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休闲为人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时空范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休闲问题正日益突显出来。从休闲与和谐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来看。休闲活动本身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又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发展；从休闲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之间的关系来看，休闲已成为一种社会建制，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从休闲与和谐社会价值观的关系来看，休闲已成为人文关怀的重要空间，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创造性地建立我国的休闲模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休闲消费；体闲的普遍性；休闲方式
中图分类号：G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1-0011-06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的劳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不仅劳动时间的管理异常重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闲暇时间亦不可忽视。鉴照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正日益突显出来。
一、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地实现个人的个性和自由”。因此，这一社会可以称之为“自主活动的社会”或者“自由个性的社会”。这种“自主活动”或者“自由个性”凸显了未来社会的和谐性，也是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反对理论推演出来的逻辑上的、想象中的和谐，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谐。这样的实践活动，首要的是劳动活动。劳动时间的解放是实现自主活动、发挥自由个性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劳动世界充满了对象化和异化的过程，成为阻碍人们自由发展的因素。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开始，深入剖析了雇佣劳动的特点，并由此揭开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自由时间不再靠掠夺大部分人的劳动时间而形成，它直接来自于高科技和高效管理的广泛应用。自由也不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社会的自由时间和每个人的自由时间是一致的。
在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目标，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的这一内在目标要求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统一，既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要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最高目标。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与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所谓科学性，主要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态度。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同分享。以其科学精神为指导，突显技术理性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步缩减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以其人文精神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促进个体在自由时间的自主活动及身心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要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本来就包含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创建过程，就是以对历史、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关注为基本动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被解放的非劳动时间使得个人能力能够充分发挥，能够促成人的能动性和创造能力的提升，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
时间是人生最有限的资源。人的生活由两部分时间构成，一是劳动时间，二是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指非劳动时间，是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尽管劳动有时也可以带来享受，但大部分劳动并不构成享受本身。因此，劳动与休闲形成对立的两极，休闲是生活的享受，而劳动则是满足生活享受的必要付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当中，自由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而自由时间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空间。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休闲为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时空范围。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作保障，人们可以在艺术、科学和日常享受方面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和爱好，充分伸张人的感性权利。在健康积极的休闲生活中，主体是自由的，不存在对象化和异化现象，人们较少受到必然性的约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爱好和特长，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使人的需要体系当中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德国思想家席勒指出：“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肯定是在玩(play)，人也只有在玩(play)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马克思对此也做出了充分的论述：“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够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有关原则时，就十分重视休闲的意义。马克思指出，闲暇时间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了保障，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及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休闲给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大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时间解放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八小时工作制的施行以及从单休日到双休日的改变，都见证了劳动时间的解放。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的实现都与劳动时间的解放密不可分。休闲活动从经济发展、社会基础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
