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自然在古典诗歌中居于核心地位
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莺歌燕舞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文心雕龙》很早就将自然与人文的对应关系阐述得很详尽：“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中国之美，是建立在自然之美的基础上的，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结合，其最高境界就是诗意中国。盛唐融疆域之广阔壮美与人文之自由、多样和开放包容于一体，乃诗意中国之典范形象。
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
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
自然山水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比任何艺术品更伟大。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启迪艺术家。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董其昌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以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人们还认为山水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对此，作家韩少功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所以，人们也以山水比拟人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
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称“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自然山水这种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山水诗歌成为诗歌的主流。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山水诗人，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山水诗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语语境中，自然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除了指大自然之外，也可形容一种状态，比如自然而然，任其自然；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道法自然”，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
二、自然的缺失导致一系列现代性问题
进入现代以后，西方文化强行侵袭，产生现代性冲击。文学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事。
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文学是人学。在基督教背景下，这句话很好理解。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自然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
但很快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人其实只能在人的意义上解决自己的问题，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谦逊行事。在生态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这一点，西方的智者也意识到了，比如海德格尔就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人只是其中的一环，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凌驾于万物之上。可以说与中国古人智慧相呼应。
在工业化浪潮中，也许因为相对后发，美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反省较早。有“美国文明之父”之称的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自然。爱默生号召美国文学回归自然，他甚至说：欧洲大陆文化太腐朽了，需要自然之风来吹拂一下。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自然文学的发展，使美国文学区别于重人文的欧洲文学，使新大陆区别于旧大陆。确实，美国自然文学经典比比皆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等。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影响至今。他说：“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自生自灭，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能够真真正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后果。由于现代性危机和对西方的过度膜拜和邯郸学步，现代文学彻底抛弃传统，打倒传统，从此对自然视而不见。五四时期，强调所谓“国民性改造”，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充斥着所谓人性的研究。但人性却被简单地理解为“欲望”，甚至，“人性恶”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说什么“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比恶比丑、唯钱唯权的“厚黑学”流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从官场、商场到情场、职场，连古典宫廷戏、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至此，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青山绿水也隐而不见。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 这当然是社会风气出了问题，价值观认识论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学包括诗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
