的原因应该不是经济上的损失,否则也不至于在“我”去借被子时就答应了,而是传统思想下“男女授受不亲”的考量,那床被子是她唯一的嫁妆,更是新婚的合欢被,借给陌生男子,哪怕是借给伤员,也是需要经过内心的斗争的。
  “我”说服新媳妇借被子的理由是“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这个话如果借小通讯员之口说出来,对话的场面就会很喜感:一个面对年轻女性都会紧张冒汗的小伙子,面红耳赤,梗着脖子对新媳妇讲大道理。新媳妇会如何处理?很可能会打趣他,说你正经八百上过战场吗?你开过枪,打过敌人吗?因为在文本后面,新媳妇对“我”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气了”。我们可以设想,如果小通讯员再坚持一下,新媳妇估计也就转身回去抱被子了,但他脸皮太薄,在新媳妇的捉弄下落荒而逃。
  故事里的新媳妇的丈夫一直都没有露面。课堂上有学生提出来,新媳妇的丈夫应该也是一名战士,或者是一位为战争奔忙的乡干部。因为文本中唯一一次对乡干部的描写重点突出了乡干部的忙碌。
  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了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
  这里的乡干部忙得脚不沾地,恨不得生出三头六臂来。这当然是为下文“我”去借被子做铺垫,应该也暗示村里的男人都在为战争奔忙,其中自然也包括新媳妇的丈夫。顺着这个推断思考,新媳妇同意自己新婚的丈夫为战争忙碌,应该是深明大义的,看到小通讯员会心生捉弄之意,正是因为觉得亲切。你会对着讨厌的人开玩笑吗?不会。这些情节作者都没有明说,而是隐藏在故事之下,只在某些地方漏出一点暗示,引得读者去体会,去想象。
  二、情感的显与隐
  预习时有学生提出来,认为“我”是不是爱上小通讯员了。理由是文本中明确写着,“看他那副认真、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呼呼的小同乡”。初听这个解读感觉很荒谬,但鉴于高中学生的生活经历,他们这样理解也无可厚非。那么我对小通讯员到底是怎样的感情呢?
  “我”对小通讯员的情感是变化的。文中并没有交代“我”的年纪,但是从“我”的行为推测,“我”应该是比小通讯员略年长的年轻女性。所以,当通讯员“撒开大步”把我“撂下几丈远”时,“我”会生气;当他因为“我”是女同志而刻意跟我保持距离的时候,“我”会“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而当看到他“张惶”“局促不安”的样子,“我”又“拼命忍住笑”;当“我”得知他是自己同乡时,便立刻“越加亲热起来”。“我”的潜意识里有探寻他的生活愿望,所以“我”问他“娶媳妇”了没有;当想起故乡的中秋节唱的歌谣时,“我”想起他,猜测“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当“我”咬一口月饼,“我”想“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者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这些如果统统只归结到同乡情谊上,似乎有些说不通。只是一个萍水相逢的老乡,应该不至于让“我”如此挂念,应该还有些别的情愫。而这种情愫与其说是男女间的爱情,不如说是长姐的关爱,或者是男女间朦胧的想了解对方的渴望。   而在小通讯员牺牲后,“我”能理智地接受这一现实,并试图劝阻新媳妇为小通讯员缝补那个破洞,也再次证明“我”对小通讯员的爱并非爱情,但这份朦胧美好的情愫会始终被我放在心里,在残酷、冰冷的战争中,帮我驱逐黑暗,温暖心田。茹志鹃说《百合花》是一篇“没有爱情的爱情牧歌”②,实在是很精准的概括。
  三、背景的显与隐
  《百合花》是战争主题的小说,但战争这个大背景却被作者有意无意地淡化了。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放了晴,路上還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些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月亮嬷嬷,照你照我,……”
  这些文字如果单独抽出来看,谁能想到这是一篇战争小说里的片段呢?茅盾先生说:“它有独特的风格……清新俊逸。这篇作品说明,表现上述那样庄严的主题,除了常见的慷慨激昂的笔调,还可以有其他的风格。”③作者在这里将非战的生活写得越清新美丽,战争加诸于人们的伤害就越残酷。
  再比如新媳妇那条“枣红底色上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枣红是民间表示喜庆的颜色,百合花也寄寓着百年好合的美好祝愿,但这样一条象征婚姻美满幸福的被子仅三天就被“借出”。“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才积起了做被子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这段以玩笑语气说出来的话,看似是在捉弄小通讯员,实则是将美好纯洁的“百合花”置身于残酷血腥的战争背景下,即使不直言战争,通过二者巨大的反差,也加剧了战争的悲剧色彩。
  当然作者对战争的书写还不仅是通过对比来实现,作者在很多细节上都暗暗诉说着战争。比如小通讯员给“我”的“两个干硬的馒头”。作者为什么要强调是“干硬”的馒头,而且是小通讯员在“自己的挂包里掏了一阵”,才“摸出”来的?在战争时期,物资十分紧张,包扎所连伤员的被子都没有,即使是“两个干硬的馒头”可能也是小通讯员珍贵的口粮。也正因为此,他将馒头留给“我”,才显出他的体贴、细心。战争的残酷和艰难也透过两个馒头传递出来。
  小通讯员为保护担架员牺牲了,当手榴弹在人缝里冒着烟乱转时,他叫别人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在一般的战争小说中,这应该是重点,是高潮,是需要浓墨重彩加以渲染的。但是在《百合花》里,作者却只让得救的担架员简单几句话就交代了过去。这种侧面叙述的方法体现了茹志鹃的精心设计。因为简单地表现战士的英勇早就成了同时代战争文学的陈词滥调,光这样写不足以实现艺术的突破。而关注战争中普通人的命运,书写战争给人心灵留下的创伤,表现战争这种极端环境下人与人之间的纯粹美好的情感,歌咏人情和人性,才是作者隐藏在战争的宏大叙事下真正想表现的。
  参考文献
  ①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44.
  ②茹志娟.我写《百合花》的经过[J].青春,1980,(1).
  ③茅盾.谈最近的短篇小说[J].人民文学,1958,(6).
  [作者通联:欧阳炜,浙江德清县高级中学;屠文杰,浙江德清县研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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