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2014年1月11日，夜。以英式下午茶闻名的上海外滩半岛酒店早早就撤去了大堂内的桌椅，在柔软的太平地毯上铺就了一层舞蹈地板。22时许，熄灯。身着晚礼服的男侍者手持烛台从门后鱼贯而出；乐师的十指在一架雅马哈钢琴上轻快地游走，普契尼歌剧《贾尼·斯基基》 中劳莱达的咏叹调以女声独唱婉转似诉。周采茨引领一众元媛缓步出场，第三届 “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会”大幕开启。
历届参加舞会的元媛们都系出名门，她们在接受采访时说，元媛家风就是——弯腰做事，低头做人。
BQ专访“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会”创办人周采茨女士回溯她本人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名媛的养成与经历
你要优雅 无需奢华
元媛舞会早在1780年诞生于欧洲，遂成为高级社交领域的盛事。2012年，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小女儿周采茨首次将其引进中国。短短的两年中，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已跻身于世界五大元媛舞会之列。与一年一度的英国伦敦的“社交名媛成年舞会”和法国巴黎的“名门千金成年舞会”相仿，周采茨一手操办的元媛舞会自然门槛颇高，在她看来元媛舞会不是选美，“是不可能海选的。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social circle，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选择”。
“之于名媛，专门有一个老上海的词语讲说，‘名件’。能被称为‘名件’，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她们既有血统纯真的高贵族谱，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家庭的名师中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咖。”沪上女作家程乃珊曾如此定义她心目中的名媛。
不难看出，相较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对年轻女子最尊贵的称谓“大家闺秀”，“名媛”的出现其实是和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的情势，以及由此催生出女性走出深闺的解放运动息息相关。遥想当年，“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
会”创办人周采茨的母亲裘丽琳，就是彼时追求个性解放的名媛。在周采茨的回忆里，贵为银楼大小姐的母亲不仅是沪上第一拨梳“油条”法式的新潮女性，更因当年和一代名伶周信芳的结合，在那个时代就践行了“奋不顾身的爱情与说走就走的旅行”。
该如何定义今天的“名媛”？她不该是网上煞有其事地自我标榜，也不该是大众似是而非的臆度与幻想，也许还要把目光拢回过往与域外：作为“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会”创办人，周采茨曾是位“生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里的少女，面对BQ记者，她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名媛的养成与经历；而在法国巴黎的芳登广场12号，笔者也邂逅到了CHAUMET博物馆馆长Béatrice de Plinval女士，已经70岁的她依旧有着精致的容颜和挺拔的腰身。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便在这幢路易十六世时期建造的豪宅中守护着品牌历史与荣耀，得益于她的工作，许多珍贵文献和档案因此得到很好地保护和传承……
口述/周采茨
我刚刚过生日，68岁。我的年龄不是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无所谓的。
1946年，我出生在上海长乐路上一幢闹中取静的洋房里。由于在家里年纪最小，连小哥哥也要比我大上整整7岁，父母自然更宠爱我，就像是家里的小公主一样。1950年，我跟那些小伙伴们是新社会第一年入学的，上的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世界小学。那时学的都是好东西：爱国、爱党、爱人民、做人要大公无私。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听黄继光的故事，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小学的环境我记不大清爽了，只记得木楼梯和操场，其他就有点模糊。记得操场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不少运动：有一次被老师冤枉，不让我去参加一个游行，什么样的游行现在也不记得了……只是这事给我落下一个脾气，到现在我也最恨人家冤枉我。
小时候我经常和爸爸去观剧，看一些苏联的芭蕾舞剧。周公馆会收到很多邀请，我爸对其他国家来的艺术都是要看的，他相信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很会吸收人家的东西，芭蕾舞也好，地方戏也好，他都不排斥。但芭蕾舞在我妈妈看来是“蹩脚货”，才不要看呢，她不要看的就轮到我看了（笑）。看爸爸的戏，印象最深的是他演的《清风亭》。我现在想起来都要哭，不敢再看了。有些戏我真的是由头哭到尾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戏里他扮张元秀，很苦命的人。我当时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看的，小朋友控制不了自己，哇哇地哭，打鼓的就打不下去了，要那个小朋友出去。小朋友出去，我就开始抹眼泪了。《清风亭》的情节是很苦的，讲一个弃婴被一对打草鞋的夫妇收养，后来孩子出息了，却不认自己的养父母，丢给这对夫妇一点钱当乞丐一样打发了……当时我怎么都想不通，后来明白了，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有这种人。
