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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著名“病毒猎人”、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院长彼得·皮奥特对《泰晤士报》记者说：“没有比英国文化更适合采取保持社会距离这一措施的了。英国人的性格比较矜持，你想想巴西人，拥抱别人时像搜身一样。”
他或许没有料到的是，英国人至今仍在外出、聚会。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月17日，英国最长寿的老人之一、105岁的艾伦·马修斯违反政府关于避免人群聚集的规定，在北安普顿市一家酒吧里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她出生于1915年，经历过25任首相、四位君主，她说：“我什么都见识过了，不会让病毒妨碍我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
在英国，像马修斯这样的人并不少。《经济学人》说，3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电视讲话中鼓励英国人避免参加聚会，避免前往酒吧、夜总会和剧院等人群密集的场所。但由于他不是命令英国人那样做，所以很多英国人不以为意。有酒吧老板宣布会照常营业。到3月20日，约翰逊指示所有酒吧和餐馆停业，而这时候很多英国人决定出门去最后大喝一场。在约翰逊宣布禁令后，伦敦人外出的程度仍高达平时的25%，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米兰降到了平时的3%，纽约降到了10%。
英国人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却又热衷于去酒吧，这看起来很矛盾。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解释说，酒吧是重要的英国文化窗口，英国境内约有500万家酒吧，英國四分之三的人口经常光顾酒吧，其中许多人是常客，把家附近的酒吧当作第二个家。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常客，每周至少去一次酒吧。“20多年前，就有一本书，叫《英国酒吧的消亡》。如今酒吧类型多得叫人眼花缭乱，有学生吧、亲子吧、运动吧等等。”英国之所以酒吧密布，是因为酒吧能够帮助受到抑制的英国人与他人正常交往。
法国学者拉佩尔说：“英国人极端内敛几乎到了感情瘫痪的地步。”福克斯承认：“英国人性格的核心是社交拘泥症，英国人有着难以消除的社会限制和社交障碍，不善社交，感情压抑，害怕亲密接触。”但他们又会利用游戏、酒吧、俱乐部、酒精来缓解社交恐惧症。“英国人既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又很喜欢组织和参加各类俱乐部。世人眼中不爱与人打交道、独来独往的英国人却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社团，钓鱼、打扑克、插花、赛鸽、果酱制作、观鸟、骑自行车都有社团。英国人不断组织俱乐部和社团、参与体育运动，都是因为他们需要道具和辅助性工具来协助他们的社交，需要一种不为社交而为其他现实目标济济一堂的假象，要通过假装自己正在做另一桩事情，而将自己诱骗进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之中。”
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说：“一个民族的性格无法从统计数据或民意调查结果中得知。要明确一个民族的整体特质，只有从直接的体验、对其历史的了解，以及与各类人群和部族的接触中获得。”福克斯对酒吧做了大量的研究，她说她运用了人类学的观察方法，确认英国人行为规则中的共性，破译他们的行为密码，这些行为规则定义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与性格。每个社会都有其行为方式方面的潜规则，构成了人们的习俗或集体意识。她总结说，英国人都是经验主义者，对欧洲大陆那种蒙昧主义、空谈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与辞藻有着深刻的怀疑，偏爱事实、数据、常识性知识。“经验主义是英国人务实态度的缩写，是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
