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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中航油事件的调查结果还没有水落石出，但如何吸取这一事件的教训，并进一步完善游戏规则，需要国家相关部门直面事件的真相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出现了乱象。这导致国内期货界在沉寂了许久之后，发出了批评之声。“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超出了一些记者的理解能力，在一些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以及对衍生品交易妖魔化处理的倾向。”上海东银期货经纪公司副总经理刘仲元抨击说，“媒体在事情真相没有调查清楚前就大肆炒作，混淆是非”。为此，他专门撰文，一一指出了媒体的诸多谬误，比如，远期、期货、期权、互换都是衍生品交易，而交易方式，既可以在交易所集中交易，也可以通过场外交易进行，至于地点，在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等等，一些媒体急于报道就无据推断。
刘仲元自认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国内期货界的态度。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两天，也就是2004年12月10日，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国家物价部门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授权我代表期货界撰文发表对该事件的看法。”
刘仲元的批评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反映出中航油事件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任何表面的分析，都很难客观地评判陈久霖和中航油事件。
“不能因为中航油事件就完全否定陈久霖这个人。”一位与陈久霖熟悉的石油界人士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陈久霖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相反我觉得他很有能力，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栽跟头，其实原因很复杂，如果单单用‘笨蛋’来形容他，显然有失偏颇。”
此前，京城一家著名财经媒体推断陈久霖“对于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其实缺乏最起码的常识，他的风险意识几乎等于零，甚至直到今天”。
这位人士称，在2004年6月曾和陈久霖在一起吃过饭，当时感觉陈对中航油的未来充满信心，只是语气已略显狂妄，“但不能说陈久霖不懂期货”。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的时候，陈久霖就曾对他谈起过石油衍生品，陈认为，在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而国际油价也不断推高的情况下，中国石油企业必须遵循“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石油衍生品交易，通过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进行“风险采购”，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
这样的设想在中国目前石油紧缺的背景下显然契合了国家的战略规划，否则背景特殊的《求是》杂志也不会在出事前给予“中航油是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这么高的评价，而作为企业家的陈久霖，本身富有的挑战和冒险精神并不值得责备。“相反，如果不去利用这个衍生品市场，不去做套期保值，那在国际上肯定被人看作是傻子。”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对《商务周刊》说，必须警醒现在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存在另一种倾向——“既然有风险，那我就不干，该保值的不保值”。
“实际上，这些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垄断着国内市场，它甚至可以不去套期保值就可以赚很多钱，这就是‘国际油价一涨，国内就跟着疯涨’的道理。”常清说，“油价涨了，这些企业也赚钱了，但赚的都是谁的钱？我们整个国家和民众损失了多少？没人去问。”常清认为，那些垄断的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地、更好地去利用衍生品这样的工具，避免因油价上涨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把自己的损失转移给中国的老百姓。
