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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背景]2008年，湖南湘西亿万富豪曾成杰因非法集资被捕，其妻、长女、女婿也受牵连相继被抓，此案成为当时轰动全国的湖南“吴英案”。曾成杰的19岁二女儿曾珊为救父，曾多方奔走，引起司法界、新闻界的广泛关注。此事被大量报道，一时间，曾珊成为新闻人物，被称为“救父湘女”。但最终，曾成杰被判处死刑，并于2013年执行，其妻、长女、女婿也各自获刑。
曾经显赫的曾家，不仅风光不再，还家破人亡。面对救父的失败、家族的巨变，曾经的富豪之女曾珊，在刚20岁的青春年纪，如何度过这突然间破碎、坍塌的生活？
2016年7月下旬，本刊特约记者再次走近了这位曾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曾珊。在她日渐平凡、普通的生活背后，一种如野草一样永不放弃的执着和坚守，让人感动、钦佩。以下是曾珊自述……
富家千金变“囚犯之女”，生活在坠落中前行
如果人生可以分为四季，那么在我的生命里，19岁之前全部是春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下子跌进刺骨的寒冬。
我的爸爸曾成杰是湖南湘西三馆公司董事长。30年前，他和妈妈从邵阳农村来吉首打拼，两人起初卖废品，后来成立房地产公司，最后成为吉首首富。我1989年出生，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出生时，爸爸已经是吉首名人，虽然吃过苦的妈妈小时候给我买100多块钱的衣服都会跟商贩讨价还价，但我从来没有为生活发愁。
2008年夏天，因为父亲一心想让我出国学习商科，我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进入北京一家留学机构学英语。国庆之前，我参加的托福发布成绩，分数过线——这意味着我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大学。我高兴得给父亲报喜，他却语气异常平静地叫我先回家。国庆当晚，我们全家人很难得地吃了一顿团圆饭。晚上，一向言语果断的父亲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公司出了点状况，要把我留学的100万保证金先拿出来，我留学的事得缓一缓。
不知愁滋味的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10月2日，爸爸被通知去市里开会，竟被留下。他带信给家里：省里要调查点事情，他过两天才能回来。但其实，他再也没回来：因为涉嫌非法集资，他被捕了。更可怕的是，在公司工作的妈妈、姐姐和姐夫也相继被抓走。
留学梦破产了！除了大我一岁、正在某空军部队服兵役的哥哥，家里一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仿佛一霎间，我由万人羡慕的豪门千金变成了一个囚犯的女儿，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知所措的我几乎流完了19年以来因为幸福而欠下的所有眼泪。
2008年年底，爸爸的财产全部被冻结，家里所有东西都被没收，连一瓶酒都没剩下。我按要求在没收的清单上签字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坐在楼梯上嚎啕大哭了一整晚。但那之后，我没有再哭：因为眼泪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一无所有之后，我怎么办？
家被抄后，大伯收留了我，管我吃住。爸爸托律师给我带话：没让我高考，又没能让我出国，他非常愧疚，嘱咐我不要放弃，一定要考上大学。爸爸的话给绝望中的我点燃了星火。我开始准备成人高考。学习，让我暂时忘记我无能为力改变的现实。
2009年年初，哥哥从部队转业，没有找工作，拿着一大堆材料为家里的案子四处奔走。这年7月，我通过自考，顺利进入湖南农业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这一年，妈妈、姐姐和姐夫分别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集资、侵占资产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6年和1年半。而爸爸因为案情复杂，尚未被宣判。当时已有一种声音传来：爸爸的案子就是湖南的“吴英案”，主犯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单纯的我对法律是不懂的，但凭着“爸爸不能死”的信念，我注册了名为“曾成杰之女”的微博，把父亲案子的前因后果和最新进展都发到网上，还曾以“绝食”的极端方式引起媒体对父亲案情的关注。一时之间，我成为新闻人物。
