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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3年以来，D区检察院在区委和市检察院领导下，在区人大及其常委会监督下，立足检察职能，围绕危害生态环境和群众生存状态的重点领域和行业，加大处罚力度，重点服务D区科技强区、都市新区、文明城区建设，为D区生态文明建设保驾护航。本文特对2013-2017年度D区人民检察院办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情况作如下报告。
关键词 污染环境 犯罪案件 重点领域 综合分析
作者简介：李永彩，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管理部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2.308
一、受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总体情况
2013-2017年度，D区检察院共受理污染环境的案件共25件48人，数量逐年递增，2013年0件，2014年1件8人，2015年6件19人，2016年7件8人，2017年12件18人。
二、污染环境案件反映出的问题
（一）排污者及周围群众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有待增强
D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吸引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员无固定工作，几个人搭伙形成规模小的作坊或成立“三无”公司，经营制造业和加工业，成本小，风险小，挣钱快，但是因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企业领导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对生态的保护，所以只顾发展不顾维护的现象常有发生。
排污企业员工多数对法律知识和环保意识认识不足，盲目听从领导安排，对自身危害环境和违法行为有模糊的认知，即使存在清楚的认知，也为了生存听从安排。
污染环境犯罪大多没有直接具体受害者，多数案件侵犯的是公众权益，不具有一般犯罪所具有的受害对象明确、单一特性，此外，民众对环保意识淡薄，这也造成了普通民众旁观心态，举报积极性不高的情况。
（二）行政机关监管和打击排污企业的力度有待加强
部分具有合法资质和排污许可的企业，仍出现污染环境的情况表明，部分建设项目的审批关没有把好，依法不能建设的产生污染环境严重的项目被行政机关批准建设了，说明审批当时重发展轻环保。而查处的排污企业多数是小工厂、小作坊形式的“三无”企业，在租用的村民房屋利用行政机关监管的盲点大肆排污，隐蔽性强，为环保执法部门发现违法企业、进行取证带来了困难。而一些排污企业对限期整改置之不理或者蒙混过关，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也造成监管不到位，打击无响声。
（三）行政与刑事“两法衔接”机制有待完善
污染环境罪入罪的“门槛”降低，更加凸显的是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由于污染环境案件往往先由环保部门依照行政法规进行查处，一方面行政部门收集的证据往往达不到刑事证据标准的要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必须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制作，但最初查处污染环境类案件时往往先查获普通工人，环保部门对其制作询问笔录之后很有可能不再对其进行人身约束，待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时，这些原始证人证言很难再次找到，无法核实查清，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间很长，导致企业转移，污染址地已经物是人非，造成侦查机关在本就难以取证的环境下更加难上加难。
（四）实践中刑事处罚偏轻，致威慑力不足
刑罚不仅是为了惩罚犯罪，更具有引导作用，合适的刑罚能够引导公众趋利避害，避免犯罪。而不合适的刑罚会使犯罪人觉得和利益、利润相比，犯罪成本不大，轻易触犯法律。
近年来本院办理的所有案件，均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但相关法院判处缓刑较多，显然不利于威慑污染环境的犯罪人员，尤其是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犯罪记录对其生活影响较小的人员，判处缓刑基本上达不到教育引导的作用，对预防再次从事污染行为意义不大。
同时《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单处罚金时罚金的数额较小，多在1万元以下。这样低廉的罚金无法避免企业主从排污行为中得利，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对D区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 “散、乱、污”企业清理，消除污染根源
从办理的污染环境的涉案企业来看，基本上属于“散、乱、污”企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利润有限，在污染治理上基本不投入，特别容易滋生污染。由于一般是违法建设，不具备统一规划，集中处理污染的条件。同时因为很多企业利用居民房屋进行生产、污染发生在农业或者生活区域内，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要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清理，一方面追究其违法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污染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为科技含量高、污染少的“高端产业”创造环境和机会，挤压污染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加强环保法律知识宣传，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加强对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法律、环保知识宣传，通过联合环保部门对普通民众进行环保和法律宣传，通过环保法宣讲进企业、进社区、进公园等方式，发放环保宣传手册，拉环保宣传条幅，网络宣传，使其真正了解污染环境犯罪的严重法律后果，明白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和社会后果。
