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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让低碳投资资本化、证券化和基金化,而不是个人化
“今后要进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共同探讨怎么样形成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各种主体风险共担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6月末举办的“2010年中国绿色工业论坛”上,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这样说。
从机制层面探寻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内各界人士的共识。这种共识同样体现在6月初举办的“地坛论坛2010”上,多位官员和专家都发出了相同的呼吁。
可持续金融的核心是以金融手段支持客户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和环境改善,具有三个属性:一是可持续性,二是金融性,三是金融对社会和环境的正向反馈属性。可以说,绿色金融要机制化,要成为“可持续金融”,其内涵已经超越了绿色信贷本身。
让低碳投资资本化和证券化
“中国如果要在现有机制上推进低碳投资的话,有天然的体制优势。”北京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说。
王忠民的主要论据有两点。首先,如果低碳成为政府认同的目标,以政府拥有和可配置的资源,能够使低碳目标迅速、积极成为政府行为。其次,中国是人多市场大,一旦被全世界认同为可追求和可盈利的目标,社会资本将会积极涌入。他认为,如果这两点体制优势再和低碳结合起来的话,可以在较快的速度下推动低碳在中国实现目标。
最近几年,和低碳相关的政府资源配置都在积极运作,和低碳相关的不同政策也在迅速制定。与此同时,近年企业低碳投资在短期内业已形成了规模化,甚至超规模化,比如多晶硅和风力发电,社会资本在可追求和可盈利目标下,聚少成多,迅速形成了强大力量。
但如果全社会市场性的哄抢低碳蛋糕,形成过剩乃至恶性竞争怎么办?王忠民建议,应该着重让低碳投资资本化、证券化和基金化,而不是个人化。如果有了更多的低碳的东西都变成金融资产,不仅是金融资产,而且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低碳金融会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推进。
作为最大的碳资源国,中国已经签发减排量达1.3亿吨,占全国59%,这些碳资产主要供给方是在京央企。目前在京的碳资产中心也有很多,该市环境交易所是碳交易的重要平台,合计减排量700万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姜再勇认为,“低碳领域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产业领域,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项目,第四是交易。”
绿色金融产品,需要一系列的产品研发和设计,以及运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前进。他举例说,目前已经能看到兴业银行以“赤道银行”为LOG0在宣传,“赤道银行”实际就是绿色金融,将来类似的银行机构会越来越多。
用碳交易机制确保可持续
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建立起中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如果要建立碳交易机制,在中国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碳交易确定的配额的量的问题,第二个是减排限额问题。张建华认为,用市场化的机制比较容易实现。
首先,可以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国外现在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基本上是30欧元左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报告,32欧元属于均衡价格,而国内现在也在卖二氧化碳排放量,卖出去也就8欧元左右,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交易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于我们自己国内没有这个市场,这个交易价格并没有形成市场化。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形成价格。
其次,就是对企业形成正向的激励。比如一个企业单位GDP碳排放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就罚款,罚款罚多少?这个标准怎么制订?政府再设一个限额,企业减排得越多,在市场上可以变现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和约束机制。
“你如果想排放,可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自我投资,你开发新技术,还有一种你上市场上买,而这种交易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企业有激励,谁投资谁受益。”张建华说。