上大学时，我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虽然不时有大伯和一些好心人接济，可生活变故之后内心抑制不住的危机感，让我不敢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别人身上。何况，我在狱中的家人，也需要我提供生活费。于是，我的整个大学时光，除了上课和上网发帖求助，只剩下两个字：打工。
为了赚钱，我一个人做了几份工作：白天如果没有课，到艾格去卖衣服；下午四点一下课，飞奔到学校附近的美的电器做促销。夜里十点半，我坐末班车回到宿舍，轻手轻脚洗漱完毕后，在台灯下复习一天的功课。过去那种睡到日上三竿再自然醒的生活，在我记忆里都虚晃得不真实。
这样的辛苦，让我每个月几乎都有一笔近3000元的收入，不仅能保障我的基本生活，支持我为爸爸奔波的路费，还可以给狱中的妈妈和姐姐送上1000多块。2010年下半年，姐夫出狱，重情的他没有离开姐姐，每月给姐姐生活费。这让我的经济负担和心里对姐姐的担心都少了许多。
“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又挺直腰”
时光悄悄流逝着。2011年5月，爸爸因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总金额34.52亿余元，犯下集资诈骗罪，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爸爸不服，予以上诉。当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爸爸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法核准死刑。
二审宣判后的2012年夏天，趁着十多位著名法律界人士在贵阳小河开会之机，我带着父亲免死的呼吁书奔赴过去，哀求司法界著名人士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但这封签名信没有留住爸爸的命：2013年5月，最高法复核确认了父亲的量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对爸爸执行死刑——我们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爸爸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在父亲的遗体下葬时，我紧绷多年的心依旧撕裂、痛苦。生前，爸爸曾多次通过信对我和哥哥救他的行为表示感谢，同时也向我们表示痛悔，因为他连累了一家人，希望我和哥哥以他为戒，走规规矩矩、堂堂正正的人生路……读着信，我泪流满面，心想：我和哥哥努力做了我们能做的，虽然这份努力有点盲目，甚至莽撞，但其间渗透的亲情，是否可以让爸爸孤独离世时，内心多一丝暖意？ 死者已逝，而生者还得活着。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哥哥留在吉首，我回到长沙——没有父亲的肩膀可以依靠，坚强成为我们应对生活的唯一武器。此时，我已经大四，需要写论文，我在打工之外，挤出大量时间查资料、写论文，忙得像陀螺。
父亲走后，哥哥和我对狱中的妈妈和姐姐更加尽心，每个月在探视时间去看望她们。年岁渐长的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2010年时突然中风，但妈妈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告诉家人”。直到我看出她走路的异常，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这件事。探监时，我也遭遇尴尬：每次去，妈妈和姐姐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案子会改判吗？”爸爸走了后，我和哥哥、姐夫及狱警沟通好：为了不影响她们服刑，我们要隐瞒爸爸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所以，每次，我和哥哥都说谎：“爸爸也在服刑，差不多和你们同时出狱。”每当妈妈和姐姐投过来欣慰的笑容，我和哥哥的心却像被刺了一下地疼，她们没有注意到，眼泪早已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2013年年底，我遭遇了人生的另一个变故：2010年，我认识了长沙男孩王培。他对认真、安静的我非常欣赏，我们在2011年成为男女朋友，他守着我打工、陪着我坐火车、一起从长沙站到贵阳为父请命，给了我孤独岁月绵长的感动。我曾经以为，这份真情能伴我永远，可王培和家人因为生活的原因不得不离开湖南，而我身上背负着家族，注定离不开故土，与其让感情纠缠，不如面对现实，理智地选择放手。