从这一角度来看，陈久霖积极参与国际衍生品市场博弈应该给予肯定。“关键是企业要有合理的风险内控机制，而且应该分清楚是保值还是投机，保值应该有保值的量，投机应该有投机的限度，都应该有一个规矩。”常清说。
实际上，陈久霖对此也不是没有认识。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利用石油衍生品交易投机，潜在的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同样很高。而且他认为，中国的企业需要首先树立“加强风险管理、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陈久霖还一直强调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他曾谈到，从组织结构上，企业可以成立一个独立于交易员之外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该风险管理委员会可由专职的风险管理主任和高级分析控制员、财务人员、运作人员等组成，负责审核监控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运作风险在内的所有风险；同时，从规章制度上，公司可以博采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众长而制定一套完备的《风险管理手册》，详细规定公司控制风险的各项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陈久霖不仅说了，也在中航油（新加坡）内部一个个都做了。据了解，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由7人组成，包括4名专职人员、一名运作部主任、一名财务部主任和一名财务经理，均为新加坡公司员工。中航油（新加坡）的《风险管理手册》是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与其他国际石油公司操作规定基本一致。根据安永的设计，风险控制的基本结构是交易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审部交叉检查→CEO（总裁）→董事会，层层上报。每名交易员亏损20万美元时，交易员要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亏损达37.5万美元时，向CEO汇报；亏损50万美元时，必须斩仓。
然而，虽然陈久霖的风险预防理论设计得近乎完美，但中航油最后还是捅出了“大娄子”。其实这这正是中航油事件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
按照正常的逻辑，中航油（新加坡）本来是一个专门进口航油的企业，自己并不产油，它如果仅仅是对所采购的油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或者仅仅是买进看涨期权的话，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风险，然而，它却从事了只有国际产油巨头才做的业务——卖出看涨期权，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投机。即便这样，有限的投机并不可怕，企业在风险控制的范围内进行投机在国际上也是“惯例”，可怕的是，中航油（新加坡）所有的风险防范措施都被“人为”突破，或者并未真正启用过，导致了一种赌徒心态的出现，就是不能及时止亏，或进行其他风险对冲，而是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挽回损失。
直到为新加坡法院作证词时，陈久霖还在说这样一句话，“再给我2.5亿美金，我就能更好地回报股东和国家。”他的这种心理后来被诸多媒体指责为“没有及时止损”的原因。
但刘仲元认为，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们局外人没有办法理解局内人当时的心情。”曾做过期货市场操盘手的刘仲元以业界中人的体验对记者说，国际上的教训很多，每个期货交易员都知道风险大，但这种个人的风险意识基本起不了作用，“每个市场中人都是一样的，你如果输了一个亿，肯定就想把它赢回来。所以一定得靠外力把他拦住，外部的风险管理体制不能形同虚设。”
那么，为什么中航油（新加坡）的风险制度得不到落实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期货证券研究室主任廖英敏的观点是：中航油事件的本质原因既不在制度的缺失，也不在监管的失灵，而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是个人的权力太大，如果不是执行政策的人对规则极端的漠视，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大的亏损？”他说，当初在新加坡，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因为“给交易员的权力过大”。