爸爸自然是很疼我的，但有一件事他最入不得眼：他是不允许任何人穿着拖鞋出房门的。还记得有一次他的车子刚到家，我穿着拖鞋上去拥抱他，抱着抱着就哭起来了，他就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自己一高兴穿着拖鞋就出来了……那一次，他却没有骂我。空闲的时候，一家人也会去吃番菜，我喜欢下午去沙利文点一个鸡卷，那儿的鸡卷在我这个年龄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很出名。晚上吃饭一般是在“喜乐意”，“喜乐意”就是后来的“红房子”。公司合营了以后，很多名字都改掉了，洋名都改成中国名字。现在看一些讲1949年之前老上海的怀旧片，台词说“阿拉去红房子”，笑都笑死了，应该是“喜乐意”嘛。
1956年，我上中学，上的还是全上海最好的市三女中。校歌头一句就是“扬子江滨兮歇浦旁，有女校兮世界光。”气势就不一样，气度就不一样。但那个年代，优雅似乎不是时代的主题词，学校的大操场一圈是400公尺，如果要跑两个圈就是800米。我们当时体育课有一项运动，现在你们想都想不到，竟然是在操场上扔手榴弹（模型）！学校的图书馆很典型，但有一本书我是永远都借不到的，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总会被人借掉。出国后，我看了这本小说的原版，里面有句话我特别认同，“骄傲不外乎是我们对自己的估价，而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个年代工人阶级的孩子能上第三女中的还是很少的，传统来讲都是上海话里讲的“好人家”。到后来才是你不是工人阶级家庭就不能进来（笑），整个第三女中，名册最齐的就是我们班，五十多个人，只有两个同学是来自工人家庭。大家后来还有联系，最感概的是世事无常，谁谁谁走掉了，我最好的朋友二十年前就在新疆过身（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和荣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老四荣智远是同学，全学校就我们俩是坐私家车来上学的。我坐的是家里的“沃克斯豪尔”（VAUXHALL），后来家里有私家车这事被人在学校贴了大字报后，上学就不能车接车送了。
当时女校的校长是薛正，她很宝贝我的。1958年“大炼钢铁”，大家很起劲，就把学校地板上金属砖块翻起来去炼钢，现在想来很滑稽的，也非常可惜。那是个运动的年代，学校都要开展“学工学农”活动，谁也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我也下过乡，当然是“小下乡”，去的是虹桥附近的乡下，就住在农民家里的地上，屋子是泥地，铺着些稻草就睡下了。当时是十一月天，还好我的铺盖够厚。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三有肉吃，而且全是肥的。从小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就不大会站。开始的工作是种大蒜，但我不能蹲得很久，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没人要做，就是喂猪。其实喂猪很开心，就是坐在河边，拿一个大网，把菜捞上来，臭一点也觉得没什么，所以大家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我，就不怕臭。后来，我还去过砂石厂，去过五金厂。砂石场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虽然戴了口罩，但还是会吸进很多砂石，在砂厂里面我也找到一个闲的差事，又是没人做的，因为砂石厂里面要烧煤的，煤是要用筛子筛的，很多人怕脏不愿做，我就去做。我不怕脏，不怕臭，就是站我站不久，蹲我蹲不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儿。现在想来，爸爸总是说妈妈像一只老猫，把家里的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又一个个叼出窝……我后来很佩服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1959年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她突然告诉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她开始检查我的礼仪规矩，比如刀叉怎么摆，怎么待人接物，还给我列了几条禁令，比如不许外出饮酒……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上世纪60年代初，妈妈还可以来香港看我，我们一起喝下午茶。所以香港两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了，一个是香港半岛酒店，一个是太平山顶的咖啡厅。
1966年初夏，我个人有些东西搞不定，要回来跟妈妈商量。回来之后，母亲就带着我去割双眼皮，当时花了二十四块。说到整容，其实三十年代上海滩那些明星已经在做了。当时给我割双眼皮的医生刚从援越前线回来，他是专门给伤病员做整形手术的专家，对待我这样的小手术自然不在话下。妈妈当时给我说要割双眼皮的原因是怕我要交“墓库运”，现在想来也可能是她想找个理由让我呆在家里不要外出，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几周后，上海京剧院的领导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在慌乱与惊悸中，我再次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爸爸、妈妈，这一次告别，他们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诀。
