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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纪中的确忙得“不可开交”，他的日程——不，他的时程，安排得十分紧凑。经过多方的努力，在他那“接踵而至”的行程夹缝里，我们“加塞”进行专访。
精神矍铄的魏纪中知无不言，侃侃而谈。“乒乓外交”、“女排五连冠”、“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恢复”、“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更是首次披露。
在“打架”后回归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单位来要人，而且点名要魏纪中。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国家体委。校长郭影秋感到很奇怪，问我喜欢去哪儿。我说，我讲实话，就是我学的法国文学那个地我不愿意去，我愿意去搞体育的地，这是我的实话。”一句“大实话”注定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体育。
“到了国家体委，我原来应该是去排球科工作，到了以后，就发生了1958年我们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进行斗争。由于国际奥委会不反对台湾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中国决定退出奥运会。”魏纪中清楚记得1958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清楚地写着：“中国奥委会严正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因为它已沦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工具。”
“那时候，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所有的文件都要用法文，国家体委有两个科长懂法文，可是没有兵，因此就把我从排球那一下子转移到当时叫国际司。”进入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的魏纪中开始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直接参与奥运的第一件事是中国要退出奥运会，整天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打嘴仗”。
然而，“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还是和奥委会断绝了关系。
1974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说：“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多做工作，争取进去，现在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的。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军人出身的王猛，素来雷厉风行。魏纪中与他的领导宋中立即被派到了国外，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进行“游说”。
魏纪中等的游说工作也算稍有眉目，但国内陡生变动，邓小平被中断了对国家体委的领导工作，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游说工作也随之流产。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猛重新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很快被重新提上日程。
在恢复会籍工作进入最后的“死结”时，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顿时为解决台湾问题打开了一个新思路。过去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现在就可以转到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通过体现这一原则的不同方式，为了给在台湾的中国运动员以实际上可以继续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我们可以与国际奥委会共同讨论，保留在台湾的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的机会。
几经努力，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奥委会，允许在台湾的奥委会在改旗改歌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持续其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
聆听“友谊比赛”和“娃娃抓起”的心声
在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期间，魏纪中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邓小平、彭真及江泽民等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他说，他这一辈子十分幸运。
1971年的冬天，“文革”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在山西屯留进行劳动锻炼的乒乓球运动员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被再次召回北京。另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传来了，他们将要参加第3 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魏纪中记得，这届世乒赛出征之前周恩来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谁也没有想到，此次出征竟然引发了一次中国外交史上的传奇——“用小球转动了大球”，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当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确实对一些弱小的对手，做了一些让球的事情。体育发挥出政治功效，充分展现了周总理外交家的远见卓识。”
谈到赛场上的文明、礼貌时，魏纪中回忆说：“新中国建立后，周总理不但看比赛，还大力倡导新风尚，他其实不仅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周总理说他最喜欢的运动员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运动员好，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她学习，因为她在比赛中始终面带微笑。’松崎退役后，周总理还对她说，你现在不打球了，但你仍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以后多到中国来访问。后来松崎患有不孕症，周总理还特别约她到中国来，请中国妇产科最有名的大夫林巧稚为她治病。”
当时，松崎很愿意到中国治病，魏纪中负责联系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并请林巧稚出马。“后来一想还有些不妥，我怎么能带她去看妇科呢?于是便请了一位女同志自始至终陪松崎看病，我只帮着跑腿。”魏纪中说，周总理日理万机，却始终把一些看上去是小事却可能给国人世人留下大影响的事挂在心上，不但交办一些事，还不断过问进展情况。
在工作期间能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是魏纪中一辈子的荣光。“他们来看比赛，就带他的一个秘书和一个贴身警卫来，那时候往往是不请自来的。一般你比如说我们七点钟比赛，他大概五点半或七点钟，他的秘书给我们的国家体委打个电话，说哪位首长要来了，大概几点钟到，找个人门口接。找个人门口接的那个人经常就是我。”
国家领导人临时进场后，魏纪中就在主席台“临时扒拉扒拉别人，对不起，您让让，某某来了”。给魏纪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来后，连中间都不坐，就是主席台进出口的那个座位，他坐那儿。为什么?他说我有时候看不完，事情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走。因此我要坐在中间，再走那样影响别人，我坐那儿不影响别人一一这是邓小平的习惯”。
