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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熟知的唐代诗人中，许多都有被贬到南方的经历，比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刘禹锡……相对北方，南方气候温暖，环境宜人，为何在空间政治中地位却如此低下，被用作“贬谪之地”呢？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在其1976年完成的著作《瘟疫与人》中告诉了我们答案：11世纪以前的中国长江流域及以南地区，瘟疫肆行，北方人向南方行进，就相当于攀爬疫病阶梯并接受微生物的挑战。直到11世纪，人们与该地区的生态环境、寄生物才达到了相互适应的状态，因而实现了人口的快速增长，进而更深层次地参与了中国古代的历史进程。威廉·麦克尼尔的这一观点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视角，借助这一视角，你会突然发现许多我们所熟知的历史重大事件都与原本被我们忽略的传染病有关：康熙之所以能够登极并开创康乾盛世，很大程度上是因為他很小便感染过天花并幸免于难，不再受到天花的致命威胁；如果说昏君无道和宦官专权是让明朝灭亡的根源，那么明末的那场“大头瘟”便是击垮大明帝国的最后一根稻草；让我们把历史时间线再向前推一些，来到赤壁之战，如果曹军军营中没有传染病的侵扰，曹军很可能不会是铩羽而归，“铜雀春深锁二乔”也可能成为现实。而当我们纵观世界历史，又会惊奇地发现香水的发明、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一战落幕、人们开始喝热水……都与传染病有关，在威廉·麦克尼尔的解读下，人类文明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的背后，原来都闪烁着病毒与细菌的黑影。现在，你准备好来详细了解这部可能震撼到让你怀疑人生的人类与传染病互动史的奇书了吗？
NO.01
简介·作者和他的传染病史学奇作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1996年，威廉·麦克尼尔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伊拉斯谟奖获奖者（该奖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纲》《人类社群史》《权力的追逐》《瘟疫与人》等。
在《瘟疫与人》中，威廉·麦克尼尔站在传染病发展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历史、人类行为，并以编年的手法、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从史前至20世纪上半叶传染病如何在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传播，以及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是最早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的著作之一，后续以疾病、细菌等主体作为研究历史视角的巨作，比如《鼠疫》《枪炮、病菌与钢铁》等均延续了本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NO.02
精彩选段
1.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然而，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从北方农民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1000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和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然而，中国北方地区农村和城市生活，因为另一个因素的存在，而无法迅速拓展到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拓荒的中国北方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中国）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注：从美国东北部到东南部），但（中国）地理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45年到前87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但作用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