让更多的居民尤其是本地居民进入全民环保的战斗中，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设立举报信箱、开设举报热线、向社会公布电子信箱和微信账号等方式，广辟线索来源渠道，扩大执法线索来源。对于群众举报的线索，经查实确有违法犯罪事实发生的，对举报人员（单位）给予物质奖励，激发普通民众监督热情。
（三）加强对企业的摸底和定期检查，加大打击力度
企业注册审批程序简化，但不意味着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放任不管，审批、监管和环保部门仍应当加强联合，加强对新设企业的摸底和定期检查，按照其实际经营范围，审查其相关资质证明、排污处理设备建设情况。在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领域，应当实施严格的准入机制，并明確审批职责，避免徇私枉法现象发生。
（四）加强“两法衔接”联合执法办案，建立侦查机关与环保等行政执法部门间的污染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积极发挥侦查机关和环保部门联合办案的优势，发现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线索或者需要双方相互配合的，应及时请求对方介入调查，共同侦查取证，情节轻的案件交由环保部门处理，情节重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统一分流处理让企业无处可逃。对涉及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件，为更好保护现场，掌握最原始证据，建议侦查机关与环境保护部门统一行动，建立工作衔接机制。
同时将公安机关内网端口与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平台相连，实现行政执法污染环境信息共享。一旦上述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污染环境案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公安内网系统自动预警，保证所有涉嫌犯罪的污染环境案件都能及时立案查处。
（五）检察机关加大法律监督力度，适时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要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污染环境案件线索的摸排，对于有问题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对于群众反映强烈、污染严重并且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失但有关部门履职不力的、以及污染行为和影响明显，但受害方因故没有自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及时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国家、社会和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
（六）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细化量刑标准
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继续大力加强量刑建议，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有力的量刑建议，对于不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判决结果，及时向审判机关提出；另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总结、分析、细化对排污期限、排污方式、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数值等因素的量刑标准，研究各地在污染环境犯罪量刑的依据和尺度， 减少刑罚裁量上的恣意性。充分发挥刑法在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上的作用，发挥刑法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引导作用，为建设“生态宜居”的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肖剑鸣.比较环境法（第1版）.中国检查出版社.2001年版.
[2]苏惠通.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周道鸾.刑法的修改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
关键词 污染环境 犯罪案件 重点领域 综合分析
作者简介：李永彩，天津市东丽区人民检察院检察业务管理部检察官助理。
中图分类号：D926.3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12.308
一、受理污染环境犯罪案件的总体情况
2013-2017年度，D区检察院共受理污染环境的案件共25件48人，数量逐年递增，2013年0件，2014年1件8人，2015年6件19人，2016年7件8人，2017年12件18人。
二、污染环境案件反映出的问题
（一）排污者及周围群众法律意识和环保意识有待增强
D区近年来发展迅速，吸引大量的外来务工人员，这些人员无固定工作，几个人搭伙形成规模小的作坊或成立“三无”公司，经营制造业和加工业，成本小，风险小，挣钱快，但是因文化程度低，法制观念淡薄，环境保护意识较差，企业领导盲目追求经济利益，忽略对生态的保护，所以只顾发展不顾维护的现象常有发生。
排污企业员工多数对法律知识和环保意识认识不足，盲目听从领导安排，对自身危害环境和违法行为有模糊的认知，即使存在清楚的认知，也为了生存听从安排。