临走前，王培邀请培训机构的朋友唱卡拉OK，我也在邀请之列。他含泪道：“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最让我心疼和牵挂的女孩，希望她能幸福。”然后，他唱了一首很老的歌——刘文正的《小草》。当熟悉的歌词：“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又挺直腰。大雨来，弯着背，让雨浇，雨停了，抬起头，站直腰。”我无法再看王培那熟悉的眼神，冲出了卡拉OK厅……
2014年年初，我在长沙找到一份为各大企业做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因为不想自己和马上出狱后的妈妈、姐姐再回吉首触景伤情，我迫切希望能在长沙安家，所以工作非常努力，但由于没有资源，我只得每天拿着客户名单做电话约访，但往往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挂断电话。但只要客户有一点松动口气，我就厚着脸皮跑过去拉业务。这个时候，为爸爸奔波锻炼出来的胆量和坚韧让我受益匪浅。
用更好的自己，馈赠所有经历
2014年年底，妈妈出狱。她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生活的变故已经削去她所有的棱角和锐劲，再也不是我记忆中无所不能、早出晚归的女强人妈妈。在监狱门口，我、哥哥和妈妈抱头痛哭。然后，我们带着妈妈来到父亲的墓地，妈妈这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那段时间，妈妈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我便将她带到长沙，与我住在一起。我帮她把头发染黑，给爱美的她定做旗袍，周末带她逛庙会、爬山。妈妈在监狱里的这些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看着我用手机刷卡结账，打车付费，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站在马路边左顾右盼却不敢过马路。我就像教小孩一样，教她一点一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我的努力下，妈妈现在已经慢慢接受了现实，晚饭后还会去小区的小广场跳舞。见我早出晚归的忙碌，妈妈时常感叹：“如果是过去，你哪会吃这种苦？”我笑道：“如果是过去，你每天忙忙碌碌，哪有时间这样陪我！现在我们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妈妈一愣，点头说“也是”，笑了。
2015年春节前，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我失业了。更让我着急的是，我拿着简历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个月，一无所获。见状，一个朋友对我说：为什么不做保险？只要你肯下功夫，不怕压力，一定能赚高工资——而这两点正是我的特长呀。
2015年春节后，我主动到太平保险公司投简历，并经过面试顺利入职。但刚进去，就面临着每天从早到晚密集的高强度培训，几十种险种、各种数据要牢牢记住，还每天进行考核。可我天生是个对数字并不敏感的人，为了记住这些，我再也没看过钟爱的韩剧美剧，每天五点钟起床，在公司培训教室外的草坪上一页页地背，晚上回家又是背。
这样一个月坚持下来，我以高分通过了保险从业资格考试，而和我一起招聘进来的十个新人，因为嫌压力大先后离职7个，只有我和另外两人留了下来。
但通过考试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合格的保险员。刚入职的2015年4月，我曾遇到了一个客户：他约我上门拜访，我去后却发现他正在打牌，我在旁边站着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有些焦虑，站起来问他想不想买。他看我语气不友好，嚷道：“你急什么？我会买的。”