1977年7月30日，复出在即的邓小平首次露面，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现场。魏纪中记得，当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8万名观众不由地站起来，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原来是邓小平来看球赛了。
魏纪中回忆说：“当天上午大雨倾盆，开幕式后的首场比赛是中国对伊朗。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我们提前到了工体体育室，一到就听说小平同志要来看球，大家在研究如何给他老人家安排座位。当时，我们准备按老办法安排。”
邓小平到后，被请到贵宾休息室。“因为他对足球很有见地，北京市一位领导同志突然建议，请他见一见各国足球代表团团长，谈谈足球。于是，我就急忙跑出去把各位团长找来等候会见。团长们依次而人，与小平同志一一握手。怎么介绍小平同志呢?我最后采取了这样一个头衔——‘这位就是中国人民所敬仰的邓小平先生’。落座之后，小平同志 先对大家表示了欢迎，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就畅谈起了世界足球，‘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就是在这次会见中说的。”
北京申奥台前幕后的酸甜苦辣
1990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为举办亚运会而建设的场馆时，看到亚运村刚完工的一座座高楼不禁面露喜悦：“我看这些工程承办半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在现场的一位北京市领导同志说：“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已经把将来奥运会的使用问题考虑进去了，还有预留地块。”这时，邓小平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啊?”虽然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这句话已经在陪同考察的魏纪中心中生了根。
北京亚运会结束后，组委会班子骨干并没有解散，而是开始研究申奥的问题。
不久，中国奥委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报告，并提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申奥口号。魏纪中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主持了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
作为申办代表团的主将，魏纪中用惊人的效率不断跟各国的奥委会委员对话交流，为北京争取机会。让魏纪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的前4天，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断章取义地曲解了对北京市某领导的采访，说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魏纪中马上赶往蒙特卡洛处理这条“爆炸性新闻”。
在立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魏纪中开门见山地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外国记者反问：“那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新闻是怎么回事?”“这我哪儿知道。你问他们去，他们最清楚。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对手正是北京。”魏纪中巧妙地化解了记者的诘问。发布会之后，魏纪中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奥组委官员会面，非议迅速得以平息。
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而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中国举国皆泪。而处于风口浪尖的魏纪中更是沉默，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去吃晚饭。他一个人回到房间，紧闭大门，把灯关上。深陷黑夜之中，除了难过，还有反思。魏纪中直面着来自世界上各种尖锐的反对声音，反思中由此得出那个一直不敢对人提及的结论一一还是国力不行!
不过，随着国际奥运会如日中天的发展壮大，却爆发了一些丑闻。“在调查中，爆出当年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过程中也有违法操作问题，不少人认为‘北京是受害者’，涉及申办工作的违规如何处理的问题。在这敏感时刻，中国奥委会主动给悉尼奥组委和澳大利亚奥委会写信表示支持2000年奥运会在悉尼举行，并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办好。这一举动，赢得了国际奥运会和各国奥委会的高度评价。这时，北京是否还申办奥运会还在酝酿之中，也没有对外透露。”魏纪中说，这次对悉尼的大度支持举动，提前为北京后来的正式申办加了分。
2001年，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再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也又一次点燃了魏纪中的申奥热情。不过这一次，自嘲是“败军之将”的魏纪中从台前走到幕后，具体参与事务性的工作。“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适合，不宜再上第一线。我想让申奥团队换一张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台前。”
“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有交代了，因为这回老百姓终于高兴了。”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惊喜，但对于魏纪中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水到渠成。当中国人在欢呼雀跃的时候，早已预料到结局的魏纪中却十分平静。
没有业余时间的国际排联新当家
1986年，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阿科斯塔任命魏纪中为国际排联法律委员会主席。次年，魏纪中进入国际排联管理委员会出任委员。从此，他开始进入国际排联的领导层。
“让我当法律委员会主席时，我非常犹豫，要处理的可能是一系列涉及西方的法律问题，我不是学法律的，又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可怎么来当这个领导呢?”魏纪中说，阿科斯塔当时对他说，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之间谁也不会服谁，他们需要一个不是法律界的人去领导他们，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外行领导内行”，你就边干边学吧。这样，魏纪中被“赶鸭子上架”。
魏纪中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很快得到法律委员会成员的认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并且自己还被选为国际排联副主席。
更让魏纪中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8月24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排球比赛结束的当天，魏纪中将从执掌国际排联24年的阿科斯塔手中正式接过权杖。“5月12日的国际排联会议上，阿科斯塔突然透露出隐退的意思，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当新一任主席。当时所有人都做出了挽留，阿科斯塔说自己再考虑一个月。到了6月的迪拜会议上，他还是决定选择离开。而我出任新主席的提议，也得到了一致的通过。”有人笑言：年轻时候打过副攻的魏老，在自己退休前又扣出了一记好球!