抗击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也需要民众的配合。至于民众的配合度，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或者叫国民性，取决于他们对规则的态度、是否顺从必要时对自由的各种约束。美国自由撰稿人乔·马西斯称，新冠病毒暴露了美国人的自私倾向：“二战”期间，全体美国人都接受配给制，限量获取肉、糖等食物，人们会补胎而不是买新的车胎，以便把重要的物资供给军队。人民为了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那是上世纪40年代。如今，美国人甚至不愿意放弃周六晚上去酒吧。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为他人做出牺牲，忘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马西斯说，新冠病毒也许会成为“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特朗普总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卫生部门要求人们相互之间保持6英尺以上的距离，因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传播病毒。然而，周六晚上，全国的酒吧和餐厅都是满的。有些人就是拒不服从政府的要求。一个30岁的女性说：“这里是美国。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是会害死人的。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数，他们认为在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哪怕会伤害自己的邻居；认为自己不需要对同胞负责。民意调查显示，计划不参加大型集会的人不到一半。最近几十年来，“更大的利益”的概念惨败，人们更赞同顽强的个人主义，主张自足的美德，把责任感斥为社会主义的品质。
3月13日，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盖尔范特给《波士顿环球报》撰文说，抗击病毒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医学手段，还跟各国的文化有关。她写道：“中国严格的文化规划有效地放缓了病毒的传播。中国让至少5000万人接受隔离，在火车站和商店实施安全检查和体温检测。甚至给纸币消毒。但这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努力。中国公民担心会感染他人，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帮助缓和病毒的传播。他们把自己视为保护其他地区和全世界的前线。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不习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其社会行为。美国松散的文化规划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要为更严格的规则而暂时牺牲自由。”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中提到，盖尔范特著有《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严格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她说，几年前她跟同事写过一篇论文，按照国民对规则和自由何者优先的排序，把各个国家分为严格的或者松散的。严格的社会文化的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有许多管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措施。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了更高程度的监督。松散的社会文化的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和巴西，规则较弱，自由度更大。那些法律更强大、惩罚更严的国家可能遭受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病菌爆发。这些容易遭受灾害的国家学会了更严厉的方式，因为严格的规则和命令能救命。受到威胁较少的国家则较为松散，他们会优先考虑自由而非约束。 关于各国人对规则的顺从程度，法国学者本内迪克特·拉佩尔在《欧洲脸谱》一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老师组织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孩子去学滑雪。老师让孩子们每人都戴上一顶小红帽。结果德国孩子列队整齐，帽子戴得很规范。