说完又去打麻将，而我觉得自己被侮辱，眼眶红红地跑回单位，结果，还被领导约谈分析约访失败的原因。
一个月后，我重新约了这位客户，耐心、平和地与他沟通，结果，他在我手里一共签了五单，总保费有3万元。
这次经历给了我打击，也给我了信心。此后，与客户沟通时，我总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正因如此，我逐渐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培养起了一批忠实客户。现在，我已经做到业务经理一级，月薪8000元。2016年3月，公司举行晋级典礼。我第一次穿上礼服，化上精致的妆容站上领奖台，我很兴奋，因为这不是富二代随时可以开的party，而是我自己辛苦打拼一年多的战果。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事业起步时，我收获了爱情：刘森华是我的学长，1987年出生，比我大两岁，湖南郴州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程序猿”。
2015年过年期间，一个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和他认识时，我刚干保险，第一个月就面临开单任务。得知情况，森华自己掏钱买了一份保险，成了我的第一个开门红的客户。他工资不高，那份3000多元的保单几乎是他一个月不吃不喝的纯收入。他的这个质朴行为打动了我——我想要的爱情就是相互之间这样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相处了两个月后，我带森华见了妈妈。妈妈对他也很满意。得知妈妈喜欢吃榴莲，虽然榴莲价格不低，而且森华非常讨厌榴莲的味道，但他每次来都会给妈妈送一个榴莲。他这份对妈妈的心意，也让我非常踏实。
随后的五一节，森华邀请我去见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他或者他家人不能接受我的过去，在去之前，我郑重地和森华详细说了我家的事情，怕自己没说清楚，我还补了一句：“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这件事，只要输入我的名字就可以。”
森华听完后，说了一声“好”。晚上，他给我发短信：“我们好好过好以后的生活！”
然后，第二天，他如约带我回老家——那是我和森华唯一一次关于我家的交流，他没有问我任何关于过去的问题。我猜，他是不忍心再让我想起那段痛苦的记忆。就这样，我们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确定要结婚，我们没向双方父母要任何彩礼和嫁妆，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看房子。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我们最后选在了位于市郊一小区的77平米的两室两厅。虽然交了首付后，每月要还贷2300元，我们有压力，但家可以让心安定。森华不会浪漫，但他会帮我剪指甲，吹头发，他特意把结婚日期定在5月23日：寓意是“我爱珊”，这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纪念日。
让我欣慰的是，岁月的洗礼后，我们一家人也走向平静生活：哥哥前年结婚，在吉首和别人一起合伙卖中药材；姐姐2015年年初出狱，和姐夫在长沙做小本生意。
爸爸在狱中时，曾给我寄了十几封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反复叮嘱我要考个正式文凭，找份踏实工作，过份平常又不那么辛苦的生活。在第一次找工作意识到学历的劣势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月挤下1000块钱作为学习基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能以更好的姿态面对未来的挑战，2014年，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备考研究生，但2015年初试成绩出来，我以10分之差落榜湖南大学。但我没有放弃，2015年再战了一年。2016年3月，考研成绩出来：我终于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全日制硕士，而每年的学费1.7万，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从一个亿万富豪之女跌落凡尘，我最终还是走上了向上之路，用更好的自己馈赠所有经历。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为我欣慰吧。