Q=《北京青年》周刊A= 周采茨
Q：今年的“元媛舞会”的主题词是“运动”，这里面的缘起是什么？
A：2014年这次的“元媛舞会”，我们主打的是“运动”。一开始梁周洋的妹妹问我说，“我做淑女行不行啊？”她喜欢打rugby（橄榄球），我说这有什么不行，你打rugby是打rugby，做淑女是做淑女。后来我问了所有女孩子，她们中有马术的，射箭的。射箭是很淑女的运动，因为它是很漂亮地站在那里的，还有高尔夫球，网球，都有。
Q：那您个人觉得运动对于女孩子个人修为、气质的养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A：我觉得中国人对体育的强调是不够的，过分重视读书了。读书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很少听说有人带着小孩儿去做体育运动的，这是很不对的。读书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一块，男孩子女孩子都要全面发展，我觉得教养比教育重要，有教育没教养，这个人是废的，有教育又有教养这个人就是好的，有教养没教育，那么可以后补，教养是很难后补的。
Q：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一年多了奢侈品在内地的售卖出现了大幅下滑，在这样的情形下，“元媛舞会”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冲击？
A：没有，完全没有被打压的感觉。我的舞会一点都不奢靡，懂行的人都说是最可爱的，组织得最好的，我是为国家做的，我也是会坚持下去的。来参加的女孩子都来自良好的家庭，有很好的教养，尤其是台湾女孩子，很朴素，很低调，完全不招摇。我希望不要从物质来看，而是从精神来看，我要求呈现最好的东西，但那不一定是最贵的东西，因为优雅不是钱堆出来的东西，我的口号就是，你要优雅，不需要奢侈。
Q：元媛舞会起源于英国，您身上也有苏格兰血统，其实说到英国，我注意到您先生和哥哥、姐姐都曾出演过著名的邦德电影。
A：1966年 《You Only Live Twice》，大家只记住了我姐姐周采芹，她是第一任华裔的邦女郎嘛，其实我哥哥周英华在里面也有出镜。我先生黄浩义是在十年前《Die Another Day》 中有出演，演一位“007”的中国同行，隐蔽的身份是酒店大堂经理。电影是很有魔力的艺术，其实这些片段都是在英国pinewood片场拍的。 其实，我不喜欢中国人一天到晚要在外国人的世界里边出人头地，我们中国是中国，我们在国际上有地位，为什么外国人不要争着在中国人的地盘上出现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上海叫成东方巴黎呢？为什么不去关注第一个在中国演戏的白人呢？你应该这样想，这样我们就成功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转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这种自卑的感觉。这个自卑感就驱使着你非要到人家那里去有一席之地，为什么非要争着去得诺贝尔奖呢？我们现在有个邵逸夫奖，为什么不争着去得邵逸夫奖呢？
BQ专访两届“CHAUMET年度元媛”郝汉祯、梁周洋
两百多年来，“元媛舞会”总是见证着一个个显赫家族的故事。从英国伦敦到申城，“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在家族这一环节的各种细节标准从未放松，使得它“世界五大元媛舞会”的地位名不虚传。参加舞会的元媛也都系出名门。首届“尚美年度元媛”郝汉祯，其祖父郝柏村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和前台湾“行政院长”；第二届“尚美年度元媛”梁周洋，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后裔，国宝级建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曾孙女，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北大校长周培源的曾外孙女。以下为本刊当日现场专访。
元媛家风：“弯腰做事，低头做人”
Q：在参加元媛舞会之后，对你们人生的发展有何影响？
L：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也是展示个人事业的平台。我现在在做自己的公司，也花很多时间做中美文化交流，包括古典音乐、现代艺术以及表演艺术等，也会带一些国内的演出团体去美国演出。
Q：我个人很感兴趣你的曾祖母林徽因女士，她可谓民国最有气质的名媛，当年在清华园召集的“太太的客厅”也是名士清流荟萃的雅集。她对你的成长有没有什么影响？
L：我作为她的后人，自小听过很多她的故事，在我看来她是个会独立思考的新时代女性，是一个我辈难以企及的才女。爷爷家有一张她的半身像，是1949年她的留影，照片里她的微笑非常端庄温婉，我想这对于我的气质养成有一种标杆示范的效应。
Q：汉祯，我注意到你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而且是不同于台湾眷村人家的高级军官家庭，能谈谈你从小被要求的家风吗？
H：我的家风就是兄弟姐妹要和睦团结，待人接物要和善，家训有一条就是“弯腰做事，低头做人”。其实，父母并没有过多干涉我们这一代做什么事情，比如我的姐姐就开了一家糖果店，但是他们会要求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心力，要把事情做好。
Q：我注意到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先生的女儿上下班都会搭乘公共交通，令尊也已经做到了台北市长的位置，我想知道你的出行选择。另外，你们怎么看待奢华？
H：我也是坐地铁啊，在上海我有时候还会坐公交，喏，这是我在上海的公交卡。