三、重新恢复自然的崇高地位
古人对自然的推崇，对当代诗歌也很有启迪意义。这种推崇具体到文学中，体现为对境界等概念的强调，对地方性文学的维护。
境界是古典文学的核心概念。中国诗歌强调境界其实与尊崇自然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境界唯高。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称：“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层次，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里有景、有情，当然，更有人——自我。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游于艺”，是“天人合一”，是安心于自然之中。追求境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学者胡晓明称：“境界的要义，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在其中安心、超越、生活”。好的诗歌，就应该追求境界。古人称写诗为“日课”，诗歌是一种个人化行为，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日常自我宗教。我则视诗歌是一种“心学”，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称之为“心学”名副其实。
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或者说，没有自然作为前提，就没有什么境界。古人早就说过：“山水映道”，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人应该“倾听”“领会”与“守护”的那个部分，如此，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中”。
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境界这样的美学观念、规范和标准。
此外，古典诗歌对地方性的强调，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尊重。古人很早就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学者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颇具现代生态意识。
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古代的江南诗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当然，江南之美现在也蒙上了雾霾的阴影。
当代也有一部分作家诗人成为自然文学的先行者，比如诗歌界的昌耀、小说家韩少功及其《山南水北》、散文家刘亮程及其《一个人的村庄》，还有早逝的散文家苇岸及其《大地上的事情》等等。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作家诗人还是太少，还未成为主流，这也正好反应了社会环境和精神领域中对自然的不够重视。
雾霾时代，诗人何为？雾霾就是诗意的敌人，是反诗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诗人们站出来，有所承担，带头重新认识自然，回归自然，对人为制造的雾霾说不，对雾霾的制造者说不，与雾霾争夺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空间。
中国传统，自然至上。道法自然，自然是中国文明的基础，是中国之美的基础。中国之美，就是青山绿水之美，就是蓝天白云之美，就是莺歌燕舞之美，就是诗情画意之美，《文心雕龙》很早就将自然与人文的对应关系阐述得很详尽：“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形：此盖道之文也。”
中国之美，是建立在自然之美的基础上的，是自然之美与人文之美的结合，其最高境界就是诗意中国。盛唐融疆域之广阔壮美与人文之自由、多样和开放包容于一体，乃诗意中国之典范形象。
自然与诗歌艺术有着漫长的亲缘关系。
自然山水是诗歌永恒的源泉，是诗人灵感的来源。道法自然，山水启蒙诗歌及艺术。“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几乎是中国诗歌和艺术的一个定律。
自然山水本身就是完美的艺术品，比任何艺术品更伟大。比任何一本书都更启迪艺术家。山有神而水有灵，王维称其水墨是“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董其昌称：“画家以天地为师，其次以山川为师，其次以古人为师”；诗人袁宏道说：“师森罗万象，不师古人。”以山水为师，是众多伟大的诗人艺术家们艺术实践的共同心得体会。
人们还认为山水本身是一种伟大的艺术形式和永恒的精神品格，对此，作家韩少功分析：“在全人类各民族所共有的心理逻辑之下，除了不老的青山、不废的江河、不灭的太阳，还有什么东西更能构建一种与不朽精神相对应的物质形式？还有什么美学形象更能承担一种信念的永恒品格？”所以，人们也以山水比拟人格，“仁者爱山，智者爱水”，成为人物品评的一个标准。
自然山水具有强大的精神净化作用，灵魂过滤功能。诗人谢灵运很早就说：“山水含清晖，清晖能娱人”；汤传楹《与展成》文中称：“胸中块垒，急须以西山爽气消之”；南朝吴均《与朱元思书》里更进一步说：“鸢飞戾天者，望峰息心；经纶事务者，窥谷忘返”……看见山水，人们可以忘记一切世俗烦恼，可以化解所有焦虑紧张，所以古人称“山可镇俗，水可涤妄”，山水是精神的净化器。西方也有类似说法，美国作家华莱士斯泰格纳认为现代人应该到自然之中去“施行精神洗礼”。
自然山水这种巨大的精神净化功能和灵魂疗治作用，导致中国古代山水诗和山水画盛行，山水诗歌成为诗歌的主流。谢灵运、陶渊明、李白、杜甫、白居易、苏东坡等等都是伟大的山水诗人，写下过大量的经典杰作。山水诗可以安慰心灵，缓解世俗的压抑。
需要指出的是，在汉语语境中，自然一词具有复杂多义的含义，除了指大自然之外，也可形容一种状态，比如自然而然，任其自然；还可以是一种生活方式和精神理念……这些意思又相互关联相互缠绕，显示出自然一词具有的张力。作为中国文化最重要的一个价值观“道法自然”，就同时蕴含了这多种意义。
二、自然的缺失导致一系列现代性问题
进入现代以后，西方文化强行侵袭，产生现代性冲击。文学由关注自然转向关注人事。
中国当代文学界最著名的一句话就是：文学是人学。在基督教背景下，这句话很好理解。基督教曾以关注人的堕落与救赎为借口，以来自天国的拯救为许诺，对人性强行改造和压制。文艺复兴以后，人的解放成为潮流，人性大释放，文学自然也就以对人性的表现和研究作为最主要的主题。
但很快这又走到另一个极端。上帝死了，人僭越上帝之位，自认为是世界的主人，自然的征服者，不再尊重自然和其他物种，将它们视为可任意驱使随意采用的资源和材料。自然问题从此变成一个经济问题或科技问题，而非人类所赖以依存的家园，与人类休戚相关的安居之所。自然从此陷入万劫不复之地。