多位期货专家还提到，中航油如果是在集中性市场交易，它不会到受不了才爆仓，因为远期合同跟期货不一样，期货实行每日结算，如果不够必须马上添加保证金，不可能就这么让它拖了一年多，而远期合同往往就会有一种信誉，所以不是每日结算的，导致酝酿了这么大风险。
刘仲元十分认同廖英敏的分析，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风险故事，都是同一个模式：往往就是那个人在前面得到了一些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充分信任，甚至被赋予或自我授予了超出常规的权力——比如超越监督的权力，这个信任和超常的权力往往反过来害了他，更害了大家。陈久霖也不例外。
前文提到的那位熟悉陈久霖的油界人士说：“他太自信了，也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了，由于有很多光环和成功的赞美，他在心理上已经完全放松了对风险的警惕，过分自信和绝对的权力一步步使他走向与自己的设计完全相反的道路。而当他发现后果严重时，又抱有很多侥幸心理，不敢披露真情，也迟迟没有向母公司汇报——当然，也没有人阻止他这样做。”
陈久霖的错误并不是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个系统错误，这些错误也不仅仅属于一个人、一家公司。从中航油（新加坡）后来事态的发展看，交易量从200万桶放大到5200万桶过程也是斩仓时机一错再错的过程。由于抱存侥幸心理，公司向集团的求助方案也被默许，10月20日，中航油集团将15％的中航油（新加坡）股份私下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得到的1.08亿美元全数填补了中航油（新加坡）的保证金窟窿。这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错误去弥补前一个错误。目前，新加坡商业管理局和新加坡交易所正在调查的就是后一个错误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和“涉嫌内幕交易”的问题。
与中航油（新加坡）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同时不起作用的，还有国内监管部门外部监管的失灵。
实际上，对于中航油这样在新加坡上市的国有企业，它要同时接受两国的监管，而两国的法律和规定有一致，也有不一致，当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国家的监管部门到底怎么监管？
对此，刘仲元指出，不要忘了中航油是中航油集团控股的新加坡上市公司，其中既有中国的国有资产，又有其他股东的资产。中国和新加坡的法律法规不一样，作为新加坡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法规行事，公司的行为只要不触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就不能视作违禁；反之，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即使是符合国内的规矩也是行不通的。他说：“该什么职责就是什么职责，不能出了事故就要反过来。”
业内人士都知道，期货投机不独中航油一家，过去如此，现在也这样。
1994年底，国有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的那场集体性溃败之后，中国证监会等国家部门发出联合通知，严禁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对当时没有监管能力的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被认为是干脆关上境外期货的大门。
2001年，由于企业在做进出口贸易时确需通过套期保值手段来化解价格风险，中国政府开了一个小门缝，由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对企业境外期货交易行为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严控风险。现在，中航油事件发生，距绿灯重启不过3年，针对目前媒体批评陈久霖不应该做风险极大的投机交易，呼吁政府禁止境外期货交易，一些期货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现出了忧虑，认为一刀切的做法对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没有好处，尤其反对因为这次事件就把期权指数等衍生产品交易完全否定。
“错误不在于衍生品交易本身，而在于我们表面虽然走出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管理方式和内部体制也远远没有走出去，这是很危险的。”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说，“这有可能使中国几十年来辛苦积累起来的产业资本在风险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一夜之间损失殆尽。”