L：对于奢华的东西，生活中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还是以合适不合适自己为准，整齐干净就好。
元媛轻舞 钻冕生辉
2014年新一届的“CHAUMET年度元媛”蔡承颖，佩戴CHAUMET JOSEPHINE加冕爱系列高级珠宝钻冕。外祖父蔡万才是前台湾立法委员，家族在2012年位列于福布斯排行榜台湾首富，平和内敛地她完美诠释了CHAUMET的低调型格。
上海国际元媛舞会，除了在“家族”这个环节审慎把关，也始终秉持尊重传统的原则，让舞会的每个细节都饱含历史文化底蕴，将这一欧洲百年传统原汁原味根植于中国。
元媛舞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780年，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以他的皇后莎拉命名的产科医院筹款（Queen Charlotte Maternity Hospital），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五月舞会” （May Ball），邀请了年满十六岁的名门千金，在这个特别的舞会上觐见君主，正式宣告进入高级社交圈。此后，元媛舞会逐渐演变为年度社交舞会，成为英国社交文化的核心，同时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而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它不仅是名流社交盛事，更作为一种潮流文化传承至今。
秀冠钻冕，重大场合佩戴的华美头饰，始于法兰西宫廷，延续着两个多世纪尊贵与爱的传奇。200多年前的欧洲皇室，只有男性皇室成员才有权利佩戴皇冠，而一代君主拿破仑为表达对其约瑟芬皇后的挚爱，打破传统，请御用珠宝匠、CHAUMET创始人马里·艾蒂安·尼铎（MarieEtienne Nitot）为其打造更趋柔美更具女性特征的皇冠，尼铎将皇冠闭合的圆圈造型创造性地改为开口造型，首创秀冠钻冕（Tiara）的先河。拿破仑加冕之日，约瑟芬皇后佩戴着由尼铎精心打造的奢华钻冕与珠宝现身，一时之间艳惊四座，tiara钻冕旋即在宫廷乃至整个巴黎贵族之间流行开来，CHAUMET作为这一潮流的开创者，从此便被誉为“钻冕大师” （Tiara Master）。而从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到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皇，从瑞典历代皇室公主到法兰西玫瑰苏菲·玛索，CHAUMET自1780年品牌诞生至今的两个多世纪中，已为慕名而来的皇室贵族、富豪精英创作出了3000余顶别致钻冕，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顶级拍卖行屡创全球最高纪录，“钻冕大师”之誉更加当之无愧。
在芳登广场邂逅CHAUMET博物馆
2014年初，BQ专程于巴黎造访CHAUMET博物馆，馆长亲自接待BQ一行，并娓娓道来CHAUMET博物馆的故事。
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图尔高等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并于1969年加入了CHAUMET。加入CHAUMET的40多年来，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在珠宝设计和其他相关领域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尤其专注动物主题。1980年，为了庆祝CHAUMET诞生200周年，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被委以重任，于巴黎芳登广场12号，创立了日后备受赞誉和瞩目的CHAUMET博物馆。 深厚的艺术造诣和专业知识，以及心怀对法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崇敬，使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始终扮演着珠宝代言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
芳登广场12号，1907年起CHAUMET总店开设于此。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就是1806年到1810年间为荣耀拿破仑军队胜利而竖立起的芳登圆柱。她静谧地守护着CHAUMET全球总部那富丽堂皇的CHAUMET沙龙（Grand Salon）以及CHAUMET博物馆。
这栋十八世纪的豪宅建于路易十六世时期，著名建筑师孟沙尔（Mansart）设计建筑外墙，其他部分的设计则沿用了他的建筑设计理念，令整个建筑充满独特风格：简洁通透，巧妙严谨，充满了想象力。一楼是具有18世纪风格的大厅，该大厅于1927年被官方列为历史古迹，置身于这个对称透视设计的空间，我们如同重返往昔。伟大的钢琴家肖邦（Chopin）在此创作和演奏他的音乐，并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旁边的大厅摆放着150件精美华贵的白铜冠冕和头饰。它们是CHAUMET品牌的公主——高贵的公主，来自远方的公主，变幻无常的公主，而隐藏在这些非凡公主后面的，更是一个充满力量与梦幻的世界。
挂在墙上的还有一幅罗伯特·勒弗维尔（Robert Lefe-` ` vre）创作的玛丽·路易丝皇后（Marie-Louise）的肖像画，是CHAUMET在1975年购买收藏到的，它象征着品牌为皇室贵族制作珠宝冠冕的开端：皇后身上的配饰珠宝由品牌创始人马里·艾蒂安·尼铎（Marie-Etienne Nitot）用贵重的宝石精心打造，从此开创了品牌的历史。
上海半岛酒店
舞会大厅典雅堂皇
作为本次“元媛舞会”举办地，上海半岛酒店坐拥优美的闹市及园林景观，建筑设计蕴含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风行一时的装饰艺术精华，重现当年“东方巴黎”的魅力，见证了曾在上海滩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嘉道理（Kadoorie）家族的荣耀回归。