还有一个好处则体现在吸引投资上。“金融业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业,你永远不要指着金融业最后是雪中送炭的,它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我们说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都没问题,但是最终你要确立一个市场化的导向,你让他资金投进来是要有利可图的。”
他表示,政府建立交易机制,建立奖惩机制,就是要使银行进来以后要有利可图。“一旦吸引资金之后,一旦我们有金融衍生产品,比如碳配额这个产品,我们就有下一步的衍生产品,就可以开发了。”
未来,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张建华透露出乐观态度。
他认为,现在企业都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有市场需求: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也有很大的积累;同时,目前有很多地方性的排放交易所,有些已经尝试着做了一些资源减排的尝试。
以财政与金融互为驱动力
绿色金融是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所以既包括财政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还包括各种金融手段。从财政政策来说,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一个就是税收上,补贴可以算是负税收了,所以税收上要优惠,对新能源的发展也要补贴,比如在欧洲,太阳能企业都是能获得补贴的。
成思危提醒,财政方面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政府采购。
“财政政策是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政府支出。所以我认为在政府支出上政策上要明确,优先采购绿色的产品,这也是在财政政策上体现的。在货币政策上,我认为对绿色项目的融资应该给予差别化的对待,个是利率适当地降低,另外一个期限适当地延长。”成思危说。
另外,在政府管制上,成思危认为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地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的审批等等。
此外,如果发展绿色金融,中国首先要在支持的项目方面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实际上很难取得发展。成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那么竞争就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我们风电成本大概是火电的倍,而太阳能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从市场经济原则来看,你要解决这个还需要靠手段。”
成思危透露说,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水能是1.9亿千瓦,到2020年达到3亿千瓦,核能将近100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六七千万千瓦,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现在在建项目就有2450万千瓦,我们风能是2000万千瓦,到2020年到1亿千瓦,太阳能少一点,是550万千瓦,我们希望发展到2000万千瓦。
制度经济学有句名言,叫“交易先于制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设计了非常完善之后才去交易,初步制度有了,再做交易,从交易过程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逐步地完善制度。成思危说,“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中常讲的,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我们碳市场必须也是这样的。”
“今后要进步发展绿色金融,需要共同探讨怎么样形成一种在市场经济环境里的,各种主体风险共担的可持续的发展机制。”6月末举办的“2010年中国绿色工业论坛”上,财政部科研所所长贾康这样说。
从机制层面探寻绿色金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已经成为国内各界人士的共识。这种共识同样体现在6月初举办的“地坛论坛2010”上,多位官员和专家都发出了相同的呼吁。
可持续金融的核心是以金融手段支持客户的可持续发展,从而促进社会和环境改善,具有三个属性:一是可持续性,二是金融性,三是金融对社会和环境的正向反馈属性。可以说,绿色金融要机制化,要成为“可持续金融”,其内涵已经超越了绿色信贷本身。
让低碳投资资本化和证券化
“中国如果要在现有机制上推进低碳投资的话,有天然的体制优势。”北京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王忠民说。
王忠民的主要论据有两点。首先,如果低碳成为政府认同的目标,以政府拥有和可配置的资源,能够使低碳目标迅速、积极成为政府行为。其次,中国是人多市场大,一旦被全世界认同为可追求和可盈利的目标,社会资本将会积极涌入。他认为,如果这两点体制优势再和低碳结合起来的话,可以在较快的速度下推动低碳在中国实现目标。