现代疾病的分布，今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限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疾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ton，古希腊名医）的用词翻译成20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北方居民南下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人自投罗网。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广大南部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211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蓋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亡（211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
读后小记
“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书中的这句描述让大家迅速理解了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们的被贬谪之地为何都是南方了。疫病导致了中国古代南北发展不平衡，而宿主与微寄生物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达到适应与平衡的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发展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染病史与人类发展史，的确存在着神奇的互动关系。
2.当中国暴发了鼠疫
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然而，1911年（实际应该是1910年，编者注），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暴发于中国东北地区，又复发于1921年。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随后的调查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但到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长期禁止关内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官方规定不再被遵守，毫无经验的大批关内移民追随土拨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鼠疫最先在他们中间暴发，并使哈尔滨市迅速成为鼠疫中心区，然后从这里出发，沿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1894—1921年的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具有职业敏感的医学小组的眼皮底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确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传染途径和传播路线。没有这些研究和随后的预防性措施，20世纪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躏，由此造成的死亡将令那些查士丁尼时代留下的记录相形见绌，甚至14世纪肆虐欧洲和旧大陆的黑死病，也无法与之相比。
读后小记
事实证明，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那些理所当然的想法买单。文中刚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人，捕杀土拨鼠，取其皮毛换取金钱，收获了极大的物质满足，最终引来了鼠疫大暴发，恰好应和了莎士比亚那句被引用多次的名言“狂暴的快乐，往往预示着狂暴的结局”。
NO.03
书评·重拾对生活的热爱
“人”在瘟疫面前真的就是尘埃
□fateface
在现代医学和实验科学兴起之前，一场瘟疫就是团灭。
看了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前现代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不是饥荒，也不是战争，而是瘟疫。大城市基本上要达到40万以上的规模，病原体才会有足够的寄主，在死绝之前蔓延出去。一场瘟疫过去，往往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损失。
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事情都与瘟疫有关。比如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城邦自治的兴起，与市政机构需要快速有效采取行动控制疫病有关。至于黑死病几乎杀死欧洲一半人口，对欧洲中世纪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让新大陆大部分印第安人遭到灭顶之灾，美洲大陆因此受到重创，客观上便利了欧洲人的殖民，更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故事。
这本书里提到“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引起瘟疫的病原体对人体的寄生，是微寄生，它不仅杀死人类，在很多情况下，也和人类共存，使人类失去健康，寿命缩短，生产力打折。而巨寄生则是统治阶层的剥削、征兵，等等。作者有个很有趣的观察，“微寄生”往往会使“巨寄生”的效能减小，统治阶层获得的剩余价值更小，更难招募到有战斗力的士兵，因此也就更难扩张地盘形成大的政治体。小小的病原体可以击垮一个帝国，这在古代是常见的事情。