于2009年年底开幕的上海半岛酒店，见证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揭开历史的新一页。上海半岛酒店坐落于外滩32号，原址为1849年落成的英国领事馆所在地。酒店北面两座古老领事馆建筑物分别建于1873年及1882年，至今仍屹立不倒。20世纪初，原址前面部分的建筑物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Nippon Yusen Kaisha） 及共济会堂 （Masonic Lodge and Hall） 的所在地，酒店隔邻的建筑是当年东方汇理银行 （Banque de L’Indo-Chine） 及Glen Line Shipping Company的办公大楼。
店方秉承数十年来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半岛酒店集团赖以成功的元素，包括先进客房设施、豪华舒适享受、顶尖餐饮质素及一流待客之道等优秀传统，令上海半岛酒店成为万众触目的新地标。近年来，接连两度获选全球最佳商务酒店的荣誉，再度彰显其舞会大厅的典雅堂皇，服务的细致周到，为第三届“上海国际元媛舞会”灼烁增辉。
娇兰：“皇家御用调香师”
本届元媛舞会也特别携手于1828年诞生的法国娇兰。品牌拥有“皇家御用调香师”的封号，曾为欧也妮皇后和茜茜公主等皇室成员定制护肤、珠宝彩妆和香氛，与欧洲皇室结下不解之缘。经过近两百年的积淀，法国娇兰在皇室传承、法式优雅和时代潮流变幻之间找到自身独有的平衡，奠定法国娇兰在世界精致化妆品品牌中的领先地位。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为新巴黎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他喜欢举办舞会，还热衷于追求美貌的妇女，直至遇见他后来的皇后欧也妮。可爱的皇后和宫廷贵妇们在杜勒里宫优雅的宫殿中恢复了奢侈华丽的风尚。珠宝、精美的配饰和香水十分流行，其中就包括娇兰创作的香水，而当时的娇兰已是声名卓著的香水制造商了。
皮埃尔·弗朗索瓦·帕斯卡·娇兰十分仰慕欧也妮皇后的美貌、高贵，还有她对文化出众的理解和鉴赏力。作为献给她的新婚礼物，他创作了帝王之水：清新、芬芳而怡神的它，是橙花、香橼、柠檬、薰衣草和迷迭香的醉人组合。娇兰还委托久负盛名的玻璃制造商Pochet et du Courval为其制造一款香水瓶——最古老的香水瓶之一——它必须配得上它那高贵的使用者。
这款铸造——吹制而成的华丽香水瓶上装饰着69只浮雕的金色蜜蜂——采用了皇室盾徽上的设计，是帝权的象征——和镀金的蜂巢图案，它不仅是技术上的创举，并且只属于那个奢侈华贵、讲求格调、极其精致的高高在上的世界。
历届参加舞会的元媛们都系出名门，她们在接受采访时说，元媛家风就是——弯腰做事，低头做人。
BQ专访“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会”创办人周采茨女士回溯她本人作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名媛的养成与经历
你要优雅 无需奢华
元媛舞会早在1780年诞生于欧洲，遂成为高级社交领域的盛事。2012年，京剧麒派艺术创始人周信芳的小女儿周采茨首次将其引进中国。短短的两年中，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已跻身于世界五大元媛舞会之列。与一年一度的英国伦敦的“社交名媛成年舞会”和法国巴黎的“名门千金成年舞会”相仿，周采茨一手操办的元媛舞会自然门槛颇高，在她看来元媛舞会不是选美，“是不可能海选的。我只能通过我自己的social circle，在我自己的圈子里选择”。
“之于名媛，专门有一个老上海的词语讲说，‘名件’。能被称为‘名件’，绝对讲究阶级讲究出身。她们既有血统纯真的高贵族谱，更有全面的后天中西文化调理；她们都持有著名女子学校的文凭，家庭的名师中既有前朝的遗老遗少举人学士，也有举止优雅的英国或俄国没落贵族的夫人；她们讲英文，又读诗词；学跳舞钢琴，又习京昆山水画；她们动可以飞车、骑马、打网球、玩女子棒球，甚至开飞机……静可以舞文弄墨、弹琴、练瑜咖。”沪上女作家程乃珊曾如此定义她心目中的名媛。
不难看出，相较于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对年轻女子最尊贵的称谓“大家闺秀”，“名媛”的出现其实是和清末民初西风东渐的情势，以及由此催生出女性走出深闺的解放运动息息相关。遥想当年，“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
会”创办人周采茨的母亲裘丽琳，就是彼时追求个性解放的名媛。在周采茨的回忆里，贵为银楼大小姐的母亲不仅是沪上第一拨梳“油条”法式的新潮女性，更因当年和一代名伶周信芳的结合，在那个时代就践行了“奋不顾身的爱情与说走就走的旅行”。
该如何定义今天的“名媛”？她不该是网上煞有其事地自我标榜，也不该是大众似是而非的臆度与幻想，也许还要把目光拢回过往与域外：作为“CHAUMET上海半岛国际元媛舞会”创办人，周采茨曾是位“生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里的少女，面对BQ记者，她第一次完整地讲述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上海名媛的养成与经历；而在法国巴黎的芳登广场12号，笔者也邂逅到了CHAUMET博物馆馆长Béatrice de Plinval女士，已经70岁的她依旧有着精致的容颜和挺拔的腰身。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她便在这幢路易十六世时期建造的豪宅中守护着品牌历史与荣耀，得益于她的工作，许多珍贵文献和档案因此得到很好地保护和传承……
口述/周采茨
我刚刚过生日，68岁。我的年龄不是秘密，全世界都知道，无所谓的。
