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纵观《红楼梦》中与宁荣二府交往密切的一众僧道，不难看出他们耽于情色、利欲熏心、攀附权贵的世俗化倾向。作者用犀利尖锐的笔调绘出这样一幅僧尼道士群像，体现了对佛道的世俗化的批判，表达了对社会的幻灭感以及在这种困惑中的挣扎。
　　关键词：红楼梦；明清时期；宗教世俗化
　　明清时期佛教和道教的世俗化程度大大加强，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反映颇多。《红楼梦》一书中充满了佛道的色彩，传统研究大多讨论《红楼梦》体现的的三教合一或者佛道思想，对书中所表现出来的明清时期佛道的世俗化现象讨论较少。事实上，《红楼梦》真实地体现了明清社会中宗教显著的世俗化特征。除去虚构的幻境和具有神话色彩的一僧一道，作者对现实世界中佛教和道教人物为非作歹、不守清规的不正行为下笔颇多，可以说，在大观园的世界里，佛道具有趋丑化的倾向。本文试从这个角度重读红楼，并对由此体现的文化和社会心理现象进行解读。
　　一
　　世俗化是一个和神圣化相对的概念，所谓宗教的世俗化一般认为是指“宗教逐渐消除了他们作为宗教的神圣性和哲学的哲理性，将超脱尘俗的修行目的转移到当下世俗利益的满足”[1]。在我国封建社会，从佛教的禅宗、净土宗和道教的正一教、全真教就能看出，为了更好被人民所接受，佛道的世俗化一直存在。明清时期，由于统治者的扶植和商品经济的冲击等原因，佛道的世俗化更加强烈，成为佛道文化的显著特点：这主要体现在佛道徒众的世俗化，也就是说本应该清心寡欲、寻求真理和本性的他们和世俗之人一样追逐钱财和权利，贪于红尘的各种诱惑，清净门风败坏，更有一些僧道走向庸俗化和无耻化。
　　《红楼梦》中描述了两个宗教世界，一个是以“太虚幻境”和一僧一道、甄士隐为代表的理想的宗教世界，一个是以铁槛寺、清虚观、水月庵等为代表的世俗的宗教世界。这两个宗教世界前者是虚幻，后者是写实。从佛道世俗化的角度看，这一虚一实之间的鲜明对比有着作者的批判，仔细看来，隐约也有作者强为之解的自我安慰。纵览全书，《红楼梦》中常见的寺庙道观以及其中代表人物和代表事件、出现回目如表1（排列顺序以第一次出现代表事件的先后次序为准）。需要说明的是，小说中还有一些社会上的道婆、游方道士、术士等，如宝玉的干娘马道婆（蒙骗贾母供奉海灯、作法害宝玉凤姐，事见第25、81回）、毛半仙（见102回）等，并不在表之列。另外，表中并没有把佛寺和道观区分列出，这是因为《红楼梦》中佛道是相混的，小说中很多地方并不能够分清究竟是佛寺还是道观，很多人究竟是尼姑还是道姑。
　　二
　　可以看出，在世俗的宗教世界里，佛道的代表人物或者耽于情色行有违清规之事、或者趋炎附势巴结权贵、或者坑蒙拐骗只为满足私欲，更有甚者因为私欲插手人间之事、邪魔作乱，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佛道世俗化的表现。
　　佛道世俗化的第一个表现就是羡慕红尘。智能、妙玉和水月庵的沁香、鹤仙等是情欲未净的代表。智能和宝玉、秦钟等世家子弟相熟，甚至对秦钟起了爱慕之心，两人寻得机会居然在水月庵的房中就云雨起来。妙玉是一个比较特殊的形象，她带发修行却又有嬷嬷、丫头服侍；自诩清高却对宝玉另眼相看，因为宝玉的一句无心之语走火入魔。曹雪芹对她的评价“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是何等的贴切。水月庵的沁香、鹤仙等女尼与水月庵的管事贾芹勾搭，“一个男人多少女，窝娼聚赌是陶情”[2]，简直亵渎神佛。明清时期僧尼淫逸的事情屡见不鲜，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中都有所表现。
　　封建时代佛道的发展和政治是密切相关的。佛道世俗化的第二个表现就是对权势的阿谀和勾结。《红楼梦》中许多情节都映射出这一点。第四回贾雨村应天府新上任，正是满腔热血准备断薛蟠抢女之案，是昔日葫芦庙的小沙弥阻止了他，还给出一张护官符，撺掇贾雨村徇私枉法。二十九回，清虚观的静虚出言为宝玉做媒，插手人间婚事，并且从一众道士那里搜罗来许多金银物件呈送给宝玉，趋炎附势之心何其势利。小说还有许多道士尼姑进府请安的字眼，可见当时僧道和世俗的关系。有财有势自然巴结得紧，如果缺钱少势呢？马道婆对属于贾府统治者的贾母和贾府弱势群体的赵姨娘态度截然不同，一个恭敬，一个却随便甚至越礼，坑银子丝毫不手软几近强盗。一百一十回贾母去世，因为银钱吝啬，那些僧道们就都不肯踊跃，草草了事。僧道竟也有世态炎凉和人情冷暖。