二、休闲消费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
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配一方面有个人的原因，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应看作由社会经济生活和社 会进步来决定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劳动时间的解放是社会总体上劳动时间的减少，它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也认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力供给后弯曲线”同样说明，劳动时间的解放是经济发展的体现，它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诠释了社会的进步。休闲和经济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休闲活动本身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休闲又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包括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繁衍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接受教育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劳动力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包括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必要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增加，质量和结构会发生变化，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会不断扩大。休闲活动为劳动力的再生与发展提供了时空界域。通过休闲活动，劳动力得到休息，劳动力素质在教育、科技、艺术等智力活动当中得以提升。马克思特别注意到，由于人为了发展自我而进行的消费同他享有的闲暇时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闲暇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因此，从劳动力的再生与提升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视角来看，在劳动与休闲之间存在一种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闲暇时间的一种保障，而休闲质量的上升又引导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层次丰富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再生及人民群众身心的全面发展，对教育和医疗的消费是一种生产性的消费。马克思认为，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而这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人在闲暇时间中的一个重要行为是参与休闲消费。休闲不仅是生产劳动顺利进行的前提，而且还关系到消费活动的实现。从事消费活动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有了消费品，如果没有闲暇时间去消费它们，那么消费品仍然不是现实消费的对象。休闲为有效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时间条件。休闲是人们对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自我支配行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有为满足各种休闲需要而产生的休闲产业。休闲产业就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休闲产业随着人们休闲需要的变化而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休闲方式、刺激了人们的休闲欲望，是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休闲消费正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国“假日经济”的蒸蒸日上就是明证。
闲暇时间的增加既刺激了对休闲产品的需求，也是休闲产业得以发展的生产力前提，它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游资的出现。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资本游离出来，人类就只能永远为生存而奔波。休闲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而且休闲产业中以服务业为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吸收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并且促进了财富在全社会的二次分配，使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体现在能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成果为全体劳动者所共享。要使中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群体、所有的公民，尤其是广大的劳动者们都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享受到和谐社会的福利。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休闲经济的发展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富裕生活的物质要求和具体内容。于光远先生曾经指出，争取闲暇时间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构成了休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将人的生活分作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闲暇时间密不可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实践所关注的首要目标，其物质内容就是在合理分配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基础上，满足个体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需要。