污染环境犯罪大多没有直接具体受害者，多数案件侵犯的是公众权益，不具有一般犯罪所具有的受害对象明确、单一特性，此外，民众对环保意识淡薄，这也造成了普通民众旁观心态，举报积极性不高的情况。
（二）行政机关监管和打击排污企业的力度有待加强
部分具有合法资质和排污许可的企业，仍出现污染环境的情况表明，部分建设项目的审批关没有把好，依法不能建设的产生污染环境严重的项目被行政机关批准建设了，说明审批当时重发展轻环保。而查处的排污企业多数是小工厂、小作坊形式的“三无”企业，在租用的村民房屋利用行政机关监管的盲点大肆排污，隐蔽性强，为环保执法部门发现违法企业、进行取证带来了困难。而一些排污企业对限期整改置之不理或者蒙混过关，甚至打一枪换一个地，也造成监管不到位，打击无响声。
（三）行政与刑事“两法衔接”机制有待完善
污染环境罪入罪的“门槛”降低，更加凸显的是行政执法与刑事侦查、行政处罚与刑事处罚的衔接问题。由于污染环境案件往往先由环保部门依照行政法规进行查处，一方面行政部门收集的证据往往达不到刑事证据标准的要求，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等必须由司法机关重新收集、制作，但最初查处污染环境类案件时往往先查获普通工人，环保部门对其制作询问笔录之后很有可能不再对其进行人身约束，待案件移交司法机关时，这些原始证人证言很难再次找到，无法核实查清，导致证据的证明力下降。另一方面部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时间很长，导致企业转移，污染址地已经物是人非，造成侦查机关在本就难以取证的环境下更加难上加难。
（四）实践中刑事处罚偏轻，致威慑力不足
刑罚不仅是为了惩罚犯罪，更具有引导作用，合适的刑罚能够引导公众趋利避害，避免犯罪。而不合适的刑罚会使犯罪人觉得和利益、利润相比，犯罪成本不大，轻易触犯法律。
近年来本院办理的所有案件，均属于严重污染环境的，法定刑幅度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罚，但相关法院判处缓刑较多，显然不利于威慑污染环境的犯罪人员，尤其是一些从事体力劳动、犯罪记录对其生活影响较小的人员，判处缓刑基本上达不到教育引导的作用，对预防再次从事污染行为意义不大。
同时《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条规定：严重污染环境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但单处罚金时罚金的数额较小，多在1万元以下。这样低廉的罚金无法避免企业主从排污行为中得利，不利于打击犯罪。
三、对D区打击污染环境犯罪的对策建议
（一）加大 “散、乱、污”企业清理，消除污染根源
从办理的污染环境的涉案企业来看，基本上属于“散、乱、污”企业，这些企业普遍规模小，利润有限，在污染治理上基本不投入，特别容易滋生污染。由于一般是违法建设，不具备统一规划，集中处理污染的条件。同时因为很多企业利用居民房屋进行生产、污染发生在农业或者生活区域内，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大。要加大对这些企业的清理，一方面追究其违法责任，另一方面对于污染严重的追究其刑事责任。同时为科技含量高、污染少的“高端产业”创造环境和机会，挤压污染企业的生存空间。
（二）加强环保法律知识宣传，建立举报奖励机制
加强对企业经营者和员工的法律、环保知识宣传，通过联合环保部门对普通民众进行环保和法律宣传，通过环保法宣讲进企业、进社区、进公园等方式，发放环保宣传手册，拉环保宣传条幅，网络宣传，使其真正了解污染环境犯罪的严重法律后果，明白排放、倾倒有毒有害物质的环境和社会后果。
让更多的居民尤其是本地居民进入全民环保的战斗中，建立举报奖励机制，通过设立举报信箱、开设举报热线、向社会公布电子信箱和微信账号等方式，广辟线索来源渠道，扩大执法线索来源。对于群众举报的线索，经查实确有违法犯罪事实发生的，对举报人员（单位）给予物质奖励，激发普通民众监督热情。
（三）加强对企业的摸底和定期检查，加大打击力度
企业注册审批程序简化，但不意味着对企业经营行为的放任不管，审批、监管和环保部门仍应当加强联合，加强对新设企业的摸底和定期检查，按照其实际经营范围，审查其相关资质证明、排污处理设备建设情况。在可能产生严重污染的领域，应当实施严格的准入机制，并明確审批职责，避免徇私枉法现象发生。
（四）加强“两法衔接”联合执法办案，建立侦查机关与环保等行政执法部门间的污染环境信息共享机制
积极发挥侦查机关和环保部门联合办案的优势，发现涉嫌污染环境犯罪线索或者需要双方相互配合的，应及时请求对方介入调查，共同侦查取证，情节轻的案件交由环保部门处理，情节重的交由司法机关处理，统一分流处理让企业无处可逃。对涉及污染环境犯罪的案件，为更好保护现场，掌握最原始证据，建议侦查机关与环境保护部门统一行动，建立工作衔接机制。
同时将公安机关内网端口与环保行政执法部门的执法平台相连，实现行政执法污染环境信息共享。一旦上述行政执法部门查处的污染环境案件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公安内网系统自动预警，保证所有涉嫌犯罪的污染环境案件都能及时立案查处。
（五）检察机关加大法律监督力度，适时提起公益诉讼
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部门，要加强对执法行为的监督，加强对污染环境案件线索的摸排，对于有问题的向有关部门提出检察建议。对于群众反映强烈、污染严重并且对国家和社会造成严重损失但有关部门履职不力的、以及污染行为和影响明显，但受害方因故没有自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情况及时提起公益诉讼，保护生态环境、避免国家、社会和群众的利益受到损失。
（六）加大刑事处罚力度，细化量刑标准
一方面，检察机关要继续大力加强量刑建议，按照有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规定，提出有力的量刑建议，对于不严格按照刑法规定的判决结果，及时向审判机关提出；另一方面要通过进一步总结、分析、细化对排污期限、排污方式、污染物种类、污染物数值等因素的量刑标准，研究各地在污染环境犯罪量刑的依据和尺度， 减少刑罚裁量上的恣意性。充分发挥刑法在打击污染环境犯罪上的作用，发挥刑法对社会公众的教育引导作用，为建设“生态宜居”的地做出应有的贡献。
参考文献：
[1]肖剑鸣.比较环境法（第1版）.中国检查出版社.2001年版.
[2]苏惠通.刑法学（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3]周道鸾.刑法的修改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