人其实只能在人的意义上解决自己的问题，严守自己的本分和位格，在天地人神的循环中谦逊行事。在生态问题上，我们不仅要强调个人的自觉自律，更要强调人类集体的自觉自律。这一点，西方的智者也意识到了，比如海德格尔就呼吁回复天地人神的循环，人只是其中的一环，反对把人单独抽取出来，作为世界的中心和主角，凌驾于万物之上。可以说与中国古人智慧相呼应。
在工业化浪潮中，也许因为相对后发，美国对现代文明的负面作用反省较早。有“美国文明之父”之称的爱默生曾经强调：人类应该遵守两句格言，一是认识你自己，二是研习自然。爱默生号召美国文学回归自然，他甚至说：欧洲大陆文化太腐朽了，需要自然之风来吹拂一下。在很多学者看来，正是自然文学的发展，使美国文学区别于重人文的欧洲文学，使新大陆区别于旧大陆。确实，美国自然文学经典比比皆是，惠特曼的《草叶集》、梭罗的《瓦尔登湖》、奥尔多·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等等。
奥尔多·利奥波德的“土地伦理”影响至今。他说：“人们往往想当然地认为野生生物就像和风和日出日落一样，自生自灭，直到它们在我们面前慢慢地消失。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高质量的生活是否要在自然的、野生的和自由的生物身上花费钱财。我们人类对于整个生物界来说还只是很少的一部分，那么能够真真正正看到自然界中的鹅群的机会比在电视上看更重要，有机会发现一只白头翁就像我们有权利说话一样神圣不可侵犯。”
“文学是人学”的说法在中国产生了一系列后果。由于现代性危机和对西方的过度膜拜和邯郸学步，现代文学彻底抛弃传统，打倒传统，从此对自然视而不见。五四时期，强调所谓“国民性改造”，夸大中国人人性中的黑暗面和负面，导致民族普遍地自卑和自贬。并且一直影响到中国当代文学，充斥着所谓人性的研究。但人性却被简单地理解为“欲望”，甚至，“人性恶”被视为所谓普遍的人性，说什么“人性之恶才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以至文学中勾心斗角、人欲横流、尔虞我诈、比恶比丑、唯钱唯权的“厚黑学”流行，其内容几乎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每一页都充斥人斗人。从官场、商场到情场、职场，连古典宫廷戏、现代家庭情感剧也不放过。至此，真善美被认为是虚伪，古典文学中常见的清风明月、青山绿水也隐而不见。自然从当代文学中消失隐匿了。 这当然是社会风气出了问题，价值观认识论出了问题，人心出了问题。引领社会风尚的文学包括诗歌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是到了重新认识我们的传统和借鉴西方对现代性的反思的时候了，是重新认识自然、对自然保持敬畏、确立自然的崇高地位的时候了。
三、重新恢复自然的崇高地位
古人对自然的推崇，对当代诗歌也很有启迪意义。这种推崇具体到文学中，体现为对境界等概念的强调，对地方性文学的维护。
境界是古典文学的核心概念。中国诗歌强调境界其实与尊崇自然密切相关。在诗歌中，境界唯高。何谓境界？我的理解就是指个人对自然的领悟并最终与自然相融和谐共处。唐僧园晖所撰《俱舍论颂稀疏》称：“心之所游履攀援者，故称为境。”哲学家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关于人生境界的学说”，学者张世英说：“中国美学是一种超越美学，对境界的追求是其重要特点。”境界，就是关于人的精神层次，但这一精神层次的基础就是自然与世界，反映人的认识水平、心灵品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里称：“有境界则自成高格”。境界里有景、有情，当然，更有人——自我。最高的境界，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是“游于艺”，是“天人合一”，是安心于自然之中。追求境界，就是寻找存在的意义，其本质是一种内在超越。学者胡晓明称：“境界的要义，就是创造一个与自我生命相关的世界，在其中安心、超越、生活”。好的诗歌，就应该追求境界。古人称写诗为“日课”，诗歌是一种个人化行为，诗歌也可以被视为一种个人日常自我宗教。我则视诗歌是一种“心学”，是对自然与世界的逐步认识、领悟，并不断自我提升，自我超越。诗歌感于心动于情，从心出发，用心写作，其过程是修心，最终要达到安心，称之为“心学”名副其实。
境界的相关条件是自然，或者说，没有自然作为前提，就没有什么境界。古人早就说过：“山水映道”，瑞士哲学家阿米尔也称：“一片自然风景是一个心灵的境界”。学者朱良志说王维的诗歌短短几句，看似内容单调，但他实则是以情造出了一个“境”，比如“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还有：“飒飒秋雨中，浅浅石溜泻。跳波自相溅，白鹭惊复下”……都独自构成了一个个清静自足但内里蕴涵生意的世界，是一个个完整又鲜活的“境”。在此境中，心与天地合一，生命与宇宙融为一体，故能心安。而按海德格尔的哲学，境界应该就是天地人神的循环之中，人应该“倾听”“领会”与“守护”的那个部分，如此，我们才能“诗意地栖居在世界中”。
当代文学包括诗歌如果关注自然，就应该继承或者说重新恢复或者说光大创新类似关于境界这样的美学观念、规范和标准。
此外，古典诗歌对地方性的强调，其实就是对自然的尊重。古人很早就有“北质而南文”的说法，强调地域对文学的影响。清末民初学者四川学者刘咸炘探讨各地地域文化特征称：“夫民生异俗，土气成风。扬州性轻则词丽，楚人音哀则骚工，徽歙多商故文士多密察于考据，常州临水故经师亦摇荡其情衷。吾蜀介南北之间，折文质之中，抗三方而屹屹，独完气于鸿蒙。”有一定地理和历史学的依据。美国诗人施耐德在现代语境下，将地域性理解为“地域生态性”，强调保持地域生态完整性，保护地域的整体生态，颇具现代生态意识。
江南文化曾是地域文化的典型。很长一个时间段，江南之美曾是中国之美的代表。古人说：上有天堂，下有苏杭。江南是中国人最理想的居住地。自然和生活融合，理想和现实并存，诗意和人间烟火共处。江南最符合中国人向往的生活方式、观念与价值：道法自然。江南将“道法自然”变成了现实。“道法自然”是诗意的源泉，江南文化因此被称为“诗性文化”，是中国文化中最具美学魅力的部分。“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江南也；“青山隐隐水迢迢，秋尽江南草未凋。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亦江南也；“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钓叟莲娃”，还是江南；“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最难忘江南……江南曾是自然、生活与诗意的最佳结合之地。古代的江南诗歌，就是地方性成功的典范。当然，江南之美现在也蒙上了雾霾的阴影。
当代也有一部分作家诗人成为自然文学的先行者，比如诗歌界的昌耀、小说家韩少功及其《山南水北》、散文家刘亮程及其《一个人的村庄》，还有早逝的散文家苇岸及其《大地上的事情》等等。但总体来说，这样的作家诗人还是太少，还未成为主流，这也正好反应了社会环境和精神领域中对自然的不够重视。
雾霾时代，诗人何为？雾霾就是诗意的敌人，是反诗意的。所以，我们这个时代尤其需要诗人们站出来，有所承担，带头重新认识自然，回归自然，对人为制造的雾霾说不，对雾霾的制造者说不，与雾霾争夺人类生存和幸福的空间。