三、休闲的普遍性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休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发起攻击，指出休闲长期以来是被用作证明人的地位、声誉和名望的一种手段，暴发户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利用自己的休闲来显示他们的优越。今天看来，即使凡勃伦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休闲是否必然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产物?是特定阶层的有闲还是普遍的有闲，这体现了休闲的公正性问题。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相互对立的经济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形式消除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区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工资制之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再那么明显了，实际情况好像是工人工作一定的劳动时间并且得到了等量报酬。马克思对“所有劳动体现为被支付的劳动”这一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剥削会在表面上消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工人和资本家双方所持有的公平观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神秘化。那么当工人们进行斗争时，他们认为自己所挑战的只是某些不公平的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工人们所要求的公正也只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公正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公正。
资本家在形式上占有的是工人创造的商品，实质上却占有了工人的自由生活时间，剥夺了工人休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本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马克思指出，财富的发展存在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当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经济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根据上述观点，当劳动者成为占有剩余劳动的主体，财富也就成为个人的生产力，剩余劳动时间 与闲暇时间之间的对立便消除了，两者具有了同一性。此时，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程度，以便给所有个体腾出个人自由发展的时间。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劳闲对立已经消除，原因还在于劳动已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乐生要素”。在我国要实现这一转变还言之过早，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使得劳闲对立的消除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前提，也为“有闲”从特定阶层扩展到全社会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必要制定与社会时间的组织化相关的政策。此处的时间政策，并非基于缩短劳动时间、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性原则，而是侧重于社会公正原则。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断缩短、每个人都参加劳动的同时，必要的时间政策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作场所内外的各个领域中发挥个人能力，进而确立社会主体性。
对于不同群体的闲暇时间需要进行区分。闲暇时间为着眼于民生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时间平台，如人们在闲暇时间内对教育、医疗、住房和娱乐的消费等等，休闲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对于失业者或准失业者来说，还存在一种非自愿性的闲暇时间。如何公正地对非劳动时间进行分配并保证其有效利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问题之一。如果对非劳动时间的组织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置之不理，缺乏就业机会的贫困阶层与能够享受自由时间的富裕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会日益扩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为失业者或准失业者提供各种可能的辅助条件，以支持和便利他们的就业，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劳动时间。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人们公正地享受自由自愿的非劳动时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在坚持社会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只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就会快速到来。人们不但可以在艺术、科学和日常享受方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培养自由个性，而且可以在道德、政治领域进行平等、真诚、友善和互助性的自由自觉往来。这一方面有助于完善个人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公共道德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充满活力地运行，和谐社会由此而具有牢固、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休闲方式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观
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个事关社会文明的问题。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现状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通过实证考察指出，目前我国公众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利用中存在以下问题：城乡居民闲暇时间分配从总体上来看，被调查的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虽有明显增加，但闲暇时间数量和闲暇活动质量相比，后者更是薄弱环节，闲暇活动单调、活动种类不丰富、趣味不高雅，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低俗、庸俗、恶俗的文化垃圾还在很大程度上占领着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空间。文化生活中炫耀式的泛滥，公众对虚假广告的盲从，缺乏活力的生活方式，空洞乏味的影视作品，日趋浮躁的社会氛围和国民心态，越来越少的读书与思考。