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好队，老师在那里努力维持秩序，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他们的老师还没到，帽子的颜色也不很一致，有红色的、粉红色的，还有橘黄色的，有的孩子甚至没戴帽子。英国孩子很守纪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拉佩尔经常在欧盟做培训，接触过欧洲各国的人，对各国的文化差异深有体会。他说，有人戏言：“在德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被禁止的除外；在法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甚至包括被禁止的在内。人们觉得德国人太沉闷固执。这与他们习惯于服从有关。服从规则在德国具有根本的意义。”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音符与铁血：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说：“德国人十分習惯只要有三四人，大家就组织起来的事实。这是他们受教育的方式。”
新教国家，如北欧国家，公益的价值胜过个人的价值。拉丁语系的人，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人，则更注重个人主义。西班牙人豪迈而且崇尚个人主义，喜欢节日和交友。法国人非常个人主义，71%的人赞成个人主义。你要是听法国人谈某体育比赛结果，你会知道第一个法国人是第六个到达终点的，但你不会知道冠军是谁。
有意大利媒体分析说，意大利感染者病死率较高，原因之一是感染者年龄比较大，年龄大的人被感染的原因是他们跟子女生活在一起。拉佩尔说：“意大利人热爱自己的妈妈，意大利男孩是最不愿意离开妈妈的怀抱的。据统计，意大利男孩是欧盟国家中最晚离开母亲的，他们一般要到25岁才离开妈妈。妈妈是他们在道德、教育和饮食方面的参照点。”
3月12日，《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了美国非虚构作家梅根·奥弗克的一篇文章，她说，面对疫情，美国人仍固执地坚持着有害的自立观念，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思维不适合对抗传染病。“眼下，美国人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社交远离和自我隔离，哪怕觉得自己没有生病。这需要美国人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从个人第一转向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者只会想，我会不会被感染？不去顾及容易感染这个病毒的老年人和已经有慢性疾病的人。
许多美国人认为对病毒采取预防措施就是软弱、恐慌。因为美国人不习惯于认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会肆虐美国。高科技、现代的医疗体系，经常能把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怎么会被一种病毒压垮？100多年前，在美国大部分人的死因都是传染病，今天，大部分人死于慢性疾病。对他们来说，病毒暴发是一种新事物。
美国人还固守着自立观念。爱默生在《论自助》中说：“做你自己，一定不要模仿。我希望现今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与一贯。以后就让这两个词宣告作废。独自行动吧，现在你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便能证明你是正确的。”
美国人相信，应该放手去做，无论发生什么。他们没有这样一种共享的话语：真正的挑战、困难的事情也许是，为了帮助他人而少做点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做。就是待在家里。“美国人对个人责任的概念如此上瘾，以致医疗体系都是碎片化的，社会安全网很脆弱，不愿在意他人身体的虚弱。所以很多美国人没有带薪病假，即使生病了也要去上班，不然就会丢掉工作。”
奥弗克说，人在生病时就会感受到跟别人的关联，对同情有新的体会。社会科学家亚瑟·弗兰克在《受伤的故事讲述者》中说，生病的身体不是一个单子，因为身体从来不是与他人无关，尤其是在传染病时期。患病的身体总是在跟医疗体系、跟配偶等对话。“身体是人际邂逅，而不只是超级个人主义的容器。”
奥弗克说，在疫情期间，成为群体一部分的最佳方式是独处。“不参加集会、在家上班就能救下一个人的生命，虽然你救的也许不是你自己的生命，它可能是你的表弟，或者你同事的弟弟。美国人相信负责治愈的是自己而不是群体。但病毒提醒我们，集体而非个人才是第一道防线。相信个人甚于集体的国家是在拿自己的生存冒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作者为该刊主笔）