偶然中总有必然。魏纪中自己承认，自己能在国际排联如鱼得水，和自己打排球出身有一定关系。“中学我是在上海南模中学念的。我最早是喜欢打垒球，后来转为打篮球，再后改行进排球校队。大学里，一下子也进了校排球队，一直打到江苏省男子排球队。我球打得一般，就是凭高个儿进球队的。袁伟民就是江苏省男子排球队的，我出队他进队，我们两个一个教练。”
由于国际排联的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大学时主修法国文学的魏纪中，就承担起中国与国际排联沟通的任务。1984年他进入国际排联，直到2000年成为第一执行副主席。他在国际排联工作了20多个年头，工作获得了主席和所有执委的肯定，这些都为他全票当选主席加分。
一年里，魏纪中大概有200多天在国外处理担任国际职务应当处理的工作，还要在全国各地参加社会活动，每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原本退居二线的魏纪中，每天仍在为中国体育事业忙碌着。用他的话说：“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善始善终。”没有时间锻炼，工作相当忙碌，然而早过古稀之年的魏纪中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他那一米八三的个子，腰板挺直；金丝边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目光炯炯有神一一激情与活力感染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
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忙，无愧家国，无愧于心，在“退而不休”中“发挥余热”。这就是魏纪中!
精神矍铄的魏纪中知无不言，侃侃而谈。“乒乓外交”、“女排五连冠”、“中国在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恢复”、“北京两次申办奥运会”等，很多鲜为人知的细节更是首次披露。
在“打架”后回归国际奥林匹克大家庭
“大学毕业的时候，有两个单位来要人，而且点名要魏纪中。一个是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个是国家体委。校长郭影秋感到很奇怪，问我喜欢去哪儿。我说，我讲实话，就是我学的法国文学那个地我不愿意去，我愿意去搞体育的地，这是我的实话。”一句“大实话”注定了他一生的跌宕起伏，从此他再也没有离开过体育。
“到了国家体委，我原来应该是去排球科工作，到了以后，就发生了1958年我们中国奥委会和国际奥委会进行斗争。由于国际奥委会不反对台湾以一个国家的身份参加奥运会，中国决定退出奥运会。”魏纪中清楚记得1958年8月21日的《人民日报》在头版位置清楚地写着：“中国奥委会严正宣布，同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因为它已沦为美国制造两个‘中国’的工具。”
“那时候，中国与国际奥委会所有的文件都要用法文，国家体委有两个科长懂法文，可是没有兵，因此就把我从排球那一下子转移到当时叫国际司。”进入国家体委国际司工作的魏纪中开始和国际奥委会打交道，可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直接参与奥运的第一件事是中国要退出奥运会，整天和国际奥委会的委员们“打嘴仗”。
然而，“打架”并不能解决问题，中国还是和奥委会断绝了关系。
1974年1月，复出不久的邓小平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持国务院工作，接手的第一个机构便是国家体委。邓小平对当时的国家体委主任王猛说：“对国际奥委会等国际体育组织，要采取积极主动的方针多做工作，争取进去，现在进不去最后总得进去的。国际体育组织怎么能离开我们这样一个大国呢?现在进去了，比赛可能打败仗，但是可以团结一批朋友嘛!”