1946年，我出生在上海长乐路上一幢闹中取静的洋房里。由于在家里年纪最小，连小哥哥也要比我大上整整7岁，父母自然更宠爱我，就像是家里的小公主一样。1950年，我跟那些小伙伴们是新社会第一年入学的，上的是上海滩鼎鼎有名的世界小学。那时学的都是好东西：爱国、爱党、爱人民、做人要大公无私。到了抗美援朝的时候，就听黄继光的故事，接受最正统的教育。只是由于年代久远，小学的环境我记不大清爽了，只记得木楼梯和操场，其他就有点模糊。记得操场是因为那时候已经有了不少运动：有一次被老师冤枉，不让我去参加一个游行，什么样的游行现在也不记得了……只是这事给我落下一个脾气，到现在我也最恨人家冤枉我。
小时候我经常和爸爸去观剧，看一些苏联的芭蕾舞剧。周公馆会收到很多邀请，我爸对其他国家来的艺术都是要看的，他相信人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很会吸收人家的东西，芭蕾舞也好，地方戏也好，他都不排斥。但芭蕾舞在我妈妈看来是“蹩脚货”，才不要看呢，她不要看的就轮到我看了（笑）。看爸爸的戏，印象最深的是他演的《清风亭》。我现在想起来都要哭，不敢再看了。有些戏我真的是由头哭到尾的，也不知道为什么。戏里他扮张元秀，很苦命的人。我当时带着一个小朋友去看的，小朋友控制不了自己，哇哇地哭，打鼓的就打不下去了，要那个小朋友出去。小朋友出去，我就开始抹眼泪了。《清风亭》的情节是很苦的，讲一个弃婴被一对打草鞋的夫妇收养，后来孩子出息了，却不认自己的养父母，丢给这对夫妇一点钱当乞丐一样打发了……当时我怎么都想不通，后来明白了，其实每一个社会都有这种人。
爸爸自然是很疼我的，但有一件事他最入不得眼：他是不允许任何人穿着拖鞋出房门的。还记得有一次他的车子刚到家，我穿着拖鞋上去拥抱他，抱着抱着就哭起来了，他就问我为什么哭，我说自己一高兴穿着拖鞋就出来了……那一次，他却没有骂我。空闲的时候，一家人也会去吃番菜，我喜欢下午去沙利文点一个鸡卷，那儿的鸡卷在我这个年龄的老上海人都知道，很出名。晚上吃饭一般是在“喜乐意”，“喜乐意”就是后来的“红房子”。公司合营了以后，很多名字都改掉了，洋名都改成中国名字。现在看一些讲1949年之前老上海的怀旧片，台词说“阿拉去红房子”，笑都笑死了，应该是“喜乐意”嘛。
1956年，我上中学，上的还是全上海最好的市三女中。校歌头一句就是“扬子江滨兮歇浦旁，有女校兮世界光。”气势就不一样，气度就不一样。但那个年代，优雅似乎不是时代的主题词，学校的大操场一圈是400公尺，如果要跑两个圈就是800米。我们当时体育课有一项运动，现在你们想都想不到，竟然是在操场上扔手榴弹（模型）！学校的图书馆很典型，但有一本书我是永远都借不到的，简·奥斯丁的《傲慢与偏见》，总会被人借掉。出国后，我看了这本小说的原版，里面有句话我特别认同，“骄傲不外乎是我们对自己的估价，而虚荣却牵涉到我们希望别人对我们的看法。” 那个年代工人阶级的孩子能上第三女中的还是很少的，传统来讲都是上海话里讲的“好人家”。到后来才是你不是工人阶级家庭就不能进来（笑），整个第三女中，名册最齐的就是我们班，五十多个人，只有两个同学是来自工人家庭。大家后来还有联系，最感概的是世事无常，谁谁谁走掉了，我最好的朋友二十年前就在新疆过身（过世）了。那个时候，我和荣家（红色资本家荣毅仁）的老四荣智远是同学，全学校就我们俩是坐私家车来上学的。我坐的是家里的“沃克斯豪尔”（VAUXHALL），后来家里有私家车这事被人在学校贴了大字报后，上学就不能车接车送了。
当时女校的校长是薛正，她很宝贝我的。1958年“大炼钢铁”，大家很起劲，就把学校地板上金属砖块翻起来去炼钢，现在想来很滑稽的，也非常可惜。那是个运动的年代，学校都要开展“学工学农”活动，谁也脱不了命运的安排。我也下过乡，当然是“小下乡”，去的是虹桥附近的乡下，就住在农民家里的地上，屋子是泥地，铺着些稻草就睡下了。当时是十一月天，还好我的铺盖够厚。一个礼拜只有礼拜三有肉吃，而且全是肥的。从小因为身体的原因，我就不大会站。开始的工作是种大蒜，但我不能蹲得很久，我发现有一样东西没人要做，就是喂猪。其实喂猪很开心，就是坐在河边，拿一个大网，把菜捞上来，臭一点也觉得没什么，所以大家怕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在我，就不怕臭。后来，我还去过砂石厂，去过五金厂。砂石场的工作是很艰苦的，虽然戴了口罩，但还是会吸进很多砂石，在砂厂里面我也找到一个闲的差事，又是没人做的，因为砂石厂里面要烧煤的，煤是要用筛子筛的，很多人怕脏不愿做，我就去做。我不怕脏，不怕臭，就是站我站不久，蹲我蹲不来。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总想起妈妈当时最爱念叨的一句话：“迟早有个大的搁头。”这是上海话，也就是迟早有个过不了的坎儿。现在想来，爸爸总是说妈妈像一只老猫，把家里的孩子一个个拉扯大，又一个个叼出窝……我后来很佩服她怎么就有那么敏感的直觉呢？1959年再平常不过的一天，她突然告诉我：一周后我将踏上到香港的火车。那一周，她开始检查我的礼仪规矩，比如刀叉怎么摆，怎么待人接物，还给我列了几条禁令，比如不许外出饮酒……跟往常一样，爸爸也是在我出发前才知道这个消息的：妈妈把我领到他的书房，说：“采茨明天就要去香港了。”爸爸听了，也没什么特别的表情，只是摸了摸我的头叮嘱一句：“乖一点，要好好读书。”
离开家那一天，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觉得自己像哥哥姐姐一样，迟早要出去读书的。妈妈派了家里一个秘书陪我坐火车从上海到了广州，再转车到深圳。从深圳出关到香港的时候，海关的工作人员把妈妈给我头顶上挂着的一大堆珠宝全部扣了下来，转寄回上海，而只允许带3元港币进入香港。上世纪60年代初，妈妈还可以来香港看我，我们一起喝下午茶。所以香港两个地方我记得最清楚了，一个是香港半岛酒店，一个是太平山顶的咖啡厅。
1966年初夏，我个人有些东西搞不定，要回来跟妈妈商量。回来之后，母亲就带着我去割双眼皮，当时花了二十四块。说到整容，其实三十年代上海滩那些明星已经在做了。当时给我割双眼皮的医生刚从援越前线回来，他是专门给伤病员做整形手术的专家，对待我这样的小手术自然不在话下。妈妈当时给我说要割双眼皮的原因是怕我要交“墓库运”，现在想来也可能是她想找个理由让我呆在家里不要外出，妈妈把我安顿在他们的房间，在床脚边弄了张帆布床，这也是我一生中最温暖的回忆。几周后，上海京剧院的领导找上门来，劝我马上离开上海。在慌乱与惊悸中，我再次离开了上海，离开了爸爸、妈妈，这一次告别，他们没有远送，只是在房门口和我道了别……谁能想到这一别，竟然是永诀。