中航油事件发生后，媒体的报道出现了乱象。这导致国内期货界在沉寂了许久之后，发出了批评之声。“由于衍生品交易的复杂性和特殊性超出了一些记者的理解能力，在一些报道中出现了不少常识性错误以及对衍生品交易妖魔化处理的倾向。”上海东银期货经纪公司副总经理刘仲元抨击说，“媒体在事情真相没有调查清楚前就大肆炒作，混淆是非”。为此，他专门撰文，一一指出了媒体的诸多谬误，比如，远期、期货、期权、互换都是衍生品交易，而交易方式，既可以在交易所集中交易，也可以通过场外交易进行，至于地点，在美国、英国、新加坡都有等等，一些媒体急于报道就无据推断。
刘仲元自认自己的看法代表了国内期货界的态度。发表这篇文章的前两天，也就是2004年12月10日，他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就表示：“国家物价部门和上海期货交易所授权我代表期货界撰文发表对该事件的看法。”
刘仲元的批评虽然只是一家之言，但却反映出中航油事件本身并没有那么简单，任何表面的分析，都很难客观地评判陈久霖和中航油事件。
“不能因为中航油事件就完全否定陈久霖这个人。”一位与陈久霖熟悉的石油界人士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指出：“陈久霖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人，相反我觉得他很有能力，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栽跟头，其实原因很复杂，如果单单用‘笨蛋’来形容他，显然有失偏颇。”
此前，京城一家著名财经媒体推断陈久霖“对于石油衍生品交易的风险管理其实缺乏最起码的常识，他的风险意识几乎等于零，甚至直到今天”。
这位人士称，在2004年6月曾和陈久霖在一起吃过饭，当时感觉陈对中航油的未来充满信心，只是语气已略显狂妄，“但不能说陈久霖不懂期货”。
据他介绍，早在2002年的时候，陈久霖就曾对他谈起过石油衍生品，陈认为，在中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而国际油价也不断推高的情况下，中国石油企业必须遵循“走出去战略”，参与国际石油衍生品交易，通过国际石油期货市场进行“风险采购”，从目前的防御型体系向主动出击型体系转变。
这样的设想在中国目前石油紧缺的背景下显然契合了国家的战略规划，否则背景特殊的《求是》杂志也不会在出事前给予“中航油是战略棋盘上的过河尖兵”这么高的评价，而作为企业家的陈久霖，本身富有的挑战和冒险精神并不值得责备。“相反，如果不去利用这个衍生品市场，不去做套期保值，那在国际上肯定被人看作是傻子。”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金鹏期货董事长常清对《商务周刊》说，必须警醒现在包括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国有企业存在另一种倾向——“既然有风险，那我就不干，该保值的不保值”。
“实际上，这些国有企业由于长期垄断着国内市场，它甚至可以不去套期保值就可以赚很多钱，这就是‘国际油价一涨，国内就跟着疯涨’的道理。”常清说，“油价涨了，这些企业也赚钱了，但赚的都是谁的钱？我们整个国家和民众损失了多少？没人去问。”常清认为，那些垄断的国有企业应该积极地、更好地去利用衍生品这样的工具，避免因油价上涨带来的损失，而不是把自己的损失转移给中国的老百姓。
从这一角度来看，陈久霖积极参与国际衍生品市场博弈应该给予肯定。“关键是企业要有合理的风险内控机制，而且应该分清楚是保值还是投机，保值应该有保值的量，投机应该有投机的限度，都应该有一个规矩。”常清说。
实际上，陈久霖对此也不是没有认识。他曾在多个场合公开表示，利用石油衍生品交易投机，潜在的收益很高，但风险也同样很高。而且他认为，中国的企业需要首先树立“加强风险管理、防患于未然”的意识。
陈久霖还一直强调要建立一套完善的风险管理机制。他曾谈到，从组织结构上，企业可以成立一个独立于交易员之外的“风险管理委员会”，该风险管理委员会可由专职的风险管理主任和高级分析控制员、财务人员、运作人员等组成，负责审核监控包括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流动性风险和运作风险在内的所有风险；同时，从规章制度上，公司可以博采国际大型石油公司众长而制定一套完备的《风险管理手册》，详细规定公司控制风险的各项具体措施。
这些措施，陈久霖不仅说了，也在中航油（新加坡）内部一个个都做了。据了解，公司内部的风险管理委员会由7人组成，包括4名专职人员、一名运作部主任、一名财务部主任和一名财务经理，均为新加坡公司员工。中航油（新加坡）的《风险管理手册》是由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制定的，与其他国际石油公司操作规定基本一致。根据安永的设计，风险控制的基本结构是交易员→风险管理委员会→审部交叉检查→CEO（总裁）→董事会，层层上报。每名交易员亏损20万美元时，交易员要向风险管理委员会汇报；亏损达37.5万美元时，向CEO汇报；亏损50万美元时，必须斩仓。
然而，虽然陈久霖的风险预防理论设计得近乎完美，但中航油最后还是捅出了“大娄子”。其实这这正是中航油事件留下的最重要的教训。