他或许没有料到的是，英国人至今仍在外出、聚会。英国《每日邮报》报道，3月17日，英国最长寿的老人之一、105岁的艾伦·马修斯违反政府关于避免人群聚集的规定，在北安普顿市一家酒吧里庆祝了自己的生日。她出生于1915年，经历过25任首相、四位君主，她说：“我什么都见识过了，不会让病毒妨碍我跟朋友和家人一起庆祝。”
在英国，像马修斯这样的人并不少。《经济学人》说，3月16日，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在电视讲话中鼓励英国人避免参加聚会，避免前往酒吧、夜总会和剧院等人群密集的场所。但由于他不是命令英国人那样做，所以很多英国人不以为意。有酒吧老板宣布会照常营业。到3月20日，约翰逊指示所有酒吧和餐馆停业，而这时候很多英国人决定出门去最后大喝一场。在约翰逊宣布禁令后，伦敦人外出的程度仍高达平时的25%，相比之下，意大利的米兰降到了平时的3%，纽约降到了10%。
英国人不喜欢跟别人打交道，却又热衷于去酒吧，这看起来很矛盾。英国人类学家凯特·福克斯在《英国人的言行潜规则》中解释说，酒吧是重要的英国文化窗口，英国境内约有500万家酒吧，英國四分之三的人口经常光顾酒吧，其中许多人是常客，把家附近的酒吧当作第二个家。约三分之一的成年人是常客，每周至少去一次酒吧。“20多年前，就有一本书，叫《英国酒吧的消亡》。如今酒吧类型多得叫人眼花缭乱，有学生吧、亲子吧、运动吧等等。”英国之所以酒吧密布，是因为酒吧能够帮助受到抑制的英国人与他人正常交往。
法国学者拉佩尔说：“英国人极端内敛几乎到了感情瘫痪的地步。”福克斯承认：“英国人性格的核心是社交拘泥症，英国人有着难以消除的社会限制和社交障碍，不善社交，感情压抑，害怕亲密接触。”但他们又会利用游戏、酒吧、俱乐部、酒精来缓解社交恐惧症。“英国人既有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又很喜欢组织和参加各类俱乐部。世人眼中不爱与人打交道、独来独往的英国人却几乎在每个领域都有相应的社团，钓鱼、打扑克、插花、赛鸽、果酱制作、观鸟、骑自行车都有社团。英国人不断组织俱乐部和社团、参与体育运动，都是因为他们需要道具和辅助性工具来协助他们的社交，需要一种不为社交而为其他现实目标济济一堂的假象，要通过假装自己正在做另一桩事情，而将自己诱骗进社会交往与人际关系之中。”
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说：“一个民族的性格无法从统计数据或民意调查结果中得知。要明确一个民族的整体特质，只有从直接的体验、对其历史的了解，以及与各类人群和部族的接触中获得。”福克斯对酒吧做了大量的研究，她说她运用了人类学的观察方法，确认英国人行为规则中的共性，破译他们的行为密码，这些行为规则定义了英国人的民族身份与性格。每个社会都有其行为方式方面的潜规则，构成了人们的习俗或集体意识。她总结说，英国人都是经验主义者，对欧洲大陆那种蒙昧主义、空谈主义和虚无主义的理论与辞藻有着深刻的怀疑，偏爱事实、数据、常识性知识。“经验主义是英国人务实态度的缩写，是我们实事求是的精神。”
抗击病毒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也需要民众的配合。至于民众的配合度，部分取决于他们的文化，或者叫国民性，取决于他们对规则的态度、是否顺从必要时对自由的各种约束。美国自由撰稿人乔·马西斯称，新冠病毒暴露了美国人的自私倾向：“二战”期间，全体美国人都接受配给制，限量获取肉、糖等食物，人们会补胎而不是买新的车胎，以便把重要的物资供给军队。人民为了更大的利益做出牺牲，那是上世纪40年代。如今，美国人甚至不愿意放弃周六晚上去酒吧。美国人已经忘记了为他人做出牺牲，忘记了自己应该做什么。
马西斯说，新冠病毒也许会成为“二战”以来美国面临的最大的危机。特朗普总统宣布了全国紧急状态，卫生部门要求人们相互之间保持6英尺以上的距离，因为即使是年轻人也会在人群聚集的地方传播病毒。然而，周六晚上，全国的酒吧和餐厅都是满的。有些人就是拒不服从政府的要求。一个30岁的女性说：“这里是美国。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样是会害死人的。这样的人绝不是少数，他们认为在美国可以为所欲为，哪怕会伤害自己的邻居；认为自己不需要对同胞负责。民意调查显示，计划不参加大型集会的人不到一半。最近几十年来，“更大的利益”的概念惨败，人们更赞同顽强的个人主义，主张自足的美德，把责任感斥为社会主义的品质。
3月13日，马里兰大学心理学教授迈克尔·盖尔范特给《波士顿环球报》撰文说，抗击病毒的成效不仅取决于医学手段，还跟各国的文化有关。她写道：“中国严格的文化规划有效地放缓了病毒的传播。中国让至少5000万人接受隔离，在火车站和商店实施安全检查和体温检测。甚至给纸币消毒。但这不只是自上而下的努力。中国公民担心会感染他人，都做出了很大的牺牲来帮助缓和病毒的传播。他们把自己视为保护其他地区和全世界的前线。跟其他国家相比，美国人不习惯为了共同目标而协调其社会行为。美国松散的文化规划需要一个巨大的转变，要为更严格的规则而暂时牺牲自由。”