最近几年,和低碳相关的政府资源配置都在积极运作,和低碳相关的不同政策也在迅速制定。与此同时,近年企业低碳投资在短期内业已形成了规模化,甚至超规模化,比如多晶硅和风力发电,社会资本在可追求和可盈利目标下,聚少成多,迅速形成了强大力量。
但如果全社会市场性的哄抢低碳蛋糕,形成过剩乃至恶性竞争怎么办?王忠民建议,应该着重让低碳投资资本化、证券化和基金化,而不是个人化。如果有了更多的低碳的东西都变成金融资产,不仅是金融资产,而且是可交易的金融资产,在这种情况下,低碳金融会促进低碳经济的有序推进。
作为最大的碳资源国,中国已经签发减排量达1.3亿吨,占全国59%,这些碳资产主要供给方是在京央企。目前在京的碳资产中心也有很多,该市环境交易所是碳交易的重要平台,合计减排量700万吨。中国人民银行营业管理部副主任姜再勇认为,“低碳领域无非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就是产业领域,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项目,第四是交易。”
绿色金融产品,需要一系列的产品研发和设计,以及运作,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不断地前进。他举例说,目前已经能看到兴业银行以“赤道银行”为LOG0在宣传,“赤道银行”实际就是绿色金融,将来类似的银行机构会越来越多。
用碳交易机制确保可持续
中国的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能不能利用市场化方式建立起中国的碳交易机制?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建华:如果要建立碳交易机制,在中国面临几个问题:第一个是碳交易确定的配额的量的问题,第二个是减排限额问题。张建华认为,用市场化的机制比较容易实现。
首先,可以形成市场交易价格。国外现在排放权交易所交易的二氧化碳基本上是30欧元左右,按照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的报告,32欧元属于均衡价格,而国内现在也在卖二氧化碳排放量,卖出去也就8欧元左右,仅仅相当于国际市场交易价格的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由于我们自己国内没有这个市场,这个交易价格并没有形成市场化。所以第一个好处就是形成价格。
其次,就是对企业形成正向的激励。比如一个企业单位GDP碳排放不能超过多少,超过多少就罚款,罚款罚多少?这个标准怎么制订?政府再设一个限额,企业减排得越多,在市场上可以变现的能力就越强,这样就可以建立起市场化的交易机制和约束机制。
“你如果想排放,可以,有两种渠道,一种是自我投资,你开发新技术,还有一种你上市场上买,而这种交易机制建立起来之后,对企业有激励,谁投资谁受益。”张建华说。
还有一个好处则体现在吸引投资上。“金融业是一个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业,你永远不要指着金融业最后是雪中送炭的,它更多的是锦上添花。我们说你要承担社会责任,这都没问题,但是最终你要确立一个市场化的导向,你让他资金投进来是要有利可图的。”
他表示,政府建立交易机制,建立奖惩机制,就是要使银行进来以后要有利可图。“一旦吸引资金之后,一旦我们有金融衍生产品,比如碳配额这个产品,我们就有下一步的衍生产品,就可以开发了。”
未来,碳交易机制能不能建立起来?张建华透露出乐观态度。
他认为,现在企业都面临节能减排的压力,有市场需求:清洁发展机制在中国已经实行很多年了,中国在节能减排方面的知识储备和人才储备也有很大的积累;同时,目前有很多地方性的排放交易所,有些已经尝试着做了一些资源减排的尝试。
以财政与金融互为驱动力
绿色金融是金融和财政两个方面,所以既包括财政政策还包括货币政策,还包括各种金融手段。从财政政策来说,要支持新能源的发展,一个就是税收上,补贴可以算是负税收了,所以税收上要优惠,对新能源的发展也要补贴,比如在欧洲,太阳能企业都是能获得补贴的。
成思危提醒,财政方面还有一个大家容易忽略的问题,就是政府采购。
“财政政策是两个,一个是税收,一个是政府支出。所以我认为在政府支出上政策上要明确,优先采购绿色的产品,这也是在财政政策上体现的。在货币政策上,我认为对绿色项目的融资应该给予差别化的对待,个是利率适当地降低,另外一个期限适当地延长。”成思危说。
另外,在政府管制上,成思危认为政府管制应该是有利于促进绿色经济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尽可能地调动企业和市场的力量,而不要过多的审批等等。
此外,如果发展绿色金融,中国首先要在支持的项目方面取得技术上的突破,没有技术上的突破实际上很难取得发展。成说:“如果我们不能在技术上取得突破,那么竞争就是有限的,因为现在我们风电成本大概是火电的倍,而太阳能的成本是火电的四倍。从市场经济原则来看,你要解决这个还需要靠手段。”
成思危透露说,中国在新能源方面做了很多努力,目前水能是1.9亿千瓦,到2020年达到3亿千瓦,核能将近1000万千瓦,到2020年达到六七千万千瓦,这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现在在建项目就有2450万千瓦,我们风能是2000万千瓦,到2020年到1亿千瓦,太阳能少一点,是550万千瓦,我们希望发展到2000万千瓦。
制度经济学有句名言,叫“交易先于制度”,任何制度都不可能设计了非常完善之后才去交易,初步制度有了,再做交易,从交易过程当中总结经验教训,然后逐步地完善制度。成思危说,“这就是我们资本市场中常讲的,发展中规范,规范中发展,我们碳市场必须也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