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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民国初期，封建专制制度虽然逐渐瓦解，但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却因基础薄弱而没有建立起来，中国社会陷入了严重的失序混乱状态，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袁世凯政治上的专制集权，更甚者，袁世凯于1915年12月12日宣布接受帝位，推翻共和而复辟帝制，改中华民国为“中华帝国”，史称“洪宪帝制”。袁世凯的一系列手段与措施，试图借用中国传统的帝制权威来稳定和延续中央集权政权，但这明显突破了社会的合法性限度，进而导致了洪宪帝制的终结。
关键词：袁世凯 洪宪帝制 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见风使舵赞同民主共和制，从而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自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始，至1916死去，他统治的六年间，由共和到专制，由专制而帝制，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倒台而亡。袁世凯的败亡必然有着众多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洪宪帝制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以社会心理、社会观念为基础，而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又是由一个国家地理风俗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情相悖，就没办法立国，换而言之，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一定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1]民主共和派的软弱性使袁世凯认为共和政体是权威重建的桎梏，当时的保守主义者们也开始质疑共和，某些保守主义者将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归咎于共和政体，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借助君主的向心力来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安定。此外，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国农民仍保持着对皇帝的迷信，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共和制度的优越性，袁世凯正是迎合了这一点，从而建立洪宪帝制，却忽视了洪宪帝制是历史的倒退，违背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洪宪帝制缺乏一定的统治基础
1、洪宪帝制缺乏道德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儒家的人伦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中，国家是建立在某种人伦关系上的，治理国家不能仅依靠武力，还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即“以德为政”。统治者必须自身道德修养端正，修身齐家治国方能平天下，统治者道德行为的缺失，会引起强烈公愤，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袁世凯在其短暂的统治时期，几次在共和与帝制之间反复不定，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1912年2月，袁世凯就向国人昭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及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再后来，国内谣传袁世凯将把共和变为帝制，他通电各省：“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测……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而复虚与委蛇，致陷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而自问无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疚，亦复遑恤其他……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藉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3]这次的各省通电，言辞凿凿，陈词恳切，令国人深为感动。但不到几年时间，袁世凯就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公开吹嘘复辟帝制，以一种封建卫道士的姿态出现，改变了众多国人心中袁世凯的道德形象。众多民众受不了他的欺骗行径，纷纷群起而攻之，就如汪凤瀛所说的那样：“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嘩然，群起而避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受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果使于今大总统任期以内，而竟容君主政体之发见，致失大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体，一不可也。”[4]当时的大军阀唐继尧、蔡锷等也表示：“永除专制，夫已氏口血未干，难拂民心；清帝之诏书俱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5]袁世凯的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受到共和人的唾弃，也令保皇派人所不齿，如康有为就说：“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换喊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是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6]由此可见，袁世凯在道德信义礼教宗法上都受到许多人的唾骂与排斥，他的行径为国人所不齿，反对他成了必然。