Q=《北京青年》周刊A= 周采茨
Q：今年的“元媛舞会”的主题词是“运动”，这里面的缘起是什么？
A：2014年这次的“元媛舞会”，我们主打的是“运动”。一开始梁周洋的妹妹问我说，“我做淑女行不行啊？”她喜欢打rugby（橄榄球），我说这有什么不行，你打rugby是打rugby，做淑女是做淑女。后来我问了所有女孩子，她们中有马术的，射箭的。射箭是很淑女的运动，因为它是很漂亮地站在那里的，还有高尔夫球，网球，都有。
Q：那您个人觉得运动对于女孩子个人修为、气质的养成有什么样的作用？
A：我觉得中国人对体育的强调是不够的，过分重视读书了。读书如果没有健康的身体是不行的，很少听说有人带着小孩儿去做体育运动的，这是很不对的。读书对我来说不是最重要的一块，男孩子女孩子都要全面发展，我觉得教养比教育重要，有教育没教养，这个人是废的，有教育又有教养这个人就是好的，有教养没教育，那么可以后补，教养是很难后补的。
Q：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近一年多了奢侈品在内地的售卖出现了大幅下滑，在这样的情形下，“元媛舞会”是不是会受到一些冲击？
A：没有，完全没有被打压的感觉。我的舞会一点都不奢靡，懂行的人都说是最可爱的，组织得最好的，我是为国家做的，我也是会坚持下去的。来参加的女孩子都来自良好的家庭，有很好的教养，尤其是台湾女孩子，很朴素，很低调，完全不招摇。我希望不要从物质来看，而是从精神来看，我要求呈现最好的东西，但那不一定是最贵的东西，因为优雅不是钱堆出来的东西，我的口号就是，你要优雅，不需要奢侈。
Q：元媛舞会起源于英国，您身上也有苏格兰血统，其实说到英国，我注意到您先生和哥哥、姐姐都曾出演过著名的邦德电影。
A：1966年 《You Only Live Twice》，大家只记住了我姐姐周采芹，她是第一任华裔的邦女郎嘛，其实我哥哥周英华在里面也有出镜。我先生黄浩义是在十年前《Die Another Day》 中有出演，演一位“007”的中国同行，隐蔽的身份是酒店大堂经理。电影是很有魔力的艺术，其实这些片段都是在英国pinewood片场拍的。 其实，我不喜欢中国人一天到晚要在外国人的世界里边出人头地，我们中国是中国，我们在国际上有地位，为什么外国人不要争着在中国人的地盘上出现呢？为什么一定要把上海叫成东方巴黎呢？为什么不去关注第一个在中国演戏的白人呢？你应该这样想，这样我们就成功了。我觉得很多中国人的思想还是没有转过来，没有转过来的意思就是说还是有这种自卑的感觉。这个自卑感就驱使着你非要到人家那里去有一席之地，为什么非要争着去得诺贝尔奖呢？我们现在有个邵逸夫奖，为什么不争着去得邵逸夫奖呢？
BQ专访两届“CHAUMET年度元媛”郝汉祯、梁周洋
两百多年来，“元媛舞会”总是见证着一个个显赫家族的故事。从英国伦敦到申城，“上海国际元媛舞会”在家族这一环节的各种细节标准从未放松，使得它“世界五大元媛舞会”的地位名不虚传。参加舞会的元媛也都系出名门。首届“尚美年度元媛”郝汉祯，其祖父郝柏村是中国国民党军事将领和前台湾“行政院长”；第二届“尚美年度元媛”梁周洋，中国著名革命家、教育家梁启超后裔，国宝级建筑大师梁思成与林徽因的曾孙女，著名物理学家、教育家、北大校长周培源的曾外孙女。以下为本刊当日现场专访。
元媛家风：“弯腰做事，低头做人”
Q：在参加元媛舞会之后，对你们人生的发展有何影响？
L：结交了很多新朋友，给了我们一个展示自己，也是展示个人事业的平台。我现在在做自己的公司，也花很多时间做中美文化交流，包括古典音乐、现代艺术以及表演艺术等，也会带一些国内的演出团体去美国演出。
Q：我个人很感兴趣你的曾祖母林徽因女士，她可谓民国最有气质的名媛，当年在清华园召集的“太太的客厅”也是名士清流荟萃的雅集。她对你的成长有没有什么影响？
L：我作为她的后人，自小听过很多她的故事，在我看来她是个会独立思考的新时代女性，是一个我辈难以企及的才女。爷爷家有一张她的半身像，是1949年她的留影，照片里她的微笑非常端庄温婉，我想这对于我的气质养成有一种标杆示范的效应。
Q：汉祯，我注意到你成长在一个军人家庭，而且是不同于台湾眷村人家的高级军官家庭，能谈谈你从小被要求的家风吗？
H：我的家风就是兄弟姐妹要和睦团结，待人接物要和善，家训有一条就是“弯腰做事，低头做人”。其实，父母并没有过多干涉我们这一代做什么事情，比如我的姐姐就开了一家糖果店，但是他们会要求我们不管做什么，都要尽到自己最大的心力，要把事情做好。
Q：我注意到台湾媒体报道，马英九先生的女儿上下班都会搭乘公共交通，令尊也已经做到了台北市长的位置，我想知道你的出行选择。另外，你们怎么看待奢华？
H：我也是坐地铁啊，在上海我有时候还会坐公交，喏，这是我在上海的公交卡。
L：对于奢华的东西，生活中我不会刻意去追求，还是以合适不合适自己为准，整齐干净就好。
元媛轻舞 钻冕生辉
2014年新一届的“CHAUMET年度元媛”蔡承颖，佩戴CHAUMET JOSEPHINE加冕爱系列高级珠宝钻冕。外祖父蔡万才是前台湾立法委员，家族在2012年位列于福布斯排行榜台湾首富，平和内敛地她完美诠释了CHAUMET的低调型格。
上海国际元媛舞会，除了在“家族”这个环节审慎把关，也始终秉持尊重传统的原则，让舞会的每个细节都饱含历史文化底蕴，将这一欧洲百年传统原汁原味根植于中国。
元媛舞会最早可以追溯到1780年，当时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为以他的皇后莎拉命名的产科医院筹款（Queen Charlotte Maternity Hospital），举办了一场盛大的“五月舞会” （May Ball），邀请了年满十六岁的名门千金，在这个特别的舞会上觐见君主，正式宣告进入高级社交圈。此后，元媛舞会逐渐演变为年度社交舞会，成为英国社交文化的核心，同时随着大英帝国的强盛而传遍了整个西方世界。它不仅是名流社交盛事，更作为一种潮流文化传承至今。