闲暇时间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性存在偏差，整体休闲方式的格调和品位不高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现代人的休闲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的高效率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感和匆忙感，结果是人因追求单方面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人性的全面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使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丧失，人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吞没。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无节制的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休闲消费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开什么牌子的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甚至喝什么酒都与自己的形象有关。大多数人在休闲消费时所参照的对象往往是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人。媒体广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连单身公寓都租不起的年轻人却认为自己应该住高级公寓，因为广告是这样诱惑他的。人们为自己设定实现不了的消费目标，其不如意是可想而知的。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进行分析时指出，拜物教这一概念本身就指向了宗教，指向了偶像崇拜的原始形式，因而包含了所有宗教现象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商品代替了神性。人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人被对象化了，成为物质的奴隶。“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他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炫耀式消费至上的休闲方式把消费作为惟一追求，势必会无限地占有一切，而无视他人的价值和利益，无视社会的健康和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商家与顾客或生产商与消费者的关系，被简化为金钱和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疏离，而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则日渐淡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冲突必然增多，而和谐、和睦则日益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基础。
一般来看，个人的休闲和消费由个人来做出决策，别人不应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我国的大众休闲模式可以不作任何引导。闲暇时间已成为人文关怀的重要空间，成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与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闲暇时间也为人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新的文化内容和新的活力。政府调控和管理行为更人性化，整个国家治理与调控不仅注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等，而且更注重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不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休闲生活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辐射力日益增强，休闲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创造性地建立我国的休闲模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全方位发挥学校、社区、社会中介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现代传媒的重要作用，形成社会合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及社会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公众休闲教育纳入到构建和谐文化的体系当中，倡导健康文明的现代休闲方式，在闲暇时间中进一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4。
[3]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6。
[5]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7]马惠娣，张景安，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责任编辑：翟 祎
关键词：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休闲消费；体闲的普遍性；休闲方式
中图分类号：G91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502(2010)01-0011-06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少的劳动创造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不仅劳动时间的管理异常重要，从劳动中解放出来的闲暇时间亦不可忽视。鉴照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实践，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的休闲问题正日益突显出来。
一、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
马克思指出，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是个人的这样一种联合(自然是以当时已经发达的生产力为基础的)，这种联合把个人的自由和运动的条件置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从而使个人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真正地实现个人的个性和自由”。因此，这一社会可以称之为“自主活动的社会”或者“自由个性的社会”。这种“自主活动”或者“自由个性”凸显了未来社会的和谐性，也是今天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向和发展趋势。马克思反对理论推演出来的逻辑上的、想象中的和谐，认为只有通过人类的实践活动才能走向真正的和谐。这样的实践活动，首要的是劳动活动。劳动时间的解放是实现自主活动、发挥自由个性的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劳动世界充满了对象化和异化的过程，成为阻碍人们自由发展的因素。马克思从异化劳动开始，深入剖析了雇佣劳动的特点，并由此揭开了资本剥削劳动的秘密。社会主义公有制消除了劳动的对象化和异化，自由时间不再靠掠夺大部分人的劳动时间而形成，它直接来自于高科技和高效管理的广泛应用。自由也不再是某一部分人的专利，社会的自由时间和每个人的自由时间是一致的。