编辑/谈琳
曾经显赫的曾家，不仅风光不再，还家破人亡。面对救父的失败、家族的巨变，曾经的富豪之女曾珊，在刚20岁的青春年纪，如何度过这突然间破碎、坍塌的生活？
2016年7月下旬，本刊特约记者再次走近了这位曾闻名全国的新闻人物——曾珊。在她日渐平凡、普通的生活背后，一种如野草一样永不放弃的执着和坚守，让人感动、钦佩。以下是曾珊自述……
富家千金变“囚犯之女”，生活在坠落中前行
如果人生可以分为四季，那么在我的生命里，19岁之前全部是春天。但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让我一下子跌进刺骨的寒冬。
我的爸爸曾成杰是湖南湘西三馆公司董事长。30年前，他和妈妈从邵阳农村来吉首打拼，两人起初卖废品，后来成立房地产公司，最后成为吉首首富。我1989年出生，是家中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出生时，爸爸已经是吉首名人，虽然吃过苦的妈妈小时候给我买100多块钱的衣服都会跟商贩讨价还价，但我从来没有为生活发愁。
2008年夏天，因为父亲一心想让我出国学习商科，我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就直接进入北京一家留学机构学英语。国庆之前，我参加的托福发布成绩，分数过线——这意味着我可以直接申请国外大学。我高兴得给父亲报喜，他却语气异常平静地叫我先回家。国庆当晚，我们全家人很难得地吃了一顿团圆饭。晚上，一向言语果断的父亲吞吞吐吐地告诉我：公司出了点状况，要把我留学的100万保证金先拿出来，我留学的事得缓一缓。
不知愁滋味的我没有犹豫就答应了，并没有意识到什么问题。10月2日，爸爸被通知去市里开会，竟被留下。他带信给家里：省里要调查点事情，他过两天才能回来。但其实，他再也没回来：因为涉嫌非法集资，他被捕了。更可怕的是，在公司工作的妈妈、姐姐和姐夫也相继被抓走。
留学梦破产了！除了大我一岁、正在某空军部队服兵役的哥哥，家里一个说话的人都没了！仿佛一霎间，我由万人羡慕的豪门千金变成了一个囚犯的女儿，我看不到自己的未来，不知所措的我几乎流完了19年以来因为幸福而欠下的所有眼泪。
2008年年底，爸爸的财产全部被冻结，家里所有东西都被没收，连一瓶酒都没剩下。我按要求在没收的清单上签字之后，看着空荡荡的房子，我坐在楼梯上嚎啕大哭了一整晚。但那之后，我没有再哭：因为眼泪不能解决问题，因为还有更严峻的问题摆在我面前：一无所有之后，我怎么办？
家被抄后，大伯收留了我，管我吃住。爸爸托律师给我带话：没让我高考，又没能让我出国，他非常愧疚，嘱咐我不要放弃，一定要考上大学。爸爸的话给绝望中的我点燃了星火。我开始准备成人高考。学习，让我暂时忘记我无能为力改变的现实。
2009年年初，哥哥从部队转业，没有找工作，拿着一大堆材料为家里的案子四处奔走。这年7月，我通过自考，顺利进入湖南农业大学读工商管理专业。这一年，妈妈、姐姐和姐夫分别被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集资、侵占资产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5年、6年和1年半。而爸爸因为案情复杂，尚未被宣判。当时已有一种声音传来：爸爸的案子就是湖南的“吴英案”，主犯很可能被判处死刑。
单纯的我对法律是不懂的，但凭着“爸爸不能死”的信念，我注册了名为“曾成杰之女”的微博，把父亲案子的前因后果和最新进展都发到网上，还曾以“绝食”的极端方式引起媒体对父亲案情的关注。一时之间，我成为新闻人物。
上大学时，我的生活已经非常拮据。虽然不时有大伯和一些好心人接济，可生活变故之后内心抑制不住的危机感，让我不敢把自己的生活寄托在别人身上。何况，我在狱中的家人，也需要我提供生活费。于是，我的整个大学时光，除了上课和上网发帖求助，只剩下两个字：打工。
为了赚钱，我一个人做了几份工作：白天如果没有课，到艾格去卖衣服；下午四点一下课，飞奔到学校附近的美的电器做促销。夜里十点半，我坐末班车回到宿舍，轻手轻脚洗漱完毕后，在台灯下复习一天的功课。过去那种睡到日上三竿再自然醒的生活，在我记忆里都虚晃得不真实。
这样的辛苦，让我每个月几乎都有一笔近3000元的收入，不仅能保障我的基本生活，支持我为爸爸奔波的路费，还可以给狱中的妈妈和姐姐送上1000多块。2010年下半年，姐夫出狱，重情的他没有离开姐姐，每月给姐姐生活费。这让我的经济负担和心里对姐姐的担心都少了许多。
“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又挺直腰”