　　明代以来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佛道也有了经济之心，许多僧尼道士打着宗教的幌子充实自己的私囊。《红楼梦》中的佛道徒大部分都是为满足私欲而四处坑蒙拐骗的宗教教徒。在第二十五回，王道婆利用贾母疼爱小辈的心理诱惑贾母点海灯祈福，表面慈悲，实为蒙骗。天齐庙的王一帖专一在江湖上卖膏药，他胡诌妒妇方给贾宝玉：“实告你们说，连膏药也是假的。我有真药，我还吃了作神仙呢。有真的，跑到这里来混？”[3]除了蒙骗钱物，这些僧道还问贾府要钱、要人。清虚观的张法官和水月庵的静虚都不时向贾府求要东西，水月庵的智通和地藏庵的圆心听说芳官等有意出家，遂拐走当做活的劳力。有时，他们为了私欲甚至还做出邪魔歪道的事情。第十五回，水月庵的静虚求王熙凤插手张李两家的情事纠纷，逼得有情人双双自杀，自己却中饱私囊。第二十五回，马道婆收了赵姨娘许多银子以及五百两欠契，丝毫不管自己是宝玉的挂名干娘，就要置宝玉和凤姐于死地！事毕之后又百般催逼赵姨娘还银子，简直可恶。
　　红楼所描写的世俗世界中的佛道人物或贪钱财，或贪情色；有趋炎附势、巴结权贵者，更有心狠手辣、邪魔歪道者。红尘的种种诱惑让他们世俗化、庸俗化，佛道的清规戒律竟成虚设。《红楼梦》的这些描写是社会中佛道世俗化的真实反映，体现了作者对佛道世俗化、庸俗化的批判和厌恶。实际上，在明清时期的文学作品中，小到清言小品、诗歌俚语，大到戏曲、小说，都有着对佛道世俗化的反映。明代张潮的《幽梦影》是一本颇具美感的清言小品，书中有这样一句话：“诗僧时复有之，若道士能诗者，不啻空谷足音，何也？”时人必右方评论说：“僧、道能诗，亦非难事；但惜僧、道不知禅玄耳！”尤谨庸评论说：“僧家势利第一，能诗次之。”[4]可见当时文人对佛道世俗化的叹息和憎恶。在明清时期的歌谣、话本、小说中也屡见僧尼道士世俗化甚至趋丑化的形象，可见佛道在当时的发展状况以及明清文人对佛道世俗化的痛心和厌恶。 　　三
　　有趣的是，在红楼的世界中，僧尼道士已然不堪，但现实中的人在经历了人生的苦痛后，还是只能皈依佛道才能获得解脱。妙玉是一个例子，她在出家前是一位大家小姐，因为“自小多病，买了许多替身皆不中用”，[5]到底是自己入了空门方才好了。这其中有多少无奈又不可知的缘故在里面，也正因此才有了妙玉这一形象。再如甄士隐和柳湘莲，他们在出家之前一个爱女如宝，一个风流俊俏，最后都在经历了变故后弃红尘而去。他们的出家是心如死灰后寻求的解脱。最可叹的是惜春小姐，在出家前她已看惯了佛门勾当的见不得人之处，然而最后还是选择了皈依佛门，到了这个肮脏、虚伪、黑暗之处。对堪破三春的她来说，她的选择是无异于死亡的，是在看透了现实的虚幻和佛道的虚伪之后对人生幻灭最终的反抗和挣扎。“可怜绣户侯门女，独卧青灯古佛旁。”[6]这既是对现实的批判，也包含了对佛门的否定。
　　作者的这种一边批判佛道的世俗化，一边又将佛道作为走出人生和心灵困境的唯一途径，用宗教解释世间悲喜剧因果的做法在明清时期是比较普遍的。《醒世姻缘传》中既有对佛道世俗化的描绘和批判，也有对宗教的信仰。《西游记》中有对佛道辛辣的讽刺，也有宣扬三教合一的成分。总之，作者对佛道的这种态度有着深刻的时代烙印，体现了作者对社会和世风深沉的幻灭感以及在这种彷徨和困惑中的挣扎和执着，有着深刻的文化意义。以下从两个方面说明。
　　其一，明清文人的幻灭感。明清时期是封建文化走向末路的时期。明末清初礼乐崩坏，文人对社会有一种幻灭感，他们一面放浪形骸，一面也不停地寻求心灵寄托，寄希望于宗教。让文人们失望的是，明清时期佛道的世俗化使得宗教失去了神圣性和庄严性，已然衰败和堕落。宗教也不能免俗，难以承担起他们想要重建新理想的愿望，这更加剧了文人的幻灭感，于是佛道就成了文人笔下着力批判的对象。
　　其二，对生存的挣扎和执着。既然世俗的宗教不能拯救人生的困境，文人们就试图创造出一个超现实的宗教世界来消解现世痛苦——明清时期的文学大多有一种宗教、神力的色彩。这不仅体现了文人对宗教部分哲理的接受，更反映了他们对人生的思索和探求，对生存的挣扎和执着。然而文人们自己明白，这种做法无异于精神麻醉，只能让人们在文学欣赏中得到片刻的解脱，他们虚构的一切永远无法实现。
　　四
　　文学是社会的一面镜子，通过文学作品不仅可以看到文人的心态，更能一窥当时的社会文化环境。《红楼梦》表现世俗宗教人物及活动的情节影射了明清佛道世俗化的现象，小说对佛道的双重态度表达了作者对生命的体验和对人生哲理的深沉思考。有史以来，文人对生存困境的探讨一直没有终止，到今天仍有超越时空的价值。对于文学作品我们不能一味进行考证和索隐，而应该把思考的角度更多地放到社会文化的层次，去建构我们的新文化。毕竟，我们的时代虽然是文化繁荣的时代，却也是某种程度的文化灾荒时代。
　　参考文献：
　　[1]彭勃.从明代小说的僧道形象解读佛、道世俗化——以“酒色财气”为考察中心[D].西南大学，2009：序言页.
　　[2][3][4][6][清]曹雪芹，高鹗. 红楼梦[M].北京：中华书局，2014：630；553；52；36.
　　[5][清]涨潮著，刘如溪点评.幽梦影[M].青岛：青岛出版社，2002：119.
　　作者简介：
　　徐小娜，郑州大学文学院2014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汉魏六朝文学文献学习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