在发展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追求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一直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目标，也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实现这一目标。社会主义的这一内在目标要求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的发展相统一，既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要将人的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改革的最高目标。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指导思想的科学发展观，其核心与实质就是“以人为本”。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相结合的理论结晶。所谓科学性，主要是指一种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理性态度。科学发展观的人文精神则主要体现在始终坚持一切发展都是为了人民、一切发展都必须依靠人民、一切发展成果都必须让人民来共同分享。以其科学精神为指导，突显技术理性在和谐社会构建中所发挥的作用，逐步缩减第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使得和谐社会成为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以其人文精神为指导，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求把人及人类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摆在最重要的发展目标位置上，促进个体在自由时间的自主活动及身心的全面发展。和谐社会是时间解放的社会主义社会，体现了科学发展观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共同要求。以人为本是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时本来就包含的一个基本原则。马克思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过程，以及唯物史观的创建过程，就是以对历史、社会和人的问题的关注为基本动力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社会历史主体的观点。被解放的非劳动时间使得个人能力能够充分发挥，能够促成人的能动性和创造能力的提升，人作为主体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也就呈现出逐渐递增的趋势。
时间是人生最有限的资源。人的生活由两部分时间构成，一是劳动时间，二是闲暇时间。闲暇时间指非劳动时间，是人们在履行社会职责及各种生活时间支出后由个人自由支配的时间。尽管劳动有时也可以带来享受，但大部分劳动并不构成享受本身。因此，劳动与休闲形成对立的两极，休闲是生活的享受，而劳动则是满足生活享受的必要付出。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当中，自由是未来理想社会的核心价值，而自由时间就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空间。马克思指出：“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休闲为人类的自我实现和全面发展提供了可能的时空范围。有充足的自由时间作保障，人们可以在艺术、科学和日常享受方面全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和爱好，充分伸张人的感性权利。在健康积极的休闲生活中，主体是自由的，不存在对象化和异化现象，人们较少受到必然性的约束，可以最大限度地发展自己的各种能力、爱好和特长，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才华，使人的需要体系当中最高级的自我实现需要得到满足。德国思想家席勒指出：“当人是完全意义上的人时，他肯定是在玩(play)，人也只有在玩(play)的时候才是完整的人。”马克思对此也做出了充分的论述：“一个工人在一昼夜中有12个小时在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搬运重物等等，他能不能够认为这12小时的织布、纺纱、钻孔、研磨、建筑、挖掘、打石子是他的生活的表现，是他的生活呢?恰恰相反，对于他来说，在这种活动停止以后，当他坐在饭桌旁，站在酒店柜台前，睡在床上的时候，生活才算开始。”马克思、恩格斯在阐述未来理想社会的有关原则时，就十分重视休闲的意义。马克思指出，闲暇时间为每个社会成员全面发展自我所需要的时间提供了保障，其中包括个人受教育的时间、发展智力的时间、进行社交活动及自由运用体力和智力的时间。休闲给所有人腾出时间和创造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方面得到发展。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重大举措，主要目的在于解决我国改革发展关键时期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问题，大力促进社会和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长远发展提供条件，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创造良好的环境。时间解放不仅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也成为了社会发展的现实。八小时工作制的施行以及从单休日到双休日的改变，都见证了劳动时间的解放。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和社会和谐的实现都与劳动时间的解放密不可分。休闲活动从经济发展、社会基础及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产生影响。
二、休闲消费与和谐社会的经济发展
劳动时间和休闲时间的分配一方面有个人的原因，但就整个社会而言，应看作由社会经济生活和社 会进步来决定的。经济发展是实现社会和谐和个人全面发展的物质前提条件。需要指出的是，劳动时间的解放是社会总体上劳动时间的减少，它并不意味着每一个人劳动时间的缩短。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是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意味着劳动时间的节约，马克思也认为一切节约归根到底都是时间的节约。西方经济学理论中的“劳动力供给后弯曲线”同样说明，劳动时间的解放是经济发展的体现，它既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也用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的事实诠释了社会的进步。休闲和经济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休闲活动本身是经济发展的结果，与此同时休闲又通过再生产劳动力和消费活动反作用于经济发展。
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理论指出，劳动力商品的价值就是由劳动者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决定的，包括自身生存所需要的生活资料、繁衍后代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以延续劳动力的供给、接受教育所需要支付的费用。劳动力价值决定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它包括历史的和道德的因素。随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必要生活资料的种类和数量也会增加，质量和结构会发生变化，劳动力价值的物质内容会不断扩大。休闲活动为劳动力的再生与发展提供了时空界域。通过休闲活动，劳动力得到休息，劳动力素质在教育、科技、艺术等智力活动当中得以提升。马克思特别注意到，由于人为了发展自我而进行的消费同他享有的闲暇时间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所以他认为，节约劳动时间等于增加闲暇时间，即增加使个人得到充分发展的时间，因此，从劳动力的再生与提升能够推动经济增长这一视角来看，在劳动与休闲之间存在一种互为条件、相互促进的关系：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是对闲暇时间的一种保障，而休闲质量的上升又引导着劳动生产率的进步。作为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之一，层次丰富的终身教育体系和完善的医疗保健体系有利于促进劳动力的再生及人民群众身心的全面发展，对教育和医疗的消费是一种生产性的消费。马克思认为，消费生产出了劳动者的能力素质，而这正是生产力发展的动力。