按照正常的逻辑，中航油（新加坡）本来是一个专门进口航油的企业，自己并不产油，它如果仅仅是对所采购的油在期货市场上进行套期保值，或者仅仅是买进看涨期权的话，本身并没有太大的风险，然而，它却从事了只有国际产油巨头才做的业务——卖出看涨期权，这已经是赤裸裸的投机。即便这样，有限的投机并不可怕，企业在风险控制的范围内进行投机在国际上也是“惯例”，可怕的是，中航油（新加坡）所有的风险防范措施都被“人为”突破，或者并未真正启用过，导致了一种赌徒心态的出现，就是不能及时止亏，或进行其他风险对冲，而是寄希望于有朝一日能挽回损失。
直到为新加坡法院作证词时，陈久霖还在说这样一句话，“再给我2.5亿美金，我就能更好地回报股东和国家。”他的这种心理后来被诸多媒体指责为“没有及时止损”的原因。
但刘仲元认为，这其实是很自然的事情。“你们局外人没有办法理解局内人当时的心情。”曾做过期货市场操盘手的刘仲元以业界中人的体验对记者说，国际上的教训很多，每个期货交易员都知道风险大，但这种个人的风险意识基本起不了作用，“每个市场中人都是一样的，你如果输了一个亿，肯定就想把它赢回来。所以一定得靠外力把他拦住，外部的风险管理体制不能形同虚设。”
那么，为什么中航油（新加坡）的风险制度得不到落实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所期货证券研究室主任廖英敏的观点是：中航油事件的本质原因既不在制度的缺失，也不在监管的失灵，而在于公司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方面存在的问题。“如果不是个人的权力太大，如果不是执行政策的人对规则极端的漠视，怎么能制造出这么大的亏损？”他说，当初在新加坡，巴林银行的倒闭就是因为“给交易员的权力过大”。
多位期货专家还提到，中航油如果是在集中性市场交易，它不会到受不了才爆仓，因为远期合同跟期货不一样，期货实行每日结算，如果不够必须马上添加保证金，不可能就这么让它拖了一年多，而远期合同往往就会有一种信誉，所以不是每日结算的，导致酝酿了这么大风险。
刘仲元十分认同廖英敏的分析，他认为，世界上所有的风险故事，都是同一个模式：往往就是那个人在前面得到了一些成绩，证明自己的能力，从而得到充分信任，甚至被赋予或自我授予了超出常规的权力——比如超越监督的权力，这个信任和超常的权力往往反过来害了他，更害了大家。陈久霖也不例外。
前文提到的那位熟悉陈久霖的油界人士说：“他太自信了，也太想证明自己的能力了，由于有很多光环和成功的赞美，他在心理上已经完全放松了对风险的警惕，过分自信和绝对的权力一步步使他走向与自己的设计完全相反的道路。而当他发现后果严重时，又抱有很多侥幸心理，不敢披露真情，也迟迟没有向母公司汇报——当然，也没有人阻止他这样做。”
陈久霖的错误并不是一个人的错误，而是一个系统错误，这些错误也不仅仅属于一个人、一家公司。从中航油（新加坡）后来事态的发展看，交易量从200万桶放大到5200万桶过程也是斩仓时机一错再错的过程。由于抱存侥幸心理，公司向集团的求助方案也被默许，10月20日，中航油集团将15％的中航油（新加坡）股份私下配售给机构投资者，得到的1.08亿美元全数填补了中航油（新加坡）的保证金窟窿。这实际上是用一个新的错误去弥补前一个错误。目前，新加坡商业管理局和新加坡交易所正在调查的就是后一个错误中“信息披露不及时”和“涉嫌内幕交易”的问题。
与中航油（新加坡）治理结构、内控制度和风险防范同时不起作用的，还有国内监管部门外部监管的失灵。
实际上，对于中航油这样在新加坡上市的国有企业，它要同时接受两国的监管，而两国的法律和规定有一致，也有不一致，当双方出现矛盾的时候，国家的监管部门到底怎么监管？
对此，刘仲元指出，不要忘了中航油是中航油集团控股的新加坡上市公司，其中既有中国的国有资产，又有其他股东的资产。中国和新加坡的法律法规不一样，作为新加坡的上市公司，必须遵守新加坡的法律法规行事，公司的行为只要不触犯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就不能视作违禁；反之，违反了新加坡的法律法规，即使是符合国内的规矩也是行不通的。他说：“该什么职责就是什么职责，不能出了事故就要反过来。”
业内人士都知道，期货投机不独中航油一家，过去如此，现在也这样。
1994年底，国有企业在境外期货市场的那场集体性溃败之后，中国证监会等国家部门发出联合通知，严禁国有企业从事境外期货交易。对当时没有监管能力的中国来说，最好的办法被认为是干脆关上境外期货的大门。
2001年，由于企业在做进出口贸易时确需通过套期保值手段来化解价格风险，中国政府开了一个小门缝，由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牵头，联合当时的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和国家工商总局，颁布《国有企业境外套期保值管理办法》，对企业境外期货交易行为制订了一套完整的监管体系严控风险。现在，中航油事件发生，距绿灯重启不过3年，针对目前媒体批评陈久霖不应该做风险极大的投机交易，呼吁政府禁止境外期货交易，一些期货界人士在接受采访时都表现出了忧虑，认为一刀切的做法对中国企业真正“走出去”没有好处，尤其反对因为这次事件就把期权指数等衍生产品交易完全否定。
“错误不在于衍生品交易本身，而在于我们表面虽然走出去了，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与国际接轨，管理方式和内部体制也远远没有走出去，这是很危险的。”中国期货协会副会长常清说，“这有可能使中国几十年来辛苦积累起来的产业资本在风险巨大的国际金融市场上一夜之间损失殆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