秀冠钻冕，重大场合佩戴的华美头饰，始于法兰西宫廷，延续着两个多世纪尊贵与爱的传奇。200多年前的欧洲皇室，只有男性皇室成员才有权利佩戴皇冠，而一代君主拿破仑为表达对其约瑟芬皇后的挚爱，打破传统，请御用珠宝匠、CHAUMET创始人马里·艾蒂安·尼铎（MarieEtienne Nitot）为其打造更趋柔美更具女性特征的皇冠，尼铎将皇冠闭合的圆圈造型创造性地改为开口造型，首创秀冠钻冕（Tiara）的先河。拿破仑加冕之日，约瑟芬皇后佩戴着由尼铎精心打造的奢华钻冕与珠宝现身，一时之间艳惊四座，tiara钻冕旋即在宫廷乃至整个巴黎贵族之间流行开来，CHAUMET作为这一潮流的开创者，从此便被誉为“钻冕大师” （Tiara Master）。而从拿破仑的皇后约瑟芬到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皇，从瑞典历代皇室公主到法兰西玫瑰苏菲·玛索，CHAUMET自1780年品牌诞生至今的两个多世纪中，已为慕名而来的皇室贵族、富豪精英创作出了3000余顶别致钻冕，在苏富比、佳士得等国际顶级拍卖行屡创全球最高纪录，“钻冕大师”之誉更加当之无愧。
在芳登广场邂逅CHAUMET博物馆
2014年初，BQ专程于巴黎造访CHAUMET博物馆，馆长亲自接待BQ一行，并娓娓道来CHAUMET博物馆的故事。
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毕业于法国著名的图尔高等美术学校和巴黎国立高等装饰艺术学院，并于1969年加入了CHAUMET。加入CHAUMET的40多年来，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在珠宝设计和其他相关领域发挥了积极而深远的作用，尤其专注动物主题。1980年，为了庆祝CHAUMET诞生200周年，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被委以重任，于巴黎芳登广场12号，创立了日后备受赞誉和瞩目的CHAUMET博物馆。 深厚的艺术造诣和专业知识，以及心怀对法国传统文化的热爱与崇敬，使Beˊatrice de Plinval女士始终扮演着珠宝代言人和历史学家的双重角色。
芳登广场12号，1907年起CHAUMET总店开设于此。从二楼的窗户望出去，就是1806年到1810年间为荣耀拿破仑军队胜利而竖立起的芳登圆柱。她静谧地守护着CHAUMET全球总部那富丽堂皇的CHAUMET沙龙（Grand Salon）以及CHAUMET博物馆。
这栋十八世纪的豪宅建于路易十六世时期，著名建筑师孟沙尔（Mansart）设计建筑外墙，其他部分的设计则沿用了他的建筑设计理念，令整个建筑充满独特风格：简洁通透，巧妙严谨，充满了想象力。一楼是具有18世纪风格的大厅，该大厅于1927年被官方列为历史古迹，置身于这个对称透视设计的空间，我们如同重返往昔。伟大的钢琴家肖邦（Chopin）在此创作和演奏他的音乐，并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旁边的大厅摆放着150件精美华贵的白铜冠冕和头饰。它们是CHAUMET品牌的公主——高贵的公主，来自远方的公主，变幻无常的公主，而隐藏在这些非凡公主后面的，更是一个充满力量与梦幻的世界。
挂在墙上的还有一幅罗伯特·勒弗维尔（Robert Lefe-` ` vre）创作的玛丽·路易丝皇后（Marie-Louise）的肖像画，是CHAUMET在1975年购买收藏到的，它象征着品牌为皇室贵族制作珠宝冠冕的开端：皇后身上的配饰珠宝由品牌创始人马里·艾蒂安·尼铎（Marie-Etienne Nitot）用贵重的宝石精心打造，从此开创了品牌的历史。
上海半岛酒店
舞会大厅典雅堂皇
作为本次“元媛舞会”举办地，上海半岛酒店坐拥优美的闹市及园林景观，建筑设计蕴含上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风行一时的装饰艺术精华，重现当年“东方巴黎”的魅力，见证了曾在上海滩拥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嘉道理（Kadoorie）家族的荣耀回归。
于2009年年底开幕的上海半岛酒店，见证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揭开历史的新一页。上海半岛酒店坐落于外滩32号，原址为1849年落成的英国领事馆所在地。酒店北面两座古老领事馆建筑物分别建于1873年及1882年，至今仍屹立不倒。20世纪初，原址前面部分的建筑物是日本邮船株式会社 （Nippon Yusen Kaisha） 及共济会堂 （Masonic Lodge and Hall） 的所在地，酒店隔邻的建筑是当年东方汇理银行 （Banque de L’Indo-Chine） 及Glen Line Shipping Company的办公大楼。
店方秉承数十年来香港上海大酒店有限公司及半岛酒店集团赖以成功的元素，包括先进客房设施、豪华舒适享受、顶尖餐饮质素及一流待客之道等优秀传统，令上海半岛酒店成为万众触目的新地标。近年来，接连两度获选全球最佳商务酒店的荣誉，再度彰显其舞会大厅的典雅堂皇，服务的细致周到，为第三届“上海国际元媛舞会”灼烁增辉。
娇兰：“皇家御用调香师”
本届元媛舞会也特别携手于1828年诞生的法国娇兰。品牌拥有“皇家御用调香师”的封号，曾为欧也妮皇后和茜茜公主等皇室成员定制护肤、珠宝彩妆和香氛，与欧洲皇室结下不解之缘。经过近两百年的积淀，法国娇兰在皇室传承、法式优雅和时代潮流变幻之间找到自身独有的平衡，奠定法国娇兰在世界精致化妆品品牌中的领先地位。
在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为新巴黎带来了欢快的气氛，他喜欢举办舞会，还热衷于追求美貌的妇女，直至遇见他后来的皇后欧也妮。可爱的皇后和宫廷贵妇们在杜勒里宫优雅的宫殿中恢复了奢侈华丽的风尚。珠宝、精美的配饰和香水十分流行，其中就包括娇兰创作的香水，而当时的娇兰已是声名卓著的香水制造商了。
皮埃尔·弗朗索瓦·帕斯卡·娇兰十分仰慕欧也妮皇后的美貌、高贵，还有她对文化出众的理解和鉴赏力。作为献给她的新婚礼物，他创作了帝王之水：清新、芬芳而怡神的它，是橙花、香橼、柠檬、薰衣草和迷迭香的醉人组合。娇兰还委托久负盛名的玻璃制造商Pochet et du Courval为其制造一款香水瓶——最古老的香水瓶之一——它必须配得上它那高贵的使用者。
这款铸造——吹制而成的华丽香水瓶上装饰着69只浮雕的金色蜜蜂——采用了皇室盾徽上的设计，是帝权的象征——和镀金的蜂巢图案，它不仅是技术上的创举，并且只属于那个奢侈华贵、讲求格调、极其精致的高高在上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