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迁徙与我们的历史一样悠久，即便移民到遥远、陌生的国度也毫不新奇。19世纪，成百上千万的欧洲人前往美洲寻找自由和繁荣。但今天的移民规模是前所未有的，移民们常常跨越了巨大的文化障碍，而且没有特定的目标。
　　地中海的非洲船民常常不清楚自己想去哪里，是意大利、德国还是英国。即便像西班牙和法国的北非移民、德国的土耳其移民或来自中国的偷渡客那样清楚自己的目的地，他们的首要目标也是摆脱在国内的窘境，而不是易地而居。
　　这种现代形式的迁徙，给接收国造成了很多麻烦，甚至成了欧洲目前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因为没人知道该怎样处理由此产生的文化冲突。
　　曾几何时，北美洲，特别是美国，成了解决问题的样板。他们提出了“熔炉”概念：不同的人为美国文化做出自己的贡献，但最重要的是，他们尽力接受现实，融入美国社会。当小孙子问起20世纪初移民美国的俄国妇女，他们的祖先是不是和朝圣者一起坐着“五月花”号轮船到达美国时，她回答说：“不是，我们的船有个不一样的名字，但我们现在都是美国人。”
　　可近来情况却有所变化，约翰·F·肯尼迪总统的前助理、历史学家阿瑟·施莱辛格在其著作《美国的分裂》中描述的问题开始初现端倪。美国公民不再都是美国人，而是要在前面加上特定的修饰语：意大利裔美国人、非洲裔美国人、西班牙裔美国人等等。美国熔炉的各个部分开始四分五裂。
　　即使在最后一个真正的移民国家以色列——至少对犹太人来讲确实如此——文化融合也不再是件易事。不久前到来的俄国新移民成立了自己的政党，而那些欧洲老移民成了当然的少数民族。
　　以色列和美国仍然具备融合新移民的机制。语言是个重要的根本因素，此外以色列还有军队，而美国宪法蕴藏的价值观仍然代表着共同的社会信仰。但这样的机制正在全球范围内逐渐削弱，在欧洲国家更是几乎不复存在。归属问题成了现代社会最严重的危机。人们再也无法像过去那样感觉到含蓄却潜移默化的整体联系，结果导致他们开始固守其它更原始的团体特征。他们拒绝同化，害怕文化的融合不仅带不来新的归属感，还会把原来的身份也无情地夺走。
　　那么除同化外还有什么其它的选择？所谓的多文化主义“沙拉”并不是真正的选择，因为它提供不了联结团体所必须的粘合剂。所有的部分从一开始就四分五裂。
　　有成功先例并且唯一可行的备选方案，可能就要数伦敦和纽约了，其主要特点是所有人拥有共同的公共领域，而在“私人”领域，特别是居民区中，则有很多文化差别。公共领域中人们的背景非常多元化，但却奉行共同的价值观，甚至讲同样的语言，而人们的私生活却形形色色。
　　从理论上讲，这是解决移民问题的次优方案，但从实际来看，这是我们现有的最佳做法。但这也绝不是唾手可得。因为即便想满足共同语言的最低限度也需要努力，更不用说建立特定的行为规范了。
　　作为伦敦居民，伦敦人对印度家庭商店和西印度人管理公共交通的无言认可常常让我感到惊讶，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这个地区都是孟加拉人或中国人。甚至没有人想到过给这种20世纪60年代曾被我们强烈反对的“分离而平等”理念取个名字：在平等的公共领域中存在着迥然不同的个人生活。
　　如果比起小城镇甚至是非英语国家的首都，这样的现象在伦敦和纽约等城市肯定更为普遍。柏林的土耳其人和巴黎周边的北非人似乎越離越远，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公共领域，也都有自己的语言。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就会产生蕴含着分离主义的爆炸性局面，这不是古已有之的团体对立，而是新移民与当地人之间的对立。
　　如果我们被迫放弃同化的希望，那么就必须集中力量创造所有人为之奉献并共同享受的公共环境。理想状况下，这种公共环境应该持续发展，因为归根结底，现代社会的团结因素是公民自由的最终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