要对自然抱有敬畏，要了解人力的局限，是我读这本书的体会。最近一百年科学的发展使瘟疫几乎不在我们的日常体验里了，现在看起来，乐观得为时过早。但如果战胜疫情还有什么希望的话，我还是相信科学。
（摘自豆瓣网）
同类书链接：病毒导致的流行性传染病一直是人类的天敌。历史上曾经多次暴发传染病，每次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特别是1918—1919年的流感，当时全球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史学家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通过多条线索纵横交错地讲述了这次流感大流行，重绘1918年的惨状，为我们再现了那场致命瘟疫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
NO.01
简介·作者和他的传染病史学奇作
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1917年生于加拿大温哥华。全球史研究奠基人、世界历史学科的“现代开创者”，被誉为“20世纪对历史进行世界性解释的巨人”。1996年，威廉·麦克尼尔成为首位非欧洲人士伊拉斯谟奖获奖者（该奖奖励那些在欧洲文化传统之下为欧洲的文化、社会或社会科学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重要著作有《世界通史》《西洋文明史大纲》《人类社群史》《权力的追逐》《瘟疫与人》等。
在《瘟疫与人》中，威廉·麦克尼尔站在传染病发展史的角度，重新解释人类历史、人类行为，并以编年的手法、流畅的笔调、敏锐的推理和高超的技艺，娓娓道出从史前至20世纪上半叶传染病如何在欧洲、亚洲、非洲等文明发源地传播，以及这些传染病对人类历史进程所产生的影响。这本书是最早将病理学与历史学结合起来的著作之一，后续以疾病、细菌等主体作为研究历史视角的巨作，比如《鼠疫》《枪炮、病菌与钢铁》等均延续了本书中的历史研究方法。
NO.02
精彩选段
1.疫病妨碍了中国早期南方文明的发展
到汉武帝（公元前140—前87年在位）时，在中国社会内部达到了相当稳定而长期的平衡，然而，直到汉代终结，南方的巨大拓展并没有发生。换言之，从北方农民开始“驯化”黄河流域冲积平原时起，差不多过了1000年才在长江流域出现了类似的进展。
乍看起来，中国人在移居南方方面的迟缓，可能令人不解。因为这里并不存在难以克服的政治和军事障碍；其农业生态又有利于定居：温热的气候意味着更长的生长期，丰沛的降水消除了经常威胁北方旱地作物的旱灾之虞；而且，长江在流出西部群山以后即在湖区穿行，没有沉积物淤塞下游河道导致像黄河那样高悬河床的棘手问题。这里的堤坝和人工渠网也不必承受北方那样的压力，构成黄河流域历史特点的可怕的、经常性的和不可避免的技术难题在此处也并不存在。
然而，中国北方地区农村和城市生活，因为另一个因素的存在，而无法迅速拓展到中国长江流域以南的地区：拓荒的中国北方人在向南移入更肥沃的农业地区的同时，也正在攀爬异常陡峻的疫病阶梯！
（中国）南下所遭遇的气候变化相当于从新英格兰到佛罗里达（注：从美国东北部到东南部），但（中国）地理状况和盛行的风向使这种变化远超北美东海岸这一段。群山的阻隔使长江流域在冬季免受从蒙古高原吹过黄河流域的寒冷而干燥的西北风的影响。而在夏天，当季风反方向吹来时，来自南海的湿热气流则保证了长江地区的充沛降水。同时，由于夏季季风在穿越山岭到达黄河流域之前已降下了大部分雨水，黄河流域的降水经常不足以抵抗非灌溉区的破坏性干旱。
结果，中国北方与南方呈现出截然不同的气候类型，南方湿热的环境中比北方滋生出了更多的寄生物。在整个黄河流域，严冬杀死了那些无法借助冬眠抵御漫长严寒的寄生物；携带有疾病的南来寄生物更难以幸免，它们根本不能适应北方寒冷而干燥的气候条件。秦岭以南的长江流域则不然。习惯于北方疾病环境的人们在适应南方迥异的疾病方式时不得不面临着可怕的问题。
令人遗憾的是，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抽象的推断。几乎没有指望从古代文献中发现这些危害人类的病原体究竟是哪些。不过，古人在书中还是多少显露了他们对南方患病危险的意识，大约生活在公元前145年到前87年的中国“史学之父”司马迁就曾写道：“江南地卑湿，人早夭。”他还提到这一地区“地广人稀”。这是权威性证据，因为司马迁为写史曾亲身游历这个地区。在后出的文献中，南方之有害健康被视为当然，供南方游历者阅读的小册子为这里的恶疾开列了一些新奇的药方，但作用非常有限。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
现代疾病的分布，今就能够在中国地图上加以标识的而言，也证明了这一预期，即在湿热的南方会罹患更多的传染病。许多现代病的地域界限正好位于黄河与长江之间，气候模式的差异表明这样的疾病梯度乃自古已然。然而流传至今的中国医学通常掩盖了地域的差异性，因为中国医家习惯于将他们所认识的一系列疾病都围绕着流行的节气来组织。他们所记载的某些疾病，像疟疾，今天或许还可以辨认得出；但对于许多别的疾病，想把它们同现代的疾病对应起来，则如同要把盖伦（Claudius Galton，古希腊名医）的用词翻译成20世纪的医学术语那样困难。 疟疾，尽管偶尔也出没于北方，但只是在南方才成为现代的健康问题，事实上它可能构成早期中国北方居民南下的主要障碍。另一种蚊子携带的疫病——登革热（与黄热病有关，尽管致命性在现代变低）也影响着中国南部。像疟疾一样，登革热可能早就存在了，静等着北来的没有免疫力的人自投罗网。