人在闲暇时间中的一个重要行为是参与休闲消费。休闲不仅是生产劳动顺利进行的前提，而且还关系到消费活动的实现。从事消费活动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有了消费品，如果没有闲暇时间去消费它们，那么消费品仍然不是现实消费的对象。休闲为有效需求的增长提供了必要的时间条件。休闲是人们对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的一种利用，它是人的自我支配行为，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这种或那种休闲方式。不同的休闲方式需要不同的休闲产品和服务，这就需要有为满足各种休闲需要而产生的休闲产业。休闲产业就是休闲得以实现的条件。休闲产业随着人们休闲需要的变化而发展，同时它又反过来影响着人们的休闲方式、刺激了人们的休闲欲望，是拉动需求、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休闲消费正成为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我国“假日经济”的蒸蒸日上就是明证。
闲暇时间的增加既刺激了对休闲产品的需求，也是休闲产业得以发展的生产力前提，它意味着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游资的出现。人类发展的历史表明，如果没有资本游离出来，人类就只能永远为生存而奔波。休闲经济的产生和发展，为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资本提供了新的投资方向。而且休闲产业中以服务业为主，提供了大量的就业机会，能吸收从传统产业中游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并且促进了财富在全社会的二次分配，使更多的人可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成果。提高劳动报酬的比重是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体现在有条件比资本主义更快地发展生产力，而且体现在能使生产力高度发展的成果为全体劳动者所共享。要使中国所有的阶层、所有的群体、所有的公民，尤其是广大的劳动者们都能够分享到经济增长的好处，享受到和谐社会的福利。
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富裕起来，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立足点和出发点。休闲经济的发展既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动力，也构成了富裕生活的物质要求和具体内容。于光远先生曾经指出，争取闲暇时间是生产的根本目的之一，闲暇时间的长短与人类文明的发展是同步的。他说：“我们搞社会主义为的是什么?说到底还不是为了社会成员生活过得愉快。我们提倡艰苦奋斗，但苦不是目的，苦还是为了乐。”社会主义生产的目的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而人们物质文化需要的满足构成了休闲的主要内容。恩格斯将人的生活分作生存、享受和发展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都与闲暇时间密不可分。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理念和实践所关注的首要目标，其物质内容就是在合理分配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的基础上，满足个体生存、享受和发展的各种需要。
三、休闲的普遍性与和谐社会的社会基础
休闲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一种社会建制。凡勃伦在《有闲阶级论》一书中对新兴工业资本家的奢侈生活发起攻击，指出休闲长期以来是被用作证明人的地位、声誉和名望的一种手段，暴发户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和利用自己的休闲来显示他们的优越。今天看来，即使凡勃伦的观点有些言过其实，但是他确实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休闲是否必然是社会阶层不平等的产物?是特定阶层的有闲还是普遍的有闲，这体现了休闲的公正性问题。
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劳动时间与闲暇时间相互对立的经济根源。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工资形式消除了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有酬劳动和无酬劳动之间的区别。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职能工资制之下，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不再那么明显了，实际情况好像是工人工作一定的劳动时间并且得到了等量报酬。马克思对“所有劳动体现为被支付的劳动”这一点进行了透彻的分析。他指出，剥削会在表面上消失的深层次原因在于工人和资本家双方所持有的公平观以及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神秘化。那么当工人们进行斗争时，他们认为自己所挑战的只是某些不公平的结果，而不是整个社会制度；工人们所要求的公正也只是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公正而不是超越资本主义的公正。
资本家在形式上占有的是工人创造的商品，实质上却占有了工人的自由生活时间，剥夺了工人休闲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资本家占有工人剩余劳动的本质是对工人生命的占有。马克思指出，财富的发展存在于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当中。在此基础上，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的经济生活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那时，一方面社会的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那时，财富的尺度决不再是劳动时间，而是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以劳动时间作为财富的尺度，这表明财富本身是建立在贫困基础上的，而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只是在同剩余劳动时间的对立中并且是由于这种对立而存在的”。根据上述观点，当劳动者成为占有剩余劳动的主体，财富也就成为个人的生产力，剩余劳动时间 与闲暇时间之间的对立便消除了，两者具有了同一性。此时，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程度，以便给所有个体腾出个人自由发展的时间。
在马克思看来，社会主义条件下劳闲对立已经消除，原因还在于劳动已经从一种“谋生手段”变成了“乐生要素”。在我国要实现这一转变还言之过早，但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已经使得劳闲对立的消除具备了一定的制度前提，也为“有闲”从特定阶层扩展到全社会提供了条件。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进程中，有必要制定与社会时间的组织化相关的政策。此处的时间政策，并非基于缩短劳动时间、提高社会生产力的经济性原则，而是侧重于社会公正原则。在社会平均劳动时间不断缩短、每个人都参加劳动的同时，必要的时间政策能够让每个人都能在工作场所内外的各个领域中发挥个人能力，进而确立社会主体性。