时光悄悄流逝着。2011年5月，爸爸因面向不特定社会公众非法集资总金额34.52亿余元，犯下集资诈骗罪，被湖南省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判处死刑。爸爸不服，予以上诉。当年12月，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爸爸的上诉，维持原判，并依法报请最高法核准死刑。
二审宣判后的2012年夏天，趁着十多位著名法律界人士在贵阳小河开会之机，我带着父亲免死的呼吁书奔赴过去，哀求司法界著名人士在呼吁书上签了名。但这封签名信没有留住爸爸的命：2013年5月，最高法复核确认了父亲的量刑，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两个月后对爸爸执行死刑——我们没有见到他最后一面，爸爸也没有留下任何遗言。
在父亲的遗体下葬时，我紧绷多年的心依旧撕裂、痛苦。生前，爸爸曾多次通过信对我和哥哥救他的行为表示感谢，同时也向我们表示痛悔，因为他连累了一家人，希望我和哥哥以他为戒，走规规矩矩、堂堂正正的人生路……读着信，我泪流满面，心想：我和哥哥努力做了我们能做的，虽然这份努力有点盲目，甚至莽撞，但其间渗透的亲情，是否可以让爸爸孤独离世时，内心多一丝暖意？ 死者已逝，而生者还得活着。处理完父亲的后事，哥哥留在吉首，我回到长沙——没有父亲的肩膀可以依靠，坚强成为我们应对生活的唯一武器。此时，我已经大四，需要写论文，我在打工之外，挤出大量时间查资料、写论文，忙得像陀螺。
父亲走后，哥哥和我对狱中的妈妈和姐姐更加尽心，每个月在探视时间去看望她们。年岁渐长的妈妈身体越来越不好，2010年时突然中风，但妈妈清醒过来后的第一句话就是“不要告诉家人”。直到我看出她走路的异常，她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这件事。探监时，我也遭遇尴尬：每次去，妈妈和姐姐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案子会改判吗？”爸爸走了后，我和哥哥、姐夫及狱警沟通好：为了不影响她们服刑，我们要隐瞒爸爸已经不在人世的事实。所以，每次，我和哥哥都说谎：“爸爸也在服刑，差不多和你们同时出狱。”每当妈妈和姐姐投过来欣慰的笑容，我和哥哥的心却像被刺了一下地疼，她们没有注意到，眼泪早已在我的眼眶里打转。
2013年年底，我遭遇了人生的另一个变故：2010年，我认识了长沙男孩王培。他对认真、安静的我非常欣赏，我们在2011年成为男女朋友，他守着我打工、陪着我坐火车、一起从长沙站到贵阳为父请命，给了我孤独岁月绵长的感动。我曾经以为，这份真情能伴我永远，可王培和家人因为生活的原因不得不离开湖南，而我身上背负着家族，注定离不开故土，与其让感情纠缠，不如面对现实，理智地选择放手。
临走前，王培邀请培训机构的朋友唱卡拉OK，我也在邀请之列。他含泪道：“我要把这首歌送给最让我心疼和牵挂的女孩，希望她能幸福。”然后，他唱了一首很老的歌——刘文正的《小草》。当熟悉的歌词：“大风起，把头摇一摇，风停了，又挺直腰。大雨来，弯着背，让雨浇，雨停了，抬起头，站直腰。”我无法再看王培那熟悉的眼神，冲出了卡拉OK厅……
2014年年初，我在长沙找到一份为各大企业做知识产权保护的工作。因为不想自己和马上出狱后的妈妈、姐姐再回吉首触景伤情，我迫切希望能在长沙安家，所以工作非常努力，但由于没有资源，我只得每天拿着客户名单做电话约访，但往往我的话还没说完，就被挂断电话。但只要客户有一点松动口气，我就厚着脸皮跑过去拉业务。这个时候，为爸爸奔波锻炼出来的胆量和坚韧让我受益匪浅。
用更好的自己，馈赠所有经历
2014年年底，妈妈出狱。她头发花白、步履蹒跚，生活的变故已经削去她所有的棱角和锐劲，再也不是我记忆中无所不能、早出晚归的女强人妈妈。在监狱门口，我、哥哥和妈妈抱头痛哭。然后，我们带着妈妈来到父亲的墓地，妈妈这才知道其实父亲早已不在人世，她撕心裂肺地哭起来……
那段时间，妈妈以泪洗面，茶饭不思。我便将她带到长沙，与我住在一起。我帮她把头发染黑，给爱美的她定做旗袍，周末带她逛庙会、爬山。妈妈在监狱里的这些年，世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她看着我用手机刷卡结账，打车付费，都觉得不可思议，甚至站在马路边左顾右盼却不敢过马路。我就像教小孩一样，教她一点一点重新认识这个世界。在我的努力下，妈妈现在已经慢慢接受了现实，晚饭后还会去小区的小广场跳舞。见我早出晚归的忙碌，妈妈时常感叹：“如果是过去，你哪会吃这种苦？”我笑道：“如果是过去，你每天忙忙碌碌，哪有时间这样陪我！现在我们在一起才是最重要的！”妈妈一愣，点头说“也是”，笑了。