2、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二次革命之后，袁氏集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决裂了，失去了革命派的支持，但在与立宪党人相互利用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袁世凯至此洋洋自得，认为北洋势力遍布全国，加上列强的暂时支持，革命派已不成气候，帝制自为的时机已是水到渠成之时，其幕僚和部属对洪宪帝制的反对成了袁败的关键性因素。之前，袁世凯打算将模范团训练的官兵逐步分配到北洋各军之中，从而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袁世凯的这些集权措施使得北洋军阀内部产生离心，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大为不满，如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职务，藉口赴山西养病；以至后来徐世昌、李均义等北洋军阀将领陆续辞职；对于袁氏称帝一事，其故交至亲心腹幕僚几乎都是极力反对，有的痛哭陈词，有的极力劝谏，痛陈帝制之危害，袁世凯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三、袁世凯扭转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之败
1、袁世凯整顿吏治的失败
袁世凯上台后，就着手整顿吏治，对文官的人用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所致，这些规范制度几乎都没有好好执行。袁氏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于1913年12月颁布了规定知事必须通过考试或者保荐才能任命的条例。但是在第一次县知事录用考试中，录取的几乎都是前清旧官僚，几百名落榜考生联名写信给政府，对政府不重视学识，却将年龄经历作为标准的考核政策进行了大肆抨击：“学生等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后，名列前茅，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学生等均为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五十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会之青睐，而概遭摒斥。夫政府既报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能规定毕业资格，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7]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谓整顿吏治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真正施行。 2、袁氏政府扭转经济困难局面的失败
在晚清的财政体制中，中央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各省的解款，但是从“光复以后，……各省均自顾不遑，举凡从前京饷、协饷、洋款、赔款，均已停解。”[8]
鉴于此，袁世凯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效果并不没有预期的好。从当时的财政收支就可见一斑，按照1913年度的财政报告，当时的中央财政支出，除了铁道部分款项另外筹措之外，每个月还要负担2400万元，但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却只有1000万元，这样严重的财政赤字，历经袁世凯一两年的统治之后依然毫无转机，财政困难的局面依旧存在。
当时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参政院呈文中描述了袁氏当政时期各方面的困难局面：“至如水旱偏灾，时时见告，迄今未已。以言法律，方在萌芽；以言兵力，仅足支柱；至于财政艰窘，，已达极点，而内费外债，相逼俱来，东邻协约，北蒙自治，藩篱洞开，权利侵削，国势之飘摇极矣。”[9]
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四年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外交乏力等等，这种结果令老百姓深感失望之极，不仅没有让袁世凯树立起威信，反而动摇了继续执政的合法地位。
四、结论
清廷败落之际，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状态，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应之而爆发，之后便由革命党人与部分立憲党人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袁世凯窃国，而后复辟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皇权专制统治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广泛传播，国人不可能再接受一个独裁专职的皇帝来统治国家，人民对于专制独裁都是坚决反抗，这不仅是时代的进步，更是历史的进步，所以，袁世凯这种逆行倒施的“洪宪帝制”尽失人心，国人群起而攻之，袁世凯的重塑皇权专制之梦最终破灭。
参考文献：
[1] 政府公报1912年6月公电第57号
[2] 民立报（号外版）1912-02-14
[3] 政府公报1912年6月份公电第57号，
[4] 古德诺.解析中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164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运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184
[6] 康有为.近代稗海 第三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50.①
[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M].北京:三联书店，1957.25
[8] 周淑媜.周止庵（学熙）先生别传[M].见 民国丛书 第三编第73册
[9] 张国淦.北洋述闻[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204
关键词：袁世凯 洪宪帝制 二次革命
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见风使舵赞同民主共和制，从而得到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孙中山被迫让位于袁世凯。自1912年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始，至1916死去，他统治的六年间，由共和到专制，由专制而帝制，最后在全国人民的一片骂声中倒台而亡。袁世凯的败亡必然有着众多原因，具体分析如下：
一、洪宪帝制与中国国情不相适应
“一个国家政治制度以社会心理、社会观念为基础，而社会观念、社会心理又是由一个国家地理风俗决定的。如果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国情相悖，就没办法立国，换而言之，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一定必须与一个国家的国情相适应。”[1]民主共和派的软弱性使袁世凯认为共和政体是权威重建的桎梏，当时的保守主义者们也开始质疑共和，某些保守主义者将当时的社会秩序混乱归咎于共和政体，在这种情况下，保守主义者们认为中国问题的根本解决之道，就是借助君主的向心力来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安定。此外，当时的中国社会仍是一个以农业为主的社会，中国农民仍保持着对皇帝的迷信，很少有人能够意识到共和制度的优越性，袁世凯正是迎合了这一点，从而建立洪宪帝制，却忽视了洪宪帝制是历史的倒退，违背了近代社会发展的规律。