对于不同群体的闲暇时间需要进行区分。闲暇时间为着眼于民生的社会建设提供了时间平台，如人们在闲暇时间内对教育、医疗、住房和娱乐的消费等等，休闲与每个人的生活质量息息相关。然而我们还需要看到，对于失业者或准失业者来说，还存在一种非自愿性的闲暇时间。如何公正地对非劳动时间进行分配并保证其有效利用，是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进程中的问题之一。如果对非劳动时间的组织问题、对弱势群体的就业问题置之不理，缺乏就业机会的贫困阶层与能够享受自由时间的富裕阶层之间的裂痕就会日益扩大。政府和社会各界要为失业者或准失业者提供各种可能的辅助条件，以支持和便利他们的就业，使他们获得足够的劳动时间。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有可能使人们公正地享受自由自愿的非劳动时间。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当是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在坚持社会公正原则的基础上，只要科学技术和生产力水平不断地向前发展，一个普遍有闲的社会就会快速到来。人们不但可以在艺术、科学和日常享受方面发展自己的才能、培养自由个性，而且可以在道德、政治领域进行平等、真诚、友善和互助性的自由自觉往来。这一方面有助于完善个人道德素养，另一方面有助于社会公共道德生活和公共政治生活的健康、有序、充满活力地运行，和谐社会由此而具有牢固、坚实的社会基础。
四、休闲方式与和谐社会的价值观
休闲从少数人的消磨光阴到成为多数人的生活方式，已经成为一个事关社会文明的问题。休闲作为一种新的社会文化现象，对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国人闲暇时间分配现状的调查与研究”课题组通过实证考察指出，目前我国公众闲暇时间的分配与利用中存在以下问题：城乡居民闲暇时间分配从总体上来看，被调查的城市居民的闲暇时间虽有明显增加，但闲暇时间数量和闲暇活动质量相比，后者更是薄弱环节，闲暇活动单调、活动种类不丰富、趣味不高雅，仍是当前存在的主要倾向。低俗、庸俗、恶俗的文化垃圾还在很大程度上占领着人们文化精神生活的空间。文化生活中炫耀式的泛滥，公众对虚假广告的盲从，缺乏活力的生活方式，空洞乏味的影视作品，日趋浮躁的社会氛围和国民心态，越来越少的读书与思考。闲暇时间分配的合理性与协调性存在偏差，整体休闲方式的格调和品位不高也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
现代人的休闲活动越来越表现为一种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的高效率破坏了人的工作与休闲的平衡关系，人们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抑感和匆忙感，结果是人因追求单方面的物质利益而牺牲了人性的全面发展。快节奏的生活步伐，使来之不易的自由时间丧失，人被各种各样的欲望所吞没。人们欲望的无限膨胀和对消费无节制的追求，极大地亵渎了人的真正本性。休闲消费被扭曲为对感官的满足。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求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开什么牌子的车、穿什么牌子的衣服、住什么样的房子，甚至喝什么酒都与自己的形象有关。大多数人在休闲消费时所参照的对象往往是收入比自己高得多的人。媒体广告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一个连单身公寓都租不起的年轻人却认为自己应该住高级公寓，因为广告是这样诱惑他的。人们为自己设定实现不了的消费目标，其不如意是可想而知的。
在美国等西方国家，消费主义成为一种主流的生活方式。消费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拜物主义、占有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马克思在对商品拜物教进行分析时指出，拜物教这一概念本身就指向了宗教，指向了偶像崇拜的原始形式，因而包含了所有宗教现象的基本原则。马克思指出：“随着人类愈益控制自然。个人却似乎愈益成为别人的奴隶或自身的卑劣行为的奴隶，甚至科学的纯洁光辉仿佛也只能在愚昧无知的黑暗背景上闪耀。我们的一切发现和进步，似乎结果是使物质力量成为有智慧的生命，而人的生命则化为愚钝的物质力量。”商品代替了神性。人在一定程度上沦落为理性和机器的奴隶。人被对象化了，成为物质的奴隶。“在这种自我异化中感到自己是被满足和被巩固的，他把这种异化看作自身强大的证明，并在这种异化中获得人的生存的外观……他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实现，仅仅看作自己放纵的欲望、古怪的癖好和离奇的念头的实现。”炫耀式消费至上的休闲方式把消费作为惟一追求，势必会无限地占有一切，而无视他人的价值和利益，无视社会的健康和有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被简化为商家与顾客或生产商与消费者的关系，被简化为金钱和利益关系。人际关系变得冷漠、疏离，而人的亲情、友情、爱情则日渐淡薄。人与人之间的紧张、冲突必然增多，而和谐、和睦则日益减弱，这在一定程度上损毁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基础。
一般来看，个人的休闲和消费由个人来做出决策，别人不应干涉，但这并不意味着对我国的大众休闲模式可以不作任何引导。闲暇时间已成为人文关怀的重要空间，成为提高人的综合素质与传播先进文化的重要载体。闲暇时间也为人的生活方式注入了新的文化内容和新的活力。政府调控和管理行为更人性化，整个国家治理与调控不仅注重经济手段、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等等，而且更注重文化引导的作用和人文关怀不的力量来推动社会文明的进步。休闲生活的社会影响力，尤其是对精神文明发展的辐射力日益增强，休闲文明建设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何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下创造性地建立我国的休闲模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进程中必须关注的一个问题。这就需要全方位发挥学校、社区、社会中介组织、群众自治组织和现代传媒的重要作用，形成社会合力，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政府及社会要秉承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公众休闲教育纳入到构建和谐文化的体系当中，倡导健康文明的现代休闲方式，在闲暇时间中进一步丰富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质量。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8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344。
[3]席勒，审美教育书简[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78。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336。
[5]于光远，论普遍有闲的社会[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5.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104。
[7]马惠娣，张景安，中国公众休闲状况调查[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8]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
责任编辑：翟 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