美国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专栏中提到，盖尔范特著有《规则制定者、规则破坏者：严格和松散的文化如何连接世界》一书。她说，几年前她跟同事写过一篇论文，按照国民对规则和自由何者优先的排序，把各个国家分为严格的或者松散的。严格的社会文化的国家，如中国、新加坡和奥地利，有许多管制社会行为的规则和惩罚措施。这些地方的公民习惯了更高程度的监督。松散的社会文化的国家，如美国、意大利和巴西，规则较弱，自由度更大。那些法律更强大、惩罚更严的国家可能遭受过饥荒、战争、自然灾害、病菌爆发。这些容易遭受灾害的国家学会了更严厉的方式，因为严格的规则和命令能救命。受到威胁较少的国家则较为松散，他们会优先考虑自由而非约束。 关于各国人对规则的顺从程度，法国学者本内迪克特·拉佩尔在《欧洲脸谱》一书中举了一个十分生动的例子：在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老师组织来自欧洲不同国家的孩子去学滑雪。老师让孩子们每人都戴上一顶小红帽。结果德国孩子列队整齐，帽子戴得很规范。旁边的法国孩子很难排好队，老师在那里努力维持秩序，再远一点的是意大利孩子，他们的老师还没到，帽子的颜色也不很一致，有红色的、粉红色的，还有橘黄色的，有的孩子甚至没戴帽子。英国孩子很守纪律，但也很冷漠。西班牙孩子则在那里东张西望。
拉佩尔经常在欧盟做培训，接触过欧洲各国的人，对各国的文化差异深有体会。他说，有人戏言：“在德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被禁止的除外；在法国，人们做一切被允许做的事，甚至包括被禁止的在内。人们觉得德国人太沉闷固执。这与他们习惯于服从有关。服从规则在德国具有根本的意义。”德国传记作家埃米尔·路德维希在《音符与铁血：德国人的民族性格》中说：“德国人十分習惯只要有三四人，大家就组织起来的事实。这是他们受教育的方式。”
新教国家，如北欧国家，公益的价值胜过个人的价值。拉丁语系的人，如意大利、葡萄牙、西班牙、法国人，则更注重个人主义。西班牙人豪迈而且崇尚个人主义，喜欢节日和交友。法国人非常个人主义，71%的人赞成个人主义。你要是听法国人谈某体育比赛结果，你会知道第一个法国人是第六个到达终点的，但你不会知道冠军是谁。
有意大利媒体分析说，意大利感染者病死率较高，原因之一是感染者年龄比较大，年龄大的人被感染的原因是他们跟子女生活在一起。拉佩尔说：“意大利人热爱自己的妈妈，意大利男孩是最不愿意离开妈妈的怀抱的。据统计，意大利男孩是欧盟国家中最晚离开母亲的，他们一般要到25岁才离开妈妈。妈妈是他们在道德、教育和饮食方面的参照点。”
3月12日，《大西洋月刊》网站刊登了美国非虚构作家梅根·奥弗克的一篇文章，她说，面对疫情，美国人仍固执地坚持着有害的自立观念，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思维不适合对抗传染病。“眼下，美国人要采取的最重要的手段是社交远离和自我隔离，哪怕觉得自己没有生病。这需要美国人思维模式的根本转变：从个人第一转向集体主义精神。”个人主义者只会想，我会不会被感染？不去顾及容易感染这个病毒的老年人和已经有慢性疾病的人。
许多美国人认为对病毒采取预防措施就是软弱、恐慌。因为美国人不习惯于认为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会肆虐美国。高科技、现代的医疗体系，经常能把病人从死神手里拉回来，怎么会被一种病毒压垮？100多年前，在美国大部分人的死因都是传染病，今天，大部分人死于慢性疾病。对他们来说，病毒暴发是一种新事物。
美国人还固守着自立观念。爱默生在《论自助》中说：“做你自己，一定不要模仿。我希望现今我们是最后一次听到顺从与一贯。以后就让这两个词宣告作废。独自行动吧，现在你一个人的所作所为便能证明你是正确的。”
美国人相信，应该放手去做，无论发生什么。他们没有这样一种共享的话语：真正的挑战、困难的事情也许是，为了帮助他人而少做点事情。或者，什么也不做。就是待在家里。“美国人对个人责任的概念如此上瘾，以致医疗体系都是碎片化的，社会安全网很脆弱，不愿在意他人身体的虚弱。所以很多美国人没有带薪病假，即使生病了也要去上班，不然就会丢掉工作。”
奥弗克说，人在生病时就会感受到跟别人的关联，对同情有新的体会。社会科学家亚瑟·弗兰克在《受伤的故事讲述者》中说，生病的身体不是一个单子，因为身体从来不是与他人无关，尤其是在传染病时期。患病的身体总是在跟医疗体系、跟配偶等对话。“身体是人际邂逅，而不只是超级个人主义的容器。”
奥弗克说，在疫情期间，成为群体一部分的最佳方式是独处。“不参加集会、在家上班就能救下一个人的生命，虽然你救的也许不是你自己的生命，它可能是你的表弟，或者你同事的弟弟。美国人相信负责治愈的是自己而不是群体。但病毒提醒我们，集体而非个人才是第一道防线。相信个人甚于集体的国家是在拿自己的生存冒险。”
（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13期。作者为该刊主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