二、洪宪帝制缺乏一定的统治基础
1、洪宪帝制缺乏道德基础
在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是儒家的人伦政治思想。儒家思想中，国家是建立在某种人伦关系上的，治理国家不能仅依靠武力，还要依靠统治者的道德教化，即“以德为政”。统治者必须自身道德修养端正，修身齐家治国方能平天下，统治者道德行为的缺失，会引起强烈公愤，直接威胁到统治者的统治地位。袁世凯在其短暂的统治时期，几次在共和与帝制之间反复不定，丧失了道义上的合法性。1912年2月，袁世凯就向国人昭示：“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公认……则宣布之日，为帝政之终局，及民国之始基，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2]再后来，国内谣传袁世凯将把共和变为帝制，他通电各省：“当共和宣布之日，即经通告天下，谓当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现于中国……乃近日以来，各省无识之徒，捏造讹言，摇惑观听，或以法兰西拿破仑第一之故事，妄相猜测……殊不思世凯既负国民之委托，则天下兴亡安能漠视？倘明知不可而复虚与委蛇，致陷民国前途于不可收拾，纵人不我责，而自问无以对同胞，区区此心，可质天日，但使内省不疚，亦复遑恤其他……若乃不逞之徒，意存破坏，藉端煽惑，不顾大局，则世凯亦惟有从国民之公意与天下共弃之。”[3]这次的各省通电，言辞凿凿，陈词恳切，令国人深为感动。但不到几年时间，袁世凯就将这些话忘得一干二净，公开吹嘘复辟帝制，以一种封建卫道士的姿态出现，改变了众多国人心中袁世凯的道德形象。众多民众受不了他的欺骗行径，纷纷群起而攻之，就如汪凤瀛所说的那样：“劳乃宣盛倡复辟之说，天下嘩然，群起而避之，以是为谋叛民国之大罪也；诚以今大总统为民国元首，受人民委托，信誓旦旦，为民国永远保存此国体，礼也义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果使于今大总统任期以内，而竟容君主政体之发见，致失大信于天下，悖礼伤义，动摇国体，一不可也。”[4]当时的大军阀唐继尧、蔡锷等也表示：“永除专制，夫已氏口血未干，难拂民心；清帝之诏书俱在，无信不立，宁得谓人。食言而肥，何以为国。”[5]袁世凯的出尔反尔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不仅受到共和人的唾弃，也令保皇派人所不齿，如康有为就说：“公为手造共和之人，自两次即总统位，宣布《约法》，信誓旦旦，换喊大号，皆曰吾力保共和，是不为帝，于裘治平之请为帝，于宋育仁之言复辟，则皆以法严治之，中外之人，耳熟能详，至于今日，翩其反而，此外人因以大疑，而国民莫不反唇者也。”[6]由此可见，袁世凯在道德信义礼教宗法上都受到许多人的唾骂与排斥，他的行径为国人所不齿，反对他成了必然。
2、袁世凯部属反对洪宪帝制
二次革命之后，袁氏集团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彻底决裂了，失去了革命派的支持，但在与立宪党人相互利用的过程中，袁世凯逐渐加强了中央专制集权。袁世凯至此洋洋自得，认为北洋势力遍布全国，加上列强的暂时支持，革命派已不成气候，帝制自为的时机已是水到渠成之时，其幕僚和部属对洪宪帝制的反对成了袁败的关键性因素。之前，袁世凯打算将模范团训练的官兵逐步分配到北洋各军之中，从而加强对北洋各军的控制，袁世凯的这些集权措施使得北洋军阀内部产生离心，北洋军阀的重要人物大为不满，如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职务，藉口赴山西养病；以至后来徐世昌、李均义等北洋军阀将领陆续辞职；对于袁氏称帝一事，其故交至亲心腹幕僚几乎都是极力反对，有的痛哭陈词，有的极力劝谏，痛陈帝制之危害，袁世凯却不以为然，我行我素。
三、袁世凯扭转社会政治经济外交之败
1、袁世凯整顿吏治的失败
袁世凯上台后，就着手整顿吏治，对文官的人用进行了一系列的规范。但由于当时特殊的国情所致，这些规范制度几乎都没有好好执行。袁氏国民政府为了加强对地方官吏的管理，于1913年12月颁布了规定知事必须通过考试或者保荐才能任命的条例。但是在第一次县知事录用考试中，录取的几乎都是前清旧官僚，几百名落榜考生联名写信给政府，对政府不重视学识，却将年龄经历作为标准的考核政策进行了大肆抨击：“学生等经第一试第二试揭晓后，名列前茅，孰意一经口试，大反前案，凡录取者尽是有经验之老人。学生等均为做过前清十年亡国大夫，年龄未达五十岁，离死期尚远，竟不能邀口试委员会之青睐，而概遭摒斥。夫政府既报定用人求旧，力排新进之方针，即不能规定毕业资格，乃条例若彼，而考试若此，何以见信于天下？……”[7]由此可见，袁世凯所谓整顿吏治只是雷声大雨点小，根本没有真正施行。 2、袁氏政府扭转经济困难局面的失败
在晚清的财政体制中，中央的主要财政收入是各省的解款，但是从“光复以后，……各省均自顾不遑，举凡从前京饷、协饷、洋款、赔款，均已停解。”[8]
鉴于此，袁世凯执政时期，采取了一系列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措施，但效果并不没有预期的好。从当时的财政收支就可见一斑，按照1913年度的财政报告，当时的中央财政支出，除了铁道部分款项另外筹措之外，每个月还要负担2400万元，但当时的中央财政收入却只有1000万元，这样严重的财政赤字，历经袁世凯一两年的统治之后依然毫无转机，财政困难的局面依旧存在。
当时的财政总长周学熙在参政院呈文中描述了袁氏当政时期各方面的困难局面：“至如水旱偏灾，时时见告，迄今未已。以言法律，方在萌芽；以言兵力，仅足支柱；至于财政艰窘，，已达极点，而内费外债，相逼俱来，东邻协约，北蒙自治，藩篱洞开，权利侵削，国势之飘摇极矣。”[9]
1912年至1916年，袁世凯统治的四年间，吏治腐败，财政匮乏，外交乏力等等，这种结果令老百姓深感失望之极，不仅没有让袁世凯树立起威信，反而动摇了继续执政的合法地位。
四、结论
清廷败落之际，中国正处于风雨飘摇的社会秩序严重失序的状态，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应之而爆发，之后便由革命党人与部分立憲党人建立了中华民国，但由于资产阶级所固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导致袁世凯窃国，而后复辟帝制。但是，辛亥革命推翻满清政府的皇权专制统治之后，民主共和的观念得以广泛传播，国人不可能再接受一个独裁专职的皇帝来统治国家，人民对于专制独裁都是坚决反抗，这不仅是时代的进步，更是历史的进步，所以，袁世凯这种逆行倒施的“洪宪帝制”尽失人心，国人群起而攻之，袁世凯的重塑皇权专制之梦最终破灭。
参考文献：
[1] 政府公报1912年6月公电第57号
[2] 民立报（号外版）1912-02-14
[3] 政府公报1912年6月份公电第57号，
[4] 古德诺.解析中国[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1998.164
[5]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国运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184
[6] 康有为.近代稗海 第三辑[M].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250.①
[7] 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二)[M].北京:三联书店，1957.25
[8] 周淑媜.周止庵（学熙）先生别传[M].见 民国丛书 第三编第73册
[9] 张国淦.北洋述闻[M].上海.上海出版社，1998.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