军人出身的王猛，素来雷厉风行。魏纪中与他的领导宋中立即被派到了国外，为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的合法席位进行“游说”。
魏纪中等的游说工作也算稍有眉目，但国内陡生变动，邓小平被中断了对国家体委的领导工作，恢复国际奥委会席位的游说工作也随之流产。
粉碎“四人帮”之后，王猛重新担任国家体委主任，恢复我国在国际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工作很快被重新提上日程。
在恢复会籍工作进入最后的“死结”时，1979年元旦，叶剑英元帅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顿时为解决台湾问题打开了一个新思路。过去是“有你无我，有我无你”，现在就可以转到在一个中国的大原则下，通过体现这一原则的不同方式，为了给在台湾的中国运动员以实际上可以继续参加国际比赛的机会，我们可以与国际奥委会共同讨论，保留在台湾的奥委会继续留在国际奥委会内的机会。
几经努力，1979年10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通过恢复中国奥委会合法席位的决议，确认中国奥委会是代表全中国的惟一合法奥委会，允许在台湾的奥委会在改旗改歌的条件下，以“中国台北奥委会”的名义持续其在国际奥委会的会籍。
聆听“友谊比赛”和“娃娃抓起”的心声
在国家体委或国家体育总局工作期间，魏纪中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陈毅、贺龙、邓小平、彭真及江泽民等领导人都打过交道。他说，他这一辈子十分幸运。
1971年的冬天，“文革”已经进入了第5个年头，在山西屯留进行劳动锻炼的乒乓球运动员们没有想到，他们会被再次召回北京。另一个令他们欣喜若狂的消息传来了，他们将要参加第3 l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魏纪中记得，这届世乒赛出征之前周恩来为代表团制定了“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方针。谁也没有想到，此次出征竟然引发了一次中国外交史上的传奇——“用小球转动了大球”，世界格局发生了变化。“当时，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下，确实对一些弱小的对手，做了一些让球的事情。体育发挥出政治功效，充分展现了周总理外交家的远见卓识。”
谈到赛场上的文明、礼貌时，魏纪中回忆说：“新中国建立后，周总理不但看比赛，还大力倡导新风尚，他其实不仅是‘友谊第一，比赛第二’的倡导者，而且也是实践者。周总理说他最喜欢的运动员是日本乒乓球运动员松崎君代。用总理的话来说就是：‘这个运动员好，我们大家都应该向她学习，因为她在比赛中始终面带微笑。’松崎退役后，周总理还对她说，你现在不打球了，但你仍然是我们的好朋友，希望你以后多到中国来访问。后来松崎患有不孕症，周总理还特别约她到中国来，请中国妇产科最有名的大夫林巧稚为她治病。”
当时，松崎很愿意到中国治病，魏纪中负责联系北京协和医院的病房，并请林巧稚出马。“后来一想还有些不妥，我怎么能带她去看妇科呢?于是便请了一位女同志自始至终陪松崎看病，我只帮着跑腿。”魏纪中说，周总理日理万机，却始终把一些看上去是小事却可能给国人世人留下大影响的事挂在心上，不但交办一些事，还不断过问进展情况。
在工作期间能同国家领导人打交道，是魏纪中一辈子的荣光。“他们来看比赛，就带他的一个秘书和一个贴身警卫来，那时候往往是不请自来的。一般你比如说我们七点钟比赛，他大概五点半或七点钟，他的秘书给我们的国家体委打个电话，说哪位首长要来了，大概几点钟到，找个人门口接。找个人门口接的那个人经常就是我。”
国家领导人临时进场后，魏纪中就在主席台“临时扒拉扒拉别人，对不起，您让让，某某来了”。给魏纪中印象比较深的是，“邓小平同志他来后，连中间都不坐，就是主席台进出口的那个座位，他坐那儿。为什么?他说我有时候看不完，事情多，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要走。因此我要坐在中间，再走那样影响别人，我坐那儿不影响别人一一这是邓小平的习惯”。
1977年7月30日，复出在即的邓小平首次露面，出现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北京国际足球友好邀请赛现场。魏纪中记得，当时，主席台突然掌声骤起，欢声如雷。8万名观众不由地站起来，向主席台方向翘首张望，原来是邓小平来看球赛了。
魏纪中回忆说：“当天上午大雨倾盆，开幕式后的首场比赛是中国对伊朗。当时，北京工人体育场座无虚席。我们提前到了工体体育室，一到就听说小平同志要来看球，大家在研究如何给他老人家安排座位。当时，我们准备按老办法安排。”
邓小平到后，被请到贵宾休息室。“因为他对足球很有见地，北京市一位领导同志突然建议，请他见一见各国足球代表团团长，谈谈足球。于是，我就急忙跑出去把各位团长找来等候会见。团长们依次而人，与小平同志一一握手。怎么介绍小平同志呢?我最后采取了这样一个头衔——‘这位就是中国人民所敬仰的邓小平先生’。落座之后，小平同志 先对大家表示了欢迎，说中国正在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然后就畅谈起了世界足球，‘中国足球要从娃娃抓起’就是在这次会见中说的。”
北京申奥台前幕后的酸甜苦辣
1990年7月，邓小平在北京视察为举办亚运会而建设的场馆时，看到亚运村刚完工的一座座高楼不禁面露喜悦：“我看这些工程承办半个奥运会也差不多了。”在现场的一位北京市领导同志说：“我们在规划设计的时候已经把将来奥运会的使用问题考虑进去了，还有预留地块。”这时，邓小平半开玩笑地问：“你们敢不敢去申办一次奥运会啊?”虽然没有人给出明确的答复，但是这句话已经在陪同考察的魏纪中心中生了根。
北京亚运会结束后，组委会班子骨干并没有解散，而是开始研究申奥的问题。
不久，中国奥委会向国务院提交了申办2000年夏季奥运会的报告，并提出“开放的中国盼奥运”的申奥口号。魏纪中时任中国奥委会秘书长，主持了2000年奥运会的申办工作。
作为申办代表团的主将，魏纪中用惊人的效率不断跟各国的奥委会委员对话交流，为北京争取机会。让魏纪中印象最深的是，在国际奥委会决定主办城市的前4天，一家澳大利亚电视台断章取义地曲解了对北京市某领导的采访，说如果北京拿不到主办权，就要抵制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作为中国奥委会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魏纪中马上赶往蒙特卡洛处理这条“爆炸性新闻”。
在立即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魏纪中开门见山地提到：“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的16枚奥运金牌绝对不够，我们还要在亚特兰大拿到更多。”此言一出，立刻招来外国记者反问：“那澳大利亚电视台的新闻是怎么回事?”“这我哪儿知道。你问他们去，他们最清楚。电视新闻是可以剪辑的。别忘了，悉尼的主要对手正是北京。”魏纪中巧妙地化解了记者的诘问。发布会之后，魏纪中马上安排北京市政府官员与亚特兰大奥组委官员会面，非议迅速得以平息。
1993年9月23日，当萨马兰奇宣布，北京仅以两票之差惜败于悉尼而丧失了2000年奥运会举办权的时候，中国举国皆泪。而处于风口浪尖的魏纪中更是沉默，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去吃晚饭。他一个人回到房间，紧闭大门，把灯关上。深陷黑夜之中，除了难过，还有反思。魏纪中直面着来自世界上各种尖锐的反对声音，反思中由此得出那个一直不敢对人提及的结论一一还是国力不行!
不过，随着国际奥运会如日中天的发展壮大，却爆发了一些丑闻。“在调查中，爆出当年悉尼申办2000年奥运会过程中也有违法操作问题，不少人认为‘北京是受害者’，涉及申办工作的违规如何处理的问题。在这敏感时刻，中国奥委会主动给悉尼奥组委和澳大利亚奥委会写信表示支持2000年奥运会在悉尼举行，并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办好。这一举动，赢得了国际奥运会和各国奥委会的高度评价。这时，北京是否还申办奥运会还在酝酿之中，也没有对外透露。”魏纪中说，这次对悉尼的大度支持举动，提前为北京后来的正式申办加了分。
2001年，经中国奥委会批准，北京市再次向国际奥委会递交申请书，也又一次点燃了魏纪中的申奥热情。不过这一次，自嘲是“败军之将”的魏纪中从台前走到幕后，具体参与事务性的工作。“我确实老了，也许我的那些东西不再适合，不宜再上第一线。我想让申奥团队换一张新面孔。让那些年轻的、能代表中国未来的新一代出现在台前。”
“2008年奥运会申办成功，我非常高兴。我觉得自己有交代了，因为这回老百姓终于高兴了。”申奥成功后，举国欢腾。对于绝大多数国人来说，这是巨大的惊喜，但对于魏纪中来说，这不是奇迹，而是水到渠成。当中国人在欢呼雀跃的时候，早已预料到结局的魏纪中却十分平静。
没有业余时间的国际排联新当家
1986年，国际排球联合会主席阿科斯塔任命魏纪中为国际排联法律委员会主席。次年，魏纪中进入国际排联管理委员会出任委员。从此，他开始进入国际排联的领导层。
“让我当法律委员会主席时，我非常犹豫，要处理的可能是一系列涉及西方的法律问题，我不是学法律的，又缺乏基本的法律知识，可怎么来当这个领导呢?”魏纪中说，阿科斯塔当时对他说，法律委员会的成员之间谁也不会服谁，他们需要一个不是法律界的人去领导他们，你们中国人有句话叫“外行领导内行”，你就边干边学吧。这样，魏纪中被“赶鸭子上架”。
魏纪中没有想到，自己的工作很快得到法律委员会成员的认可，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20多个年头，并且自己还被选为国际排联副主席。
更让魏纪中没有想到的是，2008年8月24日，也就是北京奥运会排球比赛结束的当天，魏纪中将从执掌国际排联24年的阿科斯塔手中正式接过权杖。“5月12日的国际排联会议上，阿科斯塔突然透露出隐退的意思，那时候他就推荐我当新一任主席。当时所有人都做出了挽留，阿科斯塔说自己再考虑一个月。到了6月的迪拜会议上，他还是决定选择离开。而我出任新主席的提议，也得到了一致的通过。”有人笑言：年轻时候打过副攻的魏老，在自己退休前又扣出了一记好球!
偶然中总有必然。魏纪中自己承认，自己能在国际排联如鱼得水，和自己打排球出身有一定关系。“中学我是在上海南模中学念的。我最早是喜欢打垒球，后来转为打篮球，再后改行进排球校队。大学里，一下子也进了校排球队，一直打到江苏省男子排球队。我球打得一般，就是凭高个儿进球队的。袁伟民就是江苏省男子排球队的，我出队他进队，我们两个一个教练。”
由于国际排联的第一任主席是法国人，大学时主修法国文学的魏纪中，就承担起中国与国际排联沟通的任务。1984年他进入国际排联，直到2000年成为第一执行副主席。他在国际排联工作了20多个年头，工作获得了主席和所有执委的肯定，这些都为他全票当选主席加分。
一年里，魏纪中大概有200多天在国外处理担任国际职务应当处理的工作，还要在全国各地参加社会活动，每天的日程已经安排得满满当当。原本退居二线的魏纪中，每天仍在为中国体育事业忙碌着。用他的话说：“树老怕空，人老怕松，不空不松，善始善终。”没有时间锻炼，工作相当忙碌，然而早过古稀之年的魏纪中精神状态一直很好。他那一米八三的个子，腰板挺直；金丝边眼镜架在高高的鼻梁上，目光炯炯有神一一激情与活力感染着每一个走近他的人。
不为名所累，不为利所忙，无愧家国，无愧于心，在“退而不休”中“发挥余热”。这就是魏纪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