2015年春节前，公司因为经营不善倒闭——我失业了。更让我着急的是，我拿着简历在人才市场转悠了一个月，一无所获。见状，一个朋友对我说：为什么不做保险？只要你肯下功夫，不怕压力，一定能赚高工资——而这两点正是我的特长呀。
2015年春节后，我主动到太平保险公司投简历，并经过面试顺利入职。但刚进去，就面临着每天从早到晚密集的高强度培训，几十种险种、各种数据要牢牢记住，还每天进行考核。可我天生是个对数字并不敏感的人，为了记住这些，我再也没看过钟爱的韩剧美剧，每天五点钟起床，在公司培训教室外的草坪上一页页地背，晚上回家又是背。
这样一个月坚持下来，我以高分通过了保险从业资格考试，而和我一起招聘进来的十个新人，因为嫌压力大先后离职7个，只有我和另外两人留了下来。
但通过考试并不意味着你就是合格的保险员。刚入职的2015年4月，我曾遇到了一个客户：他约我上门拜访，我去后却发现他正在打牌，我在旁边站着等了一个多小时还没有结束的意思。我有些焦虑，站起来问他想不想买。他看我语气不友好，嚷道：“你急什么？我会买的。”
说完又去打麻将，而我觉得自己被侮辱，眼眶红红地跑回单位，结果，还被领导约谈分析约访失败的原因。
一个月后，我重新约了这位客户，耐心、平和地与他沟通，结果，他在我手里一共签了五单，总保费有3万元。
这次经历给了我打击，也给我了信心。此后，与客户沟通时，我总会站在对方的角度提出解决方案，而不是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也正因如此，我逐渐积攒了良好的口碑，培养起了一批忠实客户。现在，我已经做到业务经理一级，月薪8000元。2016年3月，公司举行晋级典礼。我第一次穿上礼服，化上精致的妆容站上领奖台，我很兴奋，因为这不是富二代随时可以开的party，而是我自己辛苦打拼一年多的战果。
更让我高兴的是，在事业起步时，我收获了爱情：刘森华是我的学长，1987年出生，比我大两岁，湖南郴州人，是一个名副其实的“程序猿”。
2015年过年期间，一个同学介绍我认识了他。我和他认识时，我刚干保险，第一个月就面临开单任务。得知情况，森华自己掏钱买了一份保险，成了我的第一个开门红的客户。他工资不高，那份3000多元的保单几乎是他一个月不吃不喝的纯收入。他的这个质朴行为打动了我——我想要的爱情就是相互之间这样实实在在的支持和帮助。
相处了两个月后，我带森华见了妈妈。妈妈对他也很满意。得知妈妈喜欢吃榴莲，虽然榴莲价格不低，而且森华非常讨厌榴莲的味道，但他每次来都会给妈妈送一个榴莲。他这份对妈妈的心意，也让我非常踏实。
随后的五一节，森华邀请我去见他的父母。因为担心他或者他家人不能接受我的过去，在去之前，我郑重地和森华详细说了我家的事情，怕自己没说清楚，我还补了一句：“你可以到网上去查一下这件事，只要输入我的名字就可以。”
森华听完后，说了一声“好”。晚上，他给我发短信：“我们好好过好以后的生活！”
然后，第二天，他如约带我回老家——那是我和森华唯一一次关于我家的交流，他没有问我任何关于过去的问题。我猜，他是不忍心再让我想起那段痛苦的记忆。就这样，我们很快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
确定要结婚，我们没向双方父母要任何彩礼和嫁妆，就开始马不停蹄地到处看房子。因为经济能力有限，我们最后选在了位于市郊一小区的77平米的两室两厅。虽然交了首付后，每月要还贷2300元，我们有压力，但家可以让心安定。森华不会浪漫，但他会帮我剪指甲，吹头发，他特意把结婚日期定在5月23日：寓意是“我爱珊”，这是属于我们独一无二的纪念日。
让我欣慰的是，岁月的洗礼后，我们一家人也走向平静生活：哥哥前年结婚，在吉首和别人一起合伙卖中药材；姐姐2015年年初出狱，和姐夫在长沙做小本生意。
爸爸在狱中时，曾给我寄了十几封信。在最后一封信里，他仿佛预感到自己的结局，反复叮嘱我要考个正式文凭，找份踏实工作，过份平常又不那么辛苦的生活。在第一次找工作意识到学历的劣势时，我给自己制定了一个计划：每月挤下1000块钱作为学习基金。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也为了能以更好的姿态面对未来的挑战，2014年，我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备考研究生，但2015年初试成绩出来，我以10分之差落榜湖南大学。但我没有放弃，2015年再战了一年。2016年3月，考研成绩出来：我终于考上了湖南农业大学工商管理全日制硕士，而每年的学费1.7万，我已经提前准备好——从一个亿万富豪之女跌落凡尘，我最终还是走上了向上之路，用更好的自己馈赠所有经历。我想，父亲在天有灵，也会为我欣慰吧。
编辑/谈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