大约在公元前600年后，中国人在应对黄河流域冲积平原的严酷环境上取得了极大成功，无论在物质技术上、政治上，还是在传染病的适应上。他们在大约公元前200年以后，又同样成功地在食物生产者和寄生其上的统治者之间形成了可持续的相当稳定的巨寄生平衡。然而，在微寄生层次上，出现于公元元年前后的意义深远的调整尚在广大南部地区进行着。从公元前211年（或更早）即处于中国政治覆蓋下的长江流域和其他地区，直到汉朝消亡（211年）以后，因疾病造成的障碍还没有完全融入中国社会的有机整体。
读后小记
“据史载，被派往南方做官的人任期短、死亡率奇高。”书中的这句描述让大家迅速理解了白居易、韩愈、柳宗元们的被贬谪之地为何都是南方了。疫病导致了中国古代南北发展不平衡，而宿主与微寄生物在某种程度上逐渐达到适应与平衡的过程，也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南方地区的发展史。从这个角度来看，传染病史与人类发展史，的确存在着神奇的互动关系。
2.当中国暴发了鼠疫
1900年后，在北美、阿根廷和南非，人类鼠疫继续零星出现，患者的死亡率大约稳定在60%。直到20世纪40年代出现了抗生素，只要及时确诊治疗就变得既容易又保险。而生活在美国和南非半干燥平原的牧场工人和其他居民，不同的生活习性使他们远离杆菌流行的啮齿——跳蚤群落，所以在新感染的地区，人类鼠疫的发作次数不多，且尚未引起社会注意，特别是地方当局面对辖区内流行如此可怕的疫病，第一反应往往是遮掩事实。
然而，1911年（实际应该是1910年，编者注），一场大规模的人类鼠疫暴发于中国东北地区，又复发于1921年。新的国际行动被迅速组织起来以遏制疫情。随后的调查表明，人类鼠疫源自土拨鼠。土拨鼠体形硕大，其皮毛可在国际市场上获得高价，与新近感染的地鼠和北美其他啮齿动物一样，它们的洞穴也往往是鼠疫杆菌的幸福家园。
在土拨鼠出没的大草原上，游牧部落自有一套习俗以应对感染鼠疫的危险。这套习俗从流行病学上看相当合理，只是在解释上带有神秘色彩。根据这套习俗，土拨鼠只能射杀，设陷阱则是禁忌；活动懒散的要避免接触。如果看出哪个土拨鼠群落显出生病的迹象，人们就要拆掉帐篷远走他乡以躲避厄运。很可能就是靠了这些习俗，草原上的人们才降低了感染鼠疫的概率。
但到1911年，随着清王朝的土崩瓦解，长期禁止关内人移民中国东北地区的官方规定不再被遵守，毫无经验的大批关内移民追随土拨鼠的皮毛而去。由于对当地习俗一无所知，移民对土拨鼠一律设陷阱捕杀，结果鼠疫最先在他们中间暴发，并使哈尔滨市迅速成为鼠疫中心区，然后从这里出发，沿新建的铁路向外扩散。
1894—1921年的一连串事件，都发生在具有职业敏感的医学小组的眼皮底下，他们的工作是研究如何有效控制鼠疫，也的确成功地弄清了鼠疫的传染途径和传播路线。没有这些研究和随后的预防性措施，20世纪的地球就可能任由鼠疫蹂躏，由此造成的死亡将令那些查士丁尼时代留下的记录相形见绌，甚至14世纪肆虐欧洲和旧大陆的黑死病，也无法与之相比。
读后小记
事实证明，人类一次又一次地为自己的那些理所当然的想法买单。文中刚移居到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些人，捕杀土拨鼠，取其皮毛换取金钱，收获了极大的物质满足，最终引来了鼠疫大暴发，恰好应和了莎士比亚那句被引用多次的名言“狂暴的快乐，往往预示着狂暴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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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重拾对生活的热爱
“人”在瘟疫面前真的就是尘埃
□fateface
在现代医学和实验科学兴起之前，一场瘟疫就是团灭。
看了这本书我才意识到，前现代影响人口规模的主要因素不是饥荒，也不是战争，而是瘟疫。大城市基本上要达到40万以上的规模，病原体才会有足够的寄主，在死绝之前蔓延出去。一场瘟疫过去，往往是四分之一、五分之一，甚至一半的人口损失。
许多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事情都与瘟疫有关。比如文艺复兴早期意大利城邦自治的兴起，与市政机构需要快速有效采取行动控制疫病有关。至于黑死病几乎杀死欧洲一半人口，对欧洲中世纪历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班牙人带去的天花让新大陆大部分印第安人遭到灭顶之灾，美洲大陆因此受到重创，客观上便利了欧洲人的殖民，更是我们已经熟知的故事。
这本书里提到“微寄生”和“巨寄生”的关系，非常有意思。引起瘟疫的病原体对人体的寄生，是微寄生，它不仅杀死人类，在很多情况下，也和人类共存，使人类失去健康，寿命缩短，生产力打折。而巨寄生则是统治阶层的剥削、征兵，等等。作者有个很有趣的观察，“微寄生”往往会使“巨寄生”的效能减小，统治阶层获得的剩余价值更小，更难招募到有战斗力的士兵，因此也就更难扩张地盘形成大的政治体。小小的病原体可以击垮一个帝国，这在古代是常见的事情。
要对自然抱有敬畏，要了解人力的局限，是我读这本书的体会。最近一百年科学的发展使瘟疫几乎不在我们的日常体验里了，现在看起来，乐观得为时过早。但如果战胜疫情还有什么希望的话，我还是相信科学。
（摘自豆瓣网）
同类书链接：病毒导致的流行性传染病一直是人类的天敌。历史上曾经多次暴发传染病，每次都给人类带来巨大的灾难。特别是1918—1919年的流感，当时全球死亡人数达到5000万～1亿。这个数字不仅高于历年来命丧艾滋病的人数总和，更远超中世纪黑死病所造成的死亡人数。美国史学家约翰·M·巴里在《大流感：历史上最致命瘟疫的史诗》一书中根据大量的历史资料和数据，通过多条线索纵横交错地讲述了这次流感大流行，重绘1918年的惨状，为我们再现了那场致命瘟疫发生